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胡台麗：人類學與台灣，她拿著筆記本，隻身進入無人知曉之境

【編者按】台灣人類學家胡台麗（1950-2022）於5月7日逝世，她曾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亦是台灣重要的紀錄片導演，民族誌紀錄片先驅。我們邀請作家朱嘉漢撰文，述往與哀悼。

朱嘉漢：1983年生，作家。曾就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班，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著有長篇小說《禮物》、《裡面的裡面》等。

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在公元兩千年左右就讀人類學這冷門科系的學生而言，胡台麗的身影，象徵的是人類學這門知識更為寬廣且平易近人的學科的出路。這些出路（是的，她告訴我們不只一條），不僅能親近更多的讀者、觀眾，且不犧牲掉人類學最可貴的特質。即，能在理解時，不化約、不刻板化他者。並時時維持著自省的態度，謙遜的尊重每個文化的獨特性。

​若近幾年我們見證了眾多人文社會學科，在眾人的努力下，能以更親近的語言，更新穎的形式推廣這些需要經年累月消化的知識。那麼，我們回首，會發現胡台麗不但是個先行者，甚至很多的時候，是她一個人走出來的。

​譬如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將當時的田野筆記轉化成作品〈媳婦入門〉，竟獲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的小說佳作。人類學的田野經驗，與虛構小說的界線，居然被她一腳跨了出去。台灣文學數十年來時有爭辯的文類問題，當時她就以兼顧思辨與文學的文體，將學術、小說、散文、報導文學的界線抹除。更難能可貴在於，她並非有意挑戰界線，玩弄形式，僅僅以書寫本身，給台灣文學留下一個至今難以比擬的書寫。

​尤其，對於像我這樣一個，選擇了人類學，卻同時希望走上文學的人來說，胡台麗代表的不僅是人類學跨足文學是可能的。而且因為學科的特性，顯得書寫者位置如此獨特。

​當然，胡台麗最為人知的部分，仍是因為她是台灣民族誌紀錄片的先行者。尤其《穿越婆家村》，是台灣第一個在商業院線上影的紀錄片，至今是台灣電影史重要的一筆。

踏上人類學之路​

「人類學讓我接觸到不一樣的世界。一切壓抑的，都因此解放出來。」

​胡台麗原先就讀台大歷史系，原先從理組跨來文組的她，卻仍然對求知渴望。幸好那個年代大學修課規定並不嚴格，她整個大學時代幾乎都在人類學，並實際走訪田野。這種「在場」的、與人實際接觸的知識，令她深受吸引。

​她在2020的訪談中自承，她原先的個性是內向的。但這內向源於漢人文化的根深蒂固，反倒在人類學的異文化接觸中，「打開經驗的跨度及差異」。在這個「前」人類學者的學習者階段，這門學科已經讓她看見與自己差異的人事物，也在不同的風景中看見不同的自己。

​受訪時，她說：「人類學讓我接觸到不一樣的世界。一切壓抑的，都因此解放出來。人類學能讓我看到，去了解並解釋我這些不滿的原因，讓這個人的不滿，變成一個可以探究的問題。個人的不滿，也在這探索的過程裡面，慢慢跟你對話。對我來說，人類學就是沒有固定答案也沒有固定方式解決問題的學科。是在一個不斷追尋答案的過程，可是每一個階段都會有某種程度上的滿足。這種知識是踏踏實實靠自己獲得的。」

​也許就是這門知識允諾她不受框架所限，允諾她探索，如今看來，她所踏上的開創之路的種種意外，其實也就沒有那麼意外。因為人類學的發現，往往就在各種意外中乍現，而這些意外，在許多時候，僅僅是因為視野受到傳統框架的限制的緣故。人類學偏偏就是一個針對文化框架研究的學科，研究他者的文化框架，也反思自身的偏見與盲點。

