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kate_i，回應《防疫異見者的另一個上海：當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無疑，上海的多面性和寬容性是國內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因此在面對舉國高壓的政治性清零時，整個城市也在延宕這種可預見的災害。
然而，上海也不過是大陸威權社會的小瓦片而已，掀不起風浪。前兩天看到視頻裏上海的小區有人帶頭喊口號，「要吃飯，要工作」，喊到「要自由」的時候就應者寥寥，實在可悲。這既是民眾在被長年洗腦後對自由的污名化共識，也是上海這個城市性格對政治化展現的疏離立場。
就像哈耶克所言，願意放棄自由來換取保障的人，最終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上海在綿軟無力的掙扎後最終還是要被押回原位，甚至要戴上鐐銬遊街示眾。這個城市所創造的，所享有的，所自負的，所被特權化的，都在一片痛打落水狗的氛圍中耗盡。一聲歎息。
不過至少上海人還是有一些自嘲精神，這在中國大部分人身上都已看不到了，也許他們也該慶幸有這個餘裕。
2. Detective，回應《防疫異見者的另一個上海：當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文章寫得很好。也別是其中關於輿論認為上海是「買辦城市」的敘述，極為精準。我前段時間沒怎麼關注上海疫情，只是聽周邊的大學同學談論到這個問題，今天看到文章所述的輿論對上海的嘲諷，發現其內容竟和周邊同學的觀點驚人的一致。
最開始聽到這種觀點時我很奇怪，近些年來聽到中國輿論對西方國家的嘲諷已經習以為常，卻沒想到這一次槍口對準了自己人。輿論所關注的已經根本不是病毒本身的特點、感染數和重症率、防控疫情的策略、封城下的民生保障，而居然是對上海這座城市、對上海政府乃至對於上海民眾的大肆嘲諷。一夜之間在大陸民眾的觀念裏，上海就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就是西方道路的代表者，就是和烏克蘭一樣的「自作孽，不可活」。這是什麼觀念？這讓我無限地想起了文革。
我不好說中國是不是應該當下立即和病毒共存，顯然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考慮到病毒本身的特性、疫苗接種率、疫苗有效率、醫療資源的充足率等多個問題。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說抗疫是一輛公交車，那麼這輛車的終點一定是開放共存，只是取決於在第幾站下車。然而在如今的大陸媒體和輿論中，我完全看不到這種趨勢，恰恰相反，媒體依然在大肆宣傳病毒有多可怕，會有多少嚴重的後遺症（身邊的同學經常和我說，感染冠病後就會大腦萎縮、損害生殖器、失去味覺）。
好不容易上海有一次精準防控的實驗，最後的結果就是被罵了個狗血噴頭，幾乎要給整座城市貼上「走資派」的帽子。由此，精準防控和共存再一次成為了「西方道路」的代表，在民眾普遍的「二極管」思維之下，封控和共存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敵」，哪個公眾人物敢主張共存，那就是西方的代表、那就是收了美國的錢、那就是買辦階級，就要受到網絡暴力和政治批判。這種趨勢下，誰還敢提出不同的意見？又怎麼可能指望民眾再未來轉變觀念，接受必然到來的共存？
一百多年前，中國民眾抗拒剪辮子、組建義和團拆除鐵路；五十年前，中國民眾砸碎一切法律和權利，開批鬥大會開的興起；如今，中國又一次走上了事事皆可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道路。中國的歷史，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3. Hsiachin，回應《防疫異見者的另一個上海：當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上海從來沒有在躲避政治，自從被迫開埠以來，這些政治的漣漪就已經深深的刻在這座城市的根裡面了。從租界的設立到上海解放，再到改革開放和當下，東西方的交融和衝擊從來都是這座城市政治搖擺的一部分。上海在躲避防疫政治嗎？我覺得不然，這更像是一種作為一個國際都市的妥協，作為一個窗口，去展示在清零之下，它能做到多少。
