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上海封城

防疫異見者的另一個上海:當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微博熱搜是咖啡,博主在轉救助消息,朋友圈是搶不到菜……」這種信息的分裂正反映輿論場對上海是一座怎麼樣的城市的多重解讀。


2022年4月5日,上海封鎖中的住宅區外路邊,男長者在街上幫助女長者服用連花清瘟中藥。 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2022年4月5日,上海封鎖中的住宅區外路邊,男長者在街上幫助女長者服用連花清瘟中藥。 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3月份中旬,上海推行一系列嚴厲的防疫措施後,持續出現次生災難事件。3月23日,上海東方醫院護士周盛妮哮喘發作,無法在本院得到救治,最終去世。3月30日,處於封控狀態的另一位哮喘病人,因120救護車拒絕救援而身亡。4月4日,上海將陽性兒童和家長分開、單獨隔離備受批評後,官方回應,家長陽性才可以陪護兒童,導致有家長為了不分離主動感染病毒。4月6日,上海一位陽性患者的柯基犬被防疫人員打死。多起事件,均引發公眾憤慨:「連上海都這樣了?」

在本輪上海疫情中,有關上海應該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市的討論,甚至超越了對每日新增病例數的關注。上海「精準防疫」策略是否失敗,上海還有沒有可能試點「共存」,和上海封城中展現出的粗暴和「不文明」,成為疫情輿論的核心。

2022年4月5日,上海封城期間,政府為市民提供物資,工人在一條街道上卸下和搬運物資。
2022年4月5日,上海封城期間,政府為市民提供物資,工人在一條街道上卸下和搬運物資。攝: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上海模式失落:從「一刀一刀切」到「一刀切」

3月2日的老年舞蹈隊傳播鏈,是上海市民麥芽(化名)覺察到「來了」的時候。當時傳播鏈中有8名確診病例,密接和次密接者一共約700人,卻對8.7萬人進行了核酸檢測。「接近三個街道做了核酸,那是我感受到的上海全員核酸的雛形。」麥芽說。對比之下,1月11日上海「最小中風險區」——一家奶茶店的傳播鏈被發現後,隔離管控了2830位密接者,但並無更大範圍的核酸檢測。這一案例被官媒評價為「精準防控讓人欣喜」 。

「接着有病例零星出現,大家的論調還是我們要精準防控,也相信這個城市有足夠的應對能力。」麥芽說,直到3月11日,上海宣布用於入境人員隔離的華亭賓館存在管理疏漏,併發布全市中小學、幼兒園停課通知,她雖然覺得「一切都不對了」,但對能承認錯誤的政府仍有信任。

3月15日早上,住在上海普陀區的中學教師袁大石(化名)則遭遇了一次艱難的求醫經歷。他母親發高燒到40度,打了120急救電話,救護車一刻鐘就到,但跑了好幾個醫院都被拒收了,理由是發熱門診關掉了。「我們從早上開始找醫院,一直找到下午下班,從普陀到徐匯、長寧(的醫院)都不接收。」到了晚上8點,他們才找到一家有發熱門診的醫院。

「這件事情讓我意識到上海醫療資源的緊張,可能大家都去被抽調去做核酸去了。」袁大石說,後來他舅舅在封城期間也發高燒,沒有醫院有發熱門診,當時醫生提了一個看似荒唐的建議,讓他先吃退燒藥把體温降下去,再以別的名義去急診掛號。

3月16日-20日,上海以街道(鄉鎮)為單位,對「重點區域」進行封控,在48小時內做2次核酸篩查。又對「非重點區域」進行核酸篩查。僅18-20日三天,累計篩查3000多萬人次。根據新華社的報導,這一「打法」仍然被認為是「科學精準」的,其原理是「逐級縮小 『包圍圈』」「科學切塊」「針對高風險的區域繼續開展精準的篩查,及時將風險源管理起來,也排掉了隱藏的『雷』」。

不過,「雷」沒有排掉,「包圍圈」沒有成功縮小。麥芽認識的一些人此時已經開始恐慌,很多人發現48小時後小區沒有解封,而是被告知要繼續封控。由於3月13日上海開始實行「2+12」(即密接者涉及的場所2天封閉管理,進行核酸檢測,全員陰性後進入12天的非必要不外出階段),但實際上很多小區變成了不斷地循環「2+2」(即封控完兩天又宣布封控兩天,也被民間稱為「一刀一刀切」),麥芽朋友圈裏有些人已經居家隔離10多天了。

