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过后，走一趟庙街——这是无家者、移工、凤姐的救赎之地

【编者按】文中的移工即移民家务工，在香港俗称外佣。

4月初春，很多人在庙街临时栖身。失去游客，失去假日的闲逛人潮，昔日热闹的著名街道变得宁静冷清，唯一响亮的，只有街边档播放的Beyond乐队歌曲《灰色轨迹》。却也正是这条街，承接疫情中因确诊被雇主赶走的移工，和重投工作却苦无工开的无家者。

“因为经济低迷，这里的人正在搏斗。”在庙街居住的献主会神父胡颂恒（John Wotherspoon）说。2020年，他和伙伴设立的慈善机构Mercy HK协助无家者住入佐敦平安大楼的宾馆，至今年2月，Mercy HK甚至突然化身移工的“民间检疫中心”。

病毒初发时，庙街一带是首个因疫情封锁的地区；之后，油尖旺仍不时登上疫厦名单。在早前禁晚市堂食、限聚的政策下，区内餐厅大闸落地，零售店结业清货，街上人影疏落，足球场挤满蓝色的检测帐篷。尽管目前政策放宽，禁令留下的瘀伤，滞后、浮现。

在Mercy HK的耶稣医生中心（Doctor Jesus Centre）有一幅画像——在裹布中的耶稣睡在长木櫈上，背景是庙街摊档、唐楼，一直延伸到对岸的摩天大厦，背靠狮子山峦。胡颂恒说，“帮助无家的人就是在帮助耶稣。”但在庙街，这不只是外籍神父和机构社工帮助弱势者的故事。

一、唐楼姊妹

踏上残旧的楼梯，胡颂恒重重地敲下木门。“有人在吗——”他边喊边疑惑地掏出锁匙，推开厚重的白色大门。约500呎的单位里，只有一个电话发出自菲律宾远方传来的通话声音。

不一会，有人从房间里走出来。“神父，”扎起头发的Joy一脸为难，“Roxan刚在跟律师说话。”名为Roxan的女子看见胡颂恒后与之相拥，大声嚎哭。神父问：“发生什么事了？”

31岁的Roxan是菲律宾人，来港做家务工约7年。去年底，她和新雇主之间发生纠纷，现正身陷诉讼。这几个月，她忙着预备证供，和非牟利机构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的社工与及律师连线会面。

Roxan想到一时无法支持母亲的手术费用，急得哭了起来。她右边的Magie，手不断抚顺她背上的长发。她左边的Joy沉着冷静，以菲律宾语夹杂英语，不断低声重复：Everything will be fine（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

Roxan、Joy和Magie原本互不相识，病毒将她们牵系到一起。最初，Roxan因为留港处理官司，在教堂遇上比她大3年、被雇主终止合约的Joy。她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又同样来自吕宋岛北部，Roxan和Joy一热一冷，看起来就像是姊妹。

2月18日，Roxan和Joy同时确诊。碰上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高峰，医护资源和隔离设施不足，在团体协助下，她们在屯门一间作为庇护中心的村屋等候被安排到竹篙湾隔离措施。那天，她们把饭煲、暖风机和零食扔进黑色垃圾袋一起搭上大巴。“每个人都瞪着我们，觉得我们很肮脏。”Roxan说。“但我们那时背着垃圾袋很开心，一直在大笑。”Joy说。

香港现时约有35万移民家务工，大多来自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等地，工作期间必须与雇主同住。疫情下，有移工因确诊而被赶出家门，也有移工本计划回家，却因为确诊而归家无期，移工团体不断收到求助。

隔离期间，团体告知Roxan和Joy离营后须再找落脚点，但她们毫无头绪，只能不断打电话联络非牟利团体、菲律宾驻港领事馆，“我们之前已经换过3次宿舍，还要思考离营后去哪里，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和很疲累。”Roxan说。

当时领事馆答应接送离开，但离营后，她们在青衣站等了6个小时，领事馆仍未派人前来。原来个案辗转转到Mercy HK，神父胡颂恒打来一通电话，安排她们暂住佐敦唐楼，终于使她们安心下来。

在这三房唐楼单位里，窗户贴上花纹贴，天然光线不太足够。白光灯下，16张床旁各放着几个行李箱，她们把地方打扫得一尘不染，利用床边和墙之间的空隙挂起几件短袖衣和睡裤。

