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與「穩定」

與行政、政策上的猶豫與「集體靜止」相對，此刻的中國意識形態世界激戰正酣。

與行政、政策上的猶豫與「集體靜止」相對，此刻的中國意識形態世界激戰正酣。筆者認為，這是近年來少有的現象：從民間到體制內，都形成了不同意識形態和路線激烈交鋒和極化的時刻。

比如，在圍繞俄烏戰爭的討論中，親俄路線和親烏路線都發展出了自己的死忠粉絲。

一方面，親俄的聲音從民間到外交宣傳系統都有所動員。在習和拜登於3月18日的會晤中，拜登對北京發出了幾條威脅，包括要求北京不能援助俄羅斯，以及不要幫助俄羅斯傳遞關於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的「假新聞」。此前數日，包括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在內的國家級媒體紛紛轉載和熱議了俄羅斯方面對「烏克蘭在美國援助下建設生物實驗室」的報導。拜習會後數日，這類新聞略見收斂。不過，時隔不久，央視就又播出了「探訪烏克蘭實驗室」的「調查報導」。同樣，國家媒體上，指責北約的聲音和讚揚俄羅斯的聲音紛紛揚揚。甚至在戰爭最初還轉載了不少「俄軍已經在敖德薩登陸」一類的假消息。

另一方面，從民間到官方內部，對俄羅斯在戰爭中「拉垮」水平的嘲諷，對中俄關系的懷疑都不乏其是。比如，有國務院專家背景的智庫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胡偉在自媒體刊文《俄烏戰爭的可能結果與中國的抉擇》建議政府「避免兩頭不落好」，不如採取背刺俄羅斯一刀的政策，以改善和美歐關係。儘管類似這種聲音中有不少傳統自由派，但是可見的是，不少外交上的實用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有相當比例加入混戰：親俄一方罵另一方「耗材」和「漢奸」，另一方回敬對方「黃俄」、「孝子」，如此來回。

同樣，疫情防控也變成了兩種理念和路線的爭執。就在上海疫情蔓延之前，當地政府似乎更青睞於「科學」防控。而這種態度，連同上海的「海派醫學專家」們，立刻遭到了一批人的強烈批評。他們指責上海政府已經被「躺平派」滲透，打算全面開放全民感染，必須撥亂反正乃至清洗上海官場。這些批評甚至上升到了上海政府「賣國」、「買辦」、「陰謀躺平」一類的地步。4月2日，主管防疫的副總理孫春蘭在上海定調，要求堅定執行「動態清零」，並部署第一次全民核酸檢測。批評上海先前防疫政策地人將之視為自己一方的勝利，甚至在最近幾天，不少人傳播稱上海「主要領導已經更換」——儘管根據新聞報導完全看不出這種跡象。

另一方的意見則以不少專業人士為主，他們認為奧米克戎的危險性已經變小，可以學習越南和新加坡等國放開管控。但更多的聲音是「流感論」，或譴責政府不引入輝瑞疫苗的評論。

與此同時，體制內外的「中間道路」和政策選項一樣隱身了。在烏克蘭問題上，駐美大使秦剛投書《華盛頓郵報》闡述的中國立場，毋寧說是純粹的外交決定，放在國內是最不成輿論氣候的。疫情防控上，甚至連官方的「中間道路」也沒有，上海試圖尋找的路徑，看似有點像在清零和全面放開之間劃定「路線圖」，但政治紀律重新宣布之後，「清零」又變成了嚴格的政治任務。

和過去幾年圍繞着香港、台灣的爭論不同，俄烏戰爭和疫情防控中的爭論，並不能簡單化約為「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對立。也許更應該認為在在光譜兩極之間的，分別是「脱鈎崛起派」和「共存崛起派」——其所反映的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和未來發展路線的深刻分歧。就像圍繞着上海疫情所反映的那樣：就在過去幾年還承載着習近平親自部署的「開放」重任的、每年舉辦進口博覽會、打造對世界窗口和示範「治理現代化」的上海，那個在疫情期間標榜「最小中風險地區」和「精準防控」的城市，已經被另一邊的聲音指控為了「洋奴買辦經濟」和「西方半殖民地」。

