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谁的生命？拿掉谁的选择？限制谁的自由？三位美国女性的堕胎经历

【编者按】今年5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私下表决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法官意见草稿外流，美国社会大为震惊。自罗案成为美国堕胎权里程碑案例的1973年起，堕胎，以至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互相角力的战场。近年全球威权保守主义再度崛起，堕胎这个本来就高度政治化﹑党派化（partisan）的议题，再度成为了保守派“美国叙事”的核心。自2013年起，多个“红州”都意图通过“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即如果胚胎已有心跳或脉搏，终止怀孕就是违法，有些州的“心跳法案”甚至没有豁免因奸成孕或乱伦怀孕。此前许多这些“心跳法案”因违反罗案被判违宪，但罗案一旦被推翻，全美有多达26个州很可能即时推动堕胎入罪化。

《端传媒》走访了三位美国的普通女性，让她们诉说自己的堕胎经历。在那些关乎法律﹑医学道德﹑宗教﹑还有哲学社会学的宏大叙事以外，还有常常始于浴室地板和一支验孕棒的那种“我发觉自己怀孕了，然后……”的故事，而那个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故事。

Amanda (29岁，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居于美国乔治亚州）

在我念的公立高中，未婚怀孕是很常见的事。我还不到18岁，就替几个好朋友办过产前派对（baby shower）了。

我在乔治亚州北部的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成长，乔治亚州最大的拉美裔社群就在我们这里。我在波多黎各出生，两岁的时候随父母来美。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她们来美国的时候年纪比较大，英文没有学得非常好，很早就放弃了读书。我最小的姐姐Bella十六岁就怀孕离家了，现在她三十六岁，最大的孩子已经在上大学，小的也差不多要中学毕业。

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自小读书成绩还不错，父母也寄望我不要像姐姐们一样，太早结婚生孩子。姐姐们的处境我也看得到。十六岁有了第一个孩子后，Bella有努力过想要完成高中课程，拿张毕业证书。但孩子小，需要照顾，而她家的男人完全不觉得自己有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学校老师来过家访，甚至跟她的丈夫也坐下来谈过，希望他分担家务，支持Bella完成高中。她老公在人前唯唯诺诺，人后还是那副“孩子就该女人照顾”的大男人嘴脸。

最后Bella没有完成高中课程。现在孩子大了，她老是说想拿张GED证书（注：高中文凭同等学历），但放下了书本十几年，也不容易。没有学历，她能做的工作不多，人也很没自信。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会走上同一条路，应该说－－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走上同一条路，但21岁那年，我意外怀孕了。

那年我大学差不多要毕业，正期待著找一份正职工作，可以脱离早晚疯狂兼职储学费的生活。那时我也有交男友，一些比较认真，一些是打发时间的，比较随便﹑短暂的关系。让我怀孕的那个男生，我才跟他交往了两﹑三个星期左右，而且已经没有再见面。

整个交往期间，我们几乎每一次进行性行为，都没有用安全套。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不是不知道有安全套这种事情，不是不知道我应该要求对方安全套。我有时也会储备安全套，但只是偶尔会用上。在乔治亚州，我们小时候所谓的性教育就是禁欲（abstinence）教育－－他们不会教你如何安全地发生性行为，只会叮嘱你千万不要发生性行为。中学性教育课上，男生会看一大堆生了性病的，烂到血肉模糊的生殖器图片。女生就听一些少女未婚怀孕毁一生的悲惨故事。没有人会谈安全套的用法，或谈为甚么体外射精或“安全期”不是有效的避孕法。

先别说这种叙事有多保守，有多鼓励性别刻板印象了，重点是禁欲教育完全没用。在像乔治亚这么保守的深红州，青少年怀孕（teen pregnancy）问题比很多有进步性教育的州更严重。禁欲教育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坚持这样“教育”青少年，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动机。

我发现自己怀孕后，惊慌了大概五分钟，讲了一连串脏话。之后我立刻上网google一大堆关于终止怀孕手术的资料。这是我解决人生绝大部份问题的方式－－只要获得大量资讯，我就会感觉安全。