Roxan睡在房中最里面的一张床。官司和母亲的手术费曾令她陷入抑郁和自杀的漩涡，无法忍受嘈音，要长期关上窗户——她觉得自己在悬崖边，快要跳下去了。“我的思绪像炒得一团糟的蛋碎。（My mind is scrambled like an egg.）”Roxan说。但每次，Joy把她的食物和水拿进房间，陪她和律师通话，让Roxan攫紧自己的手。“有时我会突然忘记细节，脑袋一片黑，什么都说不出来，从第一天开始，Joy一直陪伴着我。”

“我是她的后备记忆体。”Joy好几次因为Roxan而流泪。“其实要易地而处了解她的状况很不容易。她需要一个哭泣的肩膀。”

看着Roxan，Joy见到以前的自己。她出生自农夫家庭，爸爸中风、妹妹患肾病。14岁起，她做过秘书和家务工赚医药费，自学过一些法律，近年来港打工则是为了女儿的学费。如今虽然被解雇了，但她不想再为人生加添太多大起大落的情绪，想要与世无争地过活。

在香港，移工一旦被解雇，必须在14天内找寻新雇主，否则签证失效，须即时离港。在于入境处的立场，“两星期规则”是为了打击跳工。但移工团体一直指出规则只针对家务工而非所有外籍工作人士，有歧视之嫌；而移工往往被规则所限，忧虑断约回国后需重新缴付培训费等，变相不敢拒绝雇主的无理要求，容易陷入强制劳动、性侵犯和暴力的困境。

“我已经疲惫于哭泣了。”Joy说话总是笑意盈盈，频说没关系。“我现在觉得要看向明亮的一面。生命就是那样了，不如Go with the flow（顺其自然）。”

这些细小、昏暗、嘈杂的旧楼单位，是被驱逐者的救赎之地。

每次，Roxan和Joy都会到地铁站接送疲惫不堪的新住客。Girlie因为确诊Covid-19被终止合约，需要投宿找寻新雇主；Reyjean在工作签证逾期后，非法居留在港，她最近向政府自首，自愿被遣返菲律宾；Ann和Magie则是康复后无家可归。还有一位来自秘鲁、58岁的Zoela，她8年多前被尼日利亚人哄骗携带毒品在机场被捕，最近终获释。这里的菲律宾移工懂西班牙语，总爱唤她Zoela Mamita，Mamita 即妈妈的意思。

她们分享零碎的故事，有时哭作一团，有时笑得喘不过气。Girlie、Joy、Ann都是单亲妈妈，Girlie的丈夫出轨并遗下儿子，Ann亦需要独自抚养女儿。最年轻的Reyjean向入境处自首后，Roxan抱住她哭起来：“她说谢谢我，她要走了。我告诉她没事的，当你被拘留，释放的终点就是家。”

想念亲人的时候、伤心的时候，Zoela总会用西班牙语开玩笑，叫她们嫁给自己在秘鲁的儿子，“我储够钱跟你飞过去，好吗？但我太老了！”Girlie喊道。“其实Mamita也很大压力，她有时也会哭，我们想逗她开心。”Roxan收起笑容，“有时突然间有人哭了，便有人安慰说：没事的，我的情况更糟糕。”

在菲律宾工作的薪金水平相对低，许多人会选择越洋打工，总体移工汇款占国家GDP将近一成。一些女性来港当家务工，她们本身学历不错，像Roxan有护士学系的毕业证书，为了赚取母亲的手术费，儿子满一岁后便来港。出发前一晚，她还急着要给儿子喂人奶，结果到港后在雇主家里乳腺炎发作，久烧不退。

8年来，她换过几个雇主，大部分雇主都因为移民离港而没再续约。公平待她的雇主不多，一个日本籍雇主对她最好，送过她外套、照明灯和河豚布公仔。她近年因疫情回国，Roxan带着她的礼物到处投宿，晚上用夜灯看文件，抱着布公仔流泪入睡。

“在异乡打工，我们其实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她说，“作为一个菲律宾人，为赚钱令家人活久一点才会留在这里。但现在我的计划像个崩溃的三角塔，当底层被破坏，一切散落一地，我也无法向前走。”

因一场疫情走在一起，她们短暂地过着无人知晓的平静生活。“2月是最糟糕的日子。”她们拌着炸茄子、蕃茄蛋碎和白醋，吃光一大锅白饭。“现在，我们一起吃饭、清洁和睡觉。”

