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润”的60后：从文革到计划生育，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上海封城

【编者按】人们如何作出“移民”这样一个彻底重写人生的选择？是随波逐流时忽然遇到分水岭，还是骆驼身上那最后一根稻草压下后才按下“重启”键？在中国大陆，跨世代﹑跨阶层的“润学”纷纷扰扰；而在香港，持续的移民潮正在将香港记忆带到远方。可以肯定的是，“出走”的选项看似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连环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也在前方。本文来自端传媒七周年专题报导“出走的选项”，欢迎点击阅读更多关于流动与移民的故事。

进入5月，95后张明发现，过去一些敏感话题，开始慢慢在家庭内部脱敏。

比如台海问题。过去，父亲张立达总是振臂一呼或双指扣桌：“打！必须拿下！”现在，他的观点是：同胞当然不能打同胞。

再比如面对疫情，父母曾是坚定的“清零派”。过去一年，张明最熟悉的一个场景是：在位于杭州上城区的家中，在那个他自称“大得能打羽毛球”的客厅里，母亲向莉靠在沙发上刷抖音，父亲张立达侧卧在一旁的贵妃椅，通过手机看股市行情——65寸的液晶电视，滚动播放央视新闻频道关于美国、欧洲的抗疫新闻。“国外死那么多人，就是躺平！”

一聊到“清零还是共存”，张明总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但如今，母亲的态度是：“清零的次生灾害，谁来负责?”父亲则会说，“说国内防疫好的，看看上海的现状吧。”

在张明看来，让父母态度彻底出现“大转弯”的，是封城期间舅公经历的一次意外。4月23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下发通知，要求对区内的封控片区、楼栋实施硬隔离措施。所谓“硬隔离”，即用钢条、金属围栏、围挡焊死有阳性病例的单元楼。

因为同一栋楼头天晚上发现两例阳性，张明舅公所在的浦东某小区当即被硬隔离——即原则上不允许楼内居民外出，包括就医。舅公有一子一女，女儿在加拿大当家庭主妇，儿子在苏州上班，因为疫情管控进不去上海，为舅公请了一位日常看护。但因为上海严格的防控政策，看护进不去舅公家，从四月初浦东封城起，舅公的日常起居，全靠几个好心邻居照料。

24日晚，舅公“心脏突然堵得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治心脏的速效药——那天正好断药了。他赶紧给邻居拨电话，邻居想办法向同一栋的一户人家借了几粒速效救心丸，才让舅公转危为安。

向莉用“简直胡搞”来形容这次意外。“之前看到有人发上海人在封城期间的悲惨遭遇，我还不信，直到老舅快被隔离政策搞死了，我才发现那些人间惨剧都是真的。”

舅舅出事后，向莉时刻关注上海的防疫政策，生怕哪天“一个拍脑袋的政策一出，又是折腾大一批普通老百姓”。张立达安慰妻子，“你急也没用，咱们眼下能做的，只能是自求多福。”

张明说，自从舅公经历意外，父母房间的灯“经常通宵亮着”。“我爸天天想着把银行里的钱一点一点取回家，我妈就一直刷手机看新闻。”张明也感觉到父母在观念上的明显转变：花时间看今日头条的时间少了，拉着儿子帮忙下载vpn，花时间看/听所谓“敌台”的时间多了，比如纽约时报中文网；不再积极下楼做核酸，“做那玩意没什么用”；会特意叮嘱张明“你在外网看到什么新闻，记得截一下屏，我们也想看看”……

直到6月2日，也是上海解封的第二天，向莉和张立达第一次向张明打听移民的事。

那天，程序员出身的张明刚回到家，一推门，就听见父母问话：“最近有咨询移民中介吗？”“现在移出去是不是比以前更难了？”“如果你出去的话，可以带上我们吗？”

顺从它，适应它，最终你就会习惯它

在外人看来，张明生活优渥。一个佐证是他位于杭州中心城区上城区的家——那是十三年前、他初二时，父母买下的江景“豪宅”：150平米的房子被分成四个房间，除了父母的主卧和自己的小房间，张明还拥有自己的一个书房。

在全家来到这个江景房居住之前，父母在九十年代末，各自从所在单位分到一套房。自张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住在母亲单位分的70平米的两房一厅，“据说只花了几万块。”等到张明读初二，父母决定买新房，父亲把单位分的房卖了，倒腾出了“一点钱”。当时均价是1.3万元/平米，如今已是翻了五倍的6.5万/平米。