那时我就想到，Bella十六岁怀孕时，知不知道她其实有别的选择？我那些挺著大肚子在高中上课的同学，她们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她们知道应该（以及“可以”）要求男生用避孕套吗？她们知道在胚胎足十周前，她们还能够合法堕胎吗？英文不够好，学历低，也没有美国本土朋友的Bella，知道应该在哪里做堕胎手术吗？

我有了计划。我估计自己怀孕应该不过七周左右，应该能安全﹑合法地进行手术。我第二天一早就打去Planned Parenthood（注：美国家庭计划协会，美国最大的合法堕胎机构）预约了检查。从我极其详细的google研究中，我发现有些反堕胎的宗教狂热人士开了些看起来像生育诊所的“健康中心”。这些中心不会帮你解决实际问题，只会给你和你肚子里的胚胎－－他们坚称是“婴儿”－－祈祷，用道德谴责和各种手段，让误堕陷阱的女性被拖到进行不了手术，被逼生下来。所以为保安全，我决定只会去Planned Parenthood，如果乔治亚州的Planned Parenthood预约不了，就去隔壁的州。

两天后，因为我自己没有车，相熟的同学载我去Planned Parenthood的预约（幸运地，最近的Planned Parenthood距离我家只要一个小时的车程）。一如我google到的，外面有些反堕胎示威者，举著“abortion is murder”（堕胎即谋杀）﹑“baby, NOT fetus”（是婴儿，不是胚胎）的横幅。有些横幅画了怀孕女性举刀刺向自己的肚子，血花四溅的画面。有些图像描绘堕胎女性在地狱被火烧。同学驾著车绕了几圈，想替我找比较隐蔽的通路进诊所，但最后我还是要从正门进去。那群人目送我拉门走进诊所，向我大叫：“不要杀掉孩子！”“罪人！罪人！”

在诊所里，我验了血﹑量了血压，照了超声波。护士跟我做问卷，问我是不是自愿进行终止怀孕手术，身体状况等等。跟我的估计差不多，我怀孕不过七周左右，可以利用堕胎丸安全终止怀孕。堕胎丸有两颗。护士跟我耐心解释说，第一颗药是美服培酮（Mifepristone），会停止胚胎发育；第二颗是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会令子宫收缩，导致流产。她说，吃下第二颗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我会经历流产一样的情况：子宫痉孪，阴道流出大量鲜血﹑血块和其他组织。

我打了一个寒颤。“流出大量血块”的画面叫我有点害怕，但整个堕胎过程中，我没有一丝犹豫：我知道我不要像Bella一样的人生。我希望有权选择自己要过怎么样的人生。

最后，终止怀孕的过程比我想像中要平静和舒适。也许是我当时很年轻，身体还不错，康复得很快。

但我在过程中想到的问题却缠绕不去。Bella怀孕时，我只有九岁，不知道如何帮助她，也不完全能理解她的处境。现在我能够理解了，对于拉美裔社群中的青少年怀孕问题有了很多新的体会。

在美国，过半数拉丁裔女性在20岁前就会怀孕最少一次。很多人没能获得高中﹑遑论大学学历。以禁欲为目标的性教育﹑跨代贫穷﹑学历与知识不足﹑社群缺乏完善的支援设施，全部都是令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的原因。拉美裔社群的保守观念又是另一个主因。很多拉美移民家庭的家长认为，十几岁就生孩子总比吃避孕药好，因为进行性行为却同时避孕是一种罪恶。

我庆幸自己知道我有选择，也知道我是少数的，幸运的一群。我希望像Bella这样的拉美裔年轻女性也有选择。于是我成为了National Latina Institute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全国拉美裔女性生育正义组织）的长期义工。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了我在社会学研究院问的问题。我走访了自己社区内的，十几岁就怀孕的女生，纪录她们的故事－－她们不只是一堆数字，她们也有许多难以启齿的无奈，有自己的理想，想做的事情，想达成的愿望。给她们知识﹑学历﹑自信心，她们也可以重夺人生的控制权。

