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過後，走一趟廟街——這是無家者、移工、鳳姐的救贖之地

【編者按】文中的移工即移民家務工，在香港俗稱外傭。

4月初春，很多人在廟街臨時棲身。失去遊客，失去假日的閒逛人潮，昔日熱鬧的著名街道變得寧靜冷清，唯一響亮的，只有街邊檔播放的Beyond樂隊歌曲《灰色軌跡》。卻也正是這條街，承接疫情中因確診被僱主趕走的移工，和重投工作卻苦無工開的無家者。

「因為經濟低迷，這裏的人正在搏鬥。」在廟街居住的獻主會神父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說。2020年，他和伙伴設立的慈善機構Mercy HK協助無家者住入佐敦平安大樓的賓館，至今年2月，Mercy HK甚至突然化身移工的「民間檢疫中心」。

病毒初發時，廟街一帶是首個因疫情封鎖的地區；之後，油尖旺仍不時登上疫廈名單。在早前禁晚市堂食、限聚的政策下，區內餐廳大閘落地，零售店結業清貨，街上人影疏落，足球場擠滿藍色的檢測帳篷。儘管目前政策放寬，禁令留下的瘀傷，滯後、浮現。

在Mercy HK的耶穌醫生中心（Doctor Jesus Centre）有一幅畫像——在裹布中的耶穌睡在長木櫈上，背景是廟街攤檔、唐樓，一直延伸到對岸的摩天大廈，背靠獅子山巒。胡頌恆說，「幫助無家的人就是在幫助耶穌。」但在廟街，這不只是外籍神父和機構社工幫助弱勢者的故事。

一、唐樓姊妹

踏上殘舊的樓梯，胡頌恆重重地敲下木門。「有人在嗎——」他邊喊邊疑惑地掏出鎖匙，推開厚重的白色大門。約500呎的單位裏，只有一個電話發出自菲律賓遠方傳來的通話聲音。

不一會，有人從房間裏走出來。「神父，」紮起頭髮的Joy一臉為難，「Roxan剛在跟律師說話。」名為Roxan的女子看見胡頌恆後與之相擁，大聲嚎哭。神父問：「發生什麼事了？」

31歲的Roxan是菲律賓人，來港做家務工約7年。去年底，她和新僱主之間發生糾紛，現正身陷訴訟。這幾個月，她忙着預備證供，和非牟利機構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的社工與及律師連線會面。

Roxan想到一時無法支持母親的手術費用，急得哭了起來。她右邊的Magie，手不斷撫順她背上的長髮。她左邊的Joy沉着冷靜，以菲律賓語夾雜英語，不斷低聲重覆：Everything will be fine（所有事情都會好起來）。

Roxan、Joy和Magie原本互不相識，病毒將她們牽繫到一起。最初，Roxan因為留港處理官司，在教堂遇上比她大3年、被僱主終止合約的Joy。她們都是無家可歸的人，又同樣來自呂宋島北部，Roxan和Joy一熱一冷，看起來就像是姊妹。

2月18日，Roxan和Joy同時確診。碰上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高峰，醫護資源和隔離設施不足，在團體協助下，她們在屯門一間作為庇護中心的村屋等候被安排到竹篙灣隔離措施。那天，她們把飯煲、暖風機和零食扔進黑色垃圾袋一起搭上大巴。「每個人都瞪着我們，覺得我們很骯髒。」Roxan說。「但我們那時背着垃圾袋很開心，一直在大笑。」Joy說。

香港現時約有35萬移民家務工，大多來自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等地，工作期間必須與僱主同住。疫情下，有移工因確診而被趕出家門，也有移工本計劃回家，卻因為確診而歸家無期，移工團體不斷收到求助。

隔離期間，團體告知Roxan和Joy離營後須再找落腳點，但她們毫無頭緒，只能不斷打電話聯絡非牟利團體、菲律賓駐港領事館，「我們之前已經換過3次宿舍，還要思考離營後去哪裏，對我們來說很困難和很疲累。」Roxan說。

當時領事館答應接送離開，但離營後，她們在青衣站等了6個小時，領事館仍未派人前來。原來個案輾轉轉到Mercy HK，神父胡頌恆打來一通電話，安排她們暫住佐敦唐樓，終於使她們安心下來。

在這三房唐樓單位裏，窗戶貼上花紋貼，天然光線不太足夠。白光燈下，16張床旁各放着幾個行李箱，她們把地方打掃得一塵不染，利用床邊和牆之間的空隙掛起幾件短袖衣和睡褲。