二、㓥房神父

防疫要求居家隔离，但何为家？很多人只有住处而无家。“有人在机场睡了三晚，一个女士被雇主安置在车里30小时，唯一能出外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好几次，胡颂恒对现况无言以对，他瞪大两眼，无声地抿嘴摇头。“难道我们跟确诊者说对不起，不能帮你，这太危险了？”

75岁的胡颂恒总是头戴渔夫帽，身穿素色的衬衣、长裤、拖鞋，带着旧布袋游走庙街。澳洲籍的他来自无玷圣母献主会（Missionary Oblates of Mary Immaculate），1985年，教会在香港的人手不足，胡颂恒被派往大屿山堂区工作。2009年，为了贴近基层生活，他搬进庙街㓥房，至今12年。

近年，他有份成立的Mercy HK在庙街开设二手店和中心，后者为区内无家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等举办聚会，一起吃饭、看福音电影。街坊开始称他为“庙街神父”。

庙街神父几次坐不住，想要动身跑到街上，“我想最好由我带你落区一边走、一边看。”他刚踏半只脚到庙街，便有街坊上前打招呼——她是附近街市发型店的剪发师，早前因防疫措施收紧而被逼停业。

“以前庙街一带好旺㗎（很兴旺的）。”胡颂恒转以广东话解释。“现在，档主连每天的饭钱都赚不到，有时开档3、4小时都做不到一单买卖。”

作为标志性旧区，油尖旺人口稠密，不少劳动人口寄居在此。去年3月，区议会和团体做过统计，收回417份有效问卷后，推算区内㓥房逾4万个。

在庙街一带，工作和租金是两个缠绕而沉重的结。胡颁恒观察到，有人因失业无法负担租金，但业主因为向银行借贷，说无力减租。一些移工的雇主直接告诉他们，自己被公司裁走，无法再续聘约。同时间，疫情开支变大，对区内的寻求庇护者、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大压力，免遣返声请者从国际社会服务社（ISS）取得的超市券更一度无法买到新鲜食材。

当他们确诊，情况更加混乱。无法顺利获得官方支援的确诊者、移工、无家者和少数族裔，来到Mercy HK的门前，求的是短暂安置，甚至只是几餐饱饭。

支援工作需要钱，也讲人脉。在庙街生活12年，胡颂恒经年织下的社区网络在疫情中发挥关键作用。

2月18日，Mercy HK最先收到3个确诊移工的求助，第一个移工在大冷天凌晨5点来到庙街，他们急忙清空中心，在小礼堂舖满被舖。移工们白天静心祈祷，晚上则睡在圣像的旁边。但求助人愈来愈多，中心开始爆满了。那几天，同为女性和妈妈的性工作者最先伸出援手。

“初初没有人帮我们，是阿玉让第一个移工有房瞓（睡觉）。”在一幢唐楼底下，胡颂恒向阿玉打招呼，她怕生，只向我们微微点头。阿玉是庙街的性工作者，从大陆来港几年，一直参与Mercy HK的聚会。疫情下部分性工作者为省租金搬到元朗，空出一些房间，她没有多想便答应协调租出手上的单位。

“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做点好事咯。”有时候，阿玉会顺路带点食物给单位里的移工。这两个月没有什么生意，她干脆休息。“因为疫情，大家还是想保护一下自己。收入当然减少啦……”最近她做地盘清洁工，又准备考保安牌。前夫因病过世，她的收入大多给大陆3个子女当学费。“还没养大成人嘛，没办法。”

拐一个街角，胡颂恒来到一间小小的地产舖。这里的经纪帮他找放租业主，“找租盘颇困难，有些业主不想租给Covid-19相关人士，可能因为政府把这件事讲成一件不太好的事，业主年纪比较大，听到会介意。”经纪不愿具名，她说花费许多唇舌才成功说服4、5个业主。探访无家者和移工的时候，她扣减了自己的佣金，并为其中一处住宿添置了折床。

清零政策肃清市面，要在经济萧条和被驱逐的现实下生存，人们开始互助或自救。

随着更多街坊加入帮忙，Mercy HK为移工提供的紧急住宿共有18处，每天为她们送食物、水果；基督教励行会亦为移工解答离港的疑问，甚至安排辅导员。逐渐，连菲律宾驻港领事馆也转介求助——胡颂恒和同伴Lucia最忙碌的一晚，有60名移工等候安置。

移工睡在小礼堂的故事广传后，记者来访，捐款也涌现。最让胡颂恒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本职室内设计的第四期患癌女士看到报导后，到中心祈祷，更义务做了场大翻新。“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很多人给予了帮忙。”

