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在六月底的下午，温州街一间林荫下的餐酒馆。我抵达的时候，来自法国的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已经坐在那里。曾在2019年访问过菲耶，这一次见面，我问先到了的他如何过来，他说用走的，从邀请他来驻村的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一路散步过来。这答案并不意外。
我随意聊起法文口语里，传达能够顺利运行，会用“步行”这个动词构成的短句“ça marche”。这样的表述，中文也有类似的：“可行”。他听了觉得有趣，咀嚼了一下。
他点了这间店比较少人点的espresso（因此不在菜单上），问他台北印象。他笑了笑，觉得问题不太具体，最后玩笑说，各种特色咖啡厅很多，不过咖啡上桌的速度很慢。
菲耶在五月初来台，恰逢台湾疫情控制了两年终于面临高峰的时期，他说疫情也是种时差。我问他这时差是否是一种“质地”的概念，而不是单纯的数字。他立刻说是。他说，旅行或工作于世界各地，调整时差，感受时差的时候，转换的，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时间，体内仍有一个极小的部分还是保留著原来的时间。
我问这是否像是两个不同大小的齿轮咬合。他说也许，这么多年来他已经搜集了很多大小不一的齿轮，可以像个钟表匠一样思考了。
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1963年生，路透社记者，199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散文及小说作品十余部，包括《三境边界秘话》、《巴黎》、《长崎》、《日人之蚀》等。2010年小说《长崎》获法兰西学术院小说大奖。2022年春夏之交，菲耶以驻村计划来台三个月，希望创作一本小说，以“故宫文物如何迁台”切入两岸议题；另一本类纪行体，记录每日在台所感所想所遇。
一个月前，我与菲耶、作东道的卫城出版总编惠菁曾有一次小聚。当时，刚隔离出来的他，一边安慰我们正在攀高的确诊数并不可怕，也一一告诉我们他的计划。除了来台前就预告过的，参加今年在夏季举行的书展与他的小说田野之外，短短两个月中，他会去兰屿、台南与马祖。
一个月后，菲耶当时说的每个行程全都依照计划完成了。
菲耶在作品中的亚洲凝视，不是异国情调式的，而是普同人性化的。他在法语世界，未必是最多人阅读的作家；但他与亚洲的机缘，却让他的文学，可以成为亚洲读者的秀异经验。
拿著时间：下一本书
菲耶的读者应该不陌生他书写异国，《长崎》的日本、《日人之蚀》的日本与朝鲜，或是尚未有中译版的《亚历山大·大卫-涅尔的脚步》（Dans les pas d’Alexandra David-Néel），描绘了一场云南与西藏间的大旅行。仿佛欧-亚的距离，为他的书写展开了一个无尽空间。
私下有关注他的台湾读者，可能早早知道他计划写一本关于台湾的小说。问起准备如何时，他说：“已经开始写了。”这并不是之前说的有关故宫文物的小说，而是一本非虚构的记述（récit）。从个人真实的体验与记忆出发，书写关于在亚洲各国，如日本、韩国、台湾、中国等地工作、旅游、驻村的思考与印象。
这计划在菲耶心中存在已久，一直以来，他都在移动间书写，留下段片，以供未来串接。“这次在台湾，这段期间，这本书真正开始启动了。”他停顿了一下，说毕竟刚开始，经验与材料会怎样被写出来，在这阶段，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小说呢？他目前所关注的，是故宫那些文物的“物的命运”。“题材方面，我想看的都去了。除了故宫外，也去了不同的博物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探索的阶段。我有个方向，但我不急著抵达，更不急著知道答案。”
如同五月初那回会面，他说这个“最喜欢的阶段”里，总会想著各种可能，而每个可能又通向更多的未知。“有时，甚至会发现从来没料想过的可能性。那又是更令人兴奋的时候了。”他会想像，“这些物件，是如何躲过战火，穿过各种被破坏的可能，跟著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来到台湾的。”
