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 香港疫情大爆發

探問疫下香港醫療崩潰(上):病床一位難求,公私營雙軌制如何走向失效?

「(醫管局)內部會說,我們是victim of our own success(自己成功下的受害者)」。


2022年2月18日,明愛醫院的醫護人員將戶外病人全部移入室內。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2年2月18日,明愛醫院的醫護人員將戶外病人全部移入室內。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香港第五波疫情死亡率高居全球前列,公立醫院急症室及內科病房「淪陷」,揭示出醫療系統潛伏多年的隱患。端傳媒梳理香港醫療多年的發展,並訪問死者家屬、前線醫護、公共衞生學者及醫院管理層等,一連兩日刊出兩篇「香港醫療崩潰」文章,探討疫下香港醫療的「病因」。讀者可按此連結閱讀下篇文章。

香港於去年年底起,爆發以變種病毒Omicron引起的第五波疫情,至農曆年假後,形勢急轉直下,徹底失控。截至4月19日,已有8963人離世,死亡率達0.76%;離世者中,超過九成是65歲以上長者。

疫情亂局當中,有病人要在急症室苦候數天,甚至有病人未獲治療已離世;醫護人員不吃不休地工作,病房內1名護士要照顧10名病人;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顧問醫生何曉輝,在員工座談會上說起急症室超負荷時,更當眾灑淚,「我們的同事,這個月,捱得很辛苦……」中文大學醫院的行政總裁、曾任醫院管理局新界東聯網總監多年的馮康,早前便在報章撰文,承認醫療系統已經「淪陷」,並呼籲反思醫療制度,以及疫情的應變政策。

第五波疫情揭示的,除了公立醫院的承載力,還有私營醫療系統,在應對疫情時扮演的角色;以及香港市民依靠公立醫院急症室,才能接觸到醫療服務的狀況。一波疫情,把醫療系統的根本問題,藉着逾8000名死者,盡數呈現在港人眼前。

公營醫護連年流失,醫管局成眾矢之的

小潮(化名)3月初陪同抱恙七旬父親求醫,當時正值疫情高峰,她起初先與父親前往私家醫院,遍尋數間醫院都被告知沒有床位,只好轉赴公立醫院急症室求醫。她回憶當時的公立醫院急症室,仍猶有餘悸,「不斷有救護車進來,每個車上推出來的人(臉)都白了」。她的父親見過醫生後,獲告知要輪候3至5日才能上隔離病房,被安排在急症室觀察區等候上病房。

小潮看見觀察區內有人直往地板上嘔吐,有坐輪椅的婆婆高呼要去洗手間,醫護則進進出出忙過不停,誰都沒空閒多看他們一眼。床與床之間甚至容不下一個人站立,她和哥哥唯有站在房間一個角落,遠遠留意着父親狀況。

小潮說,觀察區內間中有人鼓譟,護士說,不要催促,催促也沒有用。「大家都不知道要等多久,也不知道在等什麼,但就是要等。」後來父親被驗出染疫,入住隔離病房後,小潮近乎與他失去聯絡,「是完全不知道爸爸在病房的情況。」後來再收到父親的消息,已是被告知病情轉差,要通過視訊見最後一面。

由不適、求醫、發病到離世,前後不過短短兩天。小潮除了奔波以外,更多的是無力無助,「自己也會覺得很矛盾,一方面知道醫護真的很忙碌,但同時間,作為病人家屬真的會很無助。」小潮甚至說,考慮到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會認真思考離開香港——因為對醫療系統已失去信心。

2022年2月16日,明愛醫院在急症室旁邊的露天空地設立隔離區,不少長者病人卧在病床上等待覆檢,醫護人員需要在露天環境照料患者。
2022年2月16日,明愛醫院在急症室旁邊的露天空地設立隔離區,不少長者病人卧在病床上等待覆檢,醫護人員需要在露天環境照料患者。攝:林振東/端傳媒

根據美國護士聯合會(National Nurses United)建議,內科病房的護士對病人比率(Nurse-to-patient ratio)為1︰4,不少歐美先進國家則盡量保持1:5或是1:6;而香港的護士人手比例,則遠遠未能與國際水平接軌。在公立醫院工作10年的Jason說,第五波疫情的高峰期間,他工作的病房,可以有接近40個病人,但只有3個護士。「最差的日子,可能只有3個姑娘(護士),加一個姐姐(病人服務助理),整個更份(班表),只有4個人上班……5時半餵餐,到8時還未餵完。」

