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故事：那些戰死烏克蘭的俄兵是誰？

【編者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已四個多月，戰事還沒有結束的苗頭。自開戰以來，俄軍屢屢傳出官兵士氣渙散，無心戰事，甚至有士兵寧願坐牢也不肯上戰場的傳聞。新聞鏡頭總是捕足俄羅斯士兵橫屍異國的畫面，但我們對這些冰冷的驅體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在生前到底是誰，來自哪裡，為何參軍？

俄羅斯獨立媒體iStories自開戰以來，就從不同渠道系統搜集整理的陣亡士兵數據；截至七月初，他們整合的陣亡俄軍資料已超過4000條。端傳媒分析了這4000多名俄軍的資料，而通過這些數字，我們看到國家敘事之外普通人的悲劇：這些士兵多來自俄羅斯的邊陲地帶，而他們的人生，很多時候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自俄羅斯在今年2月24日向烏克蘭發動入侵後，俄軍實際死亡數字幾乎是一個謎。

開戰至今四個多月，俄羅斯只曾兩次公布軍隊死亡數據，最後一次是在3月25日。普京下令俄軍西進一個月之後，克里姆林宮在一份聲明中指有1351名俄軍在烏克蘭陣亡。但官方數字和其他媒體的估計，似乎有巨大差距－－據俄羅斯獨立媒體Mediazona和BBC利用非正式渠道收集得來的數據統計，至少有超過4000名俄軍士兵在烏克蘭戰死。而據俄羅斯獨立媒體iStories通過telegram收集的陣亡士兵數據，截至2022年7月，至少有4157名士兵戰死在烏克蘭－－是官方數字的三倍。而且據各獨立觀察者推測，連這個數字，也很可能是真實數字的冰山一角。

在新聞鏡頭下，這些侵略方的士兵，是橫陳異國戰場頹垣敗瓦中的屍體，總是仰躺著，直直地看著烏克蘭的天空。活著的時候他們是甚麼人？他們為甚麼會願意參軍？要是能活著回去的話，有甚麼在等待他們？

死者再不能為自己說話，但從端傳媒對數據的分析中，得出來的圖景似乎是－－這些士兵大多年輕﹑貧窮﹑少數，並來自俄羅斯聯邦邊陲地帶。生活艱困﹑失業率高的家鄉沒能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多少教育或就業機會，參軍成為了這些年輕人最理智的選擇。

而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沒有想到：戰爭會突然發生，而他們在沒有做好的準備的情況下，就被推過了俄烏邊境。

零經驗、不情願、想逃走

今年四月，獨立英語媒體《莫斯科時報》（Moscow Times）採訪了陣亡士兵遺屬。來自俄羅斯西部城市普斯科夫的伊戈爾（Igor）在2021年2月主動應徵入伍，2022年初，他在烏克蘭哈爾科夫郊外喪生，死亡時不足二十歲，女兒也才剛出生不久。BBC採訪到的故事也大同小異：謝爾蓋（Sergey）二十出頭，跟伊戈爾一樣，在2021年應徵入伍，今年1月被派到俄烏邊境，2月24號被指派越過俄烏邊境，倉皇緊張中投入戰鬥。五周後，他回到俄羅斯，尋求法律援助，抵抗上級讓他再次回到烏克蘭作戰的要求：「我不想回去送死。」

類似謝爾蓋和伊戈爾的案例在派往烏克蘭的俄軍中比比皆是。謝爾蓋在接受BBC採訪時透露，25歲以下的士兵在侵烏戰爭中傷亡慘重，他所在的50人作戰小隊裡，大多數都是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在烏克蘭，他們其中10人被殺，10人受傷。

沒有人知道俄羅斯軍隊中的青少年士兵的確切數目，這是俄羅斯國防部嚴格保守的另一個秘密。我們獲得的陣亡俄軍資料中，有三分一的士兵年齡不詳，而剩下的三分二之中，21歲或以下的佔了16%，而30歲或以下的佔了六成。每兩個陣亡士兵中，就有一個不足27歲。

