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的虐貓社群·下篇】肆意的虐待：動物保護的執法立法有何爭議？民間保護行動有何代價？

李悅然第一次聽說虐貓者形成了組織，源自一起經過精心策劃來襲擊流浪貓的事件。

生活在上海的李悅然與兩隻貓咪相伴。去年，她開始使用「街貓」App，這是一款可以讓用戶遠程餵養流浪貓的軟件。該公司在大陸數個城市鋪設裝有攝像頭和投食器的智能貓屋，用戶可以實時觀看流浪貓吃食的直播，App的用戶註冊數量高達千萬。

喜歡看貓直播的人不在少數，一些流浪貓還因為吃食視頻在網絡上走紅，成了網紅貓。李悅然也覺得貓直播很可愛，不過，她使用「街貓」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街貓」為照顧流浪貓提供了便利。

然而「街貓」吸引來的不僅有愛貓人士，也有虐貓者。2024年3月，網絡上流傳一張表格，上面記錄了全國上萬個智能貓屋所在位置的經緯度。消息很快在用戶間炸開，傳聞有虐貓社群從「街貓」後台竊取數據並公之於衆，虐貓社群內還同時發布了對網紅貓的擊殺懸賞。

「我覺得街貓是個大公司，我不太相信一群虐貓人士能攻破大公司的IP地址。」電子表格的內容讓李悅然震驚。隨後，網上開始有動物保護人士呼籲轉移各地的街貓貓屋，李悅然也把家附近的貓屋移動到更隱蔽的位置。

幾天後，在廣東佛山，一隻肢解的貓屍被拋在當地智能貓屋的直播鏡頭下。鏡頭拍下一個戴白色口罩的男子，他蹲下來，從塑料袋裏把貓的身體一塊塊丟入貓屋。

攻擊沒有停止。2024年4月30日晚上，「街貓」App的群聊室裏突然涌入一群沒有註冊的人，他們篡改群名，在群裏發送貓被剝皮的圖片和虐殺視頻。

張海知道，這次入侵「街貓」是一次蓄謀已久的行動。他是一位大陸的反動物虐待（簡稱：反虐）志願者。就在4月30日晚上七點，張海潛伏着的 Telegram 虐貓群組中，有人透露「今晚有獵巫行動」，三小時後，破解App的教程和軟件便在各個虐貓群裏散播。

在佛山拋貓屍事件後，張海立刻聯繫「街貓」客服，對方稱已報案。當他再追問後續時，客服表示不便透露。佛山的拋屍者後來被警察找到，那是一位20歲左右的男子，警方對其批評教育，但不予立案。事情不了了之，沒有人被懲處。

近年來，大陸虐貓事件層出不窮，它們接連不斷地登上新聞和社媒熱搜。有反虐志願者如此形容，疫情之後，虐貓事件「井噴式」爆發。不同群體間積攢的社會矛盾、網絡「抽象文化」（註：抽象文化是一種近年流行的青年網絡文化，特點是用戲謔、娛樂化甚至有攻擊性的方式來反諷）的興起，都在虐貓現象中顯影、相互作用。

生命逝去的同時，留下憤怒、悲傷和不解。在流浪貓議題上，政府管理如何缺位，法律對於動物的保護是否足夠？中國民間又是如何開展反虐行動的？我們嘗試探究最基本的問題，動物保護，難在哪裏？

被瞄準的流浪貓

根據《2021年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2021年中國流浪貓數量多達5300萬隻，流浪狗則有4000萬。面對如此龐大的流浪動物群，政府並未系統規劃過管理方式。流浪貓是否可以投餵、該如何管理，常常點燃網絡爭議。

管理缺位下，商業資本率先打出「流浪貓經濟」的牌。2022年，大陸知名的共享單車企業哈囉推出新業務「街貓」App，在2023年已推廣至十幾個城市。截至2023年底，僅上海就鋪設超過7000台貓屋。

