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胡台丽：人类学与台湾，她拿著笔记本，只身进入无人知晓之境

【编者按】台湾人类学家胡台丽（1950-2022）于5月7日逝世，她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亦是台湾重要的纪录片导演，民族志纪录片先驱。我们邀请作家朱嘉汉撰文，述往与哀悼。

朱嘉汉：1983年生，作家。曾就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班，现为台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著有长篇小说《礼物》、《里面的里面》等。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在公元两千年左右就读人类学这冷门科系的学生而言，胡台丽的身影，象征的是人类学这门知识更为宽广且平易近人的学科的出路。这些出路（是的，她告诉我们不只一条），不仅能亲近更多的读者、观众，且不牺牲掉人类学最可贵的特质。即，能在理解时，不化约、不刻板化他者。并时时维持著自省的态度，谦逊的尊重每个文化的独特性。

​若近几年我们见证了众多人文社会学科，在众人的努力下，能以更亲近的语言，更新颖的形式推广这些需要经年累月消化的知识。那么，我们回首，会发现胡台丽不但是个先行者，甚至很多的时候，是她一个人走出来的。

​譬如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将当时的田野笔记转化成作品〈媳妇入门〉，竟获得“第一届”时报文学奖的小说佳作。人类学的田野经验，与虚构小说的界线，居然被她一脚跨了出去。台湾文学数十年来时有争辩的文类问题，当时她就以兼顾思辨与文学的文体，将学术、小说、散文、报导文学的界线抹除。更难能可贵在于，她并非有意挑战界线，玩弄形式，仅仅以书写本身，给台湾文学留下一个至今难以比拟的书写。

​尤其，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选择了人类学，却同时希望走上文学的人来说，胡台丽代表的不仅是人类学跨足文学是可能的。而且因为学科的特性，显得书写者位置如此独特。

​当然，胡台丽最为人知的部分，仍是因为她是台湾民族志纪录片的先行者。尤其《穿越婆家村》，是台湾第一个在商业院线上影的纪录片，至今是台湾电影史重要的一笔。

踏上人类学之路​

“人类学让我接触到不一样的世界。一切压抑的，都因此解放出来。”

​胡台丽原先就读台大历史系，原先从理组跨来文组的她，却仍然对求知渴望。幸好那个年代大学修课规定并不严格，她整个大学时代几乎都在人类学，并实际走访田野。这种“在场”的、与人实际接触的知识，令她深受吸引。

​她在2020的访谈中自承，她原先的个性是内向的。但这内向源于汉人文化的根深蒂固，反倒在人类学的异文化接触中，“打开经验的跨度及差异”。在这个“前”人类学者的学习者阶段，这门学科已经让她看见与自己差异的人事物，也在不同的风景中看见不同的自己。

​受访时，她说：“人类学让我接触到不一样的世界。一切压抑的，都因此解放出来。人类学能让我看到，去了解并解释我这些不满的原因，让这个人的不满，变成一个可以探究的问题。个人的不满，也在这探索的过程里面，慢慢跟你对话。对我来说，人类学就是没有固定答案也没有固定方式解决问题的学科。是在一个不断追寻答案的过程，可是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种知识是踏踏实实靠自己获得的。”

​也许就是这门知识允诺她不受框架所限，允诺她探索，如今看来，她所踏上的开创之路的种种意外，其实也就没有那么意外。因为人类学的发现，往往就在各种意外中乍现，而这些意外，在许多时候，仅仅是因为视野受到传统框架的限制的缘故。人类学偏偏就是一个针对文化框架研究的学科，研究他者的文化框架，也反思自身的偏见与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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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志纪录片的相遇

​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CUNY）攻读博士的时候，命定的时刻来临。她在学校地下室的放映厅，观赏到了传奇的纪录电影，罗伯·佛莱厄提（Robert Flaherty）的《北方纳奴克》（Nanook of the North）。这给予她极大的震撼，毕竟在此之前，人类学虽然给了她许多的刺激，但主要习惯的形式仍是民族志书写与论文。这回的经验在她心中埋下了种子。

​或许时代也很重要，她就读的年代，刚好见证了纽约的知名女性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如何推动了民族志电影，并创立了“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Margaret Mead Film Festival）。让她感觉这件事是可以做的。

尽管如此，文字与理论专业，要跨足到影像仍是一种挑战。在撰写博士论文之时，她开始大量看电影，并在纽约大学报名了给成人的电影课程。

这正是人类学最初的探险精神，拿著笔记本，只身进入无人知晓之境，并带回了故事给我们。正是因为前无古人，更应当去做。

文学：意外的插曲

​对于文学界来说，胡台丽像是个珍贵与短瞬的礼物，流星般闪瞬在文坛里。毕竟长期而言，她的主力并不在文学，而是在学术、民族志电影、纪录片策展人等身份上。

​她认为自己并不刻意写小说，只是基于一种尝试，没想到竟得了奖。〈媳妇入门〉原来是投至报导文学奖，却被认为是小说，甚至还得了奖。

​就像她被电影吸引一样，人类学知识跨出论文，是胡台丽相当喜欢尝试的事。

​她出版的《媳妇入门》，除了收录〈媳妇入门〉，还有〈困境〉与〈吴凤之死〉。〈吴凤之死〉，是第一篇披露吴凤事件官方版本与地方记忆差异的文本。

​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则偏向散文（《燃烧忧郁》）与报导文学（《性与死》）。散文集《燃烧忧郁》里，悼念大学时代人类学系学长王志明，这位早逝的人类学家正是李维史陀经典作品《忧郁的热带》的中文译者。她印象里，王志明像是梵谷一般充满热情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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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之路

