再访艾力克·菲耶:法国小说家看见怎样的台湾

“我们都需要故事,或许比任何的时代都需要。虽然现在的媒介与娱乐很多,不过背后的欲望都是一样的。”
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
文学 风物

​相约在六月底的下午,温州街一间林荫下的餐酒馆。我抵达的时候,来自法国的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已经坐在那里。曾在2019年访问过菲耶,这一次见面,我问先到了的他如何过来,他说用走的,从邀请他来驻村的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一路散步过来。这答案并不意外。

我随意聊起法文口语里,传达能够顺利运行,会用“步行”这个动词构成的短句“ça marche”。这样的表述,中文也有类似的:“可行”。他听了觉得有趣,咀嚼了一下。

他点了这间店比较少人点的espresso(因此不在菜单上),问他台北印象。他笑了笑,觉得问题不太具体,最后玩笑说,各种特色咖啡厅很多,不过咖啡上桌的速度很慢。

​菲耶在五月初来台,恰逢台湾疫情控制了两年终于面临高峰的时期,他说疫情也是种时差。我问他这时差是否是一种“质地”的概念,而不是单纯的数字。他立刻说是。他说,旅行或工作于世界各地,调整时差,感受时差的时候,转换的,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时间,体内仍有一个极小的部分还是保留著原来的时间。

我问这是否像是两个不同大小的齿轮咬合。他说也许,这么多年来他已经搜集了很多大小不一的齿轮,可以像个钟表匠一样思考了。

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1963年生,路透社记者,199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散文及小说作品十余部,包括《三境边界秘话》、《巴黎》、《长崎》、《日人之蚀》等。2010年小说《长崎》获法兰西学术院小说大奖。2022年春夏之交,菲耶以驻村计划来台三个月,希望创作一本小说,以“故宫文物如何迁台”切入两岸议题;另一本类纪行体,记录每日在台所感所想所遇。

​一个月前,我与菲耶、作东道的卫城出版总编惠菁曾有一次小聚。当时,刚隔离出来的他,一边安慰我们正在攀高的确诊数并不可怕,也一一告诉我们他的计划。除了来台前就预告过的,参加今年在夏季举行的书展与他的小说田野之外,短短两个月中,他会去兰屿、台南与马祖。

​一个月后,菲耶当时说的每个行程全都依照计划完成了。

菲耶在作品中的亚洲凝视,不是异国情调式的,而是普同人性化的。他在法语世界,未必是最多人阅读的作家;但他与亚洲的机缘,却让他的文学,可以成为亚洲读者的秀异经验。

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
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

拿著时间:下一本书

菲耶的读者应该不陌生他书写异国,《长崎》的日本、《日人之蚀》的日本与朝鲜,或是尚未有中译版的《亚历山大·大卫-涅尔的脚步》(Dans les pas d'Alexandra David-Néel),描绘了一场云南与西藏间的大旅行。仿佛欧-亚的距离,为他的书写展开了一个无尽空间。

​私下有关注他的台湾读者,可能早早知道他计划写一本关于台湾的小说。问起准备如何时,他说:“已经开始写了。”这并不是之前说的有关故宫文物的小说,而是一本非虚构的记述(récit)。从个人真实的体验与记忆出发,书写关于在亚洲各国,如日本、韩国、台湾、中国等地工作、旅游、驻村的思考与印象。

​这计划在菲耶心中存在已久,一直以来,他都在移动间书写,留下段片,以供未来串接。​“这次在台湾,这段期间,这本书真正开始启动了。”他停顿了一下,说毕竟刚开始,经验与材料会怎样被写出来,在这阶段,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小说呢?他目前所关注的,是故宫那些文物的“物的命运”。​“题材方面,我想看的都去了。除了故宫外,也去了不同的博物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探索的阶段。我有个方向,但我不急著抵达,更不急著知道答案。”

​如同五月初那回会面,他说这个“最喜欢的阶段”里,总会想著各种可能,而每个可能又通向更多的未知。“有时,甚至会发现从来没料想过的可能性。那又是更令人兴奋的时候了。”他会想像,“这些物件,是如何躲过战火,穿过各种被破坏的可能,跟著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来到台湾的。”