與民族誌紀錄片的相遇

​在美國紐約市立大學（CUNY）攻讀博士的時候，命定的時刻來臨。她在學校地下室的放映廳，觀賞到了傳奇的紀錄電影，羅伯·佛萊厄提（Robert Flaherty）的《北方納奴克》（Nanook of the North）。這給予她極大的震撼，畢竟在此之前，人類學雖然給了她許多的刺激，但主要習慣的形式仍是民族誌書寫與論文。這回的經驗在她心中埋下了種子。

或許時代也很重要，她就讀的年代，剛好見證了紐約的知名女性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如何推動了民族誌電影，並創立了「瑪格麗特·米德電影節」（Margaret Mead Film Festival）。讓她感覺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儘管如此，文字與理論專業，要跨足到影像仍是一種挑戰。在撰寫博士論文之時，她開始大量看電影，並在紐約大學報名了給成人的電影課程。

這正是人類學最初的探險精神，拿著筆記本，隻身進入無人知曉之境，並帶回了故事給我們。正是因為前無古人，更應當去做。

文學：意外的插曲

​對於文學界來說，胡台麗像是個珍貴與短瞬的禮物，流星般閃瞬在文壇裡。畢竟長期而言，她的主力並不在文學，而是在學術、民族誌電影、紀錄片策展人等身份上。

她認為自己並不刻意寫小說，只是基於一種嘗試，沒想到竟得了獎。〈媳婦入門〉原來是投至報導文學獎，卻被認為是小說，甚至還得了獎。

就像她被電影吸引一樣，人類學知識跨出論文，是胡台麗相當喜歡嘗試的事。

她出版的《媳婦入門》，除了收錄〈媳婦入門〉，還有〈困境〉與〈吳鳳之死〉。〈吳鳳之死〉，是第一篇披露吳鳳事件官方版本與地方記憶差異的文本。

她後來的文學創作，則偏向散文（《燃燒憂鬱》）與報導文學（《性與死》）。散文集《燃燒憂鬱》裡，悼念大學時代人類學系學長王志明，這位早逝的人類學家正是李維史陀經典作品《憂鬱的熱帶》的中文譯者。她印象裡，王志明像是梵谷一般充滿熱情之人。

紀錄片導演之路

​於是，胡台麗就用這台只能拍攝二十三秒的古董攝影機，拍攝了臺灣第一部彩色擬同步的有聲民族誌紀錄片 《神祖之靈歸來》，也是第一部當地收音，讓田野的聲音真正出現的人類學紀錄片。在此之前，台灣的人類學相關影像，大多是官方宣傳觀點。

胡台麗似乎是有想法必然會去實踐之人，只要條件成熟，就不會瞻前顧後。只要一個單純強烈的動機，她就會跨過令人躊躇不已的限制，勇敢做前人未做之事。

她取得學位回台，並不只是與其他歸國學人一樣，專心在學術界站穩腳步。她對紀錄片充滿熱情，在毫無資源的情況下，一頭栽了進去。

某方面來說，這正是人類學最初的探險精神，拿著筆記本，隻身進入無人知曉之境，並帶回了故事給我們。正是因為前無古人，更應當去做。

民族誌紀錄片的計畫，在當年太過大膽，她找不到人投資，首先光是設備都是問題。畢竟拍片本身就是花錢的事。在因緣巧合之下，她得知民族所裡就有一台台越戰時期美國戰地記者使用過的、並贈與台灣的攝影機。這台1920出產的，還要以發條發動的Bell & Howell攝影機，這恰好也是《北方納努克》所使用的設備。

於是，胡台麗就用這台只能拍攝二十三秒的古董攝影機，拍攝了臺灣第一部彩色擬同步的有聲民族誌紀錄片 《神祖之靈歸來》，也是第一部當地收音，讓田野的聲音真正出現的人類學紀錄片。在此之前，台灣的人類學相關影像，大多是官方宣傳觀點。