貓屋的外形呈開放式的長方體，內設有投食器、水碗和三個方位不同的攝像頭。流浪貓就像是貓屋的「主播」。當流浪貓進入，用戶可以購買愛心幣以換取貓糧，進行實時投餵和觀看貓進食。觀看和投餵的功能吸引了大量愛貓人士。

「街貓」承諾推進「抓捕—絕育—放歸」(Trap Neuter Return，簡稱TNR）的方式來控制流浪貓數量，這是國際上較為廣泛認可的流浪貓管理方法。但在實際操作中，平台主要是提供資金援助，需要用戶在線下幫助流浪貓絕育。根據「街貓」的數據，目前完成 TNR 絕育的流浪貓有4.5萬隻，一隻貓的絕育費用大約三四百人民幣，而「街貓」發放的100元絕育補貼僅1.2萬份，這意味着多數費用仍然要用戶承擔。此外，「街貓」也屢次被質疑使用廉價貓糧、貓屋衛生不達標等問題。

「街貓」引發巨大公衆爭議的事件發生在2023年。當時「街貓」與杭州西溪溼地執法中隊合作，將貓屋投放在杭州西溪國家溼地公園。隨後有網友質疑，此舉或會讓流浪貓變多，破壞公園內的國家保護動物和植物，貓屋隨即被撤走。

在知乎問答上出現多條對此事的討論，高贊評論幾乎都是罵聲，有人評價流浪貓必須被清理，有人嘲諷「街貓」「純粹就滿足一小部分愛貓人士的需求」。

張海認為，流浪動物的管理問題一直存在，「街貓」的出現更多是把問題「放在台面上」，「首先在（寵物）繁育上就沒有禁止，是無計劃的繁育，賣不出去的就丟棄，丟棄肯定又會產生新的流浪（動物）。對於棄養、散養這些動物，也缺少合理的管理系統。」

《2024年中國寵物管理白皮書》指出，流浪貓狗的泛濫，主要源於人類對動物的遺失和棄養。中國寵物市場的消費規模高達數千億元，且仍在逆勢增長，但寵物業繁育、飼主棄養問題仍然缺少約束。

2019年，官媒曝光過無人監管的地下寵物繁育場，該地貓狗多數未接種疫苗，因惡劣的健康和飲食狀況，死亡率過半。這些不受保障的貓狗的命運，通常是以200-500元的價格被賣給全國的貓狗販子。

大陸泛濫的寵物繁育問題，也早已擴散到港台。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曾指出，廣東佛山的某寵物市場存在非法走私幼犬來港的現象，該市場的動物沒有防疫措施和健康保障。2021年，台灣也有漁船被曝光從大陸走私154隻品種貓。

「因為中國沒有相關的法律，飼養成本也很低，從那邊進貨來台灣能翻倍賺。」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SPCA）的執行長姜怡如對端傳媒表示。

替代系統管理的是不定期的整治和撲殺。在中國，流浪動物問題多數由公安機關主管，少數城市由市容環境衛生管理、城管等部門負責。近年來，合肥、泉州等地方政府以維護城市環境和秩序為由，展開過流浪動物專項整治行動。

「中國養寵家庭數量是非常巨大的，養寵是很普及的現象，但是針對這方面沒有約束的話，只會造成越來越多的流浪動物，以及越來越多的人貓問題、人狗問題。」張海指出，政府管理缺位時，如果只依靠民間的動保或反虐志願者的個體行動，效果相當有限。

一些國家在不斷完善流浪動物的管理體系。例如，在近半人口擁有寵物的法國，當地政府為緩解流浪貓狗壓力，從去年開始規定寵物店只能與動物保護協會合作，銷售被遺棄、走失或流浪的貓狗，購買者還須簽署證明具備飼養知識的文件，而虐待動物者最高可判5年監禁。

缺乏管理和保護的流浪動物，漸漸成為施虐者易得的虐殺資源。

在 Telegram 的虐貓群裏，「街貓」是衆矢之的。把流浪貓屍體拋在貓屋的攝像頭前，成為虐貓者挑釁和激怒愛貓人士的方法。一些網紅流浪貓則被虐貓社群列入懸賞名單中，「街貓」各貓屋的定位長期被公示在社群官網上。