Roxan睡在房中最裏面的一張床。官司和母親的手術費曾令她陷入抑鬱和自殺的漩渦，無法忍受嘈音，要長期關上窗戶——她覺得自己在懸崖邊，快要跳下去了。「我的思緒像炒得一團糟的蛋碎。（My mind is scrambled like an egg.）」Roxan說。但每次，Joy把她的食物和水拿進房間，陪她和律師通話，讓Roxan攫緊自己的手。「有時我會突然忘記細節，腦袋一片黑，什麼都說不出來，從第一天開始，Joy一直陪伴着我。」

「我是她的後備記憶體。」Joy好幾次因為Roxan而流淚。「其實要易地而處了解她的狀況很不容易。她需要一個哭泣的肩膀。」

看着Roxan，Joy見到以前的自己。她出生自農夫家庭，爸爸中風、妹妹患腎病。14歲起，她做過秘書和家務工賺醫藥費，自學過一些法律，近年來港打工則是為了女兒的學費。如今雖然被解僱了，但她不想再為人生加添太多大起大落的情緒，想要與世無爭地過活。

在香港，移工一旦被解僱，必須在14天內找尋新僱主，否則簽證失效，須即時離港。在於入境處的立場，「兩星期規則」是為了打擊跳工。但移工團體一直指出規則只針對家務工而非所有外籍工作人士，有歧視之嫌；而移工往往被規則所限，憂慮斷約回國後需重新繳付培訓費等，變相不敢拒絕僱主的無理要求，容易陷入強制勞動、性侵犯和暴力的困境。

「我已經疲憊於哭泣了。」Joy說話總是笑意盈盈，頻說沒關係。「我現在覺得要看向明亮的一面。生命就是那樣了，不如Go with the flow（順其自然）。」

這些細小、昏暗、嘈雜的舊樓單位，是被驅逐者的救贖之地。

每次，Roxan和Joy都會到地鐵站接送疲憊不堪的新住客。Girlie因為確診Covid-19被終止合約，需要投宿找尋新僱主；Reyjean在工作簽證逾期後，非法居留在港，她最近向政府自首，自願被遣返菲律賓；Ann和Magie則是康復後無家可歸。還有一位來自秘魯、58歲的Zoela，她8年多前被尼日利亞人哄騙攜帶毒品在機場被捕，最近終獲釋。這裏的菲律賓移工懂西班牙語，總愛喚她Zoela Mamita，Mamita 即媽媽的意思。

她們分享零碎的故事，有時哭作一團，有時笑得喘不過氣。Girlie、Joy、Ann都是單親媽媽，Girlie的丈夫出軌並遺下兒子，Ann亦需要獨自撫養女兒。最年輕的Reyjean向入境處自首後，Roxan抱住她哭起來：「她說謝謝我，她要走了。我告訴她沒事的，當你被拘留，釋放的終點就是家。」

想念親人的時候、傷心的時候，Zoela總會用西班牙語開玩笑，叫她們嫁給自己在秘魯的兒子，「我儲夠錢跟你飛過去，好嗎？但我太老了！」Girlie喊道。「其實Mamita也很大壓力，她有時也會哭，我們想逗她開心。」Roxan收起笑容，「有時突然間有人哭了，便有人安慰說：沒事的，我的情況更糟糕。」

在菲律賓工作的薪金水平相對低，許多人會選擇越洋打工，總體移工匯款佔國家GDP將近一成。一些女性來港當家務工，她們本身學歷不錯，像Roxan有護士學系的畢業證書，為了賺取母親的手術費，兒子滿一歲後便來港。出發前一晚，她還急着要給兒子餵人奶，結果到港後在僱主家裏乳腺炎發作，久燒不退。

8年來，她換過幾個僱主，大部分僱主都因為移民離港而沒再續約。公平待她的僱主不多，一個日本籍僱主對她最好，送過她外套、照明燈和河豚布公仔。她近年因疫情回國，Roxan帶着她的禮物到處投宿，晚上用夜燈看文件，抱着布公仔流淚入睡。

「在異鄉打工，我們其實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她說，「作為一個菲律賓人，為賺錢令家人活久一點才會留在這裏。但現在我的計劃像個崩潰的三角塔，當底層被破壞，一切散落一地，我也無法向前走。」

因一場疫情走在一起，她們短暫地過着無人知曉的平靜生活。「2月是最糟糕的日子。」她們拌着炸茄子、蕃茄蛋碎和白醋，吃光一大鍋白飯。「現在，我們一起吃飯、清潔和睡覺。」

