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菲律宾移工的疫时生活：隔离、礼拜与虱目鱼酸汤

5月11日早上，Teresa 照例做了一次快筛。

在桃园日月光中坜厂工作的她，平时轮的是夜班，从傍晚7点20分到隔天早晨7点20分，一般是做两天、休两天，但偶尔必须加班。

日月光是全世界最大的IC封测（晶片制程的末端环节，附加价值、技术门槛较低；台湾的封测厂商多会雇用移工）厂商，2021年营收将近5700亿新台币（约1500亿港元），在半导体产业链里占有一席之地；光是中坜这个厂区，就有一千多名移工。对Teresa来说，在工厂里工作、在宿舍里生活，感觉就和在菲律宾没有太大差别，充耳都是熟悉的母语。

看着快筛盒里浮现的两条线，她愣住了。于是她拆开另一盒快筛试剂，小心翼翼地按照流程，又做了一次快筛——还是阳性。

不太确定该怎么办的Teresa，拨了通电话给人力仲介公司。中午过后，仲介公司帮她安排了一辆计程车，将她从宿舍接往桃园机场附近的一个集中隔离所。和她同行的，还有其他四名当天快筛阳性的移工，其中一名是她的同房室友。

虽然没有任何症状，但坐在车上时，Terasa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她不知道隔离所的设备如何，也不知道病情会不会恶化；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无法上工的隔离期间，公司还会不会发工资给她。

下午两点左右，她们抵达了集中隔离所，仲介公司的联络人在那里等着她们；明明是单趟500元左右的车程，司机却向她们收了一共1,500元的车资，让她有些不满。

在隔离所门口等着的仲介联络人，给了她们几盒感冒药，又搬来一箱箱瓶装水，再向她们每个人收取一百块——原来水是要自己付钱的。

原本在宿舍里和她同房的移工，再次和她被分配到同个房间。房里放了三张双层床架、六个衣柜和一张桌子，看起来像是闲置的宿舍，但装修比她原来的宿舍好多了，地面用的还是抛光的石英砖，空间也算宽敞。

仲介公司没说会不会带她们去医院，也没说她们需不需要做PCR。

下午五点，躺在床上的Teresa开始畏寒、头痛，喉咙也隐隐作痛。晚间七点多，仲介公司又送了四名快筛阳性的移工到她的房间里。接下来六天里，她们将在这个小房间里朝夕与共。

当天晚上，她拨电话给在菲律宾的11岁的儿子。之前家乡疫情爆发时，她总想，自己身在台湾很安全；没想到现在，她却成了全家唯一感染的人。Teresa怕母亲担心自己，要儿子不要告诉外婆她确诊的事；儿子听了之后，在电话前哭了出来。

确诊后，他们最关心隔离期间工资怎么算

Teresa并不是日月光里的特例——自从台湾在四月爆发第二波本土疫情后，日月光已陆续有移工确诊。

今年31岁的Teresa，工作内容是在各个产线之间运送物料；和她属于同个小组的，还有其他3名台籍同事和4名菲律宾同事。早在5月1日，她组上就有2名台湾同事确诊，当时她便赶紧做了快筛，主管也要求她休息一天。

按照〈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雇主聘雇移工指引〉以及最新的隔离规范，身为密切接触者的她，原本应该在宿舍里隔离三天、再进入“自主管理阶段”四天（亦即所谓的“3+4”），但主管看她快筛阴性之后，便要她5月2日晚间回去上工，还问她愿不愿意加班。

可能违反指引、造成防疫漏洞的，还不只这件事。

根据指引，雇主必须遵守“分舱分流”规定，不得将不同工作场所、不同产线上的移工，安排在同个房间居住；然而Teresa却指出，和她同房的11名室友里，其实只有4名和她一样是夜班员工，其他则分属不同的产线。

针对这些问题，日月光公关Eddie Chang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日月光移工的起居管理，基本上由人力仲介负责，他也强调一切防疫安排都合乎政府规定，但不愿透露目前场内染疫的移工人数，只称“目前公司营运一切正常”。

Eddie Chang 亦指，“日月光不是一般的小公司，桃园市政府盯我们，盯得比媒体还紧”，卫生局、劳动局若前去稽查，都能查到宿舍里的移工工号，如果违反规定，只要对照班表就能查出，因此他不认为有违反规定的空间，“工厂就像军队，不是你想藏、想躲就可以的。”