从小，父母就教育张明要“听老师的话”，“为学校争荣誉”，“早点融入集体对你以后有好处”。父亲张立达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退休前在机关单位从事人事方面的工作，一向是公司的“五好员工”，“党员先进模范”。“你爸就是管人事的，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和谐相处，中国社会只有你去适应的份，没有它反过来适应你的道理。”这是张立达经常跟张明说的一句话。

张明记得，小学开家长会时，父亲张立达总穿白衬衫、黑西裤去学校。“班主任也是个势利眼，一看我爸就是机关干部，于是有意无意打探他的职位，‘您哪个系统的啊’、‘您是科级还是处级啊’、‘您电话多少，我记一下……’”张明说。那些时刻激起了父亲对“体制”的深刻认同，也成为他交际时一枚隐而不见的勋章。

在张立达看来，这枚勋章象征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我小时候文革差不多结束了，但老听我父母说出身、成分这些事。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成分是相当重要的——我父亲是贫农，到家里有地的母亲家‘倒插门’后，母亲才‘家凭夫贵’——如果被划成地主阶层，你一家子就完了。”

张明的母亲向莉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她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饭时，未来公公在圆桌上一边喝茶，一边看似无心地问：“长挺漂亮的，家里干什么的？”向莉当时一愣，没答上来，幸亏张立达为她解围，“她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出身不错的”，才换得公公一个安心的微笑。

向莉在杭州读了大专后，就留在那里工作，如今已经退休。退休前，她在事业单位做行政，平日里最爱玩抖音，朋友圈遍布岁月静好式的“九宫格”照片矩阵。和丈夫一样，向莉对体制的印象是：它会带给你很多好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分房。她依然记得当年戴着黑框眼镜的行政经理走到自己办公桌前，递来一张职工分房信息登记表，“签个字，你就有房了。”

向莉经常回忆起福利分房的“好年代”——在客厅沙发看电视时，在后阳台洗拖把时，在主卧梳妆台打扮妆容时，张明都不止一次地听母亲叨唠过，“不在体制里，我们现在能有这条件吗？”

张明从小在父亲那里学到的是“适应中国社会”，在母亲那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则是“别抱怨”。18岁生日当天，向莉向张明送了一份成人礼：美国作家威尔·鲍温写的《不抱怨的世界》。

“我妈老说，抱怨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增加自己的烦恼——在一个抱怨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社会，你与其抱怨，不如顺从它，适应它，最终你就会习惯它。”张明说。

出了事别说话，也别围观，赶紧逃离现场

从上大学起，张明就习惯在饭桌上“抱怨”，一张铺着方格花纹的饭桌，也成了一家三口这几年观点交锋的“主战场”：读书时，张明抱怨评学分遭遇不公，张立达会告诉他“自己问心无愧就行”；毕业后，他在互联网大厂常年996，张立达和向莉心疼他，夫妻俩总会在晚上十点准时去厨房一通忙活，做几道宵夜给儿子备着。家里的门是密码锁，每次听到儿子在门外摁密码的“滴滴滴”声，夫妻俩就赶紧把热菜端上桌，有时还不忘唠叨几句，“早知道这么累，还不如听我们的话，当初考个公务员。”

退休后的向莉喜欢在小区里串门打麻将。有个邻居的儿子在市财政厅上班，“她摸一把牌，就夸一次儿子”，这让向莉感到不适，“后来她一夸儿子，我就去倒水或者上厕所。”向莉说，绝大多数60后对体制都有种执念，“哪怕你赚得再多，你不在体制内，也称不上铁饭碗。”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如何评价60后这一代父母？”问题下方点赞最多的回答是：

“他们懂得自我牺牲，懂得付出和奉献，不懂得什么是放手。所以劳碌一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有网民分析，60后父母出现以上情况，是因为他们是“最苦难的一代”：“生在新社会，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读书遇文革，工作遇到上山下乡，结婚遇到价格闯关，生娃遇到计划生育，中年遇到国企下岗，退休遇到医疗改革。”

