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誰的生命？拿掉誰的選擇？限制誰的自由？三位美國女性的墮胎經歷

【編者按】今年5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私下表決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法官意見草稿外流，美國社會大為震驚。自羅案成為美國墮胎權里程碑案例的1973年起，墮胎，以至女性的身體本身，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互相角力的戰場。近年全球威權保守主義再度崛起，墮胎這個本來就高度政治化﹑黨派化（partisan）的議題，再度成為了保守派「美國敘事」的核心。自2013年起，多個「紅州」都意圖通過「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即如果胚胎已有心跳或脈搏，終止懷孕就是違法，有些州的「心跳法案」甚至沒有豁免因姦成孕或亂倫懷孕。此前許多這些「心跳法案」因違反羅案被判違憲，但羅案一旦被推翻，全美有多達26個州很可能即時推動墮胎入罪化。

《端傳媒》走訪了三位美國的普通女性，讓她們訴說自己的墮胎經歷。在那些關乎法律﹑醫學道德﹑宗教﹑還有哲學社會學的宏大敘事以外，還有常常始於浴室地板和一支驗孕棒的那種「我發覺自己懷孕了，然後……」的故事，而那個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故事。

Amanda (29歲，社會學碩士研究生，居於美國喬治亞州）

在我唸的公立高中，未婚懷孕是很常見的事。我還不到18歲，就替幾個好朋友辦過產前派對（baby shower）了。

我在喬治亞州北部的勞倫斯維爾（Lawrenceville）成長，喬治亞州最大的拉美裔社群就在我們這裏。我在波多黎各出生，兩歲的時候隨父母來美。我上面還有三個姐姐，她們來美國的時候年紀比較大，英文沒有學得非常好，很早就放棄了讀書。我最小的姐姐Bella十六歲就懷孕離家了，現在她三十六歲，最大的孩子已經在上大學，小的也差不多要中學畢業。

我是家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自小讀書成績還不錯，父母也寄望我不要像姐姐們一樣，太早結婚生孩子。姐姐們的處境我也看得到。十六歲有了第一個孩子後，Bella有努力過想要完成高中課程，拿張畢業證書。但孩子小，需要照顧，而她家的男人完全不覺得自己有照顧的責任和義務。學校老師來過家訪，甚至跟她的丈夫也坐下來談過，希望他分擔家務，支持Bella完成高中。她老公在人前唯唯諾諾，人後還是那副「孩子就該女人照顧」的大男人嘴臉。

最後Bella沒有完成高中課程。現在孩子大了，她老是說想拿張GED證書（註：高中文憑同等學歷），但放下了書本十幾年，也不容易。沒有學歷，她能做的工作不多，人也很沒自信。

我一直覺得自己不會走上同一條路，應該說－－我時常告誡自己不要走上同一條路，但21歲那年，我意外懷孕了。

那年我大學差不多要畢業，正期待著找一份正職工作，可以脫離早晚瘋狂兼職儲學費的生活。那時我也有交男友，一些比較認真，一些是打發時間的，比較隨便﹑短暫的關係。讓我懷孕的那個男生，我才跟他交往了兩﹑三個星期左右，而且已經沒有再見面。

整個交往期間，我們幾乎每一次進行性行為，都沒有用安全套。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自己當時的想法。我不是不知道有安全套這種事情，不是不知道我應該要求對方安全套。我有時也會儲備安全套，但只是偶爾會用上。在喬治亞州，我們小時候所謂的性教育就是禁慾（abstinence）教育－－他們不會教你如何安全地發生性行為，只會叮囑你千萬不要發生性行為。中學性教育課上，男生會看一大堆生了性病的，爛到血肉模糊的生殖器圖片。女生就聽一些少女未婚懷孕毀一生的悲慘故事。沒有人會談安全套的用法，或談為甚麼體外射精或「安全期」不是有效的避孕法。

先別說這種敘事有多保守，有多鼓勵性別刻板印象了，重點是禁慾教育完全沒用。在像喬治亞這麼保守的深紅州，青少年懷孕（teen pregnancy）問題比很多有進步性教育的州更嚴重。禁慾教育沒有解決社會問題，堅持這樣「教育」青少年，是出於純粹的政治動機。

我發現自己懷孕後，驚慌了大概五分鐘，講了一連串髒話。之後我立刻上網google一大堆關於終止懷孕手術的資料。這是我解決人生絕大部份問題的方式－－只要獲得大量資訊，我就會感覺安全。

