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2022：老白男陰影，原創力衰退，與失效的「政治正確」

第94屆奧斯卡獎在新晉影帝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打脫口秀演員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爭議中落下帷幕，但他的這一舉動讓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收視率瞬間從960萬人飆升至1,740萬，被網友調侃為「唯有這樣一幕讓已經沒人關注的奧斯卡獎終於還是獲得了流量。」

戲劇化的一幕出現在克里斯·洛克幾次以威爾·史密斯妻子賈達·萍克特·史密斯（Jada Koren Pinkett-Smith）光頭造型開玩笑之後，畢竟後者脱髮的原因來自家族病史，因此對笑話流露出不快的表情。這種情況下，史密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走上了舞台，向洛克揮動了自己的拳頭⋯⋯此舉不僅令屏幕前的觀眾驚呆，直播的攝影機也記錄下在場的不少明星驚訝的表情。

奧斯卡頒獎典禮結束後，克里斯·洛克就表示不會報警追求威爾·史密斯的暴力行徑，翌日史密斯的公關團隊還是在各大社交媒體平台（包括大陸的微博）發表了被翻譯成多個語言的道歉信。信中再次重申自己是因為妻子賈達失控，他因為自己的暴力感到愧疚，希望向克里斯·洛克、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節目製作人、在場的來賓和全世界的觀眾道歉，同時也表達了對《國王理查德》（King Richard，台譯《王者理查》，港譯《王者世家》）劇組以及故事原型網球名將威廉姆斯（Williams）姐妹一家的歉意。威爾·史密斯的道歉看上去頗有誠意，但他的行為究竟是會獲得大家的諒解，還是新一輪的網絡輿論戰尚待觀察之中。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若干年後，人們或許會忘記94屆奧斯卡獎的最佳影片，但恐怕依然很難忘記威爾·史密斯揮動的拳頭。

此前有人預測，本屆奧斯卡最大的驚喜可能在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是否會有講話，雖然最後澤連斯基沒有出現，俄烏戰爭也是無法繞過的話題，但在史密斯打人之後，第94屆奧斯卡獎就隨即捲入了另外的輿論風箏。然而，不論是俄國對烏克蘭的入侵，還是史密斯的打人，這些各種形式的暴力畢竟都與電影藝術無關，看上去熱鬧的奧斯卡獎，也在這場鬧劇中暴露了乏善可陳的困境。

今年的奧斯卡獎被不少影評人稱為「小年」，理由是沒有一部現象級的電影，十部提名作品各有千秋，卻也各有問題，幾乎沒有一部能夠實現口碑和票房雙贏的「奧斯卡標準」。

老白男形式上退場，但陰魂猶在

打人事件發生沒多久，史密斯獲得了本屆最佳男主角的殊榮，他再次走上舞台並為自己打人的行為道歉，還眼含淚光地借自己扮演的角色說出了「理查德·威廉姆斯（史密斯在《國王理查德》中扮演的角色）會為了家人而戰」這樣的台詞，但似乎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事後，海外媒體對威爾·史密斯的行為湧現批評聲音，不乏認為他譁眾取寵。隨後奧斯卡官方也發布聲明，譴責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而老牌媒體《好萊塢報導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則以一篇題目為「本來就很糟糕，但後面變得更加糟糕」的文章對本屆奧斯卡頒獎禮進行了諷刺。

有趣的是，原本對本屆奧斯卡獎不甚感興趣的大陸社交媒體在史密斯打人事件後卻小小的沸騰了，網友普遍對此事持比較中立甚至正面的評價，他們認為克里斯·洛克的過分行為導致了這件事的發生，史密斯保護家人無可厚非，甚至有人評論「嫁人就嫁這樣的人」。

不同的文化語境讓人對本屆奧斯卡獎「打人」風波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但不論如何，據 Nielsen數據顯示，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成功吸引了1373萬觀眾，超過去年的985萬。其實此前為了挽救頹勢，奧斯卡組委會不得不冒着被業內人士批評的風險，將三分之一技術類的獎項（23個獎項中的8個）改為典禮前頒發並提前錄製獲獎感言，以此換取增加一些娛樂性的節目，讓典禮更好看。而今年的數據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奧斯卡影響力的危機。