每一段经历，都让这些接近退休年龄、或已经退休的60后笃信所谓“中庸之道”，坚定认为“不抱怨”才能“守得云开”，“不添乱”才能“安稳过日子”。

和张明的父母一样，90后郜乾的父母也是力主不抱怨的两位60后。郜乾读小学时，父亲郜阳告诉他“世界多娇，祖国最美”；中学时，父母让他向周恩来学习，“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郜乾读大学时，头两年中国大陆还能上谷歌和外网，学外语的他，天天看的是BBC、CNN，也和同学一起看《天安门》纪录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和父母聊起“六四事件”，父母当即提醒他“千万不要出去乱说”。“他们告诉我，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法改变，千万别做出头鸟。”郜乾说。

用郜乾的话来说，父亲郜阳的父母、也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属于经历过战乱、饥荒和政治运动的一代人——爷爷来自河南，奶奶来自湖北，两人年轻时都去了N市念书，建立了“朴素的革命感情”。父亲郜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出生就赶上文革，在一个省吃俭用、静默无声的环境里长大，“我爸现在还舍不得那些七八十年代家里用的物件，不肯丢掉。”现在郜乾家依然丢放着父亲郜阳保留下来的铁制电扇、旧式石英钟和用了三十多年起锈的取暖器，“我妈管这些叫破铜烂铁。”

郜乾小学毕业时，和公公婆婆合住了十年多的郜阳、崔颖两口子终于搬出来单住——是从单位分到的福利房。房子面积不到80平米，但离崔颖的单位非常近，走路五分钟，让她享受到了“下楼即办公”的优越性。

在崔颖的描述里，一家三口过着“并不紧巴”的小日子，用“工薪阶层”来描述这个家庭似乎较为准确：郜阳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崔颖则在一家服务型公司做过出纳、财务直至财务总监，在物价和消费水平并不高的N市，两口子在退休前每年共三十来万的收入在小城市里不算低，而这个家庭的消费，70%用在伙食和教育上——郜阳力主“只有吃好，事情才能做好”，所以家里的客厅专门摆了两个大收纳盒，分别存放水果、坚果和各类零食。崔颖则主抓儿子教育，“我爸妈给我报班从不含糊，初三时最多一周有五节小课，一个月补课就要花掉上千块钱。”郜乾说。

和张明父母“忠于祖国忠于党”式的育儿理念相比，郜乾倒不觉得父母的思想“有多红”，尤其是母亲崔颖，“有时候聊天，聊着聊着我会觉得，我妈其实什么都懂，但她很会隐藏自己。”

郜乾听崔颖讲过一个她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碰上文革，我爸爸，就是你外公当时是保皇派。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黑风高夜，造反派来家里抓人，你外公就被戴着一顶高帽，拉去游街。半夜三点，街上还有很多人围观啊，但他们都没说话，一个字也没说。”

崔颖依然记得那个夜晚——南方的雨夜寒风蚀骨，饶是气候严酷，街头依然站了不少围观的人。有人在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也有人在摇红宝书。崔颖记得自己穿着一件花棉袄，跟着母亲来到了那个插满红旗的小广场，“我爸一出现，我妈就捂住我的眼。”

棉袄袖管很长，崔颖从袖口缩起一只手，掰开母亲捂在自己眼睛上的手，“眼睛一睁开我就发现，眼前的景象实在是荒谬。”崔颖抹了抹眼泪，“后来我学到了一点：出了事别说话，也别围观，赶紧逃离现场。”说完她拍拍儿子的肩，“我希望你也这样。”

你怎么这么懒？入党有什么不好？

崔颖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和一个苏州人、也就是崔颖的父亲结婚后，两人被分配到了南方的N市工作。

1964年起，中央决定在三线地区（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大规模兴建国防、科技、工业、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数百万人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加入建设。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安徽、广西等省开始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后来，人们把这次迁徙潮称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小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背景包括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攻势以及中苏交恶等）。

崔颖的父母，当年就从上海迁到N市支援“小三线建设”。他们在N市结婚、生育、定居，崔颖是他们最小的女儿。从小，生在上海的母亲就告诉崔颖，上海滩多气派，黄浦江多浩荡，法租界多时髦。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带崔颖回上海住上几个月，“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洋气的衣服、帽子，向往梧桐树下喝咖啡的生活。要有机会，我还想去国外看看。”崔颖说。

