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早上，住在上海普陀區的中學教師袁大石（化名）則遭遇了一次艱難的求醫經歷。他母親發高燒到40度，打了120急救電話，救護車一刻鐘就到，但跑了好幾個醫院都被拒收了，理由是發熱門診關掉了。「我們從早上開始找醫院，一直找到下午下班，從普陀到徐匯、長寧（的醫院）都不接收。」到了晚上8點，他們才找到一家有發熱門診的醫院。

「這件事情讓我意識到上海醫療資源的緊張，可能大家都去被抽調去做核酸去了。」袁大石說，後來他舅舅在封城期間也發高燒，沒有醫院有發熱門診，當時醫生提了一個看似荒唐的建議，讓他先吃退燒藥把體温降下去，再以別的名義去急診掛號。

3月16日-20日，上海以街道（鄉鎮）為單位，對「重點區域」進行封控，在48小時內做2次核酸篩查。又對「非重點區域」進行核酸篩查。僅18-20日三天，累計篩查3000多萬人次。根據新華社的報導，這一「打法」仍然被認為是「科學精準」的，其原理是「逐級縮小 『包圍圈』」「科學切塊」「針對高風險的區域繼續開展精準的篩查，及時將風險源管理起來，也排掉了隱藏的『雷』」。

不過，「雷」沒有排掉，「包圍圈」沒有成功縮小。麥芽認識的一些人此時已經開始恐慌，很多人發現48小時後小區沒有解封，而是被告知要繼續封控。由於3月13日上海開始實行「2+12」（即密接者涉及的場所2天封閉管理，進行核酸檢測，全員陰性後進入12天的非必要不外出階段），但實際上很多小區變成了不斷地循環「2+2」（即封控完兩天又宣布封控兩天，也被民間稱為「一刀一刀切」），麥芽朋友圈裏有些人已經居家隔離10多天了。

住在上海的媒體從業者小文（化名）認為，「一刀一刀切」仍可以看成上海在堅持「精準防控」策略。他所在的樓棟，實際上經歷了「1+2+3」的幾次不同封閉管理，「在不同級別的政策之間，我是有縫隙可以出去囤物資，辦我的事情的。」小文說。

麥芽也在3月20日左右經歷過一次「2+2」。「封了兩天然後說，放你兩個小時出去買東西但是必須回來。那天我走在馬路上，人生中很少有那種感覺，所有感官都打開了。」麥芽買完菜，看到有人買到一束花，脱口而出「花在哪裏買」。她知道那幾天閔行一個小區也暫時解封，有居民大喊「我要買咖啡」上了微博熱搜，但那時明顯有比咖啡更嚴重的事情發生，比如「有需要去腫瘤醫院的外地病人家屬跪在居委會面前」，對此她的感受也很複雜，「在混亂當中，可能需要一些東西穩定你的心性」。

麥芽的信息渠道也發生了變化。3月初，她還會每天看上海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她信任用大白話把情況講明白的衞健委主任鄔驚雷，他和張文宏都被看作是實幹派的技術官僚，頗受市民歡迎。到了3月16日之後，麥芽發現新聞發布會的信息越來越遲緩，反而微信群聊和朋友圈很多「看着非常假」的消息——比如某個小區四個小時內就要封閉，比如有車在上海街道上噴消毒水，逐一被證實是真的。

「進退失據。」麥芽形容上海給她的感覺，「你原來覺得上海可能在走上海的模式，至少宣傳上海在走自己的模式。這兩年疫情對上海人民的生活影響也比較小，但是自那之後的很多事情，你會發現上海跟別的城市沒有什麼不一樣。」這是麥芽個人的分水嶺時刻。

3月27日，上海市政府發布通告，宣布以黃浦江為界分批實施核酸檢測。3月28日5時起，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先行實施封控，4月1日5時解封；4月1日3時起，對剩餘浦西地區實施封控，4月5日3時解封。封控區域內，住宅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所有人員足不出戶。封城由此開始。前一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被稱為「疾控女俠」的上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吳凡還說，上海不能封城，因為「上海不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還對全國經濟發展承載重要功能，甚至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

直到4月6日，浦東、浦西均未按照計劃解封。梳理上海、吉林市、西安（2021年12月）三地的封城政策，上海封城期間要求居民足不出戶，物資由居委會統一配送，甚至比吉林和西安更嚴格，吉林部分居民可以出戶，西安允許非重點封控小區每戶兩天出去一人採購物資。其他服務如快遞、外賣、餐飲、公共交通的限制，則三地大體一致。兩個月間，「精準防控」的模範生上海，採取了和一度因防疫食物緊缺的西安同等嚴厲的封城措施。