「每一天上班都不知怎樣好,上班期間也會哭,為甚麼會這樣?」Jason不諱言,這段時間,是他入職以來最難捱的日子。

香港的公立醫院,自1991年開始,全部由醫院管理局統一管理。公立醫院淪陷,也可以說是醫管局淪陷。而醫管局人手、病床不足,亦非一朝之事。在每年的冬季流感高峰期,多間公立醫院的病床佔用率,均長期超過100%——而醫學界,甚至醫管局都曾經解釋,本身病床需要流轉,其實八成、甚至七成的使用率,已經等同用盡。

病床承載力以外,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亦長期為人詬病。醫管局分成7個醫院聯網,港島佔2個、九龍佔3個、新界佔2個;據醫管局網站所載,截至2021年,以中位數推算,輪候時間最長的是九龍中醫院聯網的眼科門診,輪候期為133星期,即逾2.5年。除兒科的輪候時間較短,各聯網大部分的專科門診,輪候時間中位數都超過50星期,接近1年。

香港社會長年以來對醫管局批評聲不絕。2013年,時任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曾提出「解散醫院管理局」的議案,當時梁家騮指,輪候時間長和人手不足,並非因為總體資源不足,而是醫管局內部資源分配不均,架構臃腫。他又指責醫管局的聯網制度,令不同聯網、醫院為搶奪撥款,寧願做得更「差」,以解釋自己需要更多資源。

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在總結發言時,則重申醫管局的確令香港醫療質素大幅提升,但同時補充,指依靠香港的低稅率,政府的投入難以長遠維持公立醫院體系。

雖然批評議案最後被大比數否決,但其實梁家騮在其議案措辭上,已申明「特意選用解散為題」,是「想看看各位同事(立法會議員)有沒有一些好的計謀或策略,可以糾正醫管局的結構缺憾。」而觀乎一眾議員的發言,雖然大部分均反對解散醫管局,但同時亦對醫管局的運作提出各種批評,亦反映了社會上對公營醫療系統的部分不滿聲音。

自梁家騮提出議案後,已過9年。而輪候時間、人手流失等問題仍深深困擾醫管局。近年公營醫院的人手流失情況愈見嚴重,不少醫護意興闌珊,轉投私營市場。醫管局大會於去年12月16日,通過要把挽留人手視為最重要的方針之一。其中一項措施,是向員工提供低息置業貸款。當時醫管局主席范鴻齡便提到,醫生及護士的流失率,分別為6.2%及7.7%,較數個月前的數字再急升。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志當時受訪,指令醫護灰心的是工作量及工作環境,若不解決這些「核心問題」,估計措施成效不大。

仁安醫院急症科顧問醫生何健基。

仁安醫院急症科顧問醫生何健基。攝:林振東/端傳媒

私營醫院仁安醫院的急症科顧問醫生何健基,便曾於瑪嘉烈醫院工作10年。他提到在公立醫院工作的醫護,不少都捱至「五勞七傷」,這也是他離開的主因,「我當時都開始胃部有點不適。」

在公立醫院已工作10年的護士Jason也說,他同期的朋友,不是移了民,便是轉投私營。又以Covid-19疫情期間加開病房為例,他指高層毫不理解前線運作,疫情高峰期間,傳媒報導醫院的露天範圍也放滿病床,Jason說,高層隨即要求把所有病床都收回醫院內,「不是一句(收入醫院)便可以……你的配套呢?你的人手呢?」、「每說到人手,院長就說『沒辦法了,沒辦法了,盡做(盡量做)吧,盡做吧。』甚麼叫盡做?」

更令Jason不滿的,是面對人手不足,部分管理層只是不停要求員工「賣假(期)」——簡單而言,在醫管局「特別酬金計劃」下,員工於例假或年假工作的時薪會比平常為高;透過提供較高的「賣假」薪金,要求員工放棄休假持續上班。但Jason再三強調「同事不是鐵打的」,也需要休息,錢並非萬能。他不忿有些管理層會對不願意「賣假」的同事冷言冷語,「有些上司會說一些很難聽的說話:你現在放大假(放年假)也沒事做,為甚麼不肯賣?」