所有和时髦、洋气有关的记忆，都属于儿时“经常回去”的上海，而那些和痛苦相关的回忆，则大多发生在N市，比如文革。目睹父亲“戴高帽游街”时，崔颖9岁。她告诉端传媒，9岁起她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你没法相信，因为那时候真的人人自危。每个人看上去都正常，但在很多极端情况下，都会变得很不正常。”

所以她教育郜乾从小就“不要管别人的事”。“管那么多事干嘛？就图别人给你发个奖状？都没意义，保护好自己才最重要。”郜乾还记得，2006年“彭宇案”后，“扶不扶”、“救不救”、“到底应不应该做好事”的话题成了公众热议的焦点，而崔颖告诉自己，“在路上一定要尽量避开老年人，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去扶老人家，免得自己陷进去。”

彭宇案

多年后郜乾回忆起妈妈当年的告诫，“我可以理解她是不想让我有受伤害的风险”。他用“精致的利己主义”来形容母亲，“这么说或许有点重，但一些事情也证明这个说法没错。”

比如一件让崔颖和郜乾“几近决裂”的事：入党。崔颖和郜阳都是超过30年的老党员，郜乾读高中时，两人就鼓励唯一的儿子入党，老房子的客厅成了夫妻俩向儿子灌输主流价值观的“主战场”，但郜乾当时觉得入党“太麻烦”，总以耽误学习为由，仓皇逃进房间。有时夫妻俩会追到房间，在散发暗黄光的台灯下，对着郜乾一通“布道讲述”：“你以后就知道爸妈说的都是对的”。郜阳总是拿习题、练习册作为挡箭牌，“那让我以后再入党吧，别打扰我了。”

后来郜乾去北京读大学，新生入学日，夫妻俩把郜乾送到学生宿舍后开始给儿子“吹风”：“你就写一下申请书，好简单的，找个模板抄一抄，花不了几分钟的，对你以后加学分、找工作肯定有帮助！”

郜乾不从，他觉得入党后麻烦事会“一件接一件”，结果被崔颖怒批一顿，拿着手边的充电宝对着桌子一通猛敲：“你怎么这么懒？入党有什么不好？都是为了你好，怎么就不听话？”

“好脾气”的崔颖很少对郜乾发火。在他印象里，父母都是那种待人接物合理得体的人，外出吃饭总是事先主动订包房，抢着买单，去超市“扫货”时也不忘想着小区内或者单位里的好兄弟、好姊妹，跟外人从来没生过大气。

“入党事件”是郜乾第一次见母亲发火。他没想到，母亲能气得把充电宝敲了足足半分钟。郜乾回：“你们不是告诉我不要谈论政治，不要参与政治吗，入党不就是掺和政治嘛！”

崔颖愣了一下，没说话，头也不回地拽着丈夫郜阳走了。

为什么当年一个论调，现在完全相反的论调？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

对张明父母和郜乾父母这样的60后来说，“政治”是一个空泛、复杂而又无处不在的词。

张明的父亲张立达眼里的政治“就是人事变动”。“小到我们系统内换了哪个科长，大到全国人民喜迎二十大，都和人员变动有关。如果你能从人事变动里找到生存的规律，你就是下一个‘上去’的人。”

母亲向莉则把政治具象化，“融入单位集体，服从领导要求，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她特别看不惯在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的儿子，“你说你考个公务员多好，体制内福利好，铁饭碗，旱涝保收。”

但对体制的不以为然，根植于张明和郜乾的观念深处，让他们的家长感到担心。“个人意识太强的话，别人会说你是个怪人，说你不合群。”崔颖曾这样告诫儿子，但后者总能轻松反击：“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正常人通常就会被说成不合群。”

那么，政治是什么，集体又是什么？

郜乾的父亲郜阳说：“不同人的看法不一样。我是一个办公室文员，我眼里的政治可以是六四，那年我刚30岁，六四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近指的是如果我当时在北京，很可能也会上街；远当然更直观，现在回看一下，这个事件离我们日常太遥远了，中国也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了。”

对于集体，他认为“对我们父辈来说，集体就是红宝书和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集体就是体制，是铁饭碗；对我儿子那一代人来说，集体的概念很微弱，它可能只是一个指代家长作风或者特权阶层的词。”

