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潤」的60後：從文革到計劃生育，壓倒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上海封城

【編者按】人們如何作出「移民」這樣一個徹底重寫人生的選擇？是隨波逐流時忽然遇到分水嶺，還是駱駝身上那最後一根稻草壓下後才按下「重啟」鍵？在中國大陸，跨世代﹑跨階層的「潤學」紛紛擾擾；而在香港，持續的移民潮正在將香港記憶帶到遠方。可以肯定的是，「出走」的選項看似打開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但連環的未知和不確定性，也在前方。本文來自端傳媒七週年專題報導「出走的選項」，歡迎點擊閱讀更多關於流動與移民的故事。

進入5月，95後張明發現，過去一些敏感話題，開始慢慢在家庭內部脫敏。

比如台海問題。過去，父親張立達總是振臂一呼或雙指扣桌：「打！必須拿下！」現在，他的觀點是：同胞當然不能打同胞。

再比如面對疫情，父母曾是堅定的「清零派」。過去一年，張明最熟悉的一個場景是：在位於杭州上城區的家中，在那個他自稱「大得能打羽毛球」的客廳裏，母親向莉靠在沙發上刷抖音，父親張立達側臥在一旁的貴妃椅，通過手機看股市行情——65寸的液晶電視，滾動播放央視新聞頻道關於美國、歐洲的抗疫新聞。「國外死那麼多人，就是躺平！」

一聊到「清零還是共存」，張明總和父母吵得不可開交。但如今，母親的態度是：「清零的次生災害，誰來負責?」父親則會說，「說國內防疫好的，看看上海的現狀吧。」

在張明看來，讓父母態度徹底出現「大轉彎」的，是封城期間舅公經歷的一次意外。4月23日，上海浦東新區政府下發通知，要求對區內的封控片區、樓棟實施硬隔離措施。所謂「硬隔離」，即用鋼條、金屬圍欄、圍擋焊死有陽性病例的單元樓。

因爲同一棟樓頭天晚上發現兩例陽性，張明舅公所在的浦東某小區當即被硬隔離——即原則上不允許樓內居民外出，包括就醫。舅公有一子一女，女兒在加拿大當家庭主婦，兒子在蘇州上班，因爲疫情管控進不去上海，爲舅公請了一位日常看護。但因爲上海嚴格的防控政策，看護進不去舅公家，從四月初浦東封城起，舅公的日常起居，全靠幾個好心鄰居照料。

24日晚，舅公「心臟突然堵得慌」，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治心臟的速效藥——那天正好斷藥了。他趕緊給鄰居撥電話，鄰居想辦法向同一棟的一戶人家借了幾粒速效救心丸，才讓舅公轉危爲安。

向莉用「簡直胡搞」來形容這次意外。「之前看到有人發上海人在封城期間的悲慘遭遇，我還不信，直到老舅快被隔離政策搞死了，我才發現那些人間慘劇都是真的。」

舅舅出事後，向莉時刻關注上海的防疫政策，生怕哪天「一個拍腦袋的政策一齣，又是折騰大一批普通老百姓」。張立達安慰妻子，「你急也沒用，咱們眼下能做的，只能是自求多福。」

張明說，自從舅公經歷意外，父母房間的燈「經常通宵亮着」。「我爸天天想着把銀行裏的錢一點一點取回家，我媽就一直刷手機看新聞。」張明也感覺到父母在觀念上的明顯轉變：花時間看今日頭條的時間少了，拉着兒子幫忙下載vpn，花時間看/聽所謂「敵台」的時間多了，比如紐約時報中文網；不再積極下樓做核酸，「做那玩意沒什麼用」；會特意叮囑張明「你在外網看到什麼新聞，記得截一下屏，我們也想看看」……

直到6月2日，也是上海解封的第二天，向莉和張立達第一次向張明打聽移民的事。

那天，程序員出身的張明剛回到家，一推門，就聽見父母問話：「最近有諮詢移民中介嗎？」「現在移出去是不是比以前更難了？」「如果你出去的話，可以帶上我們嗎？」

順從它，適應它，最終你就會習慣它

在外人看來，張明生活優渥。一個佐證是他位於杭州中心城區上城區的家——那是十三年前、他初二時，父母買下的江景「豪宅」：150平米的房子被分成四個房間，除了父母的主臥和自己的小房間，張明還擁有自己的一個書房。