筆者認為，這大概是2020年以來中國社會遭遇的最大一次意見撕裂。這種撕裂表現為更加純粹的意識形態化，和難以握手言和的觀念對立。而這恰恰讓中國顯得和疫情下的許多國家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極化的輿論、遲鈍的政府反應。這和過去十年強調中國模式時，不屑於「爭論」，驕傲與「做事」的態度，已經顛倒了過來。在2022年初，面對兩隻「黑天鵝」，北京選擇了墨守陳規。可以說，「中國模式」應對具體問題的能力變弱了，爭吵卻加強了。

僵滯的「變法」和僵硬的「治理」

在上海疫情中，其實更能看到習時代中國模式的內在困境。

北京的很多知識分子與體制內人士，私下將最高領導人的過去十年任期稱為「變法」。他們中間許多人發自內心相信並認為習時代對官僚機器大刀闊斧的打擊、變更，對社會關係的調整、加強黨機器的作用、反腐敗和反壟斷，都不是出於最高領導人的私利，而是看到了中國社會在此前數十年的沉痾，以一種革命家的姿態鋭意改良。這一論述或許還可以用新左派知識分子汪暉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話加以概括（儘管汪暉未必是在讚揚習時代）：「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獨特力量，在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的狀況下，能夠以巨大的能量推動革命的進程。」

但如今的現實和老幹部們的理想似乎差距拉大了。也許是和其他中共高層一樣熱愛閲讀的托克維爾的告誡（認為一個非民主政體最危險的時刻是改革的時刻），又也許是因為種種別的原因，在2022年初，一系列對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調整都有些停滯：房產税改革在轟轟烈烈推出試點之後，並沒有出現在「兩會」上，又開始沉寂了；對平台資本的整頓讓阿里和騰訊吃力不少，但各級政府又開始和頭條系的抖音開展深度合作；就連最鋭意進取的外交領域，似乎也被俄烏戰爭打亂了節奏——和俄羅斯深度合作推廣人民幣國際化的雄心似乎讓位給了遵守制裁，而未知的是，未來北京對台的鷹派政策，是否也會在更保守的外交路線下下調強度。

耐人尋味的是，半個月之前的3月16日，習的心腹、副總理劉鶴主持召開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專題會議，討論「當前經濟形勢和資本市場問題」。會議上，劉鶴強調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似乎是指責某些改革過度影響了市場，他強調「有關部門要切實承擔起自身責任，積極出台對市場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凡是對資本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政策，應事先與金融管理部門協調」。在最後的總結中，他申明以上內容的重要性達到了「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的高度——（確立習近平在黨內的核心、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維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領導）。可以猜想，劉鶴的講話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頂層設計」更為求穩的心態。

在上海疫情中，其實更能看到習時代中國模式的內在困境。在習時代，權力的高度上收和大量的正規化，造成了各地政府原先執行政策的自由度和空間大大減少。在疫情防控上尤其如此，儘管中央時而要求「不准層層加碼」，但各地政府面臨疫情考驗，往往各自追加管控力度。長久以來，上海反而是管得較少的。這既因為上海有大量的資源和人力物力能夠有機會實現「精準防控」，也可能和上海的書記是「之江新軍」一員有關。與之類似，原先的廣東省長馬興瑞在被委以重任調任新疆書記後，也第一時間放鬆了伊犁等地的防疫管控，轉而要求「精準防控」。

本來，這樣的「精準防控」可能是更迎合最高層的需要的——既維護了經濟運轉，又以最低成本控制了疫情。然而，在奧米克戎變異株突破了防疫體系後，「精準」就又變成了罪過。可以想像，未來上海的防疫恐怕會層層加碼，不敢越雷池一步。地方的自主性會更局限於簡單的標準——只要能消滅疫情，就自主增加防疫手段以實現清零。對最高層來說，先前要求的「治理現代化」，是否要隨着上海的疫情黑天鵝而犧牲掉？以換取二十大之前更多的政治穩定？

板結的國家機器

更關鍵的是，能夠想像，身居高位的人所能用以決策和分析的信息質量，不見得比一般的街頭國人要有什麼大的不同。

在中國社會，常常能聽見一種精英主義的論調。比如，一些公務員朋友就認為，中國社會的爭執和嘴上的功夫都是表面的，背後的決策，定論，都和這些無關，所以其實也沒有必要關注這些嘴上的說法。另一些人（有時候是異見者或者民眾的意見，有時也是精英本身的意見）則認為，反正民眾就是用來割的韭菜，是被精英操縱和豢養的。