那時我就想到，Bella十六歲懷孕時，知不知道她其實有別的選擇？我那些挺著大肚子在高中上課的同學，她們有沒有這樣的知識？她們知道應該（以及「可以」）要求男生用避孕套嗎？她們知道在胚胎足十周前，她們還能夠合法墮胎嗎？英文不夠好，學歷低，也沒有美國本土朋友的Bella，知道應該在哪裏做墮胎手術嗎？

我有了計劃。我估計自己懷孕應該不過七周左右，應該能安全﹑合法地進行手術。我第二天一早就打去Planned Parenthood（註：美國家庭計劃協會，美國最大的合法墮胎機構）預約了檢查。從我極其詳細的google研究中，我發現有些反墮胎的宗教狂熱人士開了些看起來像生育診所的「健康中心」。這些中心不會幫你解決實際問題，只會給你和你肚子裏的胚胎－－他們堅稱是「嬰兒」－－祈禱，用道德譴責和各種手段，讓誤墮陷阱的女性被拖到進行不了手術，被逼生下來。所以為保安全，我決定只會去Planned Parenthood，如果喬治亞州的Planned Parenthood預約不了，就去隔壁的州。

兩天後，因為我自己沒有車，相熟的同學載我去Planned Parenthood的預約（幸運地，最近的Planned Parenthood距離我家只要一個小時的車程）。一如我google到的，外面有些反墮胎示威者，舉著「abortion is murder」（墮胎即謀殺）﹑「baby, NOT fetus」（是嬰兒，不是胚胎）的橫幅。有些橫幅畫了懷孕女性舉刀刺向自己的肚子，血花四濺的畫面。有些圖像描繪墮胎女性在地獄被火燒。同學駕著車繞了幾圈，想替我找比較隱蔽的通路進診所，但最後我還是要從正門進去。那群人目送我拉門走進診所，向我大叫：「不要殺掉孩子！」「罪人！罪人！」

在診所裏，我驗了血﹑量了血壓，照了超聲波。護士跟我做問卷，問我是不是自願進行終止懷孕手術，身體狀況等等。跟我的估計差不多，我懷孕不過七周左右，可以利用墮胎丸安全終止懷孕。墮胎丸有兩顆。護士跟我耐心解釋說，第一顆藥是美服培酮（Mifepristone），會停止胚胎發育；第二顆是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會令子宮收縮，導致流產。她說，吃下第二顆之後的幾個小時內，我會經歷流產一樣的情況：子宮痙孿，陰道流出大量鮮血﹑血塊和其他組織。

我打了一個寒顫。「流出大量血塊」的畫面叫我有點害怕，但整個墮胎過程中，我沒有一絲猶豫：我知道我不要像Bella一樣的人生。我希望有權選擇自己要過怎麼樣的人生。

最後，終止懷孕的過程比我想像中要平靜和舒適。也許是我當時很年輕，身體還不錯，康復得很快。

但我在過程中想到的問題卻纏繞不去。Bella懷孕時，我只有九歲，不知道如何幫助她，也不完全能理解她的處境。現在我能夠理解了，對於拉美裔社群中的青少年懷孕問題有了很多新的體會。

在美國，過半數拉丁裔女性在20歲前就會懷孕最少一次。很多人沒能獲得高中﹑遑論大學學歷。以禁慾為目標的性教育﹑跨代貧窮﹑學歷與知識不足﹑社群缺乏完善的支援設施，全部都是令這種情況長期得不到改善的原因。拉美裔社群的保守觀念又是另一個主因。很多拉美移民家庭的家長認為，十幾歲就生孩子總比吃避孕藥好，因為進行性行為卻同時避孕是一種罪惡。

我慶幸自己知道我有選擇，也知道我是少數的，幸運的一群。我希望像Bella這樣的拉美裔年輕女性也有選擇。於是我成為了National Latina Institute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全國拉美裔女性生育正義組織）的長期義工。而這個問題，也成為了我在社會學研究院問的問題。我走訪了自己社區內的，十幾歲就懷孕的女生，紀錄她們的故事－－她們不只是一堆數字，她們也有許多難以啟齒的無奈，有自己的理想，想做的事情，想達成的願望。給她們知識﹑學歷﹑自信心，她們也可以重奪人生的控制權。