在全家來到這個江景房居住之前，父母在九十年代末，各自從所在單位分到一套房。自張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住在母親單位分的70平米的兩房一廳，「據說只花了幾萬塊。」等到張明讀初二，父母決定買新房，父親把單位分的房賣了，倒騰出了「一點錢」。當時均價是1.3萬元/平米，如今已是翻了五倍的6.5萬/平米。

從小，父母就教育張明要「聽老師的話」，「爲學校爭榮譽」，「早點融入集體對你以後有好處」。父親張立達是土生土長的杭州人，退休前在機關單位從事人事方面的工作，一向是公司的「五好員工」，「黨員先進模範」。「你爸就是管人事的，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和諧相處，中國社會只有你去適應的份，沒有它反過來適應你的道理。」這是張立達經常跟張明說的一句話。

張明記得，小學開家長會時，父親張立達總穿白襯衫、黑西褲去學校。「班主任也是個勢利眼，一看我爸就是機關幹部，於是有意無意打探他的職位，『您哪個系統的啊』、『您是科級還是處級啊』、『您電話多少，我記一下……』」張明說。那些時刻激起了父親對「體制」的深刻認同，也成爲他交際時一枚隱而不見的勳章。

在張立達看來，這枚勳章象徵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我小時候文革差不多結束了，但老聽我父母說出身、成分這些事。後來我才知道，在中國，成分是相當重要的——我父親是貧農，到家裏有地的母親家『倒插門』後，母親才『家憑夫貴』——如果被劃成地主階層，你一家子就完了。」

張明的母親向莉出生在上海一個普通家庭。她還記得當年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飯時，未來公公在圓桌上一邊喝茶，一邊看似無心地問：「長挺漂亮的，家裏幹什麼的？」向莉當時一愣，沒答上來，幸虧張立達爲她解圍，「她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出身不錯的」，才換得公公一個安心的微笑。

向莉在杭州讀了大專後，就留在那裏工作，如今已經退休。退休前，她在事業單位做行政，平日裏最愛玩抖音，朋友圈遍布歲月靜好式的「九宮格」照片矩陣。和丈夫一樣，向莉對體制的印象是：它會帶給你很多好處。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分房。她依然記得當年戴着黑框眼鏡的行政經理走到自己辦公桌前，遞來一張職工分房信息登記表，「簽個字，你就有房了。」

向莉經常回憶起福利分房的「好年代」——在客廳沙發看電視時，在後陽台洗拖把時，在主臥梳妝檯打扮妝容時，張明都不止一次地聽母親叨嘮過，「不在體制裏，我們現在能有這條件嗎？」

張明從小在父親那裏學到的是「適應中國社會」，在母親那裏聽得最多的一句話則是「別抱怨」。18歲生日當天，向莉向張明送了一份成人禮：美國作家威爾·鮑溫寫的《不抱怨的世界》。

「我媽老說，抱怨沒有任何意義，只會增加自己的煩惱——在一個抱怨解決不了所有問題的社會，你與其抱怨，不如順從它，適應它，最終你就會習慣它。」張明說。

出了事別說話，也別圍觀，趕緊逃離現場

從上大學起，張明就習慣在飯桌上「抱怨」，一張鋪着方格花紋的飯桌，也成了一家三口這幾年觀點交鋒的「主戰場」：讀書時，張明抱怨評學分遭遇不公，張立達會告訴他「自己問心無愧就行」；畢業後，他在互聯網大廠常年996，張立達和向莉心疼他，夫妻倆總會在晚上十點準時去廚房一通忙活，做幾道宵夜給兒子備着。家裏的門是密碼鎖，每次聽到兒子在門外摁密碼的「滴滴滴」聲，夫妻倆就趕緊把熱菜端上桌，有時還不忘嘮叨幾句，「早知道這麼累，還不如聽我們的話，當初考個公務員。」