「在一個醫療機構內,我們說護理,說同理心,為甚麼你可以對自己同事,如此欠缺同理心?我們其實,經常都不是做『一更』(編按:香港公立醫院的護士,每一更的工作時間約為8小時45分鐘),我自己很多時也會超時,下一更人手不足,就加鐘……我也要休息,我不是鐵打的」、「當我的同事可以放假,放大假,為甚麼可以說這些,如此沒人性的說話?」

Jason重申,自己銷假回醫院幫忙「不是為了這個機構」,「如果不是為了我的同事,我才不會理會你」、「我在你的機構工作,都不知道在做甚麼,都不是能夠幫助別人的。經常說保持初心,我現在進來(上班),找不到初心是甚麼。」

前港島東聯網總監陸志聰說,同意人手和配套問題必須解決,「同事做不做到一個醫護人員內心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好好解釋病情給病人,或有時間去斷症。」但他也承認,硬件如新醫院等,已在興建,不過人手問題,即便此時決定到新的政策,仍須好一段時間才能看到成果。

第五波疫情期間,網上出現不少醫護人員的哭訴,Jason說,預計在捱過疫情後,離職的同事只會更多,「新人又未必上手,到時入院的病人,是會越來越危險。這件事是foreseeable(可預視)。」

前港島東聯網總監、退休後任私營醫療中心行政總裁的陸志聰醫生。

前港島東聯網總監、退休後任私營醫療中心行政總裁的陸志聰醫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醫管局成立曾創「神話」,大步前進反釀「泡沬」?

統領43間公立醫院、員工人數超過8.8萬人的醫院管理局,在疫情摧殘下,被批評至一無是處。然而,在醫管局成立之初,曾創造了改革公營醫療的神話,甚至奠下了現時普遍香港市民對「醫療服務」的認知。

「(醫管局)內部會說,我們是victim of our own success(自己成功下的受害者)」。退休後任私營醫療中心行政總裁的陸志聰,自2010年起擔任港島西聯網行政總監,至2017年轉任港島東聯網行政總監,2021年退休後,旋即於翌年轉投私營市場。醫管局於1990年籌備成立時,他由婦產科臨床醫生轉為行政工作。當時醫管局即將接收全港所有公立醫院,他負責交接,「看看新團隊要甚麼,向他們解釋。」

他解釋,當時的「公立醫院」,是指「政府醫院」和「補助醫院」。政府醫院由政府全資出資;補助醫院則由慈善機構如東華三院等作為董事局出資及運作,政府則提供資助,像東華三院等出資及運作。

他回憶說,80年代政府醫院和補助醫院的質素不一,病人多數選擇資源較充足的政府醫院,「一般市民覺得補助醫院,設備、人才都差一些。」當時陸志聰在政府的伊利沙伯醫院工作,醫院使用率達130、140%,「洗手間也放了病床」、「後備發電機也沒有」。與此同時,補助醫院如廣華醫院,使用率不過六、七成。

有見及此,港英政府認為需要改革,委託顧問公司研究,並於1985年發表《史葛報告書》,建議成立一個全新的醫療管理機構,獨立於公務員體系外,統合政府醫院及補助醫院,改善整體醫療質素。「當時顧問報告,覺得(醫院)好大問題是欠管理。」醫管局因此於1990年誕生,並於1991年,接收全港的政府醫院和補助醫院。

醫管局成立後,獲政府大幅增撥資源。以病床和醫生人手為例,由1992年到1997年期間,便分別增加了18%和39%。資源增加,醫療質素自然相應提升。當時醫管局實現的其中一個「神話」,便是令本身公立醫院的「帆布床現象」(因床位不足,要加開帆布床)絕跡。

當時公營醫療的大步改善,甚至衝擊了私營醫療。「私家醫生說自己是『朝三暮四』,一天只看數個病人......私家醫院又說被醫管局搶了『生意』。」到今日回首過去,陸志聰仍認為醫管局的改革是美談,但不停上漲的開支和市民的期望,亦同時令香港公營醫療變成一個「泡沬」,「只是何時爆破。」

轉捩點可以追溯至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經濟不景,政府多個部門開始緊縮開支,連帶醫管局的撥款亦愈見緊拙。醫管局更曾於2002年,推出「自願離職計劃」,讓醫護人員可以提早退休,以減少人手,只是計劃因2003年「沙士」疫情而擱置。到2003/04年度至2005/06年度,政府兩度縮減醫管局撥款,病床數目亦因此減少。