​但目前要怎么处理素材与经验,他仍不知道。但这正是他最喜欢的阶段,他一点也不著急,像法文所说的“拿著时间”,意思是,只要有需要,花上多少时间都可以。

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
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

小说家:跨越边界的旅行者

边界永远吸引人,也令人惧怕。边界,是意义的定义(défini),吊诡在于,探索边界,有时却是意义的威胁。表面的意义像是个安全网,拒绝我们接触或意识真相。

约翰·伯格(John Berger)说:“叙事者就像是偷渡者,走私货品穿过边界。”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菲耶确实是一位擅长说故事的人。这不只是将故事带来我们眼前,别具意义的地方,而是就在这穿行本身。

菲耶是无比意识到边界的小说家。在《长崎》,他讲了一位失业的女子,如何躲藏在一位独居男子家中橱柜的故事。在繁体中译版的序言中,他说明以长崎这座城市为背景的理由:在日本被黑船打开国境之前,锁国的两个半世纪里,只有长崎港湾的岛里能够让外国人驻足,是日本唯一与世界的接触点。有许多的事物,譬如商品、人,甚至是信仰与文化,都在暗地里交流,如同男人一个鲜少打开的橱柜,可以容纳一个女人的身世。

或像《三境边界秘话》,以诸个略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将人性隐藏的面向揭出。

已翻译的作品中,或许《日人之蚀》野心最大。他深入处理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他的虚构能力,在此展现出翻转现实的威力。将当代世界最神秘的地带,以最贴近个人的声音展现出来。

边界永远吸引人,也令人惧怕。边界,是意义的定义(défini),吊诡在于,探索边界,有时却是意义的威胁。表面的意义像是个安全网,拒绝我们接触或意识真相。

菲耶在作品中的亚洲凝视,不是异国情调式的,而是普同人性化的。他在法语世界,未必是最多人阅读的作家;但他与亚洲的缘分,以及机缘所在,在台湾有好的引介者与译者,都让他的文学,可以成为亚洲读者的秀异经验。

因此,我们更应期待,当他写下台湾的故事,会给予我们如何的刺激。

与法国不同:多样性的台湾

历史感与故事有关,故事能让人有历史感,故事也是在历史感中孕育的。“这样的交通时间与移动距离,可以看见这么多不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是很特别的。”

​所以,这回他看见了什么呢?

​“多样性的台湾。”菲耶说。

​他坦言,对一位法国人来说,台湾非常的小,搭上交通工具,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跑遍。他隔离出来的第一个小旅行,是受邀到兰屿,与夏曼·蓝波安交流。不仅是相处间的对话,他也跟著夏曼·蓝波安上船,感受当地的文化与生活,理解他们与自然周遭环境的关系。到了台湾岛外之岛,以外岛的角度,原住民的角度回看台湾,令菲耶感觉到了“转换角度”的神秘经验。

​“转换角度,有时比看见不同的东西还要重要。换句话说,转化角度的时候才是真正看见了不同的东西。有时需要离开,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看不同的人。有些时候,则需要时间。”

​怎样的时间呢?譬如,在兰屿看著星空,进入忘了时间的时间。又或者是他到了台南的时候,下午无事,找了间咖啡厅消磨时间的时间。​

咖啡厅?​菲耶说:“是的。这是我到每个城市的习惯,要到了我有空,没有任何安排与目的时。可以好好的坐在咖啡厅,完全自由的,感受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时候才是我可以真正开始思考与感受一个地方,尤其可能是最本质的地方的时候。”

​我问他知不知道爱伦坡的一篇小说,他说他知道那篇〈人群中的人〉,那个大病初愈后“对一切感到好奇的人”。菲耶也相当喜欢“漫游者”(flâneur)的概念,有趣的是波特莱尔抛出这个概念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中文翻译,恰好是菲耶作品的翻译陈太乙。菲耶除了表达对译者的欣赏与感谢,也透露她正在著手菲耶另一部作品的翻译。