作為中國的國際門戶，以及中國經濟上的首都，上海的一舉一動顯然是由不得它。清零應該是作為一個過渡政策存在的，卻被無限延長作為一個常態化目標，病毒在分裂之後。選擇了一種更溫和的分支與我們共存，我們也該好好重新檢視現有的措施，看看是否應該變化一下了。
4.Detective，回應《上海一線抗疫醫生：因封控去世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多，已是醫生共識》
即便是在輿論管控如此嚴格的大陸，在知乎上我也見到不少高贊，是關於疫情防控下醫生的訴苦和吐槽。醫生這個群體是以疫情之下最為疲憊、最受折磨的一個群體。然而在這個憲法中都鼓勵「義務勞動」的國家，似乎在政府和普通民眾看來，醫生為疫情作出的奉獻和犧牲都是天經地義，都是「集體主義精神」的踐行者，他們的回報不是工資和獎金補助，而是小學生給工作了一天穿着厚厚防護服的人們跳的幾支舞蹈。
中國人總是喜歡渲染自己的集體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精神，鼓勵舍小家為大家，也因此覺得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就是自私自利，就是腐朽的資本主義產物。所以說得了急病的人就可以不被救治、醫生們防疫工作者們就得無償奉獻、被封控的百姓們就得忍飢挨餓，因為一切都是為了「大局着想」，都是為了「戰勝疫情」，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社會的利益」。我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中國人的忍耐精神，佩服醫生護士們的吃苦耐勞精神，但這種精神最後帶來的不同同期和理解，而是愈演愈烈的壓榨、越來越瘋魔的強權控制。
當一個國家可以為了虛幻的、抽象的整體利益而犧牲個體利益時，所謂的「人民意志」和「社會利益」也就會逐漸走向政治化。最後你會發現所謂的錢「大局」不過是統治者、掌權者的一種話術而已，他們通過強大的國家暴力和宣傳機器讓民眾恐懼、愚昧，最後變得越來越温順和服從，變成自己藉以鞏固政權、強化控制的工具。就像是如今的中國：所謂的「疫情防控」根本無關於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生命，無關於平民百姓的幸福和苦惱，而只關乎於每天上報的那一串串數字，只關乎於「社會面清零」，關乎於媒體口中相較於西方國家的「制度優越性」，關乎於對自己國家的盲目自信與吹捧、對那些看似防疫不力的地區與國家的極盡貶低和嘲諷。作為一個大陸公民，只能說我很絕望。
5. duherong，回應《上海封城紀事：「上海模式」以至「上海驕傲」的幻滅，然後呢？》
座標上海，從3.14關在小區中，以「2天+2天+2天」無限循環的名義封閉至3.27，此後，經過浦東浦西輪動封閉，本樓棟4.1爆出陽性，已封閉管理，尚未轉運。
加了兩個業主群，有指責樓棟裏陽性患者的，有搶菜失敗罵孃的，有傳遞各類消息不亦樂乎的，有質疑核酸帶來交叉感染的…
唯獨沒有一個聲音被討論：為什麼我們要經受這一切？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於我個人，因為兩年前被永久封了一個有近兩千聯繫人的微信號，接近於「社交工具死亡」，我終於活成了自己討厭的樣子：學會了自我審查，學會了不再議論，被「防議」成功。
只是在回覆群裏一位友鄰時加了一句：「主動去做志願者我做不到，無他，不值得。」
6. raeye2，回應《上海封城紀事：「上海模式」以至「上海驕傲」的幻滅，然後呢？》
坦率地講，很多對「上海人」這一虛幻的靶子大加駁斥的網民真的讓我懷疑是官方下場的網軍。當然，這是毫無依據的。我之所以有這種可笑的懷疑，其主要原因在於：很多人在這一過程中批判的靶子，也就是所謂的「共存」，說到底不過是沒有那麼怕這個病 罷了。這有什麼錯麼？冠醬真的厲害到要靠封鎖特大城市群大幾千億的經濟損失、網警加班加點、喉舌大幅透支公信力、徹底抹去我們脆弱至極的服務型政府表象、路徑依賴無限拔高來防控麼？很多人所批判的「上海」靶子背後，正是對這一現狀的質疑。但在這一點上，上海和別的地方有區別麼？恐怕沒有吧。