但陸志聰認為,即使沒有金融風暴等經濟因素,公營醫療神話也難以永遠維持。當年的《史葛報告書》,除了建議成立統合醫療機構,亦提到應把住院費和醫療成本掛勾。及後1993年的《彩虹報告書》等探討醫療改革的文件,都曾提出,要從其他渠道增加公營醫療的資金,例如增加病人收費。

政府於1993年、1999年、2008年、2014年,都提出過醫療改革建議,但增加病人收費的提議,都因反對聲音太強而無法推展。

陸志聰提到,至今公營病人所付的費用,只能覆蓋約百分之三的開支。他續指,當政府為醫管局定下的任務,是向全港市民提供高質素的醫療服務,此前提下,醫療開支必定會不停上升,當政府無法再一力承擔,泡沬終會爆破。

資源不足以如以往般充裕,但大部分香港市民,已基本習慣了使用公立醫院,例如在醫管局縮減病床的兩個財政年度,雖然病床等配套有所減少,但病人的人次仍繼續上升,此竭彼盈下,負擔自然加重。從每年的流感高峰期,已可見當醫管局需負責大部分的病人,面對傳播力廣泛的疾病,醫療系統必然難以「轉身」應對。但流感高峰期畢竟時間不長,影響也沒有Covid-19疫情那麼大,於是醫管局每年「熬過去」。而第一至第四波的疫情,其感染規模,亦不至於對醫療系統造成極大的負擔。

但去到第五波疫情,Omicron的傳播力之強,加上院舍失守,大量長者染疫,這個公營泡沬剎那爆破,半點不剩。

2022年3月7日,伊莉沙伯醫院急症室擠滿輪候的病人。

2022年3月7日,伊莉沙伯醫院急症室擠滿輪候的病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公私營雙軌失衡 公立醫院孤立無援

香港的醫療系統中,一直同時存在公營及私營醫療。而把「公私營雙軌制」正式寫入政策文件,確立為長遠政策的,可追溯到2013年,梁振英政府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

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曾在記者會上明言,「特區政府今後的政策,是如何確保香港公私營雙軌並行的醫療制度能夠持續、平衡及健康發展」、「會持守對公營醫療系統提供資源的承擔」,同時「也需協助私家醫院和私營醫療體系的發展」,並會透過推出「自願醫保」,讓市民能透過保險使用私營醫療服務。

公私營雙軌的核心想法,是由公營醫療保障市民必定得到需要的醫療服務,私營醫療則提供更舒適優質的服務,以及較短的等候時間,讓市民自行依財政能力選擇。

但發展至今,公私營是否真的能雙軌並行?根據政府統計數字,香港2020年共有15298名註冊醫生,當中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合共有7138名醫生,即少於總數一半。與此同時,公營醫療系統卻承擔了近九成的醫療服務需要。即使在2020年,因應疫情醫管局減少了非緊急服務,其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仍有分別超過540萬及710萬的使用人次。

前文亦提到,在醫管局成立之初的改革下,不少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都受到壓力,對醫管局抱有的是更多敵意,而非合作的態度。1991年,私家醫院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5%,到1998年已大幅下跌至7%。屬私院的仁安醫院急症科顧問醫生何健基說,當時私家醫院和私人診所,甚至有危機意識「覺得自己會倒閉」。

經營壓力下,私家醫院有好一段時間,把服務重心放在分娩,或身體檢查等方向上。私家醫院在1988年,大約提供2793張病床,至2004年則為2794張,16年間幾近沒有增長。在2003年沙士後,醫管局針對傳染病制訂多項措施,例如準備隔離病房,儲存個人保護裝備等,但私營業界亦不見有大動作的跟進。

2022年3月12日,香港港安醫院外設置臨時帳篷,以應對疫情,醫院表示若有已入院病人檢測陽性,會繼續盡力讓病人留院內接受醫治。

2022年3月12日,香港港安醫院外設置臨時帳篷,以應對疫情,醫院表示若有已入院病人檢測陽性,會繼續盡力讓病人留院內接受醫治。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期間,有包括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內人士,批評私家醫院不願接收確診病人。最後一眾私院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提供24張隔離病床,其他私家醫院則提出,可以幫助分流公立醫院的非Covid-19病人。