也是这一个时间点，政府终于来了大巴士，把确诊移工送往竹篙湾隔离。能获得治疗和确诊证明，移工们欢天喜地，“我们不是专业的医护，我们应该要穿防护衣物……”胡颂恒说，“最理想是政府安置他们，让他们好好的受专业的医学监察。”

加上疫情初期为无家者租赁的房间，胡颂恒的黑色锁匙包愈来愈沉甸甸。直至现在，Mercy HK共为过百名移工和70名无家者安排紧急居所，疫情稍缓，两边各自减至约20、30人。但他们开始忧虑第六波疫情，“真的太疯狂了，人们来到这里，但我们并未受过训练！”

现在，他仍然每天探访确诊者。会害怕感染吗？他摸摸颈上的黄铜十字架，耶稣受难像是他最大后盾：“我相信有人会看顾我。”说毕，他回到小礼堂，和染疫后痊愈的移工一同祈祷。

三、无家者的花园

访问约在傍晚，阿明刚完成两份兼职工作，来时身穿朴素的粉蓝Polo衣和黑色布裤。他数算在佐敦平安大楼的居住时间，17个月，每次都是以月计的。

和胡颂恒神父第一次见面，也正是在平安大楼的餐厅。他请阿明吃饭，着他看餐牌任点一个午餐。当时是2020年底，阿明已经在某间无家者宿舍住了15个月。之前，宿舍因为疫情让他延长半年的住宿期限，但最终还是告诉他：“你住太耐，要走了。”

“点算？当时又失业、又瞓街（睡在街上）。”他后来透过教会朋友认识胡颂恒。吃过饭后，神父上楼为他交付9天的宾馆房间租金，之后看他干净企理，便为他续租。

2020年10月22日，阿明终于可以安心一觉睡到天亮。阿明细心地设计好自己的床位，在床边挂上教会神父送赠的十字架和画像，柜上的药物、食物排列整齐，义工活动的不织布袋悬吊着，他和室友的衣服则贴服地挂在床尾挂衣架。

在这里，阿明曾经和室友一起确诊Covid-19，靠社工和其他无家者送来热粥和粮食。他也遇上侠气的业主太太，她在大楼经营铁打馆，常常邀请他和几个无家者去饮茶。阿明答应为她打理宾馆外的平台花园，又替她清洗冷气机。尽管油麻地天桥的车声有点嘈吵，但比起之前的住宿好多了，他也不用再遵循宿舍要求，在日照时间必须外出。

但是年初疫情爆发，他再次失业。68岁的阿明以前在安老院做复康巴士司机，接送老人们来回医院和院舍，期间兼顾杂务，慢慢学会维修和种花。但他做到60岁，就因为年纪大就被辞退了。带着这些经验，他再受聘在另一所安老院兼职打理花园。

一星期6天，阿明一个人打理万呎花园，与桂花、桔仔和山茶花作伴，每天担泥、翻土、浇水，用石头在地上砌出教堂的图画。如此日晒雨淋，收月薪港币8000元，他不嫌辛苦，整个电话相簿里都是他为花朵和树木拍下来的照片。

过年前，安老院禁止家属探访，干脆丢空花园，见阿明年纪大了，不再跟他续约。2、3月，阿明找过清洁工、学校校工、餐厅茶水，老板要不因疫情缩减人手，要不“都说我超龄了。”阿明想不到，当自己满65岁成为老人，却无处容身。

他4年前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街上流离浪荡。本来他也有一个家，最初因为与老婆关系日渐疏离，他与同事出轨，两人大吵、离婚，但当租客般同住，直至一次冲突，她报警赶他走。物业填老婆一人的名字，他必须离开，辗转在公园露宿。

阿明当时已经申请单人公屋单位，“申请4年多还没上楼。”最近他打去房委会查询，被告知前面仍有1.7万人在等候。

跌到最低谷，吃也成问题，“最穷的时候吃快餐店算最豪，24元早餐，长者扣1元，23元。然后在公园坐到下午4点半﹐去麦当劳吃下午茶，17元，一杯饮品一个包，就是我的晚餐。”每次17元，他用仅余的信用卡付费，“整个月，1日到31日的帐单都是17元。”

有工作有收入，便能吃得好一点，但疫情里，想找工作的无家者很容易被打回原形。“当疫情来到，大集团要请人，未必会优先考虑无家者。”Mercy HK社工Simon说，这两年内有两类无家者：第一种是传统无家者，在街上生活数年甚至10年，露宿夹杂了家庭、朋辈、精神或毒品问题；另一种是新型无家者，他们是封关下粮尽的中港司机，原本流连快餐店，但也因禁晚市堂食而需要住宿支援。