在開戰後兩個多星期的3月8日，普京宣稱俄軍只有職業士兵（俄羅斯實行徵召式義務兵和契制志願兵（合同兵）相結合的兵役制度），而沒有正在服兵役的士兵（conscripts）。可是，烏克蘭軍方發布的俄軍戰俘的宣言影片隨即戳破了這個謊言，一天後，俄羅斯國防部不得不承認軍中有兵役兵。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說過新徵召的士兵不會被送上前線，但沒有人相信，因為軍法根本容許將服役超過四個月的兵役兵送上戰場。

這些兵役兵在不知具體作戰目的的情況下被送往烏克蘭，而有些軍隊長官更通知新兵的家人，他們的兒子簽署了成為職業士兵的合同。這些關於僱用合同的謊言，和調配烏克蘭只是演習、沒有兵役兵參戰的說法一樣，到了某些倖存的兵役兵回鄉時就被戳破。而這些剛剛入伍的年輕士兵因為受訓不久，常常不會開槍、分不清砲的兩端，還被要求在沒有夜視設備或其他基本裝備的情況下行軍。當中很多被以演習為名調到烏俄邊境，開戰後又被拉上戰場，隨即與家人失去聯絡。最終，就像謝爾蓋的小隊一樣，他們中有人有幸活了下來，而有人卻再也沒法回家。

俄羅斯法律規定，年齡在18至27歲的男性公民，均須應徵服義務兵役。普京曾多次承諾取消義務兵役，最後一次承諾是在2019，但一直都沒有提出取消的時間表，故每年春季和秋季，國防部會在全俄羅斯聯邦開展兩次跨地區徵兵。今年的春季徵兵在4月1號開啟，從那時開始，戰士母親委員會（CSMR；The Committee of Soldiers’ Mothers of Russia）和人權團體Agora收到的諮詢電話數量皆大幅飆升。青年人擔心，一旦被徵入軍營，會被派往烏克蘭，必死無疑－－正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的，俄羅斯繼續徵兵，就等同向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派發死亡證。

充滿恐懼和危險的戰場成為合同兵的夢魘。自戰爭開始以來，自由布里亞特基金會（Freedom For Buryatia）一直在為想要逃離戰場的士兵們提供法律援助。打電話求助的這些軍人想要解除和軍隊的合同，以此逃離戰場。

俄羅斯法律規定，士兵可以在不情願的狀況下拒絕戰鬥，然而，在俄軍面臨士兵短缺的當下，這些合同兵似乎不能想走就走。「軍官們會用盡一切手段，包括心理操控，不放士兵回家，因為他們急切地需要軍力，」接受端傳媒採訪的自由布里亞特基金會首席分析師瑪麗亞·維尤什科娃（Maria Vyushkova）說，「這是俄羅斯軍隊目前最大的問題，因為他們實際上有足夠的機器、武器，有足夠的車輛、火箭、大炮、導彈，但就是缺士兵。」

俄羅斯法律同時也寫著：不能強迫士兵留在戰場。而這也是自由布里亞特為士兵提供法律援助的突破口。據維尤什科娃估計，他們的組織自開戰以來已經為約100名軍人提供了相關法律援助，這項行動也還在繼續。

當兵，或者捱窮

這些戰死異鄉的士兵，絕少有來自首都莫斯科﹑或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的－－他們絕大多數來自俄羅斯聯邦的邊陲地帶，大城市的繁華離他們相當遙遠。根據端傳媒獲得的數據，在已知家鄉的陣亡士兵中，最多人來自北高加索的達吉斯坦共和國（Dagestan），其次是位於東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共和國（Buryatia）。

達吉斯坦在俄羅斯西南的北高加索地區，靠近裏海（Caspian sea），南面是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達吉斯坦的居民超過八成是穆斯林，只有少數東正教或基督教徒。過去數十年，高加索地區多次進入國際新聞視線，都是因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多次在這個地區發生衝突：1991年格魯吉亞內戰﹑阿布哈茲戰爭；1992年北奧塞梯－奧古什戰爭；1994至1996年的第一次車臣戰爭；1999年的達吉斯坦戰爭﹑第二次車臣戰爭。兩次車臣戰爭後，衝突大幅減少，過去十數年一次比較大的軍事衝突，是2008年，俄羅斯介入格魯吉亞和南奧塞梯的戰爭。