威爾·史密斯的衝動行為令觀眾對本屆奧斯卡獎的關注多少有些失焦，其實拋開這起意外事件，今年的舞台上依然不乏動人的「名場面」。今年是電影《教父》上映五十週年，奧斯卡特別設立了一個致敬環節，邀請了導演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和兩位教父的扮演者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與艾爾·帕西諾（Al Pacino）上台，這一舉動引發了全場起立致敬，一度十分感人。此外，在頒發最佳男演員之前，《低俗小說》（Pulp Fiction）劇組的重聚同樣喚起了人們美好的回憶。電影主演約翰·特拉沃爾塔（John Travolta）和烏瑪·瑟曼（Uma Thurman）還跳起了電影裏的「兔子舞」，將觀眾帶回那個佳作雲集的1990年代。

虛偽的「政治正確」與日益平庸的電影生產邏輯共同製造了奧斯卡的頹勢，何況「老白男」對奧斯卡的影響只是形式上的退場，這種品味的陰影依然存在。

有時候，我們回憶過去，或許因為現實慘淡。今年的奧斯卡獎被不少影評人稱為「小年」，理由是沒有一部現象級的電影，十部提名作品各有千秋，卻也各有問題，幾乎沒有一部能夠實現口碑和票房雙贏的「奧斯卡標準」。近年來，面對學院獎是 「老白男」品味，缺乏多元聲音的指責，奧斯卡組委會做了很多調整，也越發看重藝術水平與政治正確之間的平衡。但在疫情衝擊和流媒體崛起的大背景下，這些努力似乎也很難挽回這個擁有近百年歷史的電影獎項的頹勢。究其原因，筆者看來，虛偽的「政治正確」與日益平庸的電影生產邏輯難辭其咎，何況「老白男」對奧斯卡的影響只是形式上的退場，這種品味的陰影依然存在。

原創力衰退，改編翻拍成為首選

好萊塢電影越來越沒有創意了，甚至原創的能力都在下滑，這或許與電影人才的流失有關係。自2020年全球性疫情以來，北美各大院線都處在半死不活的掙扎中，不少頂級的超級大片也只能被迫選擇線上首發的形式收回成本。在這樣的情況下，平台化的電影生產已經深刻影響到了電影藝術的原創力。

改編和翻拍成為經濟下滑時代的工業首選，因為從資本的邏輯來說，投資一個被歷史證明過的好故事的風險，遠遠低於無法被證明的原創故事。因此自疫情以來，好萊塢湧現了一股翻拍舊片和經典片的風潮。本屆奧斯卡獎提名最佳電影的十部電影中，《玉面情魔》（Nightmare Alley，港譯《毒心術》、台譯《夜路》）、《西區故事》（West Side Story，台港譯《西城故事》）、《沙丘》（Dune，港譯《沙丘瀚戰》）、《健聽女孩》（CODA，港譯《心之旋律》，台譯《樂動心旋律》）四部都是翻拍舊版電影的作品，有的甚至不止翻拍了一部，可謂將「新瓶裝舊酒」的套路發揮到了極致。

改編和翻拍成為經濟下滑時代的工業首選，因為從資本的邏輯來說，投資一個被歷史證明過的好故事的風險，遠遠低於無法被證明的原創故事。

好萊塢願意將舊版電影翻拍，可見這些故事本身有具有吸引觀眾的魅力，比如《沙丘》就是一個經典的科幻IP，曾有數個版本面世，引發一代代觀眾的討論。而《玉面情魔》和《西區故事》則屬於好萊塢黃金時代的電影再版，此次翻拍均有極具票房號召力的大咖加持。唯有最終拿到大獎的《健聽女孩》改編自小成本的法國電影《貝利葉一家》（La famille Bélier）算是相對冷門的作品，勝在題材頗具人文價值，符合好萊塢優質電影的定位。

縱觀這些電影，表面上看都「各花各入眼」，每一部都有亮點。以老牌大導演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西區故事》為例，這個故事講述了紐約下城少數族裔青年男女發生的現代版 「羅密歐與朱麗葉」故事。原版的《西區故事》是1960年代好萊塢的經典歌舞片，除了美輪美奐的場景之外，因為揭示出拉美移民在美國的困境，在那個民權運動興起的年代，顯得頗有進步意義。曾經橫掃奧斯卡第24屆奧斯卡獎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十項大獎，是一部很難超越的作品。

2021年新版的《西區故事》與原版比並無新意，無非是選用了真正擁有波多黎各血統的演員，讓這部作品顯得更符合今天美國的「政治正確」。但是由於電影的語言和風格都過於老套，既沒有繼承原作的反叛精神，卻又延續了過時的舞台感，讓今天的觀眾難以共情，淪為了導演沉湎於個人懷舊情緒的失敗作品。