退休後的向莉喜歡在小區裏串門打麻將。有個鄰居的兒子在市財政廳上班，「她摸一把牌，就誇一次兒子」，這讓向莉感到不適，「後來她一誇兒子，我就去倒水或者上廁所。」向莉說，絕大多數60後對體制都有種執念，「哪怕你賺得再多，你不在體制內，也稱不上鐵飯碗。」

在問答網站知乎上，「如何評價60後這一代父母？」問題下方點贊最多的回答是：

「他們懂得自我犧牲，懂得付出和奉獻，不懂得什麼是放手。所以勞碌一生，也不懂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幸福。」

有網民分析，60後父母出現以上情況，是因爲他們是「最苦難的一代」：「生在新社會，長身體時遇上三年自然災害，讀書遇文革，工作遇到上山下鄉，結婚遇到價格闖關，生娃遇到計劃生育，中年遇到國企下崗，退休遇到醫療改革。」

每一段經歷，都讓這些接近退休年齡、或已經退休的60後篤信所謂「中庸之道」，堅定認爲「不抱怨」才能「守得雲開」，「不添亂」才能「安穩過日子」。

和張明的父母一樣，90後郜乾的父母也是力主不抱怨的兩位60後。郜乾讀小學時，父親郜陽告訴他「世界多嬌，祖國最美」；中學時，父母讓他向周恩來學習，「爲中華崛起而讀書」；郜乾讀大學時，頭兩年中國大陸還能上谷歌和外網，學外語的他，天天看的是BBC、CNN，也和同學一起看《天安門》紀錄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和父母聊起「六四事件」，父母當即提醒他「千萬不要出去亂說」。「他們告訴我，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你沒法改變，千萬別做出頭鳥。」郜乾說。

用郜乾的話來說，父親郜陽的父母、也就是自己的爺爺奶奶，屬於經歷過戰亂、饑荒和政治運動的一代人——爺爺來自河南，奶奶來自湖北，兩人年輕時都去了N市唸書，建立了「樸素的革命感情」。父親郜陽是家裏最小的孩子，一出生就趕上文革，在一個省吃儉用、靜默無聲的環境里長大，「我爸現在還捨不得那些七八十年代家裏用的物件，不肯丟掉。」現在郜乾家依然丟放着父親郜陽保留下來的鐵製電扇、舊式石英鐘和用了三十多年起鏽的取暖器，「我媽管這些叫破銅爛鐵。」

郜乾小學畢業時，和公公婆婆合住了十年多的郜陽、崔穎兩口子終於搬出來單住——是從單位分到的福利房。房子面積不到80平米，但離崔穎的單位非常近，走路五分鐘，讓她享受到了「下樓即辦公」的優越性。

在崔穎的描述裏，一家三口過着「並不緊巴」的小日子，用「工薪階層」來描述這個家庭似乎較爲準確：郜陽是單位的辦公室主任，崔穎則在一家服務型公司做過出納、財務直至財務總監，在物價和消費水平並不高的N市，兩口子在退休前每年共三十來萬的收入在小城市裏不算低，而這個家庭的消費，70%用在伙食和教育上——郜陽力主「只有吃好，事情才能做好」，所以家裏的客廳專門擺了兩個大收納盒，分別存放水果、堅果和各類零食。崔穎則主抓兒子教育，「我爸媽給我報班從不含糊，初三時最多一週有五節小課，一個月補課就要花掉上千塊錢。」郜乾說。

和張明父母「忠於祖國忠於黨」式的育兒理念相比，郜乾倒不覺得父母的思想「有多紅」，尤其是母親崔穎，「有時候聊天，聊着聊着我會覺得，我媽其實什麼都懂，但她很會隱藏自己。」

郜乾聽崔穎講過一個她小時候的故事，「我小時候碰上文革，我爸爸，就是你外公當時是保皇派。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月黑風高夜，造反派來家裏抓人，你外公就被戴着一頂高帽，拉去遊街。半夜三點，街上還有很多人圍觀啊，但他們都沒說話，一個字也沒說。」