關注厭貓趨勢、做校園救助行動的陳玥在追蹤虐貓社群時發現，虐貓社群會利用網上的流浪貓爭議來吸引更多受衆。

她曾在一個聲援虐殺流浪貓的社交賬號中，看到一條包含 QQ 群信息的留言。她進入群組後，發現群裏有40多人，群公告含有虐貓視頻集合的暗網截圖、網站地址，另有一則虐貓社群公布的網紅貓擊殺懸賞信息。群組為防止舉報設置了禁言。陳玥通過引流渠道找到了存放視頻的暗網，「他們會把血腥視頻和虐殺的人剪輯在一塊，把虐殺視頻做成爭霸賽的形式。」

2024年3月，Telegram 的虐貓群裏出現一張照片，像在戲仿疫情時期防疫人員撲殺動物的場景。照片中有兩個穿着白色防護服的人，手持鐵棍和捕捉網，腳邊躺着兩隻貓屍。這條信息獲得六個笑臉、三個星星眼。群裏為二人發起投票：「誰是你心中的擊殺王」。

動物保護的立法與執法

針對虐貓這一行為，真的無法追責嗎？

目前，中國有分散的動物保護法律，例如《野生動物保護法》、《畜牧法》和《實驗動物管理條例》。這類法律在制定邏輯上，偏向對不同類型的動物作為資源進行管理，能起到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如《動物防疫法》規定，禁止屠宰、經營和運輸未經檢疫的動物，該法條就可用於檢舉非法運輸貓狗肉的黑色產業。

但必須指出，中國仍未有一部整全的動物保護法。

近年中國農業部將狗列入「伴侶寵物」而非畜禽，並明確貓、狗為非食用動物。目前還沒有全國性的法條對「伴侶動物」（或稱同伴動物）作出明確法律界定，伴侶動物的保護性立法仍然空缺。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錢葉芳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提到，除了動物保護的相關法律外，從虐殺血腥視頻的製作和傳播這一角度，虐待動物者也可依《治安管理處罰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網絡安全法》處罰。這樣看來，很多時候虐待動物並非無法可依。

「其實在當下，執法比立法更緊迫。」錢葉芳在上述訪問中强调，「執法者不作為、推卸責任，也間接讓公衆、虐待動物群體以為虐待動物不會受到懲罰，或者不會受到多嚴重的懲罰。」

在實際操作中，執法難是志願者常常要面對的坎。因為沒有針對「伴侶動物」的統一法律界定和相應保護法，當志願者以「尋釁滋事」、「傳播血腥視頻」等條例來報案時，警方常常不願管。有從事動物權益的律師提及，對於判斷虐貓者是否違反這類條例 ，警察個人的自由裁量權非常大，在該律師經手的虐待動物案件中，警方立案的比率約為百分之一，立案成功的原因是志願者在過程中受到人身傷害。

「有的（辦案人員）回覆說，殺條魚拍視頻教大家做菜，算不算血腥暴力視頻？」張海回憶，「但是以食物為目的的宰殺，和以取樂為目的虐殺，它能是一回事嗎？」

美國休斯頓大學市中心分校的副教授 Peter Li，多年來專注於東亞政治和中國動物法律與政策研究。Peter Li 對端傳媒指出，「執法難」的本質還是在於法律界定不明確。以香港為參照，香港於1935年通過反對虐待動物的法律，此後仍有貓狗肉買賣，直到1950年的《貓狗規例》明確禁止殺貓狗賣肉，才取締了貓狗肉的產業。

「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通常嚴格依據法律條文辦案。如果法律在特定問題模棱兩可，又可能給執法和司法任意解讀的空間。」 Peter Li 表示。

回溯2006年，已有24位全國政協委員呼籲《反虐待動物法》；直到今年的中國兩會上，也有多位人大代表聯合提出《制定伴侶動物保護法和管理法》。但近20年來，中國的動物保護法仍未完善。