崔颖在谈到集体一词时，联想到计划生育政策。儿子郜乾4岁时，她曾再次怀孕，但为了响应计划生育政策，为了所谓“事关政治觉悟”的集体荣誉，也为了保住自己在单位的工作，她选择了堕胎。郜乾依然记得母亲和他说过的一句话，“你在4岁时本来可以有个弟弟，但我没让他来到这个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向莉身上。和在民企工作的崔颖相比，向莉的事业编更不能容忍违反计划生育。“我们单位当时有个同事，就因为老婆生了的二胎，被领导开会点名批评，在单位抬不起头，说他是三无分子——无组织、无纪律、无集体意识。”

向端传媒回忆起上海舅公的意外经历时，向莉形容“这有点像改变我想法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此之前，她因亲历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些年的反复变迁，对自己曾经坚信的某些事情“开始有了一点动摇”——

2015年的一个周末，她和丈夫在厨房备菜，一边把客厅的电视机声音调到最大，以便一边做饭一边听新闻。两人在听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新闻时，同时对视了一眼。向莉的第一反应是：“既……也要……？拿我们当年坚持只要一个孩子的家庭当什么了？”

2011年年底起，中国实施双独二孩政策。10年后的2021年，中国开启三孩政策。

放开生育的新闻在近十年接踵而至。向莉依然记得，1998年她再次怀孕，哭着喊着想留住孩子，而收到消息后，居住街道、居委会的几个穿着白衬衫的“女同志”就上家里来了，一进屋就拉着向莉的手，“握完也不松开”，一个劲地做她思想工作，劝她“以集体和大局为重”。

胳膊拧不过大腿。街道干部上门后的第四天，向莉在丈夫张立达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那个手术”。她现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春天，杭州的街道上冷清清的，去医院的那条路离家只有一公里，但显得“特别遥远”。进手术室之前，医生问了她几个简单问题，她魂不守舍似的敷衍答了，手却一直攥着丈夫张立达的胳膊。张立达去签手术同意书时，她还特意叮嘱丈夫“签完就赶紧回来”。

做完手术后的三天，她没怎么和其他人说话。向莉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掏空了”。她在公司的记事本上，用钢笔蘸上红色墨水写下了一行字：不能再对自己更坏了。这次是最坏的一次。

写完她给记事本上了把锁，还配上了一把当年特别流行的日记本小钥匙。“当时的感觉，和我现在看到这些荒诞的新闻也差不多。”

她有一个闺蜜微信群，群里有十多个她这些年的好友，都在那个年代只生育了一胎，“我在群里发牢骚，说：‘为什么当年一个论调，现在完全相反的一个论调。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不知道你们懂不懂？’”然后她@了所有人，其中有一半人“在那个年代做过手术”。

有人回她，说“时代变了”。有同样打过胎经历的朋友给她小窗：“我们都要看开点。”只有一个退休前自己开公司的朋友发了一句“唱反调”的话，“韭菜不够割，他们开始慌了。”

时代的一粒灰，只有落在你自己或者你家人头上，才会成为一座山

“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正常人通常就会被说成不合群。”

这句当年怼过母亲的话，郜乾在上海封城期间，在微信朋友圈又原话转发了一次，转发的缘由是一条上海市民被强制转送方舱隔离的新闻。发布后十分钟，崔颖打来电话，劝儿子“不要经常公开发言”，“有些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丈夫郜阳则在一旁补充：“互联网都有大数据监控的，不要随便议论政治。”

郜乾的回应是：这不是政治，这是日常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上海，也有可能发生在你所在的城市。”

崔颖起初不信，她和郜阳都认为，上海出现的很多负面新闻是“小概率事件”。“上海的主要问题是前期学欧美，搞躺平共存那一套，后来就失控了，应该尽早封城。”郜乾不禁一笑，问她这观点从哪看来的。

“抖音上人家都这么分析。”崔颖说。

郜乾父母的这个观念，在得知上海亲戚家的小侄女在封城期间挨饿经历后，发生了根本转变。崔颖有个亲戚家在上海，一家人都在美国定居，就留了小侄女在复旦读书，打算毕业了就去美国工作。“没想到还没毕业就被困在家里，天天等着社区团长送吃的，有次一整天都没吃的。”崔颖说。

自己曾经向往的那个上海，正在加速走向另一个极端：送方舱、硬隔离、激进措施层出不穷。崔颖告诉端传媒，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流出的一些大白进入上海普通人家里“消杀”的视频，“很难不让我想到当年造反派进我家，揪我爸出去戴高帽，游街认错的旧事。”很多视频，她看完会不自觉地摁下一个红星键（即收藏），但五分钟后，她就发现视频已经被删得干干净净，“我大概能明白，这些视频为什么留不下来了。”