但是，通過俄烏戰爭和上海疫情，我們能夠觀察到的是，中國的國家機器在各方面都出現了板結遲鈍的痕跡。更關鍵的是，能夠想像，身居高位的人所能用以決策和分析的信息質量，不見得比一般的街頭國人要有什麼大的不同。

比如，俄烏戰爭前的北京的反應已經令人懷疑，是否外交系統和情報系統都沒有能夠對最高層作出獨立的開戰研判，以至於「開戰都是西方拱火」的論調可以持續至今；又比如，在外界許多地方已經進入一種常態化的疫下開放狀態時，整個中國民間散布着的對病毒的過度恐懼——就真的不會成為從底層到高層都擁有的「共識」嗎？

何況，這次圍繞着戰爭和疫情的巨大爭論，體現出一個趨勢：中國的輿論已經愈發被自媒體和網絡極化的趨勢所引導，而官方媒體在輿論場中的價值和地位越來越低，越來越不具有「輿論引導」價值。

這個判斷看起來可能不符合很多人的觀點。畢竟，習時代最重視的就是「黨媒姓黨」，對媒體的管控這些年也不斷加碼。然而，如何理解這些年的變化，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宣傳部門在黨-國機器中的角色。如果將宣傳部門視為國家和黨的純粹「喉舌」，那麼習時代的改造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像看待地方政府那樣，意識到宣傳部門也是「條線」中擁有許多其他功能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些年的變化嚴重削弱了宣傳部門的能力。

首先，在傳統的國家機器中，宣傳部門是擁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的——紙媒有發行的報紙，廣電部門有電視台、電視劇和電影，出版部門有圖書……然而在「新時代」，這些部門都被要求利用自己的「領地」變為黨的宣傳工具，與此同時還要積極拓展「宣傳陣地」——從微博、微信到快手、抖音。看起來，這是「公權力進入市場領域」，但反過來，其實這也意味着宣傳部門自身的流量和政績也被平台所綁定，加之其自身的資源和空間越來越多變成被從上到下垂直布置任務的「發包式」作業，宣傳部門的地盤，其實是變小、變單一了。

本來，「宣傳」不僅意味着海報和官方宣講，還包括了教育民眾、提供公共信息服務、意識形態研究……如今，「宣傳」變成了純粹的宣傳。甚至，「宣傳口」在很多方面還要被其他「條線」的宣傳部門所蓋過風頭。比如篇篇文章「十萬加」的深圳衞健委公眾號。宣傳的「條線」是管起來了，但也意味着在行政上，這個條線就幾乎只能執行單一的功能。

俄烏之戰和上海疫情的例子正是這樣。最活躍的宣傳部門活動，都是在微博或抖音上，而這些平台追逐流量的邏輯都是「爆款」和「短平快」。政績引導的官媒也有紛紛變得越來越像市場化的小報，甚至不再提供足夠的信息，而是以「觀點」輸出為主，以吸引眼球。但在這個戰場上，官媒又絕對不是民間自媒體的對手——無論是挺俄、挺烏，還是罵上海、挺共存，自媒體的海量信息和審查自媒體信息時更高的成本，都讓官方的宣傳口徑在這些事件中顧此失彼。再輔以官媒這不能報導那不能報導的禁令，可以說，在2022年初，已經出現了「民間輿論激進惡鬥，官方媒體渾水摸魚」的奇怪景象了。

在這種媒介環境下，我們還能相信中國的官僚和統治精英能夠獨善其身理性決策嗎？除非官員們都是不看抖音和自媒體的。而事實恐怕是，各級官員乃至宣傳幹部，都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們和普通人一樣，都是抖音、微博的注意力經濟的捕食對象。到頭來，民間的假消息和輿論惡鬥，也足夠變成建制內部的立場乃至對立衝突。這個過程恐怕已經在醖釀了。

可以看到的是，不光是宣傳領域，各種部委、政策，都在陷入一個循環：越要執行上面交代的任務，就越需要削弱這個條線的自主能力，但越削弱其自主能力，高層需要給的指引就越具體，因而也就越無法面面俱到。在這個循環中，國家機器自己的邏輯已經讓自己越來越難以轉動身體。精通辯證法的中國共產黨，是否駕駛着「中國道路」的大車，陷入了自己的泥巴車轍？會不會有更糟糕的衝突等在後面？這些問題值得伴隨我們觀察2022年的各種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