防疫異見者：「政治性的一個疾病」

中央意見的到來，被幾位受訪者共同認為是上海無法再堅持「精準防控」，轉而選擇封城的原因。3月2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第五督查組到上海跟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座談，根據座談記錄，督導組強調了「動態清零」總方針。李強也表示上海會「補齊漏洞，堅決消除隱患」。同一天，袁大石在本地醫院工作的朋友給他看了一份文件，要求全上海所有的綜合性醫院每個醫院抽調240個人，專科性的醫院每個醫院抽調120個人，組成一支龐大的醫療隊準備進駐方艙醫院。3月25日，世博展覽中心方艙醫院啟用，來自上海5家醫院的910名醫療隊員入駐。

4月2日，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從吉林到上海，強調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要「加緊推進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第二天，孫春蘭又表示，要「堅決打贏疫情防控大仗硬仗」，要「兵貴神速」地「儘快斬斷疫情傳播鏈條」。

和堅決「清零」的中央意見同時在上海出現的，是體制內的「異見」吹哨聲。4月2日，一段據稱是「上海市民與疾控中心對話錄音」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錄音中的女性疾控專家表示，自己作為專業人員寫了很多方案，建議輕症無症狀患者居家隔離，但「專業人員說的話根本就沒人聽。現在全部把這個病變成了政治性的一個疾病，花了這麼多的人財物在做一個流感那樣的病。」

「現在次生災害遠遠大於新冠。完全把上海之前的樹立的所有的形象全部給打發了。」這名女性疾控專家同意打電話的市民把錄音公布到互聯網上。當天，上海浦東新區衞健委發表情況說明，回應這段錄音中關於「健康雲」不顯示陽性結果的部分，上海疾控中心則發表關於市民諮詢服務的工作提示，要求「接聽答覆口徑必須與國家和本市的防控政策一致，不得加以個人的主觀意見」。不過，隨後社交媒體上又流傳出一段疾控專家和一段居委會書記的「異見」錄音。

根據財新網的報導，4月1日，上海浦東一個小區民集體簽聯名信，希望陽性居民在無重症徵兆的情況下居家隔離，後果自負。聯名信的截圖引發輿論熱議，但當天晚上，陽性居民已經接到疾控中心的電話，會把陽性人員全部拉走去隔離。「我們簽聯名信、生死狀都沒用，政策說了算。」財新網的報導已被刪除。

截至4月6日，上海累計報告感染者超9萬例，其中大部分是無症狀感染者，沒有報告重症患者。與此同時，封城不斷引發如血透病人、哮喘病人來不及救而身亡的次生災害。反對封城、要求改變防疫政策、輕症患者居家隔離的音量在民間前所未有的增大。

袁大石說，他身邊的大多數人都覺得應該選擇「共存」的策略，只有少數人還是覺得應該「清零」，他們會以美國、香港的死亡人數為證據，說明中國承受不起「共存」的代價。但是袁大石認為，「每天我們都在付出清零的代價，經濟上的損失，其他的疾病帶來的健康損失，小孩子長期待在家裏心理健康上的損失。這些損失沒有科學的評估，對於上海這樣城市，不管採取哪個政策，至少得讓大家去好好地去討論去評估。」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一直覺得上海是中國的試點改革城市。他身邊的人都在等復必泰的進口mRNA疫苗通過審批，或至少先在上海試點。但他感到上海防疫政策的轉向意味着這座城市在變封閉，城市活力慢慢被扼殺。

不過，袁大石只反映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想法。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疾控中心副主任李歡龍在3月25日撰文指出，上海是極少數做到了「防控疫情+經濟發展+最小限度的折騰」的城市，但他認為，這套「精準防控」已經失敗了，他建議上海「全力擊退這一波」，再開始精準防控。這種認為上海面臨的種種問題是因為沒有更早封城的觀點，也頗有市場。

「共存」和「清零」的觀念爭奪，十分具體地落在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身上。作為以敢言、開明聞名的防疫專家，張文宏在2021年6月就公開提及「新冠病毒會一直在地球上存在，人類應該學會與其共存」，備受一部分人好評，也在當時就遭遇體制內外反對者的批評和討伐。

今年3月25日，張文宏出席上海防疫新聞發布會後，連續一週缺席會議，導致坊間不少聲音猜測他已經被解職。與此同時，上海進入封城後進退失據的狀態，張文宏個人微博的評論區，也出現了大批對他的攻擊，許多人譏諷他是「網紅醫生」。一條評論寫道：「上海要是成了中國擴散源頭，你第一個以死謝罪。」另一條評論則扣了多頂帽子：「資本代言人，公知代表，第五縱隊（指間諜），禍國殃民，裏通外國，汪精衞。」

袁大石說，他的朋友大多是張文宏的支持者。「我們感覺他越來越發不出自己的聲音，意味着防疫越來越不再走科學的專業的道路了。」他很惋惜。

紅三代背景的政治評論寫手兔主席也在4月3日發文評價上海疫情，他寫道：「防疫從來就是政治問題……沒有比這個更大的政治問題了，這個是基本的政治站位，是底線思維。」早在3月20日，《深圳特區報》就進行了同題寫作，在一篇評論中指出清零和共存，本質上是「制度之爭、國力之爭、治理能力之爭，甚至是文明之爭」。兔主席的文章隨後被各個平台刪除，防疫的政治和科學之爭，也無空間展開。