為什麼在中國立一部完整的、專門的動物保護法那麼難？

在 Peter Li 看來，原因有多重，其一是「利益集團的反對」。以養殖業為例，如動保法通過，養殖廠必須改善養殖方法和動物生存環境，由此帶來的成本或許會令養殖企業利益受損，也可能造成肉價上漲。其次，掌權的政治精英對動物的價值判斷也有影響，許多政府高層曾經歷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文革的「苦日子」，會預設人的經濟利益高於動物權益。

從現行立法中也能折射出國家看待動物的態度。根據《中國環境報》的報導，動物法學者錢葉芳指出，中國在八十年代更多是把野生動物看作資源來管理，後來隨着生態觀念的發展，相關法律才增強了保護色彩。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則表示，在中國設計動物保護的現行分類法中，多數把動物視為自然資源或財產來保護，「作為資源實際上更多的是利用，這會導致動物福利保障打折扣」。

大陸網絡上有諸多反對動物保護立法的聲音，「動保思想源於西方」是常見的觀點。一些反對者認為，動物保護是西方的價值判斷與「中華文明」不合拍。

「『動物福利』『動物權利』這些用詞確實是從西方引進的，」但 Peter Li 強調，動物保護作為一種理念在中國古代就存在。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許多道教經典和朝代都禁止踢打家畜、捕捉冬眠動物、破壞巢穴以及騷擾或恐嚇動物等行為；多個朝代的皇帝都會在祭祀、祈福或悼念等特殊時期「斷屠」，在全國停止屠宰牲畜和捕魚狩獵。這些觀念都體現了古代尊重動物和自然的歷史傳統。

保護動物是偽善嗎？

在大陸互聯網上，「動物保護」的話題能輕易招來罵戰。為什麼要立法保護動物，但不保護同樣有生命的路邊野草？歐美現有的動物保護法為什麼不禁止屠宰場宰殺動物？這類倫理質詢不斷出現在對動物保護者的批評聲中，並將對方認定為「偽善」。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許多人傾向將「動物保護」視為單一主張。但事實上，該議題層次豐富，展現出包含不同立場座標的光譜。

首先，對於動物在人類的道德體系中處於什麼位置，學界就有不同觀點。參照美國莱特州立大学的哲學系教授 Scott Wilson 的梳理，西方哲學對此建立的理論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間接理論」認為，因動物缺乏與人類同等的意識而不具備道德地位，但這一立場仍然要求不傷害動物，因為這樣做會損害人類的道德；第二類「直接但不平等理論」賦予動物一定的道德地位，動物具有知覺這一點足以成為不直接傷害動物的理由，但當更具理性的人類和動物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應該優先人類利益；第三類「道德平等理論」則認為，動物具有和嬰兒或殘疾人相似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應該擁有與人類同等的道德地位。

從不同哲學立場延伸到現實層面，目前對於動物保護的策略有兩派主流觀點：一派主張「動物福利」，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認為人類可以適當利用動物（如養殖和食用），但有義務保證動物的生活質量，讓其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另一派「動物權利」再進一步，認為動物應該與人擁有同等生命權，反對所有形式的動物利用和剝削。

目前，英美等國家的動物保護法，大多採用「動物福利」的理論框架——允許人類因特定利益使用動物，但禁止不必要的施虐。例如美國各州設有不同的《動物福利法》，雖未取締養殖業或畜牧業，但對動物的處境有人道要求，如美國的多個州都明文禁止用層疊籠養殖蛋雞，以改善蛋雞的行動自由。

在司法實踐中，對「虐待」的定義仍時有爭議。典型一例是2010年加拿大惠斯勒一起轟動性的雪橇犬撲殺事件，一名男子供職於一家經營雪橇犬的公司，公司因生意低迷要求他殺死56隻雪橇犬，男子通過槍決和割喉等方式執行了要求。法官判定，該男子在撲殺時考慮了狗的最大利益，此前也考慮過出售或招募領養，最終當事人因對其中九隻動物造成不必要的折磨而判三年緩刑。事件引發巨大社會爭議，部分民眾和當地的愛護動物協會批評案件輕判。