達吉斯坦是俄羅斯聯邦中最貧困的地區之一，數據顯示，14.7%的當地居民的生活條件處於貧窮線以下，近兩成的人口缺乏熱水供應。該地經濟結構單一，45%的青年工人從事農業。工業的不發達和陳舊的經濟結構，令失業率高踞不下：2022年第一季度，達吉斯坦的失業率達到14.8%，遠高於俄羅斯整體的4.4%。在達吉斯坦甚至有類似奴隸制的「強制勞動」－－工人被拐騙到磚廠工作，而「僱主」並不發薪，只發食物維持工人生命。

相似的情況出現在布里亞特（Buryatia）。而這個位於西伯利亞的邊陲共和國，一樣常年飽受貧窮之苦，據統計，近兩成的布里亞特人口處於貧窮線以下，將近五成的人沒有熱水供應。布里亞特南鄰蒙古國，人民多信奉佛教或薩滿教。跟達吉斯坦一樣，有八成的土地是山區。

在布里亞特長大的維尤什科娃向端傳媒形容：「布里亞特（在各種數據統計中）得分很低，不僅是收入中位數、居民生活水平，還有交通、教育，失業率，甚至氣候。」在俄羅斯聯邦85個行政區中，布里亞特的入息中位數排名69。「而生活質素比入息中位數的排名還要更差，大概是在末尾的行列了。」

因為入息中位數低﹑家庭收入低﹑失業率高，布里亞特有很多人參軍。「有很多部隊在布里亞特駐紥。自蘇聯時代就是這樣了，這些部隊就是蘇聯政權創建的。」

「但這些部隊現在還存在著……而我們都知道，他們很多都被派往烏克蘭了。」維尤什科娃說。

而維尤什科娃說到的這些結構性的問題，似乎也無法通過求學解決。根據資料，布里亞特的中學生們在俄語、數學、歷史三門課目上的平均得分都低於俄羅斯的平均水平。前兩者是必修科目，不通過便無法從中學畢業，繼而也不能參與升入大學的競爭。歷史雖是選修，卻也攸關升學，如果分數太低，大學便不會將你納入可錄取的範圍。而達吉斯坦情況似乎更壞：2021年該地區中學生的數學平均成績甚至跌到了俄羅斯官方規定的及格線以下。不合格即沒有機會進入大學，也就不能通過升學擺脫貧困。根據Rosobrnadzor（聯邦教育和科學監督局）的評估，布里亞特的中學教育質量在85個地區中排名第76位，而達吉斯坦則排名倒數第二。評級低的原因，是這些地區的學校無法提供優質的教育，對學生亦缺乏客觀的評級標準。

俄羅斯最精英的大學，例如莫斯科國立大學、高等經濟學院和莫斯科物理技術學院，幾乎全都位於首都莫斯科。此外，大多數教授數學和歷史這些科目的學校都在俄羅斯首都和聖彼得堡，這些學校還會為學生準備奧林匹克競賽（Olympiad）和公開考試。全俄學校奧賽能讓精英學生無需通過考試就能進入國內最好的大學，每年有24個科目。奧林匹克競賽的網站根據每年的冠軍和亞軍比例對俄羅斯各地區進行了排名，莫斯科排名第一，而達吉斯坦和布里亞特佔據了最後兩個位置。

有資源的學校的畢業生，獲得高薪職位的機會自然也比較高。而如果學生需要補教或其他課外活動的話，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家庭也比較能負擔起額外費用，因為這些大城市的收入中位數，動輒是貧困地區的兩至三倍。結構性的收入與機會不平等，令俄羅斯邊境地區長期難以脫貧。

不當兵的話能做甚麼？

居住條件、就業市場以及教育水平等各方面的長期問題，將許多布里亞特的青年引向了軍隊。維尤什科娃向端傳媒指出，「（在軍隊）能享受比本地許多職業更好的福利和工資，那裡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更體面的薪水。這也是一份非常穩定的工作，因為與其他許多雇主相比，軍隊會一直存在，企業可能會關門，但軍隊不會。」