住在上海的媒體從業者小文(化名)認為,「一刀一刀切」仍可以看成上海在堅持「精準防控」策略。他所在的樓棟,實際上經歷了「1+2+3」的幾次不同封閉管理,「在不同級別的政策之間,我是有縫隙可以出去囤物資,辦我的事情的。」小文說。

麥芽也在3月20日左右經歷過一次「2+2」。「封了兩天然後說,放你兩個小時出去買東西但是必須回來。那天我走在馬路上,人生中很少有那種感覺,所有感官都打開了。」麥芽買完菜,看到有人買到一束花,脱口而出「花在哪裏買」。她知道那幾天閔行一個小區也暫時解封,有居民大喊「我要買咖啡」上了微博熱搜,但那時明顯有比咖啡更嚴重的事情發生,比如「有需要去腫瘤醫院的外地病人家屬跪在居委會面前」,對此她的感受也很複雜,「在混亂當中,可能需要一些東西穩定你的心性」。

麥芽的信息渠道也發生了變化。3月初,她還會每天看上海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她信任用大白話把情況講明白的衞健委主任鄔驚雷,他和張文宏都被看作是實幹派的技術官僚,頗受市民歡迎。到了3月16日之後,麥芽發現新聞發布會的信息越來越遲緩,反而微信群聊和朋友圈很多「看着非常假」的消息——比如某個小區四個小時內就要封閉,比如有車在上海街道上噴消毒水,逐一被證實是真的。

「進退失據。」麥芽形容上海給她的感覺,「你原來覺得上海可能在走上海的模式,至少宣傳上海在走自己的模式。這兩年疫情對上海人民的生活影響也比較小,但是自那之後的很多事情,你會發現上海跟別的城市沒有什麼不一樣。」這是麥芽個人的分水嶺時刻。

3月27日,上海市政府發布通告,宣布以黃浦江為界分批實施核酸檢測。3月28日5時起,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先行實施封控,4月1日5時解封;4月1日3時起,對剩餘浦西地區實施封控,4月5日3時解封。封控區域內,住宅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所有人員足不出戶。封城由此開始。前一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被稱為「疾控女俠」的上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吳凡還說,上海不能封城,因為「上海不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還對全國經濟發展承載重要功能,甚至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

直到4月6日,浦東、浦西均未按照計劃解封。梳理上海、吉林市、西安(2021年12月)三地的封城政策,上海封城期間要求居民足不出戶,物資由居委會統一配送,甚至比吉林和西安更嚴格,吉林部分居民可以出戶,西安允許非重點封控小區每戶兩天出去一人採購物資。其他服務如快遞、外賣、餐飲、公共交通的限制,則三地大體一致。兩個月間,「精準防控」的模範生上海,採取了和一度因防疫食物緊缺的西安同等嚴厲的封城措施。

2022年3月31日,上海為COVID-19的傳播而進行的兩階段封鎖,一名食品供應商手持有一個二維碼,在障礙物上替客人付款。

2022年3月31日,上海為COVID-19的傳播而進行的兩階段封鎖,一名食品供應商手持有一個二維碼,在障礙物上替客人付款。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防疫異見者:「政治性的一個疾病」

中央意見的到來,被幾位受訪者共同認為是上海無法再堅持「精準防控」,轉而選擇封城的原因。3月2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第五督查組到上海跟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座談,根據座談記錄,督導組強調了「動態清零」總方針。李強也表示上海會「補齊漏洞,堅決消除隱患」。同一天,袁大石在本地醫院工作的朋友給他看了一份文件,要求全上海所有的綜合性醫院每個醫院抽調240個人,專科性的醫院每個醫院抽調120個人,組成一支龐大的醫療隊準備進駐方艙醫院。3月25日,世博展覽中心方艙醫院啟用,來自上海5家醫院的910名醫療隊員入駐。

4月2日,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從吉林到上海,強調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要「加緊推進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第二天,孫春蘭又表示,要「堅決打贏疫情防控大仗硬仗」,要「兵貴神速」地「儘快斬斷疫情傳播鏈條」。

和堅決「清零」的中央意見同時在上海出現的,是體制內的「異見」吹哨聲。4月2日,一段據稱是「上海市民與疾控中心對話錄音」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錄音中的女性疾控專家表示,自己作為專業人員寫了很多方案,建議輕症無症狀患者居家隔離,但「專業人員說的話根本就沒人聽。現在全部把這個病變成了政治性的一個疾病,花了這麼多的人財物在做一個流感那樣的病。」