崔穎依然記得那個夜晚——南方的雨夜寒風蝕骨，饒是氣候嚴酷，街頭依然站了不少圍觀的人。有人在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也有人在搖紅寶書。崔穎記得自己穿着一件花棉襖，跟着母親來到了那個插滿紅旗的小廣場，「我爸一齣現，我媽就捂住我的眼。」

棉襖袖管很長，崔穎從袖口縮起一隻手，掰開母親捂在自己眼睛上的手，「眼睛一睜開我就發現，眼前的景象實在是荒謬。」崔穎抹了抹眼淚，「後來我學到了一點：出了事別說話，也別圍觀，趕緊逃離現場。」說完她拍拍兒子的肩，「我希望你也這樣。」

你怎麼這麼懶？入黨有什麼不好？

崔穎的母親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和一個蘇州人、也就是崔穎的父親結婚後，兩人被分配到了南方的N市工作。

1964年起，中央決定在三線地區（中國西北、西南地區）大規模興建國防、科技、工業、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數百萬人在「備戰備荒爲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加入建設。湖南、廣東、江西、福建、安徽、廣西等省開始各自建一批省屬的「小三線地方軍工企業」。後來，人們把這次遷徙潮稱爲「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小三線建設」（三線建設的背景包括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攻勢以及中蘇交惡等）。

崔穎的父母，當年就從上海遷到N市支援「小三線建設」。他們在N市結婚、生育、定居，崔穎是他們最小的女兒。從小，生在上海的母親就告訴崔穎，上海灘多氣派，黃浦江多浩蕩，法租界多時髦。每年夏天，母親都會帶崔穎回上海住上幾個月，「我從小就羨慕那些洋氣的衣服、帽子，嚮往梧桐樹下喝咖啡的生活。要有機會，我還想去國外看看。」崔穎說。

所有和時髦、洋氣有關的記憶，都屬於兒時「經常回去」的上海，而那些和痛苦相關的回憶，則大多發生在N市，比如文革。目睹父親「戴高帽遊街」時，崔穎9歲。她告訴端傳媒，9歲起她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你沒法相信，因爲那時候真的人人自危。每個人看上去都正常，但在很多極端情況下，都會變得很不正常。」

所以她教育郜乾從小就「不要管別人的事」。「管那麼多事幹嘛？就圖別人給你發個獎狀？都沒意義，保護好自己才最重要。」郜乾還記得，2006年「彭宇案」後，「扶不扶」、「救不救」、「到底應不應該做好事」的話題成了公衆熱議的焦點，而崔穎告訴自己，「在路上一定要儘量避開老年人，如果可以，儘量不要去扶老人家，免得自己陷進去。」

彭宇案

多年後郜乾回憶起媽媽當年的告誡，「我可以理解她是不想讓我有受傷害的風險」。他用「精緻的利己主義」來形容母親，「這麼說或許有點重，但一些事情也證明這個說法沒錯。」

比如一件讓崔穎和郜乾「幾近決裂」的事：入黨。崔穎和郜陽都是超過30年的老黨員，郜乾讀高中時，兩人就鼓勵唯一的兒子入黨，老房子的客廳成了夫妻倆向兒子灌輸主流價值觀的「主戰場」，但郜乾當時覺得入黨「太麻煩」，總以耽誤學習爲由，倉皇逃進房間。有時夫妻倆會追到房間，在散發暗黃光的檯燈下，對着郜乾一通「布道講述」：「你以後就知道爸媽說的都是對的」。郜陽總是拿習題、練習冊作爲擋箭牌，「那讓我以後再入黨吧，別打擾我了。」

後來郜乾去北京讀大學，新生入學日，夫妻倆把郜乾送到學生宿舍後開始給兒子「吹風」：「你就寫一下申請書，好簡單的，找個模板抄一抄，花不了幾分鐘的，對你以後加學分、找工作肯定有幫助！」