Peter Li 指出，在歐美現行的動物保護法律下，容易判刑的通常是顯然「過分的、毫無必要的」的虐待行為，諸如虐殺和暴打。有些爭議行為目前還不被法律規管，例如養殖場會通過對蛋雞斷糧多日來讓雞脫羽，進入新一輪產蛋週期，這一方式屢遭動物保護組織批評。此外，歐美也有反對動物福利法的聲音，許多來自動物產業的業者。

各國動保法中對「受保護的動物」的定義，以及「虐待」的判定，仍處在各方不斷討論和修正的過程中。值得留意的是，受訪的學者、動保志願者、NGO從業者都強調，動物保護不只是立法問題。

公民教育是另一重要環節。「很多人說台灣的法律走得很前面，但很多民衆不遵守法律。我們發現不能只是立法，一定要做教育。」姜怡如提醒。

台灣農業部每年會提撥預算委託 NGO 做公衆教育在內的動保計劃。除全國性宣導外，TSPCA 也會去往資源更少的偏鄉做動保教育。在揭露動物違規事件時，TSPCA 的原則是儘量避開過於殘忍和悲情感的內容，將重點放在呼籲公民行動上，鼓勵大家參與或檢舉，「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是可以被解決的，我們需要大家的協助。」姜怡如強調。

一些網民嘲諷動保人士只關心貓狗這類伴侶寵物。姜怡如指出這是誤解，台灣對動物虐待的立法並無是否是伴侶動物的區分，動保法規定的是保護所有脊椎動物，她與團隊也一直呼籲公衆和政府關心鳥類、魚類和爬蟲等更廣泛的動物處境。

「先關心跟你生命最貼近的那些動物，不能說『如果不能所有動物都保護，那就都不保護』，」 Peter Li 說，只有每個人都為自己關心的物種發聲，才能一步步完善動物保護權益。

民間保護行動的難題，曝光、舉報可以阻止虐貓嗎？

回到大陸語境，當前沒有完整的反動物虐待法，遇到普通人報案，基層警方常常不願管。法律途徑走不通，反虐志願者想到的另一個辦法是曝光，即通過施虐者的網絡蹤跡搜查其真實身份，在社交媒體公開。

然而，志願者也要承擔被曝光的代價。張海提及，曾有臥底志願者被虐貓社群查到真實身份，其個人信息和手機號被擴散，「會有很多人打電話，如果是女生，會被造黃謠，被發騷擾的信息。」還有虐貓者盜用志願者的網名和個人信息註冊賬號，發布虐殺內容，最終志願者反遭網暴。

怒不可遏時，志願者周柯曾發短信指責一位虐貓者。對方以一張照片回應，照片裏是一隻被剁去四肢和尾巴的貓，貓的旁邊寫着一串號碼，那是周柯的電話號碼。她立刻報警，警察說要調查核實，但再無音訊。

周柯考慮過起訴對方。但訴訟需要向法院提供姓名、工作單位和住址等身份信息，這些信息也會告知作為被告人的虐貓者。「提起法律訴訟等於說我就是做反虐的人，把我拋到明面上了。」周柯說。

會被報復的風險讓志願者的行動變得審慎。周柯最終放棄起訴。她後來又自責沒能更勇敢地維權。

另一位志願者小程曾多次舉報抖音上的動物虐待視頻。在他看來，抖音上虐待動物的尺度比 Bilibili 的更大。一些抖音賬號展示殺豬、殺活雞放血的擦邊視頻引流，提供「商務合作」的聯繫方式，實則售賣定製虐待不同動物的視頻來獲利。小程發現，這些擦邊視頻在多次被舉報後不但沒有下架，當他發布引用這類賬號素材的反虐視頻後，反而被平台判定「作品含有涉嫌違反公序良俗的內容」。他的賬號也多次被封。