但目前要怎么处理素材与经验，他仍不知道。但这正是他最喜欢的阶段，他一点也不著急，像法文所说的“拿著时间”，意思是，只要有需要，花上多少时间都可以。
小说家：跨越边界的旅行者
边界永远吸引人，也令人惧怕。边界，是意义的定义（défini），吊诡在于，探索边界，有时却是意义的威胁。表面的意义像是个安全网，拒绝我们接触或意识真相。
约翰·伯格（John Berger）说：“叙事者就像是偷渡者，走私货品穿过边界。”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菲耶确实是一位擅长说故事的人。这不只是将故事带来我们眼前，别具意义的地方，而是就在这穿行本身。
菲耶是无比意识到边界的小说家。在《长崎》，他讲了一位失业的女子，如何躲藏在一位独居男子家中橱柜的故事。在繁体中译版的序言中，他说明以长崎这座城市为背景的理由：在日本被黑船打开国境之前，锁国的两个半世纪里，只有长崎港湾的岛里能够让外国人驻足，是日本唯一与世界的接触点。有许多的事物，譬如商品、人，甚至是信仰与文化，都在暗地里交流，如同男人一个鲜少打开的橱柜，可以容纳一个女人的身世。
或像《三境边界秘话》，以诸个略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将人性隐藏的面向揭出。
已翻译的作品中，或许《日人之蚀》野心最大。他深入处理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他的虚构能力，在此展现出翻转现实的威力。将当代世界最神秘的地带，以最贴近个人的声音展现出来。
边界永远吸引人，也令人惧怕。边界，是意义的定义（défini），吊诡在于，探索边界，有时却是意义的威胁。表面的意义像是个安全网，拒绝我们接触或意识真相。
菲耶在作品中的亚洲凝视，不是异国情调式的，而是普同人性化的。他在法语世界，未必是最多人阅读的作家；但他与亚洲的缘分，以及机缘所在，在台湾有好的引介者与译者，都让他的文学，可以成为亚洲读者的秀异经验。
因此，我们更应期待，当他写下台湾的故事，会给予我们如何的刺激。
与法国不同：多样性的台湾
历史感与故事有关，故事能让人有历史感，故事也是在历史感中孕育的。“这样的交通时间与移动距离，可以看见这么多不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是很特别的。”
所以，这回他看见了什么呢？
“多样性的台湾。”菲耶说。
他坦言，对一位法国人来说，台湾非常的小，搭上交通工具，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跑遍。他隔离出来的第一个小旅行，是受邀到兰屿，与夏曼·蓝波安交流。不仅是相处间的对话，他也跟著夏曼·蓝波安上船，感受当地的文化与生活，理解他们与自然周遭环境的关系。到了台湾岛外之岛，以外岛的角度，原住民的角度回看台湾，令菲耶感觉到了“转换角度”的神秘经验。
“转换角度，有时比看见不同的东西还要重要。换句话说，转化角度的时候才是真正看见了不同的东西。有时需要离开，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看不同的人。有些时候，则需要时间。”
怎样的时间呢？譬如，在兰屿看著星空，进入忘了时间的时间。又或者是他到了台南的时候，下午无事，找了间咖啡厅消磨时间的时间。
咖啡厅？菲耶说：“是的。这是我到每个城市的习惯，要到了我有空，没有任何安排与目的时。可以好好的坐在咖啡厅，完全自由的，感受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时候才是我可以真正开始思考与感受一个地方，尤其可能是最本质的地方的时候。”
我问他知不知道爱伦坡的一篇小说，他说他知道那篇〈人群中的人〉，那个大病初愈后“对一切感到好奇的人”。菲耶也相当喜欢“漫游者”（flâneur）的概念，有趣的是波特莱尔抛出这个概念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中文翻译，恰好是菲耶作品的翻译陈太乙。菲耶除了表达对译者的欣赏与感谢，也透露她正在著手菲耶另一部作品的翻译。
他说，台南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延伸相当远的历史。但重点也许不在于长短，而是历史的丰富感。对他来说，历史感与故事有关，故事能让人有历史感，故事也是在历史感中孕育的。