「現在次生災害遠遠大於新冠。完全把上海之前的樹立的所有的形象全部給打發了。」這名女性疾控專家同意打電話的市民把錄音公布到互聯網上。當天,上海浦東新區衞健委發表情況說明,回應這段錄音中關於「健康雲」不顯示陽性結果的部分,上海疾控中心則發表關於市民諮詢服務的工作提示,要求「接聽答覆口徑必須與國家和本市的防控政策一致,不得加以個人的主觀意見」。不過,隨後社交媒體上又流傳出一段疾控專家和一段居委會書記的「異見」錄音。

根據財新網的報導,4月1日,上海浦東一個小區民集體簽聯名信,希望陽性居民在無重症徵兆的情況下居家隔離,後果自負。聯名信的截圖引發輿論熱議,但當天晚上,陽性居民已經接到疾控中心的電話,會把陽性人員全部拉走去隔離。「我們簽聯名信、生死狀都沒用,政策說了算。」財新網的報導已被刪除。

截至4月6日,上海累計報告感染者超9萬例,其中大部分是無症狀感染者,沒有報告重症患者。與此同時,封城不斷引發如血透病人、哮喘病人來不及救而身亡的次生災害。反對封城、要求改變防疫政策、輕症患者居家隔離的音量在民間前所未有的增大。

袁大石說,他身邊的大多數人都覺得應該選擇「共存」的策略,只有少數人還是覺得應該「清零」,他們會以美國、香港的死亡人數為證據,說明中國承受不起「共存」的代價。但是袁大石認為,「每天我們都在付出清零的代價,經濟上的損失,其他的疾病帶來的健康損失,小孩子長期待在家裏心理健康上的損失。這些損失沒有科學的評估,對於上海這樣城市,不管採取哪個政策,至少得讓大家去好好地去討論去評估。」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一直覺得上海是中國的試點改革城市。他身邊的人都在等復必泰的進口mRNA疫苗通過審批,或至少先在上海試點。但他感到上海防疫政策的轉向意味着這座城市在變封閉,城市活力慢慢被扼殺。

不過,袁大石只反映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想法。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疾控中心副主任李歡龍在3月25日撰文指出,上海是極少數做到了「防控疫情+經濟發展+最小限度的折騰」的城市,但他認為,這套「精準防控」已經失敗了,他建議上海「全力擊退這一波」,再開始精準防控。這種認為上海面臨的種種問題是因為沒有更早封城的觀點,也頗有市場。

「共存」和「清零」的觀念爭奪,十分具體地落在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身上。作為以敢言、開明聞名的防疫專家,張文宏在2021年6月就公開提及「新冠病毒會一直在地球上存在,人類應該學會與其共存」,備受一部分人好評,也在當時就遭遇體制內外反對者的批評和討伐。

今年3月25日,張文宏出席上海防疫新聞發布會後,連續一週缺席會議,導致坊間不少聲音猜測他已經被解職。與此同時,上海進入封城後進退失據的狀態,張文宏個人微博的評論區,也出現了大批對他的攻擊,許多人譏諷他是「網紅醫生」。一條評論寫道:「上海要是成了中國擴散源頭,你第一個以死謝罪。」另一條評論則扣了多頂帽子:「資本代言人,公知代表,第五縱隊(指間諜),禍國殃民,裏通外國,汪精衞。」

袁大石說,他的朋友大多是張文宏的支持者。「我們感覺他越來越發不出自己的聲音,意味着防疫越來越不再走科學的專業的道路了。」他很惋惜。

紅三代背景的政治評論寫手兔主席也在4月3日發文評價上海疫情,他寫道:「防疫從來就是政治問題……沒有比這個更大的政治問題了,這個是基本的政治站位,是底線思維。」早在3月20日,《深圳特區報》就進行了同題寫作,在一篇評論中指出清零和共存,本質上是「制度之爭、國力之爭、治理能力之爭,甚至是文明之爭」。兔主席的文章隨後被各個平台刪除,防疫的政治和科學之爭,也無空間展開。

2022年3月28日,上海為遏制COVID-19傳播而實施交通限制措施,一名身穿防護服的警察在黃浦江對岸通往浦東地區的隧道入口處駐守。

2022年3月28日,上海為遏制COVID-19傳播而實施交通限制措施,一名身穿防護服的警察在黃浦江對岸通往浦東地區的隧道入口處駐守。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中國最「現代」的城市還有自主空間嗎