Sarah （34歲，市場推廣人員，居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

在最高法院正在商議推翻Roe v. Wade的時候，我們州的共和黨州長史蒂特（Kevin Stitt）在5月3日緊急通過了一條「奧克拉荷馬心跳法案」（Oklahoma Heartbeat Act）。他在推特上說：「我希望奧克拉荷馬成為美國最尊重生命的州。我代表的是全州400萬居民，他們絕大多數希望保護胎兒。」

我在奧克拉荷馬州州府奧克拉荷馬城（Oklahoma City）出生，十七歲那年去了新墨西哥州上大學，畢業後留在阿布奎基（Albuquerque）工作。但父親在我二十五歲時過世，為了現在獨居的母親，我和丈夫又搬回來奧克拉荷馬城，在這裏買了房子。

我當然不喜歡深紅州（deep red state）的政治環境，但政治是一件事－－奧克拉荷馬州還是我的家。在這裏，我和丈夫可以跟我的高中同學時常聚會，在COVID-19疫情之前，我們每隔一﹑兩個月就在我家後園搞燒烤派對。南方人的確比較好客熱情，「southern hospitality」不是只是嘴上說說的。況且奧克拉荷馬城是自由派領地，你去市中心問問看，咒罵史蒂特的肯定比贊同他的多。

我知道保守派一直想動Roe v. Wade，那不正是特朗普的政治任務嗎？但看著這群人把美國搞成這個樣子，我還是很震驚。看到手機上的即時新聞，氣憤得心跳一直沒法慢下來的那種震驚。

除了因為我自己的政治信念，還因為在2017年，終止懷孕手術救了我一命。

我和丈夫大學畢業沒多久就結了婚。他有一半拉美血統，兄弟姊妹和親戚的小孩很多，小時候都玩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他總是渴望有個像他原生家庭那樣的大家庭，每天熱熱鬧鬧。而我也喜歡小孩，理想中將來我們是要有兩個孩子的。

這些年來我們換了幾次工作，搬了幾次家，到了經濟終於開始穩定，又有了自己的房子的時候，我懷孕了。我告訴丈夫的時候，不誇張－－他真的感動得眼眶泛淚，興奮得臉都漲紅了。

但我自己感覺非常不對勁。兩個星期前，我開始有些不尋常的身體情況。有次右腳突然在半夜開始抽筋，非常痛而且整條腿完全彎不起來。丈夫被我驚醒，醒來替我按摩肌肉，慢慢才緩了過來。而且我上一次經期居然持續了近三個星期，即是我不間斷地，整整流了三個星期的血。我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去驗孕的。

所以我告訴丈夫：「你還是先不要太高興。」我也讓他暫時不要告訴我媽媽，還有他的父母。

沒過了一個星期，一天晚飯過後，大概夜晚九﹑十點的時候，我突然全身嚴重抽搐。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從飯桌的椅子硬生生的跌倒在地上，右邊臉重重著地。

我沒空感受那一下重擊造成的身體傷害，因為我被一種更大的恐怖感支配著。不是有那種「瀕死經驗」的說法嗎？我沒有看到自己的一生畫面在我眼前飛過，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是甚麼意思。「死」就是自主權的喪失，你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軀體，你只能任人魚肉，你任何一部份都不再是你的。

我用盡全身氣力大叫，不能自控地嚎哭起來。丈夫從廚房衝出來，立刻打911叫了救護車。

在救護車上，我模糊地，隱約地認知到自己應該就要死了，臨走想跟丈夫道別，讓他好好照顧自己，替我照顧母親。但我一個字都吐不出來，我的大腦似乎找不到嘴唇的位置。有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裏。不到七﹑八分鐘的車程中，我清醒了幾次，又昏迷了幾次。後來我才知道，我在車上有休克跡象，血壓直線下降，整張臉沒有一絲血色，冷汗浸濕了衣服。

到了醫院急症室，我在擔架床上，被推進去一間又一間白色的房間，做了一堆測試，包括超聲波。結果很快出來了：胎兒長在我的輸卵管處，沒有長在子宮裏頭。換句話說，我是宮外孕。

當時我已經懷孕近九周，胚胎長得太大，輸卵管已經被撐到爆裂。我之前持續了三周的，不是月經，而是腹腔受壓迫滲的血。即是說，因為這個胚胎，我整個肚子都是血水，這也是導致我抽搐的原因。