​他说,台南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延伸相当远的历史。但重点也许不在于长短,而是历史的丰富感。对他来说,历史感与故事有关,故事能让人有历史感,故事也是在历史感中孕育的。

​然后,还有马祖的战地时间。他有些讶异,并难以想像那些历史,而这些军事要地的痕迹,对他来说还很年轻。意思是,拥有这些记忆的人,许多都还活著,并活在当地。是活著的记忆。他则以一个更外围、更陌生,更偶然的姿态去认识。

​菲耶说,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这些令他想到了第一次到冲绳的经验。他在冲绳看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历史,引起他相当多的想法,并花上许多的时间去了解。

​“这样的交通时间与移动距离,可以看见这么多不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是很特别的。”

文化的差异,书写的可能

这也是他的文学构想,就是在一种移动、换位间,在现实与想像间,在不断的思索、观察中,慢慢产生。

​“相对于台湾,法国人虽然很自豪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但没有那么多样性。”

​针对这点,我提出疑问。既然整个欧洲是如此的多样性,而法国本身每个地域都有不同的传统特色,怎么会单一呢?

​菲耶则说,以他的看法,在十九世纪前或许是的,法国曾经非常的多元。但后来在国家的力量与制度下,所有的一切都同化为“法国”。相对的,他在台湾看得到某种多元性的力量在。但他也承认,这也许是他来自西方的观点,看到的面向并不相同。

​谈到这里,恰好我帮菲耶点的荔枝磅蛋糕上桌,我顺道解释荔枝的渊源,以及法国的甜点师如何用荔枝、玫瑰、覆盆子制作出令人难以忘怀的口味。也一并聊了东方的香料与收藏品等,当初给予欧洲贵族们多大的遐想。

​那么相当丰富的东亚旅居经验的菲耶眼中,是怎么看待“东/西”这种被形塑已久的对立的?

​对此,菲耶给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答案:

​“我相信过去东西方的差异真的对欧洲人的心灵冲击非常大。我的祖父是一名水手,他大约在二十世纪初造访过东方,也到过日本。对当时的他来说那是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异国。今天我们当然有很明显的语言差异,但都是在一种全面性的全球化、现代化的生活中。譬如智慧型手机与低头看手机的人,这些都是普遍的现象了。差异当然还在,但很多的差异在表面上都已经丢失了,只有到比较深处的地方才能看出社会性的、文化性的根本差异。”

​但或许,在差异的深处,又能找到普同性?

​菲耶说是的,这也是他的文学构想,就是在一种移动、换位间,在现实与想像间,在不断的思索、观察中,慢慢产生。

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
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

我们都需要故事

​“我们都需要故事,或许比任何的时代都需要。虽然现在的媒介与娱乐很多,不过背后的欲望都是一样的。”

​两个多月的台北驻村,对菲耶来说是“刚刚好”。可以感受到短暂旅行所不能静心体会的细节,他透露十一月时会再度来台。配合一个纪录片的计划之外,也是自己想再度造访。上次造访,是为了2019书展,这回等到了能够驻村,恰好又是一次书展,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在初夏的书展。两次相隔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改变世界的疫情。

​不过,菲耶说,这回的台北书展,场地虽然看起来比较空旷,读者的热情却没有减少。对他而言还是相当美好书展经验。

“在法国,作家不太会有机会跟他们的读者交流,我指的是大约五十人以下,在一个可以清楚看见彼此的空间,可以好好说些事情,也能够听读者提问的场合。尤其是巴黎,因为活动太多了,不太有类似的活动。”

​这也是他自疫情以来,第一次能够以作家的身份在书展与读者碰面。

​“我们都需要故事,或许比任何的时代都需要。虽然现在的媒介与娱乐很多,不过背后的欲望都是一样的。”

​但小说呢?

​“一样的。我们会有读文字、小说的欲望的。”他肯定的说。

​结束访谈后,我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散散步,用走的,在行走间寻找可行性。

​如果在夏天,你看见一个法国作家,在街上走路或坐在咖啡厅发呆,他的脑中,可能正在孕育著下一个关于台湾的小说,如那些飘洋过海的文物,等待有人说出它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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