二、劏房神父

防疫要求居家隔離，但何為家？很多人只有住處而無家。「有人在機場睡了三晚，一個女士被僱主安置在車裏30小時，唯一能出外就是上廁所的時候。」好幾次，胡頌恆對現況無言以對，他瞪大兩眼，無聲地抿嘴搖頭。「難道我們跟確診者說對不起，不能幫你，這太危險了？」

75歲的胡頌恆總是頭戴漁夫帽，身穿素色的襯衣、長褲、拖鞋，帶着印上方濟各臉孔的黑布袋游走廟街。澳洲籍的他來自無玷聖母獻主會（Missionary Oblates of Mary Immaculate），1985年，教會在香港的人手不足，胡頌恆被派往大嶼山堂區工作。2009年，為了貼近基層生活，他搬進廟街劏房，至今12年。

近年，他有份成立的Mercy HK在廟街開設二手店和中心，後者為區內無家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等舉辦聚會，一起吃飯、看福音電影。街坊開始稱他為「廟街神父」。

廟街神父幾次坐不住，想要動身跑到街上，「我想最好由我帶你落區一邊走、一邊看。」他剛踏半隻腳到廟街，便有街坊上前打招呼——她是附近街市髮型店的剪髮師，早前因防疫措施收緊而被逼停業。

「以前廟街一帶好旺㗎（很興旺的）。」胡頌恆轉以廣東話解釋。「現在，檔主連每天的飯錢都賺不到，有時開檔3、4小時都做不到一單買賣。」

作為標誌性舊區，油尖旺人口稠密，不少勞動人口寄居在此。去年3月，區議會和團體做過統計，收回417份有效問卷後，推算區內劏房逾4萬個。

在廟街一帶，工作和租金是兩個纏繞而沉重的結。胡頒恆觀察到，有人因失業無法負擔租金，但業主因為向銀行借貸，說無力減租。一些移工的僱主直接告訴他們，自己被公司裁走，無法再續聘約。同時間，疫情開支變大，對區內的尋求庇護者、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大壓力，免遣返聲請者從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取得的超市券更一度無法買到新鮮食材。

當他們確診，情況更加混亂。無法順利獲得官方支援的確診者、移工、無家者和少數族裔，來到Mercy HK的門前，求的是短暫安置，甚至只是幾餐飽飯。

支援工作需要錢，也講人脈。在廟街生活12年，胡頌恆經年織下的社區網絡在疫情中發揮關鍵作用。

2月18日，Mercy HK最先收到3個確診移工的求助，第一個移工在大冷天凌晨5點來到廟街，他們急忙清空中心，在小禮堂舖滿被舖。移工們白天靜心祈禱，晚上則睡在聖像的旁邊。但求助人愈來愈多，中心開始爆滿了。那幾天，同為女性和媽媽的性工作者最先伸出援手。

「初初沒有人幫我們，是阿玉讓第一個移工有房瞓（睡覺）。」在一幢唐樓底下，胡頌恆向阿玉打招呼，她怕生，只向我們微微點頭。阿玉是廟街的性工作者，從大陸來港幾年，一直參與Mercy HK的聚會。疫情下部分性工作者為省租金搬到元朗，空出一些房間，她沒有多想便答應協調租出手上的單位。

「沒有什麼想法，就是做點好事咯。」有時候，阿玉會順路帶點食物給單位裏的移工。這兩個月沒有什麼生意，她乾脆休息。「因為疫情，大家還是想保護一下自己。收入當然減少啦……」最近她做地盤清潔工，又準備考保安牌。前夫因病過世，她的收入大多給大陸3個子女當學費。「還沒養大成人嘛，沒辦法。」

拐一個街角，胡頌恆來到一間小小的地產舖。這裏的經紀幫他找放租業主，「找租盤頗困難，有些業主不想租給Covid-19相關人士，可能因為政府把這件事講成一件不太好的事，業主年紀比較大，聽到會介意。」經紀不願具名，她說花費許多唇舌才成功說服4、5個業主。探訪無家者和移工的時候，她扣減了自己的佣金，並為其中一處住宿添置了摺床。

清零政策肅清市面，要在經濟蕭條和被驅逐的現實下生存，人們開始互助或自救。

隨着更多街坊加入幫忙，Mercy HK為移工提供的緊急住宿共有18處，每天為她們送食物、水果；基督教勵行會亦為移工解答離港的疑問，甚至安排輔導員。逐漸，連菲律賓駐港領事館也轉介求助——胡頌恆和同伴Lucia最忙碌的一晚，有60名移工等候安置。

移工睡在小禮堂的故事廣傳後，記者來訪，捐款也湧現。最讓胡頌恆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本職室內設計的第四期患癌女士看到報導後，到中心祈禱，更義務做了場大翻新。「我們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很多人給予了幫忙。」