達吉斯坦的每月入息中位數是23,600盧布（約港幣2,914元），而布里亞特的數字是22,500盧布（約港幣2,778元），遠低於俄羅斯約30,000盧布的平均水平，更無法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等大城市相比。從我們的數據分析，可見位處俄羅斯邊陲的，非斯拉夫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如圖瓦共和國（Tuva）﹑布里亞特共和國﹑北奧塞梯-阿蘭（North-Ossetia-Alania）﹑車臣共和國和達吉斯坦共和國，陣亡人數比例明顯更高，而這些地區的收入中位數也低於全國平均。

對這些位處邊陲貧困地區的年輕人而言，參軍就變得非常吸引，甚至是唯一理智的選擇了－－低階軍人的薪金，隨時是這些貧困地區入息中位數的兩倍不止。

但那不代表軍人在俄羅斯是受人敬重的職業。維尤什科娃補充：「在莫斯科、聖彼得堡這種大城市，所有人都逃避服役。在那裡，人們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果這個人有人脈、機會、或是其他金錢方面的門路，他們會不惜一切（at all costs）逃開兵役。」她甚至強調，如果最終逃避失敗、被徵召入營，你會被視為「失敗者（loser）」。

這大部分源於社會的整體狀況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俄羅斯政府對各行政區劃的招兵人數採取配額制有關。達吉斯坦和布里亞特這樣的地方因人口較少，兵役配額不多，造成了當莫斯科、聖彼得堡的青年們千方百計逃脫兵役時，達吉斯坦和布里亞特的同齡人卻在想盡辦法成為俄軍的一員的差異場景。

當後者在教育、經濟上於前者存在的根本差異讓他們人生軌道也越行越遠時，參軍這一選擇之於貧窮地區的年輕人們，卻不是甚麼改變人生的康莊大道。

在維尤什科娃看來，其家鄉布里亞特的年輕人積極參軍，更像是走投無路的無奈之舉。「他們想養家，參軍只是因為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那才是問題所在。」她續說，「一直以來，（參軍）都不被認為是一份好工作。無論他們給你發多少薪水，（當兵）仍然不是一種顯達的職業。」

維尤什科娃說，當兵甚至也不會幫到年輕人鋪平職業生涯的道路。「某些政府部門的工作要求你有在軍隊服役的經歷。但那都不是高端的工作，保安、警察之類的職業，並不高端。」

工作「低端」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一旦被派去打仗，他們連性命也難保。「平日裏的軍隊和戰爭期間的軍隊有很大的區別，在這場戰爭開始之前，這是一份和其他工作沒什麼不同的工作，沒有人相信會有一場像這樣的全面戰爭。」維尤什科娃說道，「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就是為什麽有相當多的士兵想要解除（軍隊）合同，他們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被派去打仗，在戰場上死去。」

俄羅斯政治研究員Pavel Luzin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指出：「俄軍地面部隊中數量最多的士兵和軍官來自俄羅斯的小城鎮和村莊。這與社會經濟條件有關，也與教育分層有關。地面部隊的兵役要求相對較低，而那些受過更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們則都加入了俄軍的其他部門，如空軍、海軍和太空部隊。」

來自達吉斯坦和布里亞特的那些沒法進入大學的年輕人，意圖通過軍隊「脫貧」，大多卻只能進入地面部隊，最終無可避免地被拉入戰爭的泥沼，成為最早犧牲的那部分人。

戰場之後－－PTSD﹑家暴﹑暴力的循環

在平常時期，諸多達吉斯坦或布里亞特的青年在捱過軍旅生活回到社會後，或許能順利賺到不參軍的話，永遠不可能賺到的薪水，然後過些體面一點的生活。但如果不幸被派上戰場，戰地的殘酷卻會造成延續終身的創傷，那些痛苦即使離開軍營，也沒法擺脫。

維尤什科娃現在還能回憶起年少時在布里亞特的鄰居：「我住在一個老兵隔壁，他是布里亞特人，曾被派往車臣參戰。他有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有家暴問題。公寓的牆很薄，所以一切我都聽得一清二楚：他喝醉了，打妻子、扔椅子和家具，諸如此類。」在1994年和1999年的那兩場車臣戰爭，同樣有無數沒有經驗的士兵參戰。