在不同志願者的講述中，舉報虐待行為之後，不了了之是常態。

「我們去曝光這些虐殺的時候，我們完全要依照法律，不能有任何違反法律的事情。法律好像是隻對我們善良的人起作用，對惡人卻不起作用。」周柯說。

而以網絡曝光、引起關注和公憤來替代法律後果的作法，也曾激起爭議。

一位大學生去年曾因被曝光虐貓，遭學校處分，該男子今年在報考廣西桂林某政府單位崗位時，再次被網友舉報有虐貓前科，因未通過該單位的「政治審查」而不被錄取。官媒新華社發文肯定，指該決定保證了公共服務崗位的品德廉潔。但有評論質疑這是否違背「一事不兩罰」的法治原則，而當懲罰力度取決於輿論聲量時，討論容易淪為情緒化站隊，應儘快明確虐待貓狗的法律責任。

李悅然遭遇過兩難處境。她所在的公司樓下有一隻受路人喜愛的流浪貓，後來貓被人毒死。她曾想在網上發帖找出投毒者，但她猶豫了，「我不確定輿論引起的對這個人的代價是否公平，更不確定這樣的輿論和懲罰，是否會帶給這個世界一點好的改變，還是會再次掀起一場對立的情緒風暴。」她最終選擇什麼也不做。

不過，讓公衆關注到虐貓事件，或能夠影響到執法層面。張海觀察到，如果事件被熱議，上級部門下派指示，基層警方便會積極處理；如果僅是從下往上的民間報案，多數結果只是對當事人批評教育，一些派出所還會推託不處理。

對於曝光的做法，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執行長姜怡如有所擔憂：曝光會否讓問題本末倒置，輿論關注可能反而會讓虐待者獲得心理滿足。在 Telegram 的虐貓群裏，也多次有群員轉發網友對虐貓者的謾罵來取樂。姜怡如和 TSPCA 團隊的處理方式是呼籲報案民衆不要事先在網上曝光，以免打草驚蛇影響蒐證。但這是建立在有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的做法。

姜怡如續指，台灣各縣市政府設有動物保護檢查員（動檢員），接到報案後動檢員會協助調查。據1998年通過的台灣《動物保護法》，如果故意虐待動物致使動物殘疾，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罰款，這包括所有脊椎類動物。除觸犯刑責的情況外，針對「不當飼養」等更溫和的情況，民衆還可以請動保 NGO 介入、教育勸導並協助事主改善。

代價

目前在台灣註冊立案的動保團體已有上百家，分布在救援、收容、絕育和法律倡議等不同領域。相比之下，大陸反虐行動鬆散且艱難。

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的教授 Deborah Cao 在2015年出版論著《Animals in China : Law and Society 》，將包括反虐在內的中國動物保護行動，稱作一場自下而上的草根社會運動，「它完全基於志願，不具備任何正式組織結構，沒有統一領導機構，也沒有正式會員」。她在調研中發現，這類行動中最重要的動員工具是微博這類網絡社交媒體。

以志願和網絡動員為特徵的民間反虐行動延續至今。但這也意味着，無論是被報復的風險還是行動中的心理壓力，都落在志願者個人身上。

做反虐志願者，逃不開的是虐待影像，這些影像如蛛網擴散在百度貼吧、QQ、Bilibili、抖音和 Telegram 等海內外平台。除了觀看，志願者還要收集、截圖和整理這類信息。周柯自認是閱歷多、抗壓強的人，也一度陷入抑鬱情緒。志願者中曾有一個讀大學四年級的女孩，因長期看虐待視頻患重度抑鬱，周柯勸她退出了所有群聊和志願工作。

在流動性較高的年輕志願者中，張海是仍然堅持下來的人。

張海回憶，一開始是最難的，「那時候想改變的東西太多了。」有時，他需要一幀幀細看虐殺視頻，動物痛苦的表情反覆出現。他的心理和精神受創，醫生確診他患上重度抑鬱，需要持續服藥。

