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菲律賓移工的疫時生活：隔離、禮拜與虱目魚酸湯

5月11日早上，Teresa 照例做了一次快篩。

在桃園日月光中壢廠工作的她，平時輪的是夜班，從傍晚7點20分到隔天早晨7點20分，一般是做兩天、休兩天，但偶爾必須加班。

日月光是全世界最大的IC封測（晶片製程的末端環節，附加價值、技術門檻較低；台灣的封測廠商多會雇用移工）廠商，2021年營收將近5700億新台幣（約1500億港元），在半導體產業鏈裡佔有一席之地；光是中壢這個廠區，就有一千多名移工。對Teresa來說，在工廠裡工作、在宿舍裡生活，感覺就和在菲律賓沒有太大差別，充耳都是熟悉的母語。

看著快篩盒裡浮現的兩條線，她愣住了。於是她拆開另一盒快篩試劑，小心翼翼地按照流程，又做了一次快篩——還是陽性。

不太確定該怎麼辦的Teresa，撥了通電話給人力仲介公司。中午過後，仲介公司幫她安排了一輛計程車，將她從宿舍接往桃園機場附近的一個集中隔離所。和她同行的，還有其他四名當天快篩陽性的移工，其中一名是她的同房室友。

雖然沒有任何症狀，但坐在車上時，Terasa心裡還是有些忐忑。她不知道隔離所的設備如何，也不知道病情會不會惡化；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無法上工的隔離期間，公司還會不會發工資給她。

下午兩點左右，她們抵達了集中隔離所，仲介公司的聯絡人在那裡等著她們；明明是單趟500元左右的車程，司機卻向她們收了一共1,500元的車資，讓她有些不滿。

在隔離所門口等著的仲介聯絡人，給了她們幾盒感冒藥，又搬來一箱箱瓶裝水，再向她們每個人收取一百塊——原來水是要自己付錢的。

原本在宿舍裡和她同房的移工，再次和她被分配到同個房間。房裡放了三張雙層床架、六個衣櫃和一張桌子，看起來像是閒置的宿舍，但裝修比她原來的宿舍好多了，地面用的還是拋光的石英磚，空間也算寬敞。

仲介公司沒說會不會帶她們去醫院，也沒說她們需不需要做PCR。

下午五點，躺在床上的Teresa開始畏寒、頭痛，喉嚨也隱隱作痛。晚間七點多，仲介公司又送了四名快篩陽性的移工到她的房間裡。接下來六天裡，她們將在這個小房間裡朝夕與共。

當天晚上，她撥電話給在菲律賓的11歲的兒子。之前家鄉疫情爆發時，她總想，自己身在台灣很安全；沒想到現在，她卻成了全家唯一感染的人。Teresa怕母親擔心自己，要兒子不要告訴外婆她確診的事；兒子聽了之後，在電話前哭了出來。

確診後，他們最關心隔離期間工資怎麼算

Teresa並不是日月光裡的特例——自從台灣在四月爆發第二波本土疫情後，日月光已陸續有移工確診。

今年31歲的Teresa，工作內容是在各個產線之間運送物料；和她屬於同個小組的，還有其他3名台籍同事和4名菲律賓同事。早在5月1日，她組上就有2名台灣同事確診，當時她便趕緊做了快篩，主管也要求她休息一天。

按照〈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雇主聘僱移工指引〉以及最新的隔離規範，身為密切接觸者的她，原本應該在宿舍裡隔離三天、再進入「自主管理階段」四天（亦即所謂的「3+4」），但主管看她快篩陰性之後，便要她5月2日晚間回去上工，還問她願不願意加班。

可能違反指引、造成防疫漏洞的，還不只這件事。

根據指引，雇主必須遵守「分艙分流」規定，不得將不同工作場所、不同產線上的移工，安排在同個房間居住；然而Teresa卻指出，和她同房的11名室友裡，其實只有4名和她一樣是夜班員工，其他則分屬不同的產線。