不僅是翻拍經典卻沒有突破原作，在本屆的奧斯卡提名作品裏，原創的作品卻也透出一種讓人失望的陳舊感。英國導演肯尼思·布拉納（Kenneth Branagh）執導的電影《貝爾法斯特》（Belfast）雖然獲得了本屆 「最佳原創劇本獎」，卻被影評人嘲笑為「最差真人電影」。這部電影以一個小男孩的視角帶出了導演自己童年的一段往事，反映了1960年代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地區一個家庭的故事。觀眾原本期待從這樣一個故事中看到導演對複雜的地緣政治的關照，誰成想整部電影幾乎都在抒發濃厚的鄉愁，配合着一個又一個炫技的鏡頭，故事和人物則成為空洞的布景板。

新版《西區故事》論電影的語言和風格都過於老套，既沒有繼承原作的反叛精神，卻又延續了過時的舞台感，讓今天的觀眾難以共情，淪為了導演沉湎於個人懷舊情緒的失敗作品。

虛偽的「政治正確」

除了原創力的虛弱，近年來奧斯卡獎也經常遭到越發「政治正確」的評價。在筆者看來，「政治正確」作為一種時代精神的反映，作用在電影的創作中本無可厚非。但不少電影的問題在於，它們一邊需要兼顧「政治正確」的要求，以求不冒犯觀眾，另外一邊卻在創作中體現出一種與「政治正確」不符的虛偽。

尤其是在疫情之年也創造了不錯票房的新版《沙丘》，也獲得了一眾粉絲的喜愛。但若仔細考察這些作品，所謂的翻拍卻只是停留在技術層面的更新，內核不但沒有更具有革新性的改變，甚至還停留在比較陳舊的價值立場上。這部電影應該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講述了崔迪公爵的兒子保羅在父親去世之後如何獲得凱勒丹行星上土著的信任並依靠他們復仇的故事。電影雖然改編自原著小說，還加入了亞裔和黑人角色，但還是被一部分觀眾認為電影的內核美化了殖民主義，對白人在歷史上的罪惡缺乏反思。

新西蘭導演簡·坎皮恩（Jane Campion）的新作《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台港譯《犬山記》）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不錯的口碑，也被人視為本屆奧斯卡獎最具有藝術性的電影。這部電影以1920年代美國西部的蒙大拿州為背景，講述了少年皮特（Peter）為了保護母親向繼父的哥哥菲爾（Phil）復仇的故事。在電影中，菲爾本來是一位接受過高等教育，品味不俗的上流社會青年，卻被內心對同性的嚮往所折磨，生生將自己異化為一個所謂勇敢的西部硬漢。甚至，菲爾不惜放棄自己温文爾雅的形象，將自己鍛造成不洗澡，可以徒手給牛去勢的「硬漢」。電影在一種壓抑的氛圍中推進着故事，菲爾對皮特的侮辱僅僅因為後者的所謂「娘娘腔」氣質，卻不知自己的生命就斷送在這個羸弱少年手中。

很多人將《犬之力》視為一部對父權制的諷刺和抨擊的作品，讚美它與時代精神的呼應，卻恰恰忽略了這其實也是一部展現了男性深度「戀母」的作品。羅斯的遭遇固然有着時代的局限性，反映出父權對女性深刻的影響，但電影最讓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在於對性少數群體的刻板化塑造。

很多人將《犬之力》視為一部對父權制的諷刺和抨擊的作品，讚美它與時代精神的呼應，卻恰恰忽略了這其實也是一部展現了男性深度「戀母」的作品。電影裏的母親羅斯（Rose）始終生活在男性的陰影裏，缺乏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性。如果說做寡婦的時候，羅斯還擁有自我，當她加入有錢人家，不再為生計煩惱之後，卻喪失了自己的自由。最終，她也沒能對自己的命運進行深刻的反思，依然要通過依戀自己的兒子才能完成救贖和解放。

羅斯的遭遇固然有着時代的局限性，反映出父權對女性深刻的影響，但電影最讓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在於對性少數群體的刻板化塑造。電影裏的菲爾受制於時代的壓力，不得不成為所謂的「深櫃」，他對自己內心的「女性氣質」感到恐懼，因此用各種極端的辦法壓抑自我，直到最後才對自己「嫌棄」的皮特說出「我想成為你」這樣的內心獨白。