也是這一個時間點，政府終於來了大巴士，把確診移工送往竹篙灣隔離。能獲得治療和確診證明，移工們歡天喜地，「我們不是專業的醫護，我們應該要穿防護衣物……」胡頌恆說，「最理想是政府安置他們，讓他們好好的受專業的醫學監察。」

加上疫情初期為無家者租賃的房間，胡頌恆的黑色鎖匙包愈來愈沉甸甸。直至現在，Mercy HK共為過百名移工和70名無家者安排緊急居所，疫情稍緩，兩邊各自減至約20、30人。但他們開始憂慮第六波疫情，「真的太瘋狂了，人們來到這裏，但我們並未受過訓練！」

現在，他仍然每天探訪確診者。會害怕感染嗎？他摸摸頸上的黃銅十字架，耶穌受難像是他最大後盾：「我相信有人會看顧我。」說畢，他回到小禮堂，和染疫後痊癒的移工一同祈禱。

三、無家者的花園

訪問約在傍晚，阿明剛完成兩份兼職工作，來時身穿樸素的粉藍Polo衣和黑色布褲。他數算在佐敦平安大樓的居住時間，17個月，每次都是以月計的。

和胡頌恆神父第一次見面，也正是在平安大樓的餐廳。他請阿明吃飯，着他看餐牌任點一個午餐。當時是2020年底，阿明已經在某間無家者宿舍住了15個月。之前，宿舍因為疫情讓他延長半年的住宿期限，但最終還是告訴他：「你住太耐，要走了。」

「點算？當時又失業、又瞓街（睡在街上）。」他後來透過教會朋友認識胡頌恆。吃過飯後，神父上樓為他交付9天的賓館房間租金，之後看他乾淨企理，便為他續租。

2020年10月22日，阿明終於可以安心一覺睡到天亮。阿明細心地設計好自己的床位，在床邊掛上教會神父送贈的十字架和畫像，櫃上的藥物、食物排列整齊，義工活動的不織布袋懸吊着，他和室友的衣服則貼服地掛在床尾掛衣架。

在這裏，阿明曾經和室友一起確診Covid-19，靠社工和其他無家者送來熱粥和糧食。他也遇上俠氣的業主太太，她在大樓經營鐵打館，常常邀請他和幾個無家者去飲茶。阿明答應為她打理賓館外的平台花園，又替她清洗冷氣機。儘管油麻地天橋的車聲有點嘈吵，但比起之前的住宿好多了，他也不用再遵循宿舍要求，在日照時間必須外出。

但是年初疫情爆發，他再次失業。68歲的阿明以前在安老院做復康巴士司機，接送老人們來回醫院和院舍，期間兼顧雜務，慢慢學會維修和種花。但他做到60歲，就因為年紀大就被辭退了。帶着這些經驗，他再受聘在另一所安老院兼職打理花園。

一星期6天，阿明一個人打理萬呎花園，與桂花、桔仔和山茶花作伴，每天擔泥、翻土、澆水，用石頭在地上砌出教堂的圖畫。如此日曬雨淋，收月薪港幣8000元，他不嫌辛苦，整個電話相簿裏都是他為花朵和樹木拍下來的照片。

過年前，安老院禁止家屬探訪，乾脆丟空花園，見阿明年紀大了，不再跟他續約。2、3月，阿明找過清潔工、學校校工、餐廳茶水，老闆要不因疫情縮減人手，要不「都說我超齡了。」阿明想不到，當自己滿65歲成為老人，卻無處容身。

他4年前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在街上流離浪蕩。本來他也有一個家，最初因為與老婆關係日漸疏離，他與同事出軌，兩人大吵、離婚，但當租客般同住，直至一次衝突，她報警趕他走。物業填老婆一人的名字，他必須離開，輾轉在公園露宿。

阿明當時已經申請單人公屋單位，「申請4年多還沒上樓。」最近他打去房委會查詢，被告知前面仍有1.7萬人在等候。

跌到最低谷，吃也成問題，「最窮的時候吃快餐店算最豪，24元早餐，長者扣1元，23元。然後在公園坐到下午4點半﹐去麥當勞吃下午茶，17元，一杯飲品一個包，就是我的晚餐。」每次17元，他用僅餘的信用卡付費，「整個月，1日到31日的帳單都是17元。」

有工作有收入，便能吃得好一點，但疫情裏，想找工作的無家者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當疫情來到，大集團要請人，未必會優先考慮無家者。」Mercy HK社工Simon說，這兩年內有兩類無家者：第一種是傳統無家者，在街上生活數年甚至10年，露宿夾雜了家庭、朋輩、精神或毒品問題；另一種是新型無家者，他們是封關下糧盡的中港司機，原本流連快餐店，但也因禁晚市堂食而需要住宿支援。