針對這些問題，日月光公關Eddie Chang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日月光移工的起居管理，基本上由人力仲介負責，他也強調一切防疫安排都合乎政府規定，但不願透露目前場內染疫的移工人數，只稱「目前公司營運一切正常」。

Eddie Chang 亦指，「日月光不是一般的小公司，桃園市政府盯我們，盯得比媒體還緊」，衛生局、勞動局若前去稽查，都能查到宿舍裡的移工工號，如果違反規定，只要對照班表就能查出，因此他不認為有違反規定的空間，「工廠就像軍隊，不是你想藏、想躲就可以的。」

然而端傳媒向桃園市勞動局查證時，卻得到非常不一樣的答覆。

桃園市勞動局指出，除非有移工出來指證、提供確切證據，否則稽查人員也只能看到宿舍，無法得知移工確切在哪個產線上工作，很難查證雇主或仲介是否依照指引安排宿舍，也因此，「分艙分流」很多時候必須靠雇主、仲介公司自律。

端傳媒亦多次聯繫Teresa所屬的「鎵興國際」人力仲介公司，但至截稿前都未獲回應。

除了密切接觸者匡列不確實、宿舍未做到「分艙分流」之外，另一個潛在的破口，則來自確診者的隔離管理。

端傳媒在桃園新屋某科技廠訪查時發現，該廠用來隔離確診移工的宿舍，並沒有嚴格的門禁管制，主要仰賴手機安裝的「電子圍籬」來進行監控。然而「電子圍籬」的原理，是由基地台對手機進行定位，誤差可達數十公尺；此外，如果移工外出時沒有攜帶手機，也很難被人發現離開隔離場所，因此偶爾能看見隔離者在建築周圍徘徊。

這件事，也反映出隔離管理鬆散、人員配置不足的問題，只能仰賴移工自律。

當然，這個破口也並非只存在於移工群體：在日增六萬多確診病例、同時有數十萬人在接受居家隔離的眼下，主管單位本就難以掌控隔離者是否確實遵守規範。循此，移工防疫的現況，和整體防疫狀況反映的是同一個現象：一旦疫情快速變化，既有的防疫指引很快就會變得不合時宜，必須不斷調整。

比起防疫漏洞、肺炎症狀，Teresa更擔心自己在隔離期間的工資問題；她的一些已經被隔離的同事，從上個月就開始在議論這件事，大家都認為，公司會以病假處理隔離期間，因此只能領到半薪。

針對隔離期間的工資問題，衛福部的移工指引並未明確給出規範，但強調移工可以申請「防疫隔離假」，雇主不得視為曠工，也不得扣發全勤獎金；如果移工因為隔離而沒有拿到薪資，也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請每天1,000元的「防疫補償」。

然而Teresa若想申請這個防疫補償，恐怕也並不容易：她在快篩陽性之後，沒有去過醫院、也沒做過PCR，更沒有拿到居家隔離通知書，在法律上根本不算是「居家隔離者」。

有些雇主，則會讓移工在隔離期間申請特休——由於每位移工一年都有7至14天的特休額度，因此只要隔離期不長於可申請的特休天數，移工基本上都還是能拿到薪水。

然而，特休終究是移工的法定權利，而接受隔離也絕非移工所願，使用特休假來折抵隔離期間是否適當，依然是值得商榷的議題。此外，端傳媒在採訪過程中也發現，大部分移工並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請「防疫補償」，因此很容易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接受公司用特休來申報隔離的作法。

移工的活動半徑：有的無門禁，有的「lockdorm」

就職企業的規模，也會影響到像Teresa這樣的移工在疫時的處境。

在她任職的日月光，從2021年5到7月的第一波本土疫情期間，公司都實行嚴格的門禁政策，每天僅允許移工外出三小時，同時禁止移工外宿——不少菲律賓移工，都把這種措施戲稱為「lockdorm」。