然而端传媒向桃园市劳动局查证时，却得到非常不一样的答复。

桃园市劳动局指出，除非有移工出来指证、提供确切证据，否则稽查人员也只能看到宿舍，无法得知移工确切在哪个产线上工作，很难查证雇主或仲介是否依照指引安排宿舍，也因此，“分舱分流”很多时候必须靠雇主、仲介公司自律。

端传媒亦多次联系Teresa所属的“镓兴国际”人力仲介公司，但至截稿前都未获回应。

除了密切接触者匡列不确实、宿舍未做到“分舱分流”之外，另一个潜在的破口，则来自确诊者的隔离管理。

端传媒在桃园新屋某科技厂访查时发现，该厂用来隔离确诊移工的宿舍，并没有严格的门禁管制，主要仰赖手机安装的“电子围篱”来进行监控。然而“电子围篱”的原理，是由基地台对手机进行定位，误差可达数十公尺；此外，如果移工外出时没有携带手机，也很难被人发现离开隔离场所，因此偶尔能看见隔离者在建筑周围徘徊。

这件事，也反映出隔离管理松散、人员配置不足的问题，只能仰赖移工自律。

当然，这个破口也并非只存在于移工群体：在日增六万多确诊病例、同时有数十万人在接受居家隔离的眼下，主管单位本就难以掌控隔离者是否确实遵守规范。循此，移工防疫的现况，和整体防疫状况反映的是同一个现象：一旦疫情快速变化，既有的防疫指引很快就会变得不合时宜，必须不断调整。

比起防疫漏洞、肺炎症状，Teresa更担心自己在隔离期间的工资问题；她的一些已经被隔离的同事，从上个月就开始在议论这件事，大家都认为，公司会以病假处理隔离期间，因此只能领到半薪。

针对隔离期间的工资问题，卫福部的移工指引并未明确给出规范，但强调移工可以申请“防疫隔离假”，雇主不得视为旷工，也不得扣发全勤奖金；如果移工因为隔离而没有拿到薪资，也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请每天1,000元的“防疫补偿”。

然而Teresa若想申请这个防疫补偿，恐怕也并不容易：她在快筛阳性之后，没有去过医院、也没做过PCR，更没有拿到居家隔离通知书，在法律上根本不算是“居家隔离者”。

有些雇主，则会让移工在隔离期间申请特休——由于每位移工一年都有7至14天的特休额度，因此只要隔离期不长于可申请的特休天数，移工基本上都还是能拿到薪水。

然而，特休终究是移工的法定权利，而接受隔离也绝非移工所愿，使用特休假来折抵隔离期间是否适当，依然是值得商榷的议题。此外，端传媒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大部分移工并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请“防疫补偿”，因此很容易在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接受公司用特休来申报隔离的作法。

移工的活动半径：有的无门禁，有的“lockdorm”

就职企业的规模，也会影响到像Teresa这样的移工在疫时的处境。

在她任职的日月光，从2021年5到7月的第一波本土疫情期间，公司都实行严格的门禁政策，每天仅允许移工外出三小时，同时禁止移工外宿——不少菲律宾移工，都把这种措施戏称为“lockdorm”。

但相对地，日月光在实施门禁期间，每个月也对每位移工发放2500台币的补贴，外加500元的日用品津贴。

相较之下，在桃园新屋工作的Rodrigo，则是从2020年疫情爆发至今，都没有经历过门禁措施，而他所任职的工具机厂，就是台湾更常见的中小企业，整间公司只有数十名员工，菲律宾移工一共只有五名。

这种差异不难理解。大型企业雇用的移工动辄千人，而且往往集中住宿，一旦有移工感染，很快就会在宿舍里传播开来，对产能造成严重影响；至于中小企业，移工总数、以及占整体员工比例往往都不高，移工群聚感染的影响有限。

但整体而言，移工雇主现在的作法，是透过奖励、诱因，来降低移工外出频率，而不太会使用惩罚、或强硬禁止的措施。

这种转变，主要和2021年竹南科技厂爆发的移工群聚感染事件有关——当时雇主禁止移工外出，导致不少人批评：同样都是员工，为何移工被限制行动，而台籍员工却没有类似的限制？

这起事件引起争议后，台湾政府便要求雇主不得禁止移工出门。有些企业便规定，放假期间如果移工自愿留在宿舍，便能拿到600元津贴，而大部分移工一方面担心染疫、一方面也想拿到津贴，因此多半都很乐意配合。