公院護士Jason被問到私院協助分流非Covid-19病人的情況時,罵個不停,「他們只選一些能行能跑的,我們便憤怒了,能行能跑的,已經回家了,還用給你嗎?」Jason說,不接受私家醫院以配套不足為理由,拒絕接收新冠病人,「配套不行,你便安裝。為甚麼醫管局可以改裝(病房),你們不可以?其實你們老實說,能幫到甚麼?」

仁安醫院急症科顧問醫生何健基解釋,疫情爆發期間,有近三至四成的醫護人員,都因確診,或成為密切接觸者而隔離,「即使是私家醫院,原本自己的服務,也未必維持到......所以也很難特別提出,有甚麼方法,再特別去幫助公營系統。」

有不願具名的私家醫院醫生則大吐苦水,覺得是「食死貓」,「私家醫院原本的間隔設計,就不是應對傳染病的。」該醫生認為,假若政府早已說明,需要私家醫院參與,或者各醫院都仍能早作準備,「有多少病房要改裝,通道怎樣改道......要全部都準備好,才能應對得好。」該醫生續指,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沒有找上私家醫院,後來已過了時機,但卻把責任放在私家醫院身上,是不公平的做法。

曾任醫管局新界東聯網總監多年、現任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亦同意,並非每間私家醫院的規格都能接收傳染病人,他說中大醫院之所以能安排24張隔離病床,是因為醫院在2016年左右開始興建,設計上較新,而2021年投入服務時,正好在疫情期間,因此當時已有相關考慮和準備。但他亦提到,相對於醫管局的1400張隔離病床,他們的病床數目只是杯水車薪。

曾任醫管局新界東聯網總監多年、現任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

曾任醫管局新界東聯網總監多年、現任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馮康認為,毋須所有醫院都成為疫症醫院,反而公私營之間可分工,例如私院可接收非Covid-19病人,特別是慢性病患者一類,因公院集中應付疫情而被取消或延後了服務的病人。

相對於醫院設施,馮康更關心是整體政策有否調配到公私營兩者,「有沒有更主動地,把私家醫院放進藍圖內?比如說,兩年的疫情,很多慢性病患者、甚至中風後康復的,各類非Covid-19病人,都因為醫管局要緊急應對疫情,某程度上忽略了……去到第五波疫情,連癌症病人也受影響。」

疫情的應對,反映了公私營雙軌之間的不契合。馮康認為,「公私營雙軌」的重心,是要兩者之間有所溝通,像Covid-19疫情這些突發的大事故下,便突顯了溝通上的不足,「你不可以期望平時沒有做好溝通,建立起夥伴關係和信任……突然間,霎時間就調動,不可以的。」

重新思考雙軌制的理念

政府和醫管局,其實也有提出一些計劃,嘗試調節公私營系統。例如自2008年開始的「公私營協作計劃」,由最初的眼科開始,一直發展至普通科和骨科等,讓醫管局的病人透過資助,使用私家醫生的服務。但馮康認為,這些計劃始終沒有真正令公私營間有溝通、分工和合作,「不過是作為一個採購形式……利用私營的能力,幫忙清理排隊很久的病人。」

他亦認為,醫管局對這類型的合作始終仍有顧慮,「他會覺得,如果我做得多了,就會令私營市場更具吸引力,吸走很多醫生,令醫生更流向私營市場……公院醫生也有很多顧慮,例如手術送了出去(編按:若手術病人透過公私營協作,轉由私營醫療負責),醫生要做專科培訓時怎算?」

他續指,政府為公營醫療提供資助,然後不想等候的市民自行使用私營醫療,這個想法「基本上有一個楚河漢界在中間,即是兩種服務,是河水不會犯到井水,那這樣是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呢,在這個時間便值得反思。」

公私營協作計劃的英文名稱為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馮康說,中譯的「協作」,無法完全表達到原意,「不是做好一兩個計劃,是要大家建立信任,分擔風險……牽涉計劃之外,整個人事怎樣處理,和整體配套政策。要長遠發展PPP,不可以當成一、兩個計劃去看。」

2022年3月14日,聯合醫院急症室外的病床區。

2022年3月14日,聯合醫院急症室外的病床區。攝:林振東/端傳媒

陸志聰則說到,假如要好好運作公私營雙軌,「兩條軌要有東西連接起來才可以」,而這個角色,理應是政府。香港於2018年通過並刊憲《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列明甚麼業務屬於私營醫療服務,並就收費的透明度和醫療安全等,列出指引及要求。但陸志聰認為,政府在政策層面上,仍沒有訂立清楚,期望私營醫療市場在整個醫療系統內的分工和角色,「政府是不干預,有規管但停在表面層次。」