但相對地，日月光在實施門禁期間，每個月也對每位移工發放2500台幣的補貼，外加500元的日用品津貼。

相較之下，在桃園新屋工作的Rodrigo，則是從2020年疫情爆發至今，都沒有經歷過門禁措施，而他所任職的工具機廠，就是台灣更常見的中小企業，整間公司只有數十名員工，菲律賓移工一共只有五名。

這種差異不難理解。大型企業雇用的移工動輒千人，而且往往集中住宿，一旦有移工感染，很快就會在宿舍裡傳播開來，對產能造成嚴重影響；至於中小企業，移工總數、以及佔整體員工比例往往都不高，移工群聚感染的影響有限。

但整體而言，移工雇主現在的作法，是透過獎勵、誘因，來降低移工外出頻率，而不太會使用懲罰、或強硬禁止的措施。

這種轉變，主要和2021年竹南科技廠爆發的移工群聚感染事件有關——當時雇主禁止移工外出，導致不少人批評：同樣都是員工，為何移工被限制行動，而台籍員工卻沒有類似的限制？

這起事件引起爭議後，台灣政府便要求雇主不得禁止移工出門。有些企業便規定，放假期間如果移工自願留在宿舍，便能拿到600元津貼，而大部分移工一方面擔心染疫、一方面也想拿到津貼，因此多半都很樂意配合。

不過Rodrigo任職的公司，也不是沒有受到疫情影響：2020年疫情剛爆發時，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原料無法進口台灣、導致生產停擺，當時公司便要求他一週只上三天班。

自從共用廠區的另一間公司，在五月初傳出移工確診之後，公司高層也開始驚慌了，隨即要全廠員工進行快篩。「我們工廠裡工作的台灣工人，年紀都比較大，老闆擔心一旦傳染給他們，病情會比較嚴重。」Rodrigo說道。

他的工作是負責包裝機械成品、檢查零部件，偶爾還會幫忙組裝機器。雖然有點枯燥，但Rodrigo很喜歡：工作輕鬆、工時穩定，如果不加班的話，就是早上8點上工、下午5點放工，不像電子廠那樣24小時開工、需要輪夜班，而且台灣籍的雇主和同事也不難相處，偶爾還會請他和其他移工去聚餐。

更重要的是，他的公司提供免費住宿，也沒有門禁管理，每天下班後、週末假日期間，他幾乎就是自由身。

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Rodrigo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逢週日，他都要騎腳踏車到新屋鎮上，再轉乘公車去中壢市區的聖心天主教堂，來回要近兩個鐘頭。在教堂裡，他除了參加彌撒之外，還會幫忙講經、在聖壇上做輔祭。上個月過基督苦難主日時，Rodrigo還從教會帶回一簇棕櫚樹枝，掛在房門外的牆上。

疫情中的互助

在新竹某個科技廠工作的Dora，也是Rodrigo在教會裡認識的朋友。老家在菲律賓的黎剎省（Rizal）的Dora，至今30年的人生裡，已經有8年是在台灣度過的了。

因為公司人手短缺，Dora接受採訪當天，已經是連續上班的第10天。但她看起來並不疲憊。「我的妹妹，上個月去醫院檢查時，發現頭顱長了顆腦瘤。」身為長女的她，把在台灣的大部分積蓄，都匯回了菲律賓給家人，也變得更願意加班。

Dora住的宿舍一共有六層樓，由人力仲介公司負責管理；如果徒步的話，距離工廠要十多分鐘的路程。粗略估算，裡頭大約住了一千人。

宿舍裡基本上就是睡覺、吃飯的地方，沒有讓他們做其他事情、休閒娛樂的生活空間，做什麼事情都在床上，同房的室友平時也很少互動，見了面頂多就是相互微笑，只求換班進出房間的時候，不會干擾到彼此的作息。