上海的逐步管控中,麥芽感受到了信息的極大分裂:「微博熱搜是咖啡,關注的博主在轉救助的消息,朋友圈是搶不到菜的消息,微信群聊是哪個小區又被封了、發生了比較極端的狀況,而這些都不會出現在發布會裏。」

這種分裂正反映輿論場對上海是一座怎麼樣的城市的多重解讀。媒體人張豐寫了多篇文章讚美上海,他認為上海小區的「立約」是久違的自治實踐,是一種令人振奮的公共性;還認為流傳的錄音中疾控中心的專家傳達的是一種「上海共識」;對於化粧下樓做核酸和堅持喝咖啡,他則認為這是一種捍衞日常的「都市性」。

張豐代表一方觀點,把上海視為中國最「現代」的都市,是「世界主義的大都會」(學者許紀霖對上海的評價)。麥芽也對上海的「現代」深有感觸:「上海不是一個人情社會,是一個制度性的、契約性的社會,我不用認識税務局什麼人,我就能去辦事。」

而在輿論場,另一方流行的觀點,則是認為上海此次防疫的失敗,包括物資配送的混亂、醫院的失序,都說明它是一座被資本主義荼毒的城市。持這種觀點的網民,一部分只意在消解上海的「精緻」,認為那只是「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是缺乏家國情懷的冷漠自私。在2021年疫情中備受批評的西安,也成為上海疫情中被不斷拿來對比的城市,並在輿論中幾乎被「平反」。

持這一觀點的另一部分網民,則將討論上升到路線之爭,一則微博很好地展現了這種觀點:「武漢疫情向我們證明了:醫院私有化,不適合我們。上海疫情向我們證明了,資本主義化,不適合我們。」這一觀點的終極演變,則是認為上海已經是一座「買辦城市」,沒有堅持清零、鼓吹共存是控制了這座城市的買辦階級在為輝瑞集團賣藥,這種觀點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解放軍接管上海。

世界主義目光中的上海和民族主義目光中的上海,呈現出完全相反的樣貌。袁大石覺得,意識形態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並不太顯眼,這座城市整體還是比較實在的心態,他舉例,在疫情之前,居委會的存在感很低,組織能力也不強。

媒體人小文不同意上海遠離意識形態的看法。他說:「上海是中共的發源地,黨建做得很好。張文宏有句話出名,他說要讓黨員先上,當時的語境裡面,其實是在強調黨員作為先鋒隊的主體性。」小文覺得,上海的基層黨建傳統、市民社會傳統、很細節的城市研究氛圍,在當下的疫情管控中,是發揮不了作用的。

小猛在上海一家律所工作,她覺得上海的特別是反襯出來的:「如果沒有國家機器強力地去抹殺,如果信息渠道讓人們對病毒有相對科學的認識,人們就是會自發地想要自救。」把上海市民的自救稱為「文明之光」令她不適,「上海的特權僅僅是基本的人權而已,而別的地方連基本的人權都達不到,只是現在這個人權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刺激。」

同樣作為上海市民的撰稿人李南心說:「有很多城市在文化地緣上遠比上海更遠離意識形態,上海這方面不是最特別的,反而我感覺會有一種刻意的對意識形態的淡漠化和回避,這本身可能也是一種存在形式。」她認為對許多人對上海的特殊性有一種誤解,「上海作為一個模範城市的自主性是被賦予的,可以賦予當然也可以收回。這些天上海在承受的壓力其實和其他城市沒什麼不同。」

李南心認為,目前上海疫情的能見度高,原因之一是上海市民相對更有權利意識、對現代化的城市管理要求更高、更容易發出聲音。不過她也表達自己的失落:「我理解普通市民心中的上海,應該是個有能力捍衛個體尊嚴的城市,是文明宜居城市,現在這樣是很讓人難過。另一方面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能避免的幻滅過程,疫情兩年多,隨著國外逐漸放開限制,考驗上海是不是真正國際都市的試卷你無法回避。」她覺得,上海現在用各種聲音博弈在試探能不能真正走出平衡之路,但歸根到底,上海模式有沒有空間,還取決於上層博弈的結果。

她說,上海是中國用來展示現代化成果的窗口城市。「它的國際化、現代化沒有脫離民族主義的基礎,只是被允許局部游離。所以這種繁榮窗口是有迷惑性的,會讓人誤以為上海具備了絕對的開放和自主性。這種心態在當前就很容易被衝擊了。」

(端傳媒記者何恩林 實習記者張晉谷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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