Sarah （34岁，市场推广人员，居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

在最高法院正在商议推翻Roe v. Wade的时候，我们州的共和党州长史蒂特（Kevin Stitt）在5月3日紧急通过了一条“奥克拉荷马心跳法案”（Oklahoma Heartbeat Act）。他在推特上说：“我希望奥克拉荷马成为美国最尊重生命的州。我代表的是全州400万居民，他们绝大多数希望保护胎儿。”

我在奥克拉荷马州州府奥克拉荷马城（Oklahoma City）出生，十七岁那年去了新墨西哥州上大学，毕业后留在阿布奎基（Albuquerque）工作。但父亲在我二十五岁时过世，为了现在独居的母亲，我和丈夫又搬回来奥克拉荷马城，在这里买了房子。

我当然不喜欢深红州（deep red state）的政治环境，但政治是一件事－－奥克拉荷马州还是我的家。在这里，我和丈夫可以跟我的高中同学时常聚会，在COVID-19疫情之前，我们每隔一﹑两个月就在我家后园搞烧烤派对。南方人的确比较好客热情，“southern hospitality”不是只是嘴上说说的。况且奥克拉荷马城是自由派领地，你去市中心问问看，咒骂史蒂特的肯定比赞同他的多。

我知道保守派一直想动Roe v. Wade，那不正是特朗普的政治任务吗？但看著这群人把美国搞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很震惊。看到手机上的即时新闻，气愤得心跳一直没法慢下来的那种震惊。

除了因为我自己的政治信念，还因为在2017年，终止怀孕手术救了我一命。

我和丈夫大学毕业没多久就结了婚。他有一半拉美血统，兄弟姊妹和亲戚的小孩很多，小时候都玩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他总是渴望有个像他原生家庭那样的大家庭，每天热热闹闹。而我也喜欢小孩，理想中将来我们是要有两个孩子的。

这些年来我们换了几次工作，搬了几次家，到了经济终于开始稳定，又有了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告诉丈夫的时候，不夸张－－他真的感动得眼眶泛泪，兴奋得脸都涨红了。

但我自己感觉非常不对劲。两个星期前，我开始有些不寻常的身体情况。有次右脚突然在半夜开始抽筋，非常痛而且整条腿完全弯不起来。丈夫被我惊醒，醒来替我按摩肌肉，慢慢才缓了过来。而且我上一次经期居然持续了近三个星期，即是我不间断地，整整流了三个星期的血。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去验孕的。

所以我告诉丈夫：“你还是先不要太高兴。”我也让他暂时不要告诉我妈妈，还有他的父母。

没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晚饭过后，大概夜晚九﹑十点的时候，我突然全身严重抽搐。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从饭桌的椅子硬生生的跌倒在地上，右边脸重重著地。

我没空感受那一下重击造成的身体伤害，因为我被一种更大的恐怖感支配著。不是有那种“濒死经验”的说法吗？我没有看到自己的一生画面在我眼前飞过，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是甚么意思。“死”就是自主权的丧失，你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躯体，你只能任人鱼肉，你任何一部份都不再是你的。

我用尽全身气力大叫，不能自控地嚎哭起来。丈夫从厨房冲出来，立刻打911叫了救护车。

在救护车上，我模糊地，隐约地认知到自己应该就要死了，临走想跟丈夫道别，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替我照顾母亲。但我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我的大脑似乎找不到嘴唇的位置。有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到七﹑八分钟的车程中，我清醒了几次，又昏迷了几次。后来我才知道，我在车上有休克迹象，血压直线下降，整张脸没有一丝血色，冷汗浸湿了衣服。

到了医院急症室，我在担架床上，被推进去一间又一间白色的房间，做了一堆测试，包括超声波。结果很快出来了：胎儿长在我的输卵管处，没有长在子宫里头。换句话说，我是宫外孕。

当时我已经怀孕近九周，胚胎长得太大，输卵管已经被撑到爆裂。我之前持续了三周的，不是月经，而是腹腔受压迫渗的血。即是说，因为这个胚胎，我整个肚子都是血水，这也是导致我抽搐的原因。