疫情為她帶來的唯一困擾，是能外出的時間變短了——雖然Dora的公司沒有門禁、也沒有限制外出時間長短，但會限制他們前往的地點不能太遠。正是因為如此，Dora上一次離開新竹，已經是今年一月去中壢的教會了。

由於移工防疫指引規定，雇主必須掌握移工休假期間的去處，因此Dora每次出門，都要用手機掃公司提供的二維條碼（QR Code），填寫自己去過的地方。「有次我不小心忘記了，主任還打給我，問我怎麼沒有掃碼。」

在天主教新竹教區服務、偶爾會到中壢耶穌聖心堂佈道的菲律賓籍神父 Peter 指出，從四月開始，他確實能感覺到來教會做禮拜的移工變少了。「有些公司會和移工說，不能出門超過三個小時，目的就是讓他們不要跑太遠，減少染疫機會；很多移工居住的地方比較偏僻，來一趟教會很難不超過三個小時，所以很多人就乾脆不來了。」

不過神父指出，在菲律賓移工的防疫上，教會確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菲律賓有不少虔誠的天主教徒，而教會，就是很多菲律賓移工在台的人際網路樞紐；這些人際網絡，能在移工需要幫助的時候發揮作用。

其次，台灣各大教會體系也都有下轄醫院，所以在醫學知識上，教會一直都能獲得專業協助，也能幫助政府向移工宣導疫苗接種的好處，以及正確的防疫觀念。

更重要的是，教會往往也是移工向外求援的第一個窗口，「這週就有快篩陽性的移工打電話來，因為還沒連絡上人力仲介公司，不知道該怎麼通報、拿藥，所以就打電話來教會問。」

另一個和其他海外移工社群不同的地方是，菲律賓移工的凝聚力、人際網絡確實頗為堅韌，白領、藍領的移工休假時也會一起活動，階級界線並不明顯——同樣來自菲律賓、週日固定會去教會做志工的 Ace 對端傳媒表示，他亦有類似的觀察。

正在中原大學攻讀病毒學博士的 Ace 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用宗教和文化因素來解釋。「菲律賓並沒有（印度那種）種姓制度，而且我們基本上屬於同個民族，普遍也都非常熱情活潑，本就喜歡社交、和別人一起相處的感覺。」

Ace 也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因為菲律賓缺博士，因此雖然他只有碩士學位，但已經在菲律賓某所大學裡任教多年；幾年前他剛進入大學教書時，也經常和警衛、清潔人員一起吃飯。

他在台灣教會時，也經常看見原本是移工、後來嫁給台灣人的新移民，會自發地對菲律賓移工社群提供幫助——2007年來台的Zhel，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和現在的丈夫結婚後，Zhel便取得了定居的身份，平日在楊梅國小教菲律賓語。去年台灣本土疫情爆發後，她便自發地幫助被隔離的移工，購買藥物、食物和日用品，再送去宿舍或隔離所的門口。

起初她幫忙的是自己的朋友，後來需要幫忙的人愈來愈多，她運送的足跡遍佈了桃園全境。Zhel告訴端傳媒，她幫助的對象不僅限於菲律賓人，還包括其他印尼、越南移工。

「有些人被送去的隔離所，不在原來的宿舍附近，所以他們沒法請自己的同事幫忙購物，這時候就很需要像我們這樣的菲律賓新移民來幫忙。」

Zhel指出，隔離者目前最缺的東西，其實就是用來緩解症狀的藥物，比如普拿疼、止痛藥等。「比較好的仲介業者，會買好給移工，但如果遇到不好的業者，移工就要自己想辦法了。」

大疫之後，還要留在台灣嗎？

前去採訪Doanrd當天，正好是五一勞動節；他宿舍的樓梯間裡，還掛著一幅陳年的告示，用中文註明「禁止家屬住宿」。

這幅告示提醒了一件事：這幢宿舍，原本其實是給台籍員工使用的，但自從台灣於1990年代引入外籍勞工之後，工廠裡的藍領職位便逐漸被菲律賓、越南籍的移工填補——雖然宿舍裡的住客已經換成了外國人，但告示依然沒有更換，卻也無心插柳地，為台灣的經濟史留下一個註腳。