郜乾不從，他覺得入黨後麻煩事會「一件接一件」，結果被崔穎怒批一頓，拿着手邊的充電寶對着桌子一通猛敲：「你怎麼這麼懶？入黨有什麼不好？都是爲了你好，怎麼就不聽話？」

「好脾氣」的崔穎很少對郜乾發火。在他印象裏，父母都是那種待人接物合理得體的人，外出吃飯總是事先主動訂包房，搶着買單，去超市「掃貨」時也不忘想着小區內或者單位裏的好兄弟、好姊妹，跟外人從來沒生過大氣。

「入黨事件」是郜乾第一次見母親發火。他沒想到，母親能氣得把充電寶敲了足足半分鐘。郜乾回：「你們不是告訴我不要談論政治，不要參與政治嗎，入黨不就是摻和政治嘛！」

崔穎愣了一下，沒說話，頭也不回地拽着丈夫郜陽走了。

爲什麼當年一個論調，現在完全相反的論調？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

對張明父母和郜乾父母這樣的60後來說，「政治」是一個空泛、複雜而又無處不在的詞。

張明的父親張立達眼裏的政治「就是人事變動」。「小到我們系統內換了哪個科長，大到全國人民喜迎二十大，都和人員變動有關。如果你能從人事變動裏找到生存的規律，你就是下一個『上去』的人。」

母親向莉則把政治具象化，「融入單位集體，服從領導要求，這就是最大的政治。」她特別看不慣在互聯網大廠做程序員的兒子，「你說你考個公務員多好，體制內福利好，鐵飯碗，旱澇保收。」

但對體制的不以爲然，根植於張明和郜乾的觀念深處，讓他們的家長感到擔心。「個人意識太強的話，別人會說你是個怪人，說你不合群。」崔穎曾這樣告誡兒子，但後者總能輕鬆反擊：「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正常人通常就會被說成不合群。」

那麼，政治是什麼，集體又是什麼？

郜乾的父親郜陽說：「不同人的看法不一樣。我是一個辦公室文員，我眼裏的政治可以是六四，那年我剛30歲，六四離我那麼近又那麼遠。近指的是如果我當時在北京，很可能也會上街；遠當然更直觀，現在回看一下，這個事件離我們日常太遙遠了，中國也不會再發生那樣的事了。」

對於集體，他認爲「對我們父輩來說，集體就是紅寶書和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集體就是體制，是鐵飯碗；對我兒子那一代人來說，集體的概念很微弱，它可能只是一個指代家長作風或者特權階層的詞。」

崔穎在談到集體一詞時，聯想到計劃生育政策。兒子郜乾4歲時，她曾再次懷孕，但爲了響應計劃生育政策，爲了所謂「事關政治覺悟」的集體榮譽，也爲了保住自己在單位的工作，她選擇了墮胎。郜乾依然記得母親和他說過的一句話，「你在4歲時本來可以有個弟弟，但我沒讓他來到這個世界。」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向莉身上。和在民企工作的崔穎相比，向莉的事業編更不能容忍違反計劃生育。「我們單位當時有個同事，就因爲老婆生了的二胎，被領導開會點名批評，在單位抬不起頭，說他是三無分子——無組織、無紀律、無集體意識。」

向端傳媒回憶起上海舅公的意外經歷時，向莉形容「這有點像改變我想法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在此之前，她因親歷計劃生育政策在這些年的反覆變遷，對自己曾經堅信的某些事情「開始有了一點動搖」——

2015年的一個週末，她和丈夫在廚房備菜，一邊把客廳的電視機聲音調到最大，以便一邊做飯一邊聽新聞。兩人在聽到「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新聞時，同時對視了一眼。向莉的第一反應是：「既……也要……？拿我們當年堅持只要一個孩子的家庭當什麼了？」

2011年年底起，中國實施雙獨二孩政策。10年後的2021年，中國開啓三孩政策。

放開生育的新聞在近十年接踵而至。向莉依然記得，1998年她再次懷孕，哭着喊着想留住孩子，而收到消息後，居住街道、居委會的幾個穿着白襯衫的「女同志」就上家裏來了，一進屋就拉着向莉的手，「握完也不鬆開」，一個勁地做她思想工作，勸她「以集體和大局爲重」。

