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2022：老白男阴影，原创力衰退，与失效的“政治正确”

第94届奥斯卡奖在新晋影帝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打脱口秀演员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争议中落下帷幕，但他的这一举动让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收视率瞬间从960万人飙升至1,740万，被网友调侃为“唯有这样一幕让已经没人关注的奥斯卡奖终于还是获得了流量。”

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克里斯·洛克几次以威尔·史密斯妻子贾达·萍克特·史密斯（Jada Koren Pinkett-Smith）光头造型开玩笑之后，毕竟后者脱发的原因来自家族病史，因此对笑话流露出不快的表情。这种情况下，史密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上了舞台，向洛克挥动了自己的拳头⋯⋯此举不仅令屏幕前的观众惊呆，直播的摄影机也记录下在场的不少明星惊讶的表情。

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后，克里斯·洛克就表示不会报警追求威尔·史密斯的暴力行径，翌日史密斯的公关团队还是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大陆的微博）发表了被翻译成多个语言的道歉信。信中再次重申自己是因为妻子贾达失控，他因为自己的暴力感到愧疚，希望向克里斯·洛克、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节目制作人、在场的来宾和全世界的观众道歉，同时也表达了对《国王理查德》（King Richard，台译《王者理查》，港译《王者世家》）剧组以及故事原型网球名将威廉姆斯（Williams）姐妹一家的歉意。威尔·史密斯的道歉看上去颇有诚意，但他的行为究竟是会获得大家的谅解，还是新一轮的网络舆论战尚待观察之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若干年后，人们或许会忘记94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但恐怕依然很难忘记威尔·史密斯挥动的拳头。

此前有人预测，本届奥斯卡最大的惊喜可能在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有讲话，虽然最后泽连斯基没有出现，俄乌战争也本是无法绕过的话题，但在史密斯打人之后，第94届奥斯卡奖就随即卷入了另外的舆论风筝。然而，不论是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还是史密斯的打人，这些各种形式的暴力毕竟都与电影艺术无关，看上去热闹的奥斯卡奖，也在这场闹剧中暴露了乏善可陈的困境。

今年的奥斯卡奖被不少影评人称为“小年”，理由是没有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十部提名作品各有千秋，却也各有问题，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实现口碑和票房双赢的“奥斯卡标准”。

老白男形式上退场，但阴魂犹在

打人事件发生没多久，史密斯获得了本届最佳男主角的殊荣，他再次走上舞台并为自己打人的行为道歉，还眼含泪光地借自己扮演的角色说出了“理查德·威廉姆斯（史密斯在《国王理查德》（King Richard，台译《王者理查》，港译《王者世家》）中扮演的角色）会为了家人而战”这样的台词，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事后，海外媒体对威尔·史密斯的行为涌现批评声音，不乏认为他哗众取宠。随后奥斯卡官方也发布声明，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而老牌媒体《好莱坞报导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则以一篇题目为“本来就很糟糕，但后面变得更加糟糕”的文章对本届奥斯卡颁奖礼进行了讽刺。

有趣的是，原本对本届奥斯卡奖不甚感兴趣的大陆社交媒体在史密斯打人事件后却小小的沸腾了，网友普遍对此事持比较中立甚至正面的评价，他们认为克里斯·洛克的过分行为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史密斯保护家人无可厚非，甚至有人评论“嫁人就嫁这样的人”。

不同的文化语境让人对本届奥斯卡奖“打人”风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但不论如何，据 Nielsen数据显示，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成功吸引了1373万观众，超过去年的985万。其实此前为了挽救颓势，奥斯卡组委会不得不冒着被业内人士批评的风险，将三分之一技术类的奖项（23个奖项中的8个）改为典礼前颁发并提前录制获奖感言，以此换取增加一些娱乐性的节目，让典礼更好看。而今年的数据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奥斯卡影响力的危机。