但話又說回來，老百姓恐懼這個病，本身其實是也有充分理由的呀。我們真的有這麼怕染上這個病本身麼，不還是怕染上這個病就不能當人類了。之前西安就（據說）有，得了病的回來工作也沒了生意夥伴也沒了，在方倉的時候還受盡百般拿捏。很多時候，老百姓對這個病的恐懼本身就是最悲哀的事：得了這個病真的就不能當人類了。你看這兩天滬國有些方倉，真是當養豬場在運營。
而很多基層行政人員在管理上也是這種養豬場思維，彷彿群眾只是一隻只豬，只要吃飽穿暖就萬事大吉——可惜人還是有自由意志。以至於在群眾提出要求時，體制的第一反應是「鬧事」，是「黏重滴威脅」。當然，我不大支持採取威脅跳樓之類的極端措施。不過，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這幾天現實證明了，在喊了十幾年的「服務型政府」、「有限政府」之後，你不鬧就完全沒有辦法和體制有效溝通。令人遺憾的另一個現實是：堵嘴真的有用，對老百姓協商讓步還沒準真的搞出什麼事來。並且，對群眾妥協本身在體制內就會犯很多人的忌諱，還是得「旗幟鮮明反對動亂」呀。
我覺得這種路徑依賴是很可怕的。你不能讓每一次老百姓與體制的溝通都以最殘酷最極端的方式收場，有效的溝通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滬國的一些小市民在試圖做這件事，深淵的小市民也在試圖做這件事，我們都應該支持這種努力：這正是改革開放留給我們的寶貴慣性。可能有些拔高了，但這和「上海人」罵戰不同，關係着我們每個人是否會被捲進又一個極端年代。
7. iScream22，回應《上海封城紀事：「上海模式」以至「上海驕傲」的幻滅，然後呢？》
作為上海人，看着自己的城市一步步被中央毀掉。當疫情發展到這個程度，在中央完全下場介入的情況下，上海出現的種種問題、造成的大小悲劇，這些無論在哪個城市都一定會上演。我有自信說當前情況下，上海做不到的其它省市也做不到，這是整個中國的問題。 我唯一能夠承認的是上海早期沒有立刻進行一刀切封城所以才導致了現在的情況。但這也正是我最喜愛的一點。是上海一直以來在告訴所有人清零政策下依然能夠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一直以來，我寧願上海在某次無法實現精準防控後像香港一樣失守，也不願看到上海選擇全城核酸和封城。
遺憾的是，香港或許可以接受病毒無法消滅，逐漸走向共存，重新擁抱世界，而中央命令上海不可以。即使這次真的可以成功清零，上海的未來也是一片昏暗。上海人再一次深切地意識到，縱使是這樣一個風氣開放的國際化大都市，與其它省市也沒有什麼不同，同樣是被牢牢掌控在中央手裏，只要他願意隨時可以捏死。
8. 陶淘、anonymous3，回應《防疫的清零困境，與二十大之年「中國道路」論述的內部撕裂》
陶淘：從決斷失能來理解中國在烏克蘭和上海的問題，聽起來比從動機邪惡角度要可靠得多。作者將這種決策失能與宣傳的自欺欺人相結合，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視角。不過，有兩點我覺得或許可以和作者商榷。
1。習近平過去十年的改革有目共睹，但改革和私利之間真的是對立的嗎？習近平認識到了胡溫十年的沈痾，痛斥亡黨亡國之危，然後採取措施來避免中共的垮台。或許，在某些方面，防止政權的垮台和部分民眾的福利與有所重合，那麼他們是受益的；在另外一些方面，防止政權的垮台和民眾的權利牴牾，那麼民眾是遭殃的。但是，在任何方面，防止政權的垮台都是和習近平的私利緊密結合的。
2。對平台資本的整肅和與大企業的合作矛盾嗎？習近平或許確實對某些產業有所不滿，但是這些行業背後的資本恰恰是維持龐大帝國運轉必備的武器。從號召發展融媒體到去年的各種清X運動，習政府所意圖打造的媒介帝國，不可能離開社群媒體的數位基礎設施。整肅資本核心是敲敲打打的問題，但基層的市場規律是不會被觸及的。實際上，習十年採取的策略，恰恰是用政策的工具和市場規律相結合的方式，操縱私人企業建造了忠誠的媒介帝國。他有什麼理由自己拆掉這台機器呢？
anonymous3：@陶淘：對於第二點，其實很簡單，就是信任。習不信任這些人，卻暫時離不開。同時這些人也暫時臣服，一有機會就立刻跳反。本來這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合縱連橫司空見慣，不過它卻是獨裁者無法接受的。