當時的剪輯師，也是日後獲得金馬獎最佳剪輯師的錢孝貞，在影片完成後帶去美國。沒想到報名了「瑪格麗特·米德電影節」（Margaret Mead Film Festival）意外獲選，成了台灣第一支參與國際影展的人類學紀錄片。

回顧胡台麗的民族誌紀錄片，如同回顧黃金時代的台灣電影史。

她說，即使研究那麼久，還是有許多美麗是無可言喻的。有一回，當她田野中問起美麗的鼻笛聲是什麼，他們說：『鼻笛聲就是哭聲。」

《神祖之靈歸來》，打動了名攝影師張照堂，他自願擔任下部片的攝影。於是，《矮人祭之歌》，不僅有張照堂的攝影，更因為設備的支援，拍攝了長達一個鐘頭的台灣第一部同步錄音的民族誌紀錄片。

當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她重新回到博士論文研究的，也是《媳婦入門》的田野所拍攝的《穿越婆家村》。這部片留下了農村在土地徵收、都市化的變遷下的生活與文化的重大轉變的軌跡，也是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某個重要縮影。這部片在中影的幫助下上了院線商業片，也觸及了許多未曾接受人類學觀點的觀眾（這也是我在進入這學科前，唯一的接觸）。

這些長久的追尋，是胡台麗關於「我是誰」的漫長思索與回應，這也是所有台灣人，不論任何族群都會遇上的問題。她的《石頭記》，紀錄了榮民。這源自於胡台麗在台東田野中，偶然遇見台灣第一部由陳耀圻所導演的現代意義的紀錄片《劉必稼》的主角本人。經過了數十年，胡台麗重新追尋老兵的生命軌跡。她見證新的榮民村落，將之與玫瑰石的意象結合。玫瑰石有許多的雜質，在板塊的擠壓下而變得無比美麗。

另外，她也將多年研究的排灣族文化，透過《愛戀排灣笛》，記錄起排灣族的美麗哀傷。她說，即使研究那麼久，還是有許多美麗是無可言喻的。有一回，當她田野中問起美麗的鼻笛聲是什麼，他們說：『鼻笛聲就是哭聲。」這回答讓她感到非常的美。於是除了〈笛的哀思〉文章闡述外，也以紀錄片將獨特的聲音記錄下來。

胡台麗的永恆遺產

人類學家要跨越的，永遠還有「我們」。人類學者要深入的人群，總是有「我們」，將遠方的、難以理解的他者，不再是獵奇的、標本式的，而是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有「他者們」的「我們」，才會是健康的。

我們可以說，胡台麗試圖在文字外，以影像與聲音進行書寫。以影片保留了我們感受的空間。人類學確實打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純粹抽象智識的活動，人類學者的肉身很重要。但有時我們需要提醒自己，人類學者研究的是人，知識的內容傳遞的對象也是人。人類學家走進田野，而胡台麗試圖將田野帶到我們面前。不僅文學、民族誌紀錄片，她也是民族誌影展推動者，參與了原舞者。她以各種形式，保留了人類學的嚴肅性，卻使之更加地吸引人。

人類學其實是一門又遠又近的學科。某方面而言，人類學有著悠久的理論傳統，觸及的範圍廣且深，而經典的民族誌皆在遠方，在過去。然而，文化的差異無所不在，只要夠清醒自省，隨地皆是田野。

胡台麗的活力與勇敢，讓我們重新知曉，人類學者的工作，不僅是進入田野、理解異文化，並生產成知識。人類學家要跨越的，永遠還有「我們」。人類學者要深入的人群，總是有「我們」，將遠方的、難以理解的他者，不再是獵奇的、標本式的，而是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有「他者們」的「我們」，才會是健康的。

胡台麗老師的驟逝令人不捨。儘管如此，讓許多人對人類學感興趣、甚至踏上這條路的她，影響力將持續著，鼓舞我們去認識他者，並追尋自我。同時，我們也可以走出框架，因為走出去本來就是人類學家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