到了宿舍，Rodrigo才告訴我，雇主當天突然說要請員工吃大餐，同住的其他四名室友全都開心赴約。但約好要煮菲式虱目魚酸湯（sinigang na bangus）給我的Rodrigo，並沒有因此更改行程。

前幾天在教會認識Rodrigo時聊到，我以前在科威特唸書時，如果想家，就會去菲律賓餐廳點一碗虱目魚酸湯——因為科威特也有不少來自菲律賓的移工。雖然菲式的虱目魚酸湯，味道跟台灣的虱目魚湯很不一樣，但至少虱目魚本身是一樣的（科威特的虱目魚大部分都是從台灣進口的），所以只要把油花花的魚肚吃進嘴裡，當時的我就能想像自己回家了。Rodrigo聽後，馬上便說改天要煮鍋魚湯，讓我回味在科威特時鄉愁的味道。

等待開飯時，Rodrigo又拿出了一個水果禮盒給我，說是雇主送的勞動節禮物，裡頭整齊擺著幾顆進口蘋果和奇異果。

除了幾張木製傢俱、一個擺放調味醬料的櫃子外，宿舍的客廳裡沒有太多擺飾——和大部分移工的宿舍相比，他的宿舍甚至顯得有些空曠。掛在白板上的日曆，是宿舍裡少數可以看出生活況味、體察時間流動的物件：他和室友會在日曆上的每個月初，畫上一個大大的「＄」符號，提醒自己發薪的日期，然後在放假的日子打個大叉。白板上頭，還有一大疊從去年開始，公司便要求他們每天記錄體溫和身體狀況，但貼在白板上的體溫記錄表，只記錄到今年二月初就中斷了。

這波疫情爆發之前，他們的午、晚餐一般採「自助餐」形式，同事會聚在一起用餐；但最近公司再次更改了安排，把伙食改為「便當」，要求移工帶回自己的宿舍用餐。但便當裡的台灣菜吃久總是會膩，所以每到週末假日，他都會看著youtube的教學影片，學著做菲律賓菜解解鄉愁，也才能做出那鍋道地的魚湯。

吃著魚湯配飯時，Rodrigo告訴我，其實台灣不是他的「第一選擇」，他之前還申請過韓國、日本的工作機會。「韓國的移工計畫，是政府和政府之間簽訂的，工資幾乎是台灣的兩倍，但我沒有通過韓國政府的考試⋯⋯我也申請過日本的工作計畫，但沒有獲得面試機會。」

求職受挫的他，於是才將目光轉向相對容易的台灣。「在日本，你還要先學日語、通過訓練，之後才能過去工作。但在台灣，你只要通過雇主的面試就可以了。」

不過真要說起來，這場從2020年延續至今的疫情，其實也已經改變了移工在台灣的處境。

隨著國外和台灣疫情的起伏，這兩年多來，台灣政府已經多次暫緩移工入境，導致台灣的缺工問題雪上加霜；儘管勞動部已在2021年底重新開放移工入境，缺工現象依然沒有獲得緩解。

根據台灣勞動部統計，2022年3月份，在工廠、農場、漁船上工作的「產業移工」總數為438,489人，比2021年同期減少了約28,000人，減幅達6%；至於在家庭、社福機構裡擔任看護或幫傭的「社福移工」，缺工情況則更加嚴重，人數只剩約22萬人，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0.71%，讓一些雇主抱怨「有錢也搶不到看護」。

這種缺工現象，不只讓移工的議價能力提高、讓移工市場由「買方市場」變成「賣方市場」，也讓台灣政府不得不加速對移工政策進行改革。

4月30日，勞動部便宣布「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正式上路：移工在台工作滿6年後，只要薪資達一定標準、或取得技術證照認證，便可以由雇主申請成為「中階技術人力」；成為「中階技術人力」滿5年之後，只要月薪達法定最低薪資的兩倍，即可申請永久居留台灣。