很多时候这种宫外孕会自行流产，孕妇甚至不会察觉自己怀孕过。但我的胚胎留下来了。

因为我有严重内出血，医生建议我一定要做手术终止怀孕。我哭著问，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留下这个胎儿的办法？医生说，不可能－－他们无法将胎儿移植到子宫，而把它留在原位的话，我会有性命危险。这时丈夫问了一个半清醒的我想不到的问题：“做了终止怀孕手术，我们会犯法吗？”

奥克拉荷马州的堕胎法一直在收紧。2017年，整个州，有四百万人口的州，只剩了三间Planned Parenthood诊所（注：在1982年，奥克拉荷马州有十八家Planned Parenthood诊所）。共和党多次在州议会提上各种针对堕胎诊所和女性的法案，史蒂特的“奥克拉荷马心跳法案”，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提上过议程，只是幸好没有通过。

医生跟我们保证：她会证明我是因有性命危险才进行的手术，而我的情况也不容许我们担心甚么法律问题了。于是我签了同意书。在被推进手术室前，丈夫摸著我的头，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我会健康地出院，而我们将来还是可能有小孩的。

从手术中醒来之后，我没有了肚子里的胚胎，也没有了左边的输卵管。医生说，手术过程中我仍流血不止，他们把手术台向我上身的方向倾斜，减慢失血速度。我那些濒死的感觉不是幻想。而整个康复过程也非常痛苦－－宫外孕，以至怀孕本身，带给女性身体的伤害和压力，不是那些无知的男性政客能够想像和理解的。

后来我发觉自己的家族有过宫外孕历史，所以我的情况，大机率是遗传的。第二次怀孕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翼翼，产检也做得非常勤劳。我们的小女孩在2019年顺利出生。我当然也有想过，不知道当初怀上的小孩，是男生还是女生，会长甚么模样？但我完全不后悔做了终止怀孕手术。没有那次的手术，我的丈夫会成为鳏夫，我的母亲会失去她唯一的孩子。每次有怀疑的时候，只要想到母亲，我就知道终止怀孕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想说－－你一定要写下来－－那些说自己“pro-life”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尊重生命。

Jennie （22岁，大学生，居于美国中西部）

2018年2月15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我18岁。

那年我在中西部某家“公立长春藤”大学刚上二年级，决定好了主修－－“pre-law”，即是说我最终目标是毕业后上法律学院，最终当上律师。这当然不是一个正式的主修科目，“pre-law”算是在表达自己的志向，实际上我修了很多历史学﹑社会学﹑还有政治学的课。

我也是学校步操乐团的小号手，在学校足球队有比赛，或是大型巡游的时候都会见到我的身影。大学一年级，我跟很多人一样，在各种活动﹑交友和学业之间忙不过来。

必须承认，高中时我对大学生活最大的幻想，就是每周末的派对。在我们这里，冬天下的雪铲到路边能堆到一个人那么高，一﹑二月的气温长期在零下十度，甚至二十度以下，但一到周五，同宿舍的人肯定要约出去“pub crawl”－－即是通宵狂欢，一夜之间去遍大学路上的酒吧。我们这座大学城人口不到二十万，跟庞大的大学系统有关系的人占了最少一半，是一座很年轻，很有活力的城市。周五和周六晚上，尤其是有球赛的时候，要挤进随便一家大学路的酒吧都不容易。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college life。那一年，我离开了父母的家，跟另外三个同龄的女生在学校附近分租了一个房子，过起了独立生活。我交了新的朋友，有了新的兴趣，理想和目标。

我对自己的将来有很大期许。要考上这里并不容易，我还记得自高中第一年我就盘算著，自己要多修几个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要怎样提高自己的GPA，因为我想要考进这家大学－－因为我值得有美好的将来。