​于是，胡台丽就用这台只能拍摄二十三秒的古董摄影机，拍摄了台湾第一部彩色拟同步的有声民族志纪录片 《神祖之灵归来》，也是第一部当地收音，让田野的声音真正出现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此之前，台湾的人类学相关影像，大多是官方宣传观点。

​胡台丽似乎是有想法必然会去实践之人，只要条件成熟，就不会瞻前顾后。只要一个单纯强烈的动机，她就会跨过令人踌躇不已的限制，勇敢做前人未做之事。

​她取得学位回台，并不只是与其他归国学人一样，专心在学术界站稳脚步。她对纪录片充满热情，在毫无资源的情况下，一头栽了进去。

​某方面来说，这正是人类学最初的探险精神，拿著笔记本，只身进入无人知晓之境，并带回了故事给我们。正是因为前无古人，更应当去做。

​民族志纪录片的计划，在当年太过大胆，她找不到人投资，首先光是设备都是问题。毕竟拍片本身就是花钱的事。在因缘巧合之下，她得知民族所里就有一台台越战时期美国战地记者使用过的、并赠与台湾的摄影机。这台1920出产的，还要以发条发动的Bell & Howell摄影机，这恰好也是《北方纳努克》所使用的设备。

​于是，胡台丽就用这台只能拍摄二十三秒的古董摄影机，拍摄了台湾第一部彩色拟同步的有声民族志纪录片 《神祖之灵归来》，也是第一部当地收音，让田野的声音真正出现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此之前，台湾的人类学相关影像，大多是官方宣传观点。

​当时的剪辑师，也是日后获得金马奖最佳剪辑师的钱孝贞，在影片完成后带去美国。没想到报名了“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Margaret Mead Film Festival）意外获选，成了台湾第一支参与国际影展的人类学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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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胡台丽的民族志纪录片，如同回顾黄金时代的台湾电影史。

她说，即使研究那么久，还是有许多美丽是无可言喻的。有一回，当她田野中问起美丽的鼻笛声是什么，他们说：‘鼻笛声就是哭声。”

​《神祖之灵归来》，打动了名摄影师张照堂，他自愿担任下部片的摄影。于是，《矮人祭之歌》，不仅有张照堂的摄影，更因为设备的支援，拍摄了长达一个钟头的台湾第一部同步录音的民族志纪录片。

​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重新回到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是《媳妇入门》的田野所拍摄的《穿越婆家村》。这部片留下了农村在土地征收、都市化的变迁下的生活与文化的重大转变的轨迹，也是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重要缩影。这部片在中影的帮助下上了院线商业片，也触及了许多未曾接受人类学观点的观众（这也是我在进入这学科前，唯一的接触）。

​这些长久的追寻，是胡台丽关于“我是谁”的漫长思索与回应，这也是所有台湾人，不论任何族群都会遇上的问题。她的《石头记》，纪录了荣民。这源自于胡台丽在台东田野中，偶然遇见台湾第一部由陈耀圻所导演的现代意义的纪录片《刘必稼》的主角本人。经过了数十年，胡台丽重新追寻老兵的生命轨迹。她见证新的荣民村落，将之与玫瑰石的意象结合。玫瑰石有许多的杂质，在板块的挤压下而变得无比美丽。

​另外，她也将多年研究的排湾族文化，透过《爱恋排湾笛》，记录起排湾族的美丽哀伤。她说，即使研究那么久，还是有许多美丽是无可言喻的。有一回，当她田野中问起美丽的鼻笛声是什么，他们说：‘鼻笛声就是哭声。”这回答让她感到非常的美。于是除了〈笛的哀思〉文章阐述外，也以纪录片将独特的声音记录下来。

胡台丽的永恒遗产

人类学家要跨越的，永远还有“我们”。人类学者要深入的人群，总是有“我们”，将远方的、难以理解的他者，不再是猎奇的、标本式的，而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有“他者们”的“我们”，才会是健康的。

​我们可以说，胡台丽试图在文字外，以影像与声音进行书写。以影片保留了我们感受的空间。人类学确实打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抽象智识的活动，人类学者的肉身很重要。但有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人类学者研究的是人，知识的内容传递的对象也是人。人类学家走进田野，而胡台丽试图将田野带到我们面前。不仅文学、民族志纪录片，她也是民族志影展推动者，参与了原舞者。她以各种形式，保留了人类学的严肃性，却使之更加地吸引人。

​人类学其实是一门又远又近的学科。某方面而言，人类学有著悠久的理论传统，触及的范围广且深，而经典的民族志皆在远方，在过去。然而，文化的差异无所不在，只要够清醒自省，随地皆是田野。

​胡台丽的活力与勇敢，让我们重新知晓，人类学者的工作，不仅是进入田野、理解异文化，并生产成知识。人类学家要跨越的，永远还有“我们”。人类学者要深入的人群，总是有“我们”，将远方的、难以理解的他者，不再是猎奇的、标本式的，而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有“他者们”的“我们”，才会是健康的。

​胡台丽老师的骤逝令人不舍。尽管如此，让许多人对人类学感兴趣、甚至踏上这条路的她，影响力将持续著，鼓舞我们去认识他者，并追寻自我。同时，我们也可以走出框架，因为走出去本来就是人类学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