依Simon的观察，最近无家者数量确有增加，一来疫情影响工作导致无法负担㓥房租金，也因为疫情安排影响了街道生活。例如有美沙酮中心改划为Covid-19门诊地点，政府会赶离附近露宿的人们。而限聚令和口罩令下，无家者一旦被检控便告破产。“有些个案选择抗辩，看看能否分期付款或从综援扣钱，有人逼于无奈借钱。”

4月，安老院的花园荒废后，他们重新聘请阿明回去救活花园，加上在社企餐厅派发物资，阿明终于有点进帐。居所和工作让他的心稳定下来，但他知道平安大楼的一些无家者找不到工作，怎样也改变不到生活。“我爬了起来，但看到很多人在大海里浮沉，你受到别人帮助，那你是不是要帮忙拉其他人一把？”

他说，以前脑里有一把声音，一直叫他“去死”。“这几年有时承受不了。”社工Simon鼓励阿明找辅导员倾谈，靠着和辅导员之间的对话，他追溯以前种种，累积多年的内在情绪亦逐渐明晰。最近他和前妻间中会联络，有时一起去饮茶。

现在，他放假当义工，每周在Mercy HK的无家者聚会帮忙斟茶、递午餐。他知道宿舍的室友被赶，便帮忙联络神父，在平安大楼再做室友。忙东忙西，重点也许不在于帮助他人，而是逐点逐点重新搜集生活的实感。

“上楼前，先依靠神父了。”暂时，他仍要在庙街等候那个入伙无期的家。

四、如常

确诊数字回落，热闹的日子也很快过去。在住满菲律宾移工的唐楼，Girlie找到新雇主，Reyjean和Zoela将被遣返。Joy也一样，她在访问翌日要到新雇主的家报到。Roxan瑟缩起身子，双手紧抓衣角，孩子气地哀求她：“你说星期一才走的。”Joy安慰Roxan，“我会回来的，新雇主就住旺角。”

唐楼的姊妹心里明白，随着大家陆续离开，身负官司的Roxan将是最后一人。

Roxan当然也知道，“没人提我吃饭了。我知道我要自己帮助自己。”但想到要独自面对官司，心理压力亦随之而来。这段期间，无法回乡也无法工作，她自觉情绪并不稳定，“好几次我变得很自私，我也憎恨这样的自己。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不再正常了。”

有点不同的是，她学会了Joy的乐天口吻。她仿佛不是对记者，而是对自己说出这一番话︰“在外地工作，我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这一年我为家人贡献了很多，我很强大……不是所有人能做到这点的，你知道吗？”

现在支撑她的是未来回家的想像，“我的儿子只有一次当婴儿的机会，我真想取回那些时间，看他怎样学懂说话，怎样走路。这是我现在回去也无法见证的事。”Roxan说，“所以我回家后要答应他永远不再离开他。作为一个妈妈，一个人，我要给他我全部的时间。”

疫情减缓之后，Mercy HK接到许多求助，来自于像Roxan般面对官司、或被解约后急忙找寻新雇主的移工。这些移工一向依靠慈善团体协助，才能渡过留港的漫长日子。胡颂恒计划转型这批在庙街的宿舍，未来会重点协助这些异乡人。

相对移工社群的强大凝聚力，无家者、吸毒者的处境复杂，“互相帮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胡颂恒只能期望疫情过后中心可以重新举办聚会，让他们见面、聊天、交朋友，“他们来到这里尝试互相关心，甚至只是跟彼此说说话。”

大疫过后，城市如常。而无家可归，或是有家归不得的人，亦如常地活在一隅。

4月初，阿明第一次回到安老院的花园，“回去之后，花园像个废墟一样。植物都死光了，剩下杜鹃花最美。”阿明说，春天本来是花开得最美的时候，现在重新打理，要修剪枯枝和黄叶，“把能救的东西给救回来。”

院舍的老人家也更常在花园闲逛了。阿明发现患认知障碍的老人对花没甚兴趣，看着他种的瓜菜却勾起许多生活的记忆。他决心要好好经营那一小块田地。

花和树木仍在沉睡，现在能做的、要做的，就是让它们保持青绿、不惹昆虫，让他们慢慢复元。对于未来，他略带雀跃，“一个花园要起死回生，需要很多心机。”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阿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