同样被身边人在防疫过程中的离谱经历所触动的，还有张明的父母。向莉还记得，2020年初武汉封城时，自己还质疑过作家方方，认为后者“干什么不好，非给美国人卖命，写那些抹黑我们的文章”。两年过去了，现在结合舅公的经历，向莉觉得方方的记录很有意义，“我觉得我要向她道个歉——没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作家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通过微博等平台连载自己在封城期间的日记。2020年3月11日，在一篇题为《记住，没有胜利，只有结束》的日记中，方方贴出了自己答媒体问的部分内容。有媒体问：“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成了此次疫情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它变成了一个预言？”方方的回答是：“这不是预言，这只是一个事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一个事实。”

两年前，郜乾和母亲崔颖讨论过方方的这句话。郜乾认为，方方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时代的一粒灰，只有落在你自己或者你家人头上，才会成为一座山，否则它只是一粒灰，或者连一粒灰都不是。”

当时，崔颖不同意郜乾的这个解读。直到2022年上海封城，郜乾再次在家庭群里贴出自己说过的这句话。

隔了大概10分钟，崔颖回了六个字：“儿子，你是对的。”

“泰国再差，应该也没我们这儿能折腾”

60后父母决定“润”（因润的汉语拼音rùn与英文单词run一样，被用来指代「跑」的意思，表示逃离中国、移民海外），这个念头冒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对崔颖来说，这是一种因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导致的“不安的感觉”。她所说的“不确定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国内防疫政策反复多变；上海封城悲剧随时可能复制在其他城市；经济下行导致“钱袋子”急剧缩水；年轻人都不工作了，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养老问题堪忧；常态化核酸检测，可能让长期居家的自己和家人心态失衡；接种完疫苗半年后，国产疫苗负面消息频出，不敢接种第三针……

过去，崔颖喜欢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上点赞一些唱流行歌或者教做菜的短视频，但她最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都在说生逢大时代，但这不会在你看病时减免一分钱，也不会在你失业时补贴你一分钱。大时代没用，能不折腾地过好小日子，就挺好。”

她开始看那些介绍马尔代夫、安道尔和法罗群岛的小视频，“人家国家小，但生活简单，至少不会有国内这些糟心事。”

她和丈夫郜阳最近在研究“润”向泰国的方案。“如果要找过一个地方养老，欧美成本和门槛太高，语言也不通；日本感觉也融不进去。想来想去，东南亚最好，比如泰国，华人多，成本相对低，可以考虑一下。泰国就算再差，应该也没我们这儿能折腾。”崔颖觉得，从计划生育政策下“国家养老”到“自己养老”的转变，到疫下动辄封城+常态化的全员核酸，这些在崔颖看来都叫“折腾”。

郜乾整理了一份泰国“养老签”的资料发给父母后，崔颖发现，只要真的想走，“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难。”根据泰国“养老签”的规定，年满50岁首次办理可以居留15个月，以后每年需要续期，养老签证期为一年一签，养老签证在有效期内可允许持有者自由多次出入泰国。资产方面，在泰国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内有至少80万泰铢(约16万人民币)的存款，或者每个月至少有6.5万泰铢(约1.3万人民币)的退休金收入就行。

崔颖和郜阳的打算是，今年开始计划准备，明年争取落实实施。两人家里都有还在世的老人，但好在60后不像80、90后，他们有足够多的兄弟姐妹可以照顾老人，“泰国养老签也不是出去就回不来了，只是给生活提供另一种选择——你可以待在那边，也可以有时去国外，有时待在国内。”

张明的父母则希望儿子能“先行一步”。“每个父母都希望子女能生活得比自己好。儿子做技术出身，如果他能技术移民先出去，那么我们不会排斥跟着一起出国生活。”张立达说。

崔颖依然记得5月底、自己第12次下楼做核酸时碰见的一个穿着破了洞白色背心的老头，“看上去快八十了吧”。他跟着已经排成长龙的队伍，一直低着头慢慢挪步，眯着眼，不说话，也不抬头。到了自己就张开嘴，三秒钟完事后眼神涣散地慢慢回家。“这种状态，想想都害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