但在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天，我突然觉得，我想像的一切可能都不会成真。

拿著两条线的验孕棒，在浴室地板呆坐一会后，我发了个讯息给男友：“我怀孕了。”他在十五分钟后看到讯息，但没有回复。软件显示他那天晚上没有再上线。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课，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回家，跟妈妈坦承怀孕 。

妈妈很年轻就有了孩子，她和父亲是高中同学，在念大学的时候发现有了我。她最后没有准时把大学念完。但她后来有回到校园补修学分，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去了妈妈的大学毕业礼。

所以我很幸运，妈妈知道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那你要生下来，还是不要？我会支持你的任何决定，但我不能帮你决定。”

那天下午，妈妈给我安排做了血液测试，发现我已经怀孕七至八周。九周之后，我就不能选择用堕胎丸来终止怀孕。即是说我必须快点回答“要还是不要”的问题。

我没有宗教信仰，从小到大上的公立学校，学校也没有宗教教育。在中西部的乡郊地带，人们不一定上教堂，也不一定老是把圣经或“神”挂在嘴边，但不代表宗教的那种保守压迫氛围不存在。

这里的人能容忍那些愚昧的高中男生做纳粹手势拍照，也觉得他们挂著邦联旗（注：内战时期美国南方蓄奴州联盟的旗帜）到处游行叫嚣不是问题。外人来指指点点的话，他们会说“boys will be boys”，男生离经叛道是正常的事，有甚么大不了呢？但他们同时会说“堕胎就是罪恶”，“堕胎就是杀人”。在任何地方，女性的自由都是被限制的，有条件的。在我成长的，保守的中西部乡郊，虽然很少人会将极端的厌女语言宣之于口，很多人的行为却是显而易见地虚伪﹑厌女。

但只有十八岁的我心里，那些“堕胎就是杀人”的想法萦绕不去。与其说我是“倾向终止怀孕”，倒不如说，那天我只是很希望自己在做恶梦，醒来之后会发现一切都没发生过。我很怕自己堕胎后会后悔，害怕自己真的是杀人凶手，害怕堕胎会成为我一辈子的阴霾。诊所护士让我先回家考虑二十四小时，再打电话告诉他们决定。我同意了。

当天晚上，在我发出大概百多封有去无回的讯息后，男友终于回复，没有问我身体状况，心情或去向，劈头就说了一句：“快去Planned Parenthood。”

我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即时涌上来，回了一句：“如果我决定生下来呢？”

他一改之前已读不回一整天的态度，几分钟内就发了一大串：“你生下来，谁养？”“我父母可不会给我养孩子。”“你要明白我不会跟你结婚。”“我们都那么年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就算是你自己要养，你也要考虑我的感受，我绝对不要这个孩子。”

那是我的震撼教育。我太震惊了：我怎么会喜欢过，甚至爱过这样的一个人？他并不关心我，不关心我的健康，更不关心我的将来。怀孕的我在他眼中是一个包袱，要快点甩手的包袱。

虽然说感谢他有点奇怪，但是却是他令我理解到，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好当母亲。年龄不是唯一的问题。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察觉到，自己跟男友的关系一直不对等，甚至是toxic（有毒的）。跟他一起这一年，我自我价值愈来愈低落，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他身边的其他女孩漂亮，不够善解人意。而我本来并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凡事有规划，对自己将来很多想法的女生。

要他当孩子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而要我当母亲，对孩子也绝对不公平。第二天早上，我打了个电话去Planned Parenthood，预约终止怀孕。

最初的一﹑两年，我一直耻于向别人提起这件事。虽然我知道这种经历并不罕见，一些和我同龄的女生也有堕胎的经验，而那不代表堕胎就从此定义了她们，她们仍然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有著众多不同的身分和位置。我们以后还是很可能成为母亲，堕胎不过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我后来开始大胆一些，尝试分享自己的经历，发觉很多人会有共鸣。从不断的分享中，我感受到女性主义讲的“赋权”（empowerment）是甚么意思。

我不知道这件事，将来还会怎样影响我的人生，但我不会再让它定义我自己了。

（尊重受访者意愿，Amanda﹑Sarah和Jennie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