然后，还有马祖的战地时间。他有些讶异，并难以想像那些历史，而这些军事要地的痕迹，对他来说还很年轻。意思是，拥有这些记忆的人，许多都还活著，并活在当地。是活著的记忆。他则以一个更外围、更陌生，更偶然的姿态去认识。
菲耶说，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这些令他想到了第一次到冲绳的经验。他在冲绳看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历史，引起他相当多的想法，并花上许多的时间去了解。
“这样的交通时间与移动距离，可以看见这么多不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是很特别的。”
文化的差异，书写的可能
这也是他的文学构想，就是在一种移动、换位间，在现实与想像间，在不断的思索、观察中，慢慢产生。
“相对于台湾，法国人虽然很自豪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但没有那么多样性。”
针对这点，我提出疑问。既然整个欧洲是如此的多样性，而法国本身每个地域都有不同的传统特色，怎么会单一呢？
菲耶则说，以他的看法，在十九世纪前或许是的，法国曾经非常的多元。但后来在国家的力量与制度下，所有的一切都同化为“法国”。相对的，他在台湾看得到某种多元性的力量在。但他也承认，这也许是他来自西方的观点，看到的面向并不相同。
谈到这里，恰好我帮菲耶点的荔枝磅蛋糕上桌，我顺道解释荔枝的渊源，以及法国的甜点师如何用荔枝、玫瑰、覆盆子制作出令人难以忘怀的口味。也一并聊了东方的香料与收藏品等，当初给予欧洲贵族们多大的遐想。
那么相当丰富的东亚旅居经验的菲耶眼中，是怎么看待“东/西”这种被形塑已久的对立的？
对此，菲耶给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答案：
“我相信过去东西方的差异真的对欧洲人的心灵冲击非常大。我的祖父是一名水手，他大约在二十世纪初造访过东方，也到过日本。对当时的他来说那是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异国。今天我们当然有很明显的语言差异，但都是在一种全面性的全球化、现代化的生活中。譬如智慧型手机与低头看手机的人，这些都是普遍的现象了。差异当然还在，但很多的差异在表面上都已经丢失了，只有到比较深处的地方才能看出社会性的、文化性的根本差异。”
但或许，在差异的深处，又能找到普同性？
菲耶说是的，这也是他的文学构想，就是在一种移动、换位间，在现实与想像间，在不断的思索、观察中，慢慢产生。
我们都需要故事
“我们都需要故事，或许比任何的时代都需要。虽然现在的媒介与娱乐很多，不过背后的欲望都是一样的。”
两个多月的台北驻村，对菲耶来说是“刚刚好”。可以感受到短暂旅行所不能静心体会的细节，他透露十一月时会再度来台。配合一个纪录片的计划之外，也是自己想再度造访。上次造访，是为了2019书展，这回等到了能够驻村，恰好又是一次书展，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在初夏的书展。两次相隔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改变世界的疫情。
不过，菲耶说，这回的台北书展，场地虽然看起来比较空旷，读者的热情却没有减少。对他而言还是相当美好书展经验。
“在法国，作家不太会有机会跟他们的读者交流，我指的是大约五十人以下，在一个可以清楚看见彼此的空间，可以好好说些事情，也能够听读者提问的场合。尤其是巴黎，因为活动太多了，不太有类似的活动。”
这也是他自疫情以来，第一次能够以作家的身份在书展与读者碰面。
“我们都需要故事，或许比任何的时代都需要。虽然现在的媒介与娱乐很多，不过背后的欲望都是一样的。”
但小说呢？
“一样的。我们会有读文字、小说的欲望的。”他肯定的说。
结束访谈后，我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散散步，用走的，在行走间寻找可行性。
如果在夏天，你看见一个法国作家，在街上走路或坐在咖啡厅发呆，他的脑中，可能正在孕育著下一个关于台湾的小说，如那些飘洋过海的文物，等待有人说出它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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