壓力過載時，幻覺襲來。在張海的世界裏，氣球上長花、身邊有人影，還有別人對着自己的嘴吐痰，就像抖音上的訓狗主播孫宏對狗做的那樣。他聽過另一位志願者也曾陷入幻覺狀態，總覺得有人要害自己，或者聽到看不見的人說話。

暴露在心理健康的風險中，志願者們往往難以獲得足夠的支持。「因為我們都是網絡上（認識）的，不是生活裏的，就算你個人出現了再大的困難，出現了再多的問題，都只有自我消化。」周柯說。

除收集檢舉證據之外，大陸志願者還得尋找擴散渠道和媒體資源。一些人小心翼翼地隱蔽自己的真實信息，以免被對方報復。然而大多時候，歷經艱辛地曝光之後，也不見得會有結果。

在張海看來，公開曝光施虐者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曝光之後，他可能不虐了，但更可能他還在虐。至少他在中間被折騰了一下，只能這麼想。」張海認為，真正有效的方法只有立法。

「這個世界不光屬於人類」

回憶起做反虐志願者的理由，周柯追溯到七八年以前，源於一件小事。

她在職業學校當老師。一次課間休息，六七個學生圍在一起看手機，有人在尖叫和跺腳。周柯湊過去，受到學生們勸阻。她更好奇，堅持看了手機的內容，一個虐殺狗的視頻映入眼簾。

「渾身的血液都僵掉了。」她愣在原地，想不到世界上有這種事情。那時她不養動物，很少上網，一心投入家庭和工作，視頻的衝擊力「是滅頂一樣的」。這所職校的學生年紀大約分布在十五歲到二十歲。往後遇到每一屆學生，周柯都會問學生是否看過虐殺動物的視頻，無一例外，班裏都有人看過。

在看過那則虐狗視頻後，周柯開始上網查信息，成為了反虐志願者。周柯50歲了，同伴來來去去，她成為經驗豐富的前輩。疫情後，虐待事件頻發，她逐漸對立法失去希望。反虐工作如同不斷從山上滾落的石頭，但她不打算放棄。她去登山、徒步，以对抗抑鬱情緒。

做了兩年多的反虐行動後，張海也放下了對動保立法的期待。他的心裏反而輕鬆了一些。「當你不再想改變這些東西的時候，你就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不期待結果就不會失望。」張海說，「我現在只是覺得這個事情是我應該做的。」

張海養了兩隻貓，一隻是從快要倒閉的貓舍領養，另一隻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撿來。如何保護兩隻貓，在後來的三年疫情裏成了讓他擔驚受怕的事。2021年底，防疫人員入戶消殺、處死寵物的事件在網上流傳，他在家裏的所有房間裝上監控，想象如果有人上門消殺該怎麼辦。

那時他看到一些人反對動物消殺，在網上積極發聲並引發社會討論。也是從那之後，張海開始參與反虐的行動。「我覺得是因為有他們，才延緩了事情發展，讓我的寵物沒有遭受這種情況。」張海回想，「我應該做這件事，畢竟那些人也曾經給我的生活帶來過希望。」

雖然辛苦，周柯和張海還是想繼續做下去。每天下班後，張海便打開電腦追蹤虐殺者的動態。「我永遠看不過去這樣的事，」張海說，「人可以為自己發聲，但動物沒辦法通過自己的嘴發聲，我覺得自己有必要成為牠們的嘴。」

聊起人和動物的關係，Peter Li 回憶起一個場景。

有一年，他去澳洲悉尼開會，和朋友在悉尼歌劇院旁邊的咖啡館談天，坐在露台上喝咖啡。

相比起當時的動人海景，讓他印象更深的是在他們頭頂飛翔的海鳥。有時，飛過的海鳥的大便落在桌子上，服務員便走過來，把鳥糞擦掉。這件事讓他感慨。

「如果在別的地方，有人可能會用各種手段把海鳥趕走，甚至打死他們，我覺得那樣不對。」Peter Li 說，「這個世界不光屬於人類，也屬於海鳥。」

（李悅然、張海、周柯、小程為化名）

（感謝霑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