依Simon的觀察，最近無家者數量確有增加，一來疫情影響工作導致無法負擔劏房租金，也因為疫情安排影響了街道生活。例如有美沙酮中心改劃為Covid-19門診地點，政府會趕離附近露宿的人們。而限聚令和口罩令下，無家者一旦被檢控便告破產。「有些個案選擇抗辯，看看能否分期付款或從綜援扣錢，有人逼於無奈借錢。」

4月，安老院的花園荒廢後，他們重新聘請阿明回去救活花園，加上在社企餐廳派發物資，阿明終於有點進帳。居所和工作讓他的心穩定下來，但他知道平安大樓的一些無家者找不到工作，怎樣也改變不到生活。「我爬了起來，但看到很多人在大海裏浮沉，你受到別人幫助，那你是不是要幫忙拉其他人一把？」

他說，以前腦裏有一把聲音，一直叫他「去死」。「這幾年有時承受不了。」社工Simon鼓勵阿明找輔導員傾談，靠着和輔導員之間的對話，他追溯以前種種，累積多年的內在情緒亦逐漸明晰。最近他和前妻間中會聯絡，有時一起去飲茶。

現在，他放假當義工，每周在Mercy HK的無家者聚會幫忙斟茶、遞午餐。他知道宿舍的室友被趕，便幫忙聯絡神父，在平安大樓再做室友。忙東忙西，重點也許不在於幫助他人，而是逐點逐點重新蒐集生活的實感。

「上樓前，先依靠神父了。」暫時，他仍要在廟街等候那個入伙無期的家。

四、如常

確診數字回落，熱鬧的日子也很快過去。在住滿菲律賓移工的唐樓，Girlie找到新僱主，Reyjean和Zoela將被遣返。Joy也一樣，她在訪問翌日要到新僱主的家報到。Roxan瑟縮起身子，雙手緊抓衣角，孩子氣地哀求她：「你說星期一才走的。」Joy安慰Roxan，「我會回來的，新僱主就住旺角。」

唐樓的姊妹心裏明白，隨着大家陸續離開，身負官司的Roxan將是最後一人。

Roxan當然也知道，「沒人提我吃飯了。我知道我要自己幫助自己。」但想到要獨自面對官司，心理壓力亦隨之而來。這段期間，無法回鄉也無法工作，她自覺情緒並不穩定，「好幾次我變得很自私，我也憎恨這樣的自己。我現在變成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不再正常了。」

有點不同的是，她學會了Joy的樂天口吻。她彷彿不是對記者，而是對自己說出這一番話︰「在外地工作，我變得更加堅強和獨立，這一年我為家人貢獻了很多，我很強大……不是所有人能做到這點的，你知道嗎？」

現在支撐她的是未來回家的想像，「我的兒子只有一次當嬰兒的機會，我真想取回那些時間，看他怎樣學懂說話，怎樣走路。這是我現在回去也無法見證的事。」Roxan說，「所以我回家後要答應他永遠不再離開他。作為一個媽媽，一個人，我要給他我全部的時間。」

疫情減緩之後，Mercy HK接到許多求助，來自於像Roxan般面對官司、或被解約後急忙找尋新僱主的移工。這些移工一向依靠慈善團體協助，才能渡過留港的漫長日子。胡頌恆計劃轉型這批在廟街的宿舍，未來會重點協助這些異鄉人。

相對移工社群的強大凝聚力，無家者、吸毒者的處境複雜，「互相幫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胡頌恆只能期望疫情過後中心可以重新舉辦聚會，讓他們見面、聊天、交朋友，「他們來到這裏嘗試互相關心，甚至只是跟彼此說說話。」

大疫過後，城市如常。而無家可歸，或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亦如常地活在一隅。

4月初，阿明第一次回到安老院的花園，「回去之後，花園像個廢墟一樣。植物都死光了，剩下杜鵑花最美。」阿明說，春天本來是花開得最美的時候，現在重新打理，要修剪枯枝和黃葉，「把能救的東西給救回來。」

院舍的老人家也更常在花園閒逛了。阿明發現患認知障礙的老人對花沒甚興趣，看着他種的瓜菜卻勾起許多生活的記憶。他決心要好好經營那一小塊田地。

花和樹木仍在沉睡，現在能做的、要做的，就是讓它們保持青綠、不惹昆蟲，讓他們慢慢復元。對於未來，他略帶雀躍，「一個花園要起死回生，需要很多心機。」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