不过Rodrigo任职的公司，也不是没有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原料无法进口台湾、导致生产停摆，当时公司便要求他一周只上三天班。

自从共用厂区的另一间公司，在五月初传出移工确诊之后，公司高层也开始惊慌了，随即要全厂员工进行快筛。“我们工厂里工作的台湾工人，年纪都比较大，老板担心一旦传染给他们，病情会比较严重。”Rodrigo说道。

他的工作是负责包装机械成品、检查零部件，偶尔还会帮忙组装机器。虽然有点枯燥，但Rodrigo很喜欢：工作轻松、工时稳定，如果不加班的话，就是早上8点上工、下午5点放工，不像电子厂那样24小时开工、需要轮夜班，而且台湾籍的雇主和同事也不难相处，偶尔还会请他和其他移工去聚餐。

更重要的是，他的公司提供免费住宿，也没有门禁管理，每天下班后、周末假日期间，他几乎就是自由身。

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Rodrigo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逢周日，他都要骑脚踏车到新屋镇上，再转乘公车去中坜市区的圣心天主教堂，来回要近两个钟头。在教堂里，他除了参加弥撒之外，还会帮忙讲经、在圣坛上做辅祭。上个月过基督苦难主日时，Rodrigo还从教会带回一簇棕榈树枝，挂在房门外的墙上。

疫情中的互助

在新竹某个科技厂工作的Dora，也是Rodrigo在教会里认识的朋友。老家在菲律宾的黎刹省（Rizal）的Dora，至今30年的人生里，已经有8年是在台湾度过的了。

因为公司人手短缺，Dora接受采访当天，已经是连续上班的第10天。但她看起来并不疲惫。“我的妹妹，上个月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头颅长了颗脑瘤。”身为长女的她，把在台湾的大部分积蓄，都汇回了菲律宾给家人，也变得更愿意加班。

Dora住的宿舍一共有六层楼，由人力仲介公司负责管理；如果徒步的话，距离工厂要十多分钟的路程。粗略估算，里头大约住了一千人。

宿舍里基本上就是睡觉、吃饭的地方，没有让他们做其他事情、休闲娱乐的生活空间，做什么事情都在床上，同房的室友平时也很少互动，见了面顶多就是相互微笑，只求换班进出房间的时候，不会干扰到彼此的作息。

疫情为她带来的唯一困扰，是能外出的时间变短了——虽然Dora的公司没有门禁、也没有限制外出时间长短，但会限制他们前往的地点不能太远。正是因为如此，Dora上一次离开新竹，已经是今年一月去中坜的教会了。

由于移工防疫指引规定，雇主必须掌握移工休假期间的去处，因此Dora每次出门，都要用手机扫公司提供的二维条码（QR Code），填写自己去过的地方。“有次我不小心忘记了，主任还打给我，问我怎么没有扫码。”

在天主教新竹教区服务、偶尔会到中坜耶稣圣心堂布道的菲律宾籍神父 Peter 指出，从四月开始，他确实能感觉到来教会做礼拜的移工变少了。“有些公司会和移工说，不能出门超过三个小时，目的就是让他们不要跑太远，减少染疫机会；很多移工居住的地方比较偏僻，来一趟教会很难不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很多人就干脆不来了。”

不过神父指出，在菲律宾移工的防疫上，教会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菲律宾有不少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教会，就是很多菲律宾移工在台的人际网路枢纽；这些人际网络，能在移工需要帮助的时候发挥作用。

其次，台湾各大教会体系也都有下辖医院，所以在医学知识上，教会一直都能获得专业协助，也能帮助政府向移工宣导疫苗接种的好处，以及正确的防疫观念。

更重要的是，教会往往也是移工向外求援的第一个窗口，“这周就有快筛阳性的移工打电话来，因为还没连络上人力仲介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通报、拿药，所以就打电话来教会问。”

另一个和其他海外移工社群不同的地方是，菲律宾移工的凝聚力、人际网络确实颇为坚韧，白领、蓝领的移工休假时也会一起活动，阶级界线并不明显——同样来自菲律宾、周日固定会去教会做志工的 Ace 对端传媒表示，他亦有类似的观察。

正在中原大学攻读病毒学博士的 Ace 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宗教和文化因素来解释。“菲律宾并没有（印度那种）种姓制度，而且我们基本上属于同个民族，普遍也都非常热情活泼，本就喜欢社交、和别人一起相处的感觉。”