胳膊擰不過大腿。街道幹部上門後的第四天，向莉在丈夫張立達的陪同下，去醫院做了「那個手術」。她現在還記得當時是一個春天，杭州的街道上冷清清的，去醫院的那條路離家只有一公里，但顯得「特別遙遠」。進手術室之前，醫生問了她幾個簡單問題，她魂不守舍似的敷衍答了，手卻一直攥着丈夫張立達的胳膊。張立達去簽手術同意書時，她還特意叮囑丈夫「簽完就趕緊回來」。

做完手術後的三天，她沒怎麼和其他人說話。向莉覺得自己的身體「被掏空了」。她在公司的記事本上，用鋼筆蘸上紅色墨水寫下了一行字：不能再對自己更壞了。這次是最壞的一次。

寫完她給記事本上了把鎖，還配上了一把當年特別流行的日記本小鑰匙。「當時的感覺，和我現在看到這些荒誕的新聞也差不多。」

她有一個閨蜜微信群，群裏有十多個她這些年的好友，都在那個年代只生育了一胎，「我在群裏發牢騷，說：『爲什麼當年一個論調，現在完全相反的一個論調。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不知道你們懂不懂？』」然後她@了所有人，其中有一半人「在那個年代做過手術」。

有人回她，說「時代變了」。有同樣打過胎經歷的朋友給她小窗：「我們都要看開點。」只有一個退休前自己開公司的朋友發了一句「唱反調」的話，「韭菜不夠割，他們開始慌了。」

時代的一粒灰，只有落在你自己或者你家人頭上，才會成爲一座山

「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正常人通常就會被說成不合群。」

這句當年懟過母親的話，郜乾在上海封城期間，在微信朋友圈又原話轉發了一次，轉發的緣由是一條上海市民被強制轉送方艙隔離的新聞。發布後十分鐘，崔穎打來電話，勸兒子「不要經常公開發言」，「有些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丈夫郜陽則在一旁補充：「互聯網都有大數據監控的，不要隨便議論政治。」

郜乾的回應是：這不是政治，這是日常生活，「這種事發生在上海，也有可能發生在你所在的城市。」

崔穎起初不信，她和郜陽都認爲，上海出現的很多負面新聞是「小概率事件」。「上海的主要問題是前期學歐美，搞躺平共存那一套，後來就失控了，應該儘早封城。」郜乾不禁一笑，問她這觀點從哪看來的。

「抖音上人家都這麼分析。」崔穎說。

郜乾父母的這個觀念，在得知上海親戚家的小侄女在封城期間捱餓經歷後，發生了根本轉變。崔穎有個親戚家在上海，一家人都在美國定居，就留了小侄女在復旦讀書，打算畢業了就去美國工作。「沒想到還沒畢業就被困在家裏，天天等着社區團長送吃的，有次一整天都沒吃的。」崔穎說。

自己曾經嚮往的那個上海，正在加速走向另一個極端：送方艙、硬隔離、激進措施層出不窮。崔穎告訴端傳媒，看到微信視頻號上流出的一些大白進入上海普通人家裏「消殺」的視頻，「很難不讓我想到當年造反派進我家，揪我爸出去戴高帽，遊街認錯的舊事。」很多視頻，她看完會不自覺地摁下一個紅星鍵（即收藏），但五分鐘後，她就發現視頻已經被刪得乾乾淨淨，「我大概能明白，這些視頻爲什麼留不下來了。」

同樣被身邊人在防疫過程中的離譜經歷所觸動的，還有張明的父母。向莉還記得，2020年初武漢封城時，自己還質疑過作家方方，認爲後者「幹什麼不好，非給美國人賣命，寫那些抹黑我們的文章」。兩年過去了，現在結合舅公的經歷，向莉覺得方方的記錄很有意義，「我覺得我要向她道個歉——沒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麼。」