中國最「現代」的城市還有自主空間嗎

上海的逐步管控中，麥芽感受到了信息的極大分裂：「微博熱搜是咖啡，關注的博主在轉救助的消息，朋友圈是搶不到菜的消息，微信群聊是哪個小區又被封了、發生了比較極端的狀況，而這些都不會出現在發布會裏。」

這種分裂正反映輿論場對上海是一座怎麼樣的城市的多重解讀。媒體人張豐寫了多篇文章讚美上海，他認為上海小區的「立約」是久違的自治實踐，是一種令人振奮的公共性；還認為流傳的錄音中疾控中心的專家傳達的是一種「上海共識」；對於化粧下樓做核酸和堅持喝咖啡，他則認為這是一種捍衞日常的「都市性」。

張豐代表一方觀點，把上海視為中國最「現代」的都市，是「世界主義的大都會」（學者許紀霖對上海的評價）。麥芽也對上海的「現代」深有感觸：「上海不是一個人情社會，是一個制度性的、契約性的社會，我不用認識税務局什麼人，我就能去辦事。」

而在輿論場，另一方流行的觀點，則是認為上海此次防疫的失敗，包括物資配送的混亂、醫院的失序，都說明它是一座被資本主義荼毒的城市。持這種觀點的網民，一部分只意在消解上海的「精緻」，認為那只是「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是缺乏家國情懷的冷漠自私。在2021年疫情中備受批評的西安，也成為上海疫情中被不斷拿來對比的城市，並在輿論中幾乎被「平反」。

持這一觀點的另一部分網民，則將討論上升到路線之爭，一則微博很好地展現了這種觀點：「武漢疫情向我們證明了：醫院私有化，不適合我們。上海疫情向我們證明了，資本主義化，不適合我們。」這一觀點的終極演變，則是認為上海已經是一座「買辦城市」，沒有堅持清零、鼓吹共存是控制了這座城市的買辦階級在為輝瑞集團賣藥，這種觀點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解放軍接管上海。

世界主義目光中的上海和民族主義目光中的上海，呈現出完全相反的樣貌。袁大石覺得，意識形態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並不太顯眼，這座城市整體還是比較實在的心態，他舉例，在疫情之前，居委會的存在感很低，組織能力也不強。

媒體人小文不同意上海遠離意識形態的看法。他說：「上海是中共的發源地，黨建做得很好。張文宏有句話出名，他說要讓黨員先上，當時的語境裡面，其實是在強調黨員作為先鋒隊的主體性。」小文覺得，上海的基層黨建傳統、市民社會傳統、很細節的城市研究氛圍，在當下的疫情管控中，是發揮不了作用的。

小猛在上海一家律所工作，她覺得上海的特別是反襯出來的：「如果沒有國家機器強力地去抹殺，如果信息渠道讓人們對病毒有相對科學的認識，人們就是會自發地想要自救。」把上海市民的自救稱為「文明之光」令她不適，「上海的特權僅僅是基本的人權而已，而別的地方連基本的人權都達不到，只是現在這個人權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刺激。」

同樣作為上海市民的撰稿人李南心說：「有很多城市在文化地緣上遠比上海更遠離意識形態，上海這方面不是最特別的，反而我感覺會有一種刻意的對意識形態的淡漠化和回避，這本身可能也是一種存在形式。」她認為對許多人對上海的特殊性有一種誤解，「上海作為一個模範城市的自主性是被賦予的，可以賦予當然也可以收回。這些天上海在承受的壓力其實和其他城市沒什麼不同。」

李南心認為，目前上海疫情的能見度高，原因之一是上海市民相對更有權利意識、對現代化的城市管理要求更高、更容易發出聲音。不過她也表達自己的失落：「我理解普通市民心中的上海，應該是個有能力捍衛個體尊嚴的城市，是文明宜居城市，現在這樣是很讓人難過。另一方面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能避免的幻滅過程，疫情兩年多，隨著國外逐漸放開限制，考驗上海是不是真正國際都市的試卷你無法回避。」她覺得，上海現在用各種聲音博弈在試探能不能真正走出平衡之路，但歸根到底，上海模式有沒有空間，還取決於上層博弈的結果。

她說，上海是中國用來展示現代化成果的窗口城市。「它的國際化、現代化沒有脫離民族主義的基礎，只是被允許局部游離。所以這種繁榮窗口是有迷惑性的，會讓人誤以為上海具備了絕對的開放和自主性。這種心態在當前就很容易被衝擊了。」

（端傳媒記者何恩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