《犬之力》的批評性簡單直白，通過菲爾這樣一個擰巴的角色，展現出父權制的危害。但事實上，男同性戀者就意味着內心細膩，或者一定要女性化嗎？無數的性學專家和社會學家早就指出，同性戀者並不意味着想要成為另外一個性別的人，也不意味着行為舉止一定與生理性別不符。電影一邊批評父權的專制，一邊卻用十分粗暴的方式強行塑造出一個所謂的「深櫃」進行批判，反而會讓人對性少數群體產生新的誤解。

《犬之力》的批評性簡單直白，通過菲爾這樣一個擰巴的角色，展現出父權制的危害。但事實上，男同性戀者就意味着內心細膩，或者一定要女性化嗎？電影一邊批評父權的專制，一邊卻用十分粗暴的方式強行塑造出一個所謂的「深櫃」進行批判，反而會讓人對性少數群體產生新的誤解。

順着這條邏輯出發，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何是相對冷門和平庸的《健聽女孩》獲得了最佳影片的殊榮。論話題性，這部電影不如《不要抬頭》；論藝術性，這部電影不如《犬之力》；論娛樂性，這部電影不如《沙丘》⋯⋯但它卻是一部最有大眾緣的電影，幾乎適合所有年齡段和教育程度的觀眾。

《健聽女孩》是一個以聾啞家庭為背景的電影，主創特別選擇了生活裏真的具有聽障問題的演員本色出演。講述了成長在聽障家庭的健康女孩魯比（Ruby）如何通過歌唱建立自我認同的故事，符合奧斯卡一貫的人文追求。

電影看上去十分勵志感人，卻還是將殘疾人放在了一個可疑的「他者」角度。魯比因為家庭環境總是被人看不起，她通過唱歌獲得了人們的尊重，她的家人雖然聽不到，還是用自己的方式積極回應着她，他們的舉止多少就會顯得有些怪異。

比如電影要表現魯比和家人格格不入的時候，就會有意識將家人的行為表現得特別不得體，比如不顧場合地談論性或者是吸食大麻，讓「正常人」魯比與她的「殘疾人」家人產生隔閡，以求最後和解時候的感動。但正如電影展現的那樣，作為能夠自力更生，擁有自己產業的魯比一家，他們受過教育，完全可以通過手機網絡了解外面的世界，在女孩面前為何卻如此的「粗魯」？電影用這樣的方式營造所謂的戲劇性，看似關注了少數群體，傳遞出平等與尊重的價值，其實還是將殘疾人視為某種「少數」，並將他們的生活以一種「獵奇」的方式展現給觀眾。

《駕駛我的車》並非導演濱口龍介最好的作品，卻是他最受北美觀眾認可的電影。濱口沒有糾結在日本人獨有的情感表達和歷史遺產的問題上，而是選擇了改寫北美藝術片觀眾可能會熟悉的村上春樹與契訶夫的文本，有效地共享了一種全球化意義上的情感。

說到底，奧斯卡獎背後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cademy Awards）的絕大多數成員，依然是所謂的「老白男」，他們在這個價值觀變動的時代固然會做出這種妥協，卻不會真正地革新好萊塢的運行邏輯。正如2019年，奧斯卡獎就將「最佳外語片獎」（Foreign Language Film）改為了「最佳國際影片」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彰顯對「多元化」的提倡。但事實上，在這個獎項的選擇上，好萊塢一直都更傾向於更符合北美觀眾品味的電影。就以今年獲得這一獎項的《駕駛我的車》（Drive My Car，台譯《在車上》）來說，這部電影並非導演濱口龍介最好的作品，卻是他最受北美觀眾認可的電影。或許因為在這部電影裏，濱口沒有糾結在日本人獨有的情感表達和歷史遺產的問題上，而是選擇了改寫北美藝術片觀眾可能會熟悉的村上春樹與契訶夫的文本，有效地共享了一種全球化意義上的情感，因此在一眾外語片中脱穎而出。

其實，我們都知道，好萊塢的長處從來不在於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揭示，而是用各種技術手段為觀眾造夢，讓人獲得滿足感。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好萊塢的電影為全世界帶去了豐富的娛樂性，也帶去了一元的價值觀。奧斯卡獎作為上世紀美國價值觀的產物，在今天這樣一個變動的時代自然顯得格格不入，但對於很多像筆者這樣的中國影迷來說，我們依然關注奧斯卡獎，不僅因為它至今代表着美國最高的電影工業創作水平，更因為它的種種熱鬧可以讓這個因為疫情和戰爭隔絕的時代讓人有一種聯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