Ace 也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因为菲律宾缺博士，因此虽然他只有硕士学位，但已经在菲律宾某所大学里任教多年；几年前他刚进入大学教书时，也经常和警卫、清洁人员一起吃饭。

他在台湾教会时，也经常看见原本是移工、后来嫁给台湾人的新移民，会自发地对菲律宾移工社群提供帮助——2007年来台的Zhel，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和现在的丈夫结婚后，Zhel便取得了定居的身份，平日在杨梅国小教菲律宾语。去年台湾本土疫情爆发后，她便自发地帮助被隔离的移工，购买药物、食物和日用品，再送去宿舍或隔离所的门口。

起初她帮忙的是自己的朋友，后来需要帮忙的人愈来愈多，她运送的足迹遍布了桃园全境。Zhel告诉端传媒，她帮助的对象不仅限于菲律宾人，还包括其他印尼、越南移工。

“有些人被送去的隔离所，不在原来的宿舍附近，所以他们没法请自己的同事帮忙购物，这时候就很需要像我们这样的菲律宾新移民来帮忙。”

Zhel指出，隔离者目前最缺的东西，其实就是用来缓解症状的药物，比如普拿疼、止痛药等。“比较好的仲介业者，会买好给移工，但如果遇到不好的业者，移工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大疫之后，还要留在台湾吗？

前去采访Doanrd当天，正好是五一劳动节；他宿舍的楼梯间里，还挂着一幅陈年的告示，用中文注明“禁止家属住宿”。

这幅告示提醒了一件事：这幢宿舍，原本其实是给台籍员工使用的，但自从台湾于1990年代引入外籍劳工之后，工厂里的蓝领职位便逐渐被菲律宾、越南籍的移工填补——虽然宿舍里的住客已经换成了外国人，但告示依然没有更换，却也无心插柳地，为台湾的经济史留下一个注脚。

到了宿舍，Rodrigo才告诉我，雇主当天突然说要请员工吃大餐，同住的其他四名室友全都开心赴约。但约好要煮菲式虱目鱼酸汤（sinigang na bangus）给我的Rodrigo，并没有因此更改行程。

前几天在教会认识Rodrigo时聊到，我以前在科威特念书时，如果想家，就会去菲律宾餐厅点一碗虱目鱼酸汤——因为科威特也有不少来自菲律宾的移工。虽然菲式的虱目鱼酸汤，味道跟台湾的虱目鱼汤很不一样，但至少虱目鱼本身是一样的（科威特的虱目鱼大部分都是从台湾进口的），所以只要把油花花的鱼肚吃进嘴里，当时的我就能想像自己回家了。Rodrigo听后，马上便说改天要煮锅鱼汤，让我回味在科威特时乡愁的味道。

等待开饭时，Rodrigo又拿出了一个水果礼盒给我，说是雇主送的劳动节礼物，里头整齐摆着几颗进口苹果和奇异果。

除了几张木制家具、一个摆放调味酱料的柜子外，宿舍的客厅里没有太多摆饰——和大部分移工的宿舍相比，他的宿舍甚至显得有些空旷。挂在白板上的日历，是宿舍里少数可以看出生活况味、体察时间流动的物件：他和室友会在日历上的每个月初，画上一个大大的“＄”符号，提醒自己发薪的日期，然后在放假的日子打个大叉。白板上头，还有一大叠从去年开始，公司便要求他们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但贴在白板上的体温记录表，只记录到今年二月初就中断了。

这波疫情爆发之前，他们的午、晚餐一般采“自助餐”形式，同事会聚在一起用餐；但最近公司再次更改了安排，把伙食改为“便当”，要求移工带回自己的宿舍用餐。但便当里的台湾菜吃久总是会腻，所以每到周末假日，他都会看着youtube的教学影片，学着做菲律宾菜解解乡愁，也才能做出那锅道地的鱼汤。

吃着鱼汤配饭时，Rodrigo告诉我，其实台湾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他之前还申请过韩国、日本的工作机会。“韩国的移工计划，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签订的，工资几乎是台湾的两倍，但我没有通过韩国政府的考试⋯⋯我也申请过日本的工作计划，但没有获得面试机会。”

求职受挫的他，于是才将目光转向相对容易的台湾。“在日本，你还要先学日语、通过训练，之后才能过去工作。但在台湾，你只要通过雇主的面试就可以了。”