他提出,私家醫院的地契多是政府以象徵式的價錢租出,「差不多是免費,所以應該對私家醫院有一些要求……是不是在政策上,要符合政府的要求?」陸志聰坦言,自己現在去營運私營醫療機構時,也必須要考慮成本,「私營醫療不是做慈善」,因此如傳染病,精神病之類,私家醫院沒動機去承擔,因此應由政府主導,例如把接收傳染病病人列作發牌條件,然後讓私家醫院自行去計算收支、應否營運。

在2013年明確確立「公私營雙軌」的前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在2019年於「公共衞生研究社」所著的《你個醫療系統壞咗呀!》一書中受訪時,表示當時決定奉行這套制度的原因,是認為香港市民「都期待去進一步改善服務水平,但就不要強制我付款」,在政府難以再增撥醫療開支下,唯有依賴公私營雙軌制,去紓緩公營醫療的壓力,「有買保險的、有錢的就可以選擇到私營市場,可以快一點看到醫生。」

政府提倡的「自願醫療保險計劃」,於2019年4月正式推出。根據食物及衞生局於2021年7月的報告,截至2021年3月31日,即計劃推出後兩年,參與人數約為79.1萬人,較原先預計的100萬人為少。政府解釋,人數不如預期是由於社會事件和疫情。馮康則表示,現時的自願醫保,只是一項單一政策,又認為政府始終沒有說明,醫療保險在整體醫療制度中,扮演一個甚麼角色,「幫助不到(公私營)平衡。」

醫療改革倡議多年,缺乏公眾支持難推行

翻查資料,於1989/90年度,香港政府投放在醫療上的開支,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3.6%,到2019/20年度,則上升至約6.8%。政府預留給2022/23年度的醫療衞生開支,已達到1142億,是首次突破1000億。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學博士後研究員,公共衞生研究社召集人陳盈指,雖然在高永文年代,政府正式為「雙軌制」正名,但回看立法原意,「可能並非一個執意為之的政策」。她認為,雙軌制被正式地推出台前,「可能是經歷醫管局成立後,住院費用急跌,和2003年後公院醫生集體出逃私營市場的結果」。

她認為,若當初政府的醫療融資改革成功,例如設立全民制的聯合保健/儲蓄戶口,醫療服務或可一條龍由單一醫療服務提供者負責,費用則由戶口處理,而不是明確地分開公、私營。因此公私營雙軌制,亦可說是由於無法處理醫療融資,而留下的一個折衷的補救方法,而非一項詳細規劃的政策。

陳盈表示,政府1993年提出的《彩虹報告書》,已就醫療融資及公立醫院的財政壓力向公眾諮詢。她解釋,1990年政府提交「人人健康展望將來」報告書,檢視公營醫療收費,之後在《彩虹報告書》中提出5項改革的選擇,包括根據實際營運成本的一個百份率釐定,提高公立醫院收費;在公立醫院內設立一些較昂貴的半私家病房,以及收取其他費用;通過政府註冊,鼓勵私營醫療保險公司設立合適的保險計劃,為全民設立強制性醫療保險;以及為公立醫院訂立一張「核心」及「非核心」治療清單,即若病人選擇「非核心」治療時,須付全費。

時至今日,5項改革的選擇,部分政府有嘗試落實,例如推出自願醫保、於公院內設私家病房等。但陳盈表示,現時的自願醫保與當時建議的「私營醫療保險註冊」不同,自願醫保只是「私營醫療保險登記」,而公院內的半私家病房雖然頗受病人歡迎,但由於私營醫院反對,計劃始終停留在試行階段。至於其他建議,陳盈指出都因為「公眾、與大部分持分者不接受而無法推行」。

陸志聰認為,社會上要先辯論醫療融資的問題,才能再去調整醫療制度。「是不是想全部由政府覆蓋,即是好像英國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s,國民保健署)一樣,然後私營醫療只提供予一小撮負擔得起的人?如果是這樣,便放大公立醫院,一直投放資源。」他笑說,最理想的情況,自然是經濟好,政府可以一直增撥開支。但這個願景,依近年的經濟狀況,明顯不能達成。

他說,現時政府投放在醫療上的開支已經不算少,「市民要有個看法,到底希望政府每花100元,當中有多少投放在醫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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