很多時候這種宮外孕會自行流產，孕婦甚至不會察覺自己懷孕過。但我的胚胎留下來了。

因為我有嚴重內出血，醫生建議我一定要做手術終止懷孕。我哭著問，有沒有別的辦法，能留下這個胎兒的辦法？醫生說，不可能－－他們無法將胎兒移植到子宮，而把它留在原位的話，我會有性命危險。這時丈夫問了一個半清醒的我想不到的問題：「做了終止懷孕手術，我們會犯法嗎？」

奧克拉荷馬州的墮胎法一直在收緊。2017年，整個州，有四百萬人口的州，只剩了三間Planned Parenthood診所（註：在1982年，奧克拉荷馬州有十八家Planned Parenthood診所）。共和黨多次在州議會提上各種針對墮胎診所和女性的法案，史蒂特的「奧克拉荷馬心跳法案」，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提上過議程，只是幸好沒有通過。

醫生跟我們保證：她會證明我是因有性命危險才進行的手術，而我的情況也不容許我們擔心甚麼法律問題了。於是我簽了同意書。在被推進手術室前，丈夫摸著我的頭，向我保證一切都會好，我會健康地出院，而我們將來還是可能有小孩的。

從手術中醒來之後，我沒有了肚子裏的胚胎，也沒有了左邊的輸卵管。醫生說，手術過程中我仍流血不止，他們把手術台向我上身的方向傾斜，減慢失血速度。我那些瀕死的感覺不是幻想。而整個康復過程也非常痛苦－－宮外孕，以至懷孕本身，帶給女性身體的傷害和壓力，不是那些無知的男性政客能夠想像和理解的。

後來我發覺自己的家族有過宮外孕歷史，所以我的情況，大機率是遺傳的。第二次懷孕的時候，我們非常小心翼翼，產檢也做得非常勤勞。我們的小女孩在2019年順利出生。我當然也有想過，不知道當初懷上的小孩，是男生還是女生，會長甚麼模樣？但我完全不後悔做了終止懷孕手術。沒有那次的手術，我的丈夫會成為鰥夫，我的母親會失去她唯一的孩子。每次有懷疑的時候，只要想到母親，我就知道終止懷孕是唯一的，正確的選擇。

所以我想說－－你一定要寫下來－－那些說自己「pro-life」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尊重生命。

Jennie （22歲，大學生，居於美國中西部）

2018年2月15日，我發現自己懷孕了。當時我18歲。

那年我在中西部某家「公立長春藤」大學剛上二年級，決定好了主修－－「pre-law」，即是說我最終目標是畢業後上法律學院，最終當上律師。這當然不是一個正式的主修科目，「pre-law」算是在表達自己的志向，實際上我修了很多歷史學﹑社會學﹑還有政治學的課。

我也是學校步操樂團的小號手，在學校足球隊有比賽，或是大型巡遊的時候都會見到我的身影。大學一年級，我跟很多人一樣，在各種活動﹑交友和學業之間忙不過來。

必須承認，高中時我對大學生活最大的幻想，就是每周末的派對。在我們這裏，冬天下的雪剷到路邊能堆到一個人那麼高，一﹑二月的氣溫長期在零下十度，甚至二十度以下，但一到周五，同宿舍的人肯定要約出去「pub crawl」－－即是通宵狂歡，一夜之間去遍大學路上的酒吧。我們這座大學城人口不到二十萬，跟龐大的大學系統有關係的人佔了最少一半，是一座很年輕，很有活力的城市。周五和周六晚上，尤其是有球賽的時候，要擠進隨便一家大學路的酒吧都不容易。

這就是我夢寐以求的college life。那一年，我離開了父母的家，跟另外三個同齡的女生在學校附近分租了一個房子，過起了獨立生活。我交了新的朋友，有了新的興趣，理想和目標。

我對自己的將來有很大期許。要考上這裏並不容易，我還記得自高中第一年我就盤算著，自己要多修幾個AP課程（大學先修課程），要怎樣提高自己的GPA，因為我想要考進這家大學－－因為我值得有美好的將來。