不过真要说起来，这场从2020年延续至今的疫情，其实也已经改变了移工在台湾的处境。

随着国外和台湾疫情的起伏，这两年多来，台湾政府已经多次暂缓移工入境，导致台湾的缺工问题雪上加霜；尽管劳动部已在2021年底重新开放移工入境，缺工现象依然没有获得缓解。

根据台湾劳动部统计，2022年3月份，在工厂、农场、渔船上工作的“产业移工”总数为438,489人，比2021年同期减少了约28,000人，减幅达6%；至于在家庭、社福机构里担任看护或帮佣的“社福移工”，缺工情况则更加严重，人数只剩约2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71%，让一些雇主抱怨“有钱也抢不到看护”。

这种缺工现象，不只让移工的议价能力提高、让移工市场由“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也让台湾政府不得不加速对移工政策进行改革。

4月30日，劳动部便宣布“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正式上路：移工在台工作满6年后，只要薪资达一定标准、或取得技术证照认证，便可以由雇主申请成为“中阶技术人力”；成为“中阶技术人力”满5年之后，只要月薪达法定最低薪资的两倍，即可申请永久居留台湾。

然而对于这个新政策，Rodrigo似乎不怎么感兴趣——尽管他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在教会里也交到了不少朋友。

我问 Rodrigo 有没有梦想。他静默了几秒钟，然后羞赧地笑说，“我想当护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想当护士。”

Rodrigo说，许多来台工作的菲律宾移工，都把台湾当作“跳板”，等存够了钱，就能试着申请加拿大的工作签证。和台湾相比，加拿大有更加完善、实行更久的移工入籍制度，甚至有官方入口网站接受线上申请，职业选择也更多。

Rodrigo知道加拿大护士短缺，所以一直都在考虑，要不要先去加拿大接受护士训练，完成自己的护士梦。

Teresa也没有长久留在台湾的打算。

身为单亲妈妈的她，来台湾只有一个理由：让今年11岁的儿子，能无后顾之忧地长大、念完大学。再说，她在拉古纳省的家乡，还有个和朋友合伙经营的小型制鞋工坊，虽然收益不如在台湾工作稳定，但等孩子长大之后，她终究是要回去和家人团聚的。

“我很喜欢台湾，而且台湾的医疗水准是世界顶尖的，经济状况也比大部分国家好，但不论这里的生活再怎么好，都不如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第二份合约即将进入尾声的她，还在考虑是否要续约、在台湾多留三年。

“最近的总统大选，我投给了小马可仕（Bongbong Marcos，港译“小马科斯”，其父费迪南德·马科斯是菲律宾第十任总统、独裁者，1965年至1986年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他的父亲是菲律宾史上最好的总统，他的家族也非常慷慨，帮助过很多菲律宾人⋯⋯如果他上台之后，能改善菲律宾的经济，那我应该就会回去菲律宾了。”

尾声

还有两天就能解除隔离的Teresa，至今依然没有去过医院，也没做过PCR；每天自己做的快筛，也依然是阳性结果。

连续刷了几天抖音之后，她发现朋友圈里，有愈来愈多人和她一样，被仲介送进了隔离所——但她们有些人拿不到纾缓症状的普拿疼、止痛药，还有些人，起初甚至连床铺都没有。

很显然地，随着确诊数持续高攀，负责通报移工确诊、安排移工隔离的人力仲介公司，也变得愈来愈捉襟见肘，难以周详照顾每个感染移工；相比之下，比较早感染的她，似乎幸运多了。

就在截稿前一天，Rodrigo传了讯息过来：“我有两个室友快筛阳性了。”

由于宿舍房里只有他们五名移工，他的雇主决定让感染者留在宿舍隔离，还送来几大袋物资：有苹果、饼干、泡面、饮料，还有两只电子温度计和几包药物，并附上一张中英文对照、写着各种症状的纸条，提醒他们那些药物的用途。

虽然卫福部已经在5月16日修改隔离办法，规定只要密切接触者已经接种三剂疫苗、而且快筛阴性，就无需居家隔离，但他的雇主为保险起见，还是决定让Rodrigo和其他室友一起居家隔离三天。雇主还告诉他们，医院每天早上和下午各只能做120个PCR检测，当天应该排不上了。

但Rodrigo和其他室友一点也不紧张，依然坐在感染者身旁吃饭、聊天。

“我身体健康、又年轻，而且已经打了三剂疫苗。我之前只担心自己出去，会把病毒带回来、传染给室友；但既然现在他们感染了，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Rodrigo如此说道，语气竟带点如释重负的意味。

应受访者要求，报导中的移工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