然而對於這個新政策，Rodrigo似乎不怎麼感興趣——儘管他很喜歡現在的工作和生活，在教會裡也交到了不少朋友。

我問 Rodrigo 有沒有夢想。他靜默了幾秒鐘，然後羞赧地笑說，「我想當護士。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從小就想當護士。」

Rodrigo說，許多來台工作的菲律賓移工，都把台灣當作「跳板」，等存夠了錢，就能試著申請加拿大的工作簽證。和台灣相比，加拿大有更加完善、實行更久的移工入籍制度，甚至有官方入口網站接受線上申請，職業選擇也更多。

Rodrigo知道加拿大護士短缺，所以一直都在考慮，要不要先去加拿大接受護士訓練，完成自己的護士夢。

Teresa也沒有長久留在台灣的打算。

身為單親媽媽的她，來台灣只有一個理由：讓今年11歲的兒子，能無後顧之憂地長大、唸完大學。再說，她在拉古納省的家鄉，還有個和朋友合夥經營的小型製鞋工坊，雖然收益不如在台灣工作穩定，但等孩子長大之後，她終究是要回去和家人團聚的。

「我很喜歡台灣，而且台灣的醫療水準是世界頂尖的，經濟狀況也比大部分國家好，但不論這裡的生活再怎麼好，都不如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第二份合約即將進入尾聲的她，還在考慮是否要續約、在台灣多留三年。

「最近的總統大選，我投給了小馬可仕（Bongbong Marcos，港譯「小馬科斯」，其父費迪南德·馬科斯是菲律賓第十任總統、獨裁者，1965年至1986年統治菲律賓長達20年）——他的父親是菲律賓史上最好的總統，他的家族也非常慷慨，幫助過很多菲律賓人⋯⋯如果他上台之後，能改善菲律賓的經濟，那我應該就會回去菲律賓了。」

尾聲

還有兩天就能解除隔離的Teresa，至今依然沒有去過醫院，也沒做過PCR；每天自己做的快篩，也依然是陽性結果。

連續刷了幾天抖音之後，她發現朋友圈裡，有愈來愈多人和她一樣，被仲介送進了隔離所——但她們有些人拿不到紓緩症狀的普拿疼、止痛藥，還有些人，起初甚至連床鋪都沒有。

很顯然地，隨著確診數持續高攀，負責通報移工確診、安排移工隔離的人力仲介公司，也變得愈來愈捉襟見肘，難以周詳照顧每個感染移工；相比之下，比較早感染的她，似乎幸運多了。

就在截稿前一天，Rodrigo傳了訊息過來：「我有兩個室友快篩陽性了。」

由於宿舍房裡只有他們五名移工，他的雇主決定讓感染者留在宿舍隔離，還送來幾大袋物資：有蘋果、餅乾、泡麵、飲料，還有兩只電子溫度計和幾包藥物，並附上一張中英文對照、寫著各種症狀的紙條，提醒他們那些藥物的用途。

雖然衛福部已經在5月16日修改隔離辦法，規定只要密切接觸者已經接種三劑疫苗、而且快篩陰性，就無需居家隔離，但他的雇主為保險起見，還是決定讓Rodrigo和其他室友一起居家隔離三天。雇主還告訴他們，醫院每天早上和下午各只能做120個PCR檢測，當天應該排不上了。

但Rodrigo和其他室友一點也不緊張，依然坐在感染者身旁吃飯、聊天。

「我身體健康、又年輕，而且已經打了三劑疫苗。我之前只擔心自己出去，會把病毒帶回來、傳染給室友；但既然現在他們感染了，我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Rodrigo如此說道，語氣竟帶點如釋重負的意味。

應受訪者要求，報導中的移工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