但在發現自己懷孕的那一天，我突然覺得，我想像的一切可能都不會成真。

拿著兩條線的驗孕棒，在浴室地板呆坐一會後，我發了個訊息給男友：「我懷孕了。」他在十五分鐘後看到訊息，但沒有回覆。軟件顯示他那天晚上沒有再上線。

第二天我沒有去上課，開了三個小時的車回家，跟媽媽坦承懷孕 。

媽媽很年輕就有了孩子，她和父親是高中同學，在唸大學的時候發現有了我。她最後沒有準時把大學唸完。但她後來有回到校園補修學分，在我小學的時候，我去了媽媽的大學畢業禮。

所以我很幸運，媽媽知道了，只輕輕地說了一句：「那你要生下來，還是不要？我會支持你的任何決定，但我不能幫你決定。」

那天下午，媽媽給我安排做了血液測試，發現我已經懷孕七至八周。九周之後，我就不能選擇用墮胎丸來終止懷孕。即是說我必須快點回答「要還是不要」的問題。

我沒有宗教信仰，從小到大上的公立學校，學校也沒有宗教教育。在中西部的鄉郊地帶，人們不一定上教堂，也不一定老是把聖經或「神」掛在嘴邊，但不代表宗教的那種保守壓迫氛圍不存在。

這裏的人能容忍那些愚昧的高中男生做納粹手勢拍照，也覺得他們掛著邦聯旗（註：內戰時期美國南方蓄奴州聯盟的旗幟）到處遊行叫囂不是問題。外人來指指點點的話，他們會說「boys will be boys」，男生離經叛道是正常的事，有甚麼大不了呢？但他們同時會說「墮胎就是罪惡」，「墮胎就是殺人」。在任何地方，女性的自由都是被限制的，有條件的。在我成長的，保守的中西部鄉郊，雖然很少人會將極端的厭女語言宣之於口，很多人的行為卻是顯而易見地虛偽﹑厭女。

但只有十八歲的我心裏，那些「墮胎就是殺人」的想法縈繞不去。與其說我是「傾向終止懷孕」，倒不如說，那天我只是很希望自己在做惡夢，醒來之後會發現一切都沒發生過。我很怕自己墮胎後會後悔，害怕自己真的是殺人兇手，害怕墮胎會成為我一輩子的陰霾。診所護士讓我先回家考慮二十四小時，再打電話告訴他們決定。我同意了。

當天晚上，在我發出大概百多封有去無回的訊息後，男友終於回覆，沒有問我身體狀況，心情或去向，劈頭就說了一句：「快去Planned Parenthood。」

我壓抑了許久的怒火即時湧上來，回了一句：「如果我決定生下來呢？」

他一改之前已讀不回一整天的態度，幾分鐘內就發了一大串：「你生下來，誰養？」「我父母可不會給我養孩子。」「你要明白我不會跟你結婚。」「我們都那麼年輕，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就算是你自己要養，你也要考慮我的感受，我絕對不要這個孩子。」

那是我的震撼教育。我太震驚了：我怎麼會喜歡過，甚至愛過這樣的一個人？他並不關心我，不關心我的健康，更不關心我的將來。懷孕的我在他眼中是一個包袱，要快點甩手的包袱。

雖然說感謝他有點奇怪，但是卻是他令我理解到，自己完全沒有準備好當母親。年齡不是唯一的問題。我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察覺到，自己跟男友的關係一直不對等，甚至是toxic（有毒的）。跟他一起這一年，我自我價值愈來愈低落，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他身邊的其他女孩漂亮，不夠善解人意。而我本來並不是這樣的，我是一個凡事有規劃，對自己將來很多想法的女生。

要他當孩子的父親當然不可能，而要我當母親，對孩子也絕對不公平。第二天早上，我打了個電話去Planned Parenthood，預約終止懷孕。

最初的一﹑兩年，我一直恥於向別人提起這件事。雖然我知道這種經歷並不罕見，一些和我同齡的女生也有墮胎的經驗，而那不代表墮胎就從此定義了她們，她們仍然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好的過自己的日子，有著眾多不同的身分和位置。我們以後還是很可能成為母親，墮胎不過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所以我後來開始大膽一些，嘗試分享自己的經歷，發覺很多人會有共鳴。從不斷的分享中，我感受到女性主義講的「賦權」（empowerment）是甚麼意思。

我不知道這件事，將來還會怎樣影響我的人生，但我不會再讓它定義我自己了。

（尊重受訪者意願，Amanda﹑Sarah和Jennie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