作家方方在武漢封城期間，通過微博等平台連載自己在封城期間的日記。2020年3月11日，在一篇題爲《記住，沒有勝利，只有結束》的日記中，方方貼出了自己答媒體問的部分內容。有媒體問：「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這句話成了此次疫情中最廣爲流傳的一句話，回過頭來看這句話，有沒有覺得它變成了一個預言？」方方的回答是：「這不是預言，這只是一個事實，是任何時代都存在的一個事實。」

兩年前，郜乾和母親崔穎討論過方方的這句話。郜乾認爲，方方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時代的一粒灰，只有落在你自己或者你家人頭上，才會成爲一座山，否則它只是一粒灰，或者連一粒灰都不是。」

當時，崔穎不同意郜乾的這個解讀。直到2022年上海封城，郜乾再次在家庭群裏貼出自己說過的這句話。

隔了大概10分鐘，崔穎回了六個字：「兒子，你是對的。」

「泰國再差，應該也沒我們這兒能折騰」

60後父母決定「潤」（因潤的漢語拼音rùn與英文單詞run一樣，被用來指代「跑」的意思，表示逃離中國、移民海外），這個念頭冒出來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對崔穎來說，這是一種因爲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而導致的「不安的感覺」。她所說的「不確定狀態」，包括但不限於：國內防疫政策反覆多變；上海封城悲劇隨時可能複製在其他城市；經濟下行導致「錢袋子」急劇縮水；年輕人都不工作了，自己和下一代人的養老問題堪憂；常態化核酸檢測，可能讓長期居家的自己和家人心態失衡；接種完疫苗半年後，國產疫苗負面消息頻出，不敢接種第三針……

過去，崔穎喜歡在抖音和微信視頻號上點贊一些唱流行歌或者教做菜的短視頻，但她最近忽然想明白了一個道理，「都在說生逢大時代，但這不會在你看病時減免一分錢，也不會在你失業時補貼你一分錢。大時代沒用，能不折騰地過好小日子，就挺好。」

她開始看那些介紹馬爾代夫、安道爾和法羅群島的小視頻，「人家國家小，但生活簡單，至少不會有國內這些糟心事。」

她和丈夫郜陽最近在研究「潤」向泰國的方案。「如果要找過一個地方養老，歐美成本和門檻太高，語言也不通；日本感覺也融不進去。想來想去，東南亞最好，比如泰國，華人多，成本相對低，可以考慮一下。泰國就算再差，應該也沒我們這兒能折騰。」崔穎覺得，從計劃生育政策下「國家養老」到「自己養老」的轉變，到疫下動輒封城+常態化的全員核酸，這些在崔穎看來都叫「折騰」。

郜乾整理了一份泰國「養老簽」的資料發給父母后，崔穎發現，只要真的想走，「其實也沒想象中那麼難。」根據泰國「養老簽」的規定，年滿50歲首次辦理可以居留15個月，以後每年需要續期，養老簽證期爲一年一簽，養老簽證在有效期內可允許持有者自由多次出入泰國。資產方面，在泰國開設的個人銀行賬戶內有至少80萬泰銖(約16萬人民幣)的存款，或者每個月至少有6.5萬泰銖(約1.3萬人民幣)的退休金收入就行。

崔穎和郜陽的打算是，今年開始計劃準備，明年爭取落實實施。兩人家裏都有還在世的老人，但好在60後不像80、90後，他們有足夠多的兄弟姐妹可以照顧老人，「泰國養老簽也不是出去就回不來了，只是給生活提供另一種選擇——你可以待在那邊，也可以有時去國外，有時待在國內。」

張明的父母則希望兒子能「先行一步」。「每個父母都希望子女能生活得比自己好。兒子做技術出身，如果他能技術移民先出去，那麼我們不會排斥跟着一起出國生活。」張立達說。

崔穎依然記得5月底、自己第12次下樓做核酸時碰見的一個穿着破了洞白色背心的老頭，「看上去快八十了吧」。他跟着已經排成長龍的隊伍，一直低着頭慢慢挪步，眯着眼，不說話，也不抬頭。到了自己就張開嘴，三秒鐘完事後眼神渙散地慢慢回家。「這種狀態，想想都害怕。」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