陶淘：@anonymous3：能解釋一切的理論不能解釋任何事。如此套用，習近平也不信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也不信任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位於權力高位的人往往處於更接近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因此誰都不能絕對信任，包括那些資本的代理人。可是，這並不等於習近平反對資本，正如習近平所說的，充分發揮市場活力，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紅利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這句話，許多自由派聽不懂，覺得習近平整肅資本讓民不聊生，怎麼還能是紅利呢？
我來翻譯一下，習近平的意思是：恰恰是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的結合，為中國提供了世界上最發達的互聯網審查、最發達的公民監控系統、數一數二的輿論控制能力，和一匹富起來的人，這其中，資源是來自民間或國際社會，而動力則是逐利的動機，壓艙石是這批富起來的同行者。所以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習近平絕不會真的回歸所謂的國有時代。至於敲打滴滴或者螞蟻，我認為充其量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所謂不能放任資本的無序擴張，須注意，此處的無序是相對於政權穩定的無序，而不是相對於社會民主的無序。
這兩者有時候統一，有時候相悖，有時候互不相關，但位於他的位置上，就決定了他在乎的最根本的永遠是亡國亡黨之危（永遠記住他最初上台說的話），而不是算法奴役之危，也不是婦女生育自由之危，而這一點，恰恰離不開資本。
我發覺評論者經常犯的兩個錯誤是，一個是完全不管習自己表達過什麼，將他套用到某個歷史上看似接近的人，抒發某一種觀念；另一個是完全不管習能做到什麼程度，以習本人的表述替代了他的行為。實際上我認為這兩者都是不夠現實的表現。
9. c_s_tpehk_，回應《倒退80年？一個顛覆了整個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土地發展修訂》
公眾參與從來都是幌子，政府允諾人民辦公聽會，看起來好像進入到civil city，事實上淪為一種樣板。政府一種「你來了，你說了，我聽了，但我不做你又拿我如何？」的態度，民眾根本起不到什麼作用，頂多地方單位做一點社區計畫，遍地開花，但根本撼動不了絕大部分的土地政策。
同時我也好奇，疫情以來在東北、西北地區，財團快速取地和建方艙醫院，規避了取地的合理性和極加速整地的進程。在城規法例改變的當下，再加上因為疫情推動，在不久疫情後的世界，很想知道尤其在與深圳接壤一帶的土地會是怎樣發展的？
10. midori川，回應《岑學敏：台大國文必修要廢除嗎？香港與英國經驗來看？》
作者很清楚地說明台大大一國文必修的爭議。可惜的是，整篇文章立論著重理想問題——「大學應該有著怎麼樣的寫作課程、人文課程？」，而忽略方法問題——「該如何從大一國文必修轉型成寫作課程、人文課程？」。
我有聽說過一種說法（我無力證實此說法之真假）：大一國文必修制度讓中文系要開設大量課程，而這些課程撐起大量專任/兼任教師的鐘點。廢除大一國文必修制度，會直接影響這些教授的鐘點，甚至造成生計問題，因此中文系一定會以各種方式來阻撓改革。
如果以上說法為真，那麼「大學應該有著怎麼樣的寫作課程、人文課程？」也許不是重點，而「在大一國文必修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是否要顧及專任或兼任教師的鐘點、生計問題？如是，要如何顧及？」才是真正的問題核心。
由於本文作者為大學教師，理當能對大學運作有更細緻的觀察。如果未來作者還有機會就此一議題加以論述的話，期待到時能補充課程制度改革時所遇到的實際阻力問題，以及就香港與英國經驗來看，他/她們在課程制度改革時又是如何面對這些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