任職莫斯科鮑爾基金會（Heinrich Boell Foundation in Moscow）的社會學家科斯特蓮娜（Irina Kosterina）在研究北高加索地區的男性時發現：該地區遠高於俄羅斯其他地方的軍事化程度，讓男性變得更暴力，繼而導致家暴事件頻發。國家或軍隊這樣的利維坦施加給他們的暴力，被他們轉移到自己的家人身上。

在英國政治網站openDemocracy的訪問中，科斯特蓮娜提到一次在達吉斯坦的經歷－－他們一行人做了烤肉卷（Kebab）來吃，然後發現他們需要餐刀才能進食。熱心的達吉斯坦當地男人就都跑到車上，把自己的匕首拿來遞給他們當餐刀用。被問到為甚麼要隨身帶著匕首時，他們說：「在路上，甚麼都有可能發生！」科斯特蓮娜指，在達吉斯坦，隨身帶短刀﹑匕首﹑甚至槍－－都是正常的。而事實上，達吉斯坦就曾被BBC形容為「歐洲最危險的地方」：炸彈恐襲頻仍﹑綁架和法外謀殺也時有發生。

科斯特蓮娜也認為，攻擊性﹑暴力－－往往都是男性對自己和自己的未來缺乏信心的表現。崇尚陽剛氣慨的文化令男性在遭受挫折時，遠遠不如女性「能屈能伸」，也更不願意向外界尋求幫助。

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同樣將戰爭和軍隊的傷痛帶回了家鄉。陣亡士兵遺屬除了失去親人，他們當中許多還沒法得到應有的賠償。

例如來自俄羅斯馬加丹周的科雷馬（Kolyma）的沙舒科夫。年僅34歲的他已經是一名少校，軍隊中的仕途走得順風順水，在外人看來，他的家庭應該不至匱乏。然而當他在5月9日命喪烏國戰場後，其家庭並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才被展露在世人面前。在他的家鄉，當地人發起了一項籌款活動，想要給他樹一塊紀念碑的同時，也給他母親籌集一些生活所需的資金。

維尤什科娃說，即使俄兵在烏克蘭喪命，也不代表他們會得到撫裇金。「（軍人）家庭經濟拮据的情況並不罕見，雖然俄羅斯政府應該向陣亡士兵的家屬支付大量資金，但獲得這筆錢是一個相當漫長和困難的過程，在這之前，他們還要支付生活賬單和葬禮費用。」

遇難士兵的家屬並不總是有資格獲得這些賠償，能拿到那筆錢的人僅限於死者的配偶或父母。而沒有結婚，又沒有父母的軍人，就不符合賠償要求。而那些只是受傷，有幸撿回一命的士兵，也同樣沒有機會得到賠償，且必須自己承擔醫療費用。有俄軍的戰鬥機飛行員在戰鬥中受傷後被烏克蘭軍隊俘虜，最終通過戰俘交換被送回俄羅斯。然而回國後，由於條件拮据，他的家人不得不在社交網絡上進行募捐，以支付他的醫療費。

維尤什科娃篤定地說，經歷烏克蘭戰爭後回到家鄉的布里亞特青年，也會遭遇創傷後遺症。但她也承認，為這些人提供幫助不是其基金會現在要考慮的事，「我們的團隊很小，而且我們現在面對著更緊急的問題：盡可能多地把人帶回家，並盡一切可能阻止這場戰爭。當然，這（返鄉戰士的心理問題）將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但我希望在普京政權垮台後，會有更合理的人在俄羅斯掌權，以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必須在政府層面上解決。這是唯一的辦法。」

看到被派上烏克蘭戰場的兵役兵們回到家時，他們的家人也感覺到「他們與從前不同了，他們的幻想破滅了。」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會在何時結束、以什麼方式結束，也沒有人能保證那些以已經回到家鄉的俄軍士兵不會被送回戰場、或保證傷亡的士兵和其家屬得到賠償。而在普京的野心下，俄羅斯聯邦邊陲貧窮與戰爭暴力的循環，可見將來仍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