威尔·史密斯的冲动行为令观众对本届奥斯卡奖的关注多少有些失焦，其实抛开这起意外事件，今年的舞台上依然不乏动人的“名场面”。今年是电影《教父》上映五十周年，奥斯卡特别设立了一个致敬环节，邀请了导演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和两位教父的扮演者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与艾尔·帕西诺（Al Pacino）上台，这一举动引发了全场起立致敬，一度十分感人。此外，在颁发最佳男演员之前，《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剧组的重聚同样唤起了人们美好的回忆。电影主演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和乌玛·瑟曼（Uma Thurman）还跳起了电影里的“兔子舞”，将观众带回那个佳作云集的1990年代。

虚伪的“政治正确”与日益平庸的电影生产逻辑共同制造了奥斯卡的颓势，何况“老白男”对奥斯卡的影响只是形式上的退场，这种品味的阴影依然存在。

有时候，我们回忆过去，或许因为现实惨淡。今年的奥斯卡奖被不少影评人称为“小年”，理由是没有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十部提名作品各有千秋，却也各有问题，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实现口碑和票房双赢的“奥斯卡标准”。近年来，面对学院奖是 “老白男”品味，缺乏多元声音的指责，奥斯卡组委会做了很多调整，也越发看重艺术水平与政治正确之间的平衡。但在疫情冲击和流媒体崛起的大背景下，这些努力似乎也很难挽回这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电影奖项的颓势。究其原因，笔者看来，虚伪的“政治正确”与日益平庸的电影生产逻辑难辞其咎，何况“老白男”对奥斯卡的影响只是形式上的退场，这种品味的阴影依然存在。

原创力衰退，改编翻拍成为首选

好莱坞电影越来越没有创意了，甚至原创的能力都在下滑，这或许与电影人才的流失有关系。自2020年全球性疫情以来，北美各大院线都处在半死不活的挣扎中，不少顶级的超级大片也只能被迫选择线上首发的形式收回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化的电影生产已经深刻影响到了电影艺术的原创力。

改编和翻拍成为经济下滑时代的工业首选，因为从资本的逻辑来说，投资一个被历史证明过的好故事的风险，远远低于无法被证明的原创故事。因此自疫情以来，好莱坞涌现了一股翻拍旧片和经典片的风潮。本届奥斯卡奖提名最佳电影的十部电影中，《玉面情魔》（Nightmare Alley，港译《毒心术》、台译《夜路》）、《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台港译《西城故事》）、《沙丘》（Dune，港译《沙丘瀚战》）、《健听女孩》（CODA，港译《心之旋律》，台译《乐动心旋律》）四部都是翻拍旧版电影的作品，有的甚至不止翻拍了一部，可谓将“新瓶装旧酒”的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改编和翻拍成为经济下滑时代的工业首选，因为从资本的逻辑来说，投资一个被历史证明过的好故事的风险，远远低于无法被证明的原创故事。

好莱坞愿意将旧版电影翻拍，可见这些故事本身有具有吸引观众的魅力，比如《沙丘》就是一个经典的科幻IP，曾有数个版本面世，引发一代代观众的讨论。而《玉面情魔》和《西区故事》则属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电影再版，此次翻拍均有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大咖加持。唯有最终拿到大奖的《健听女孩》改编自小成本的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La famille Bélier）算是相对冷门的作品，胜在题材颇具人文价值，符合好莱坞优质电影的定位。

纵观这些电影，表面上看都“各花各入眼”，每一部都有亮点。以老牌大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西区故事》为例，这个故事讲述了纽约下城少数族裔青年男女发生的现代版 “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原版的《西区故事》是1960年代好莱坞的经典歌舞片，除了美轮美奂的场景之外，因为揭示出拉美移民在美国的困境，在那个民权运动兴起的年代，显得颇有进步意义。曾经横扫奥斯卡第24届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十项大奖，是一部很难超越的作品。

2021年新版的《西区故事》与原版比并无新意，无非是选用了真正拥有波多黎各血统的演员，让这部作品显得更符合今天美国的“政治正确”。但是由于电影的语言和风格都过于老套，既没有继承原作的反叛精神，却又延续了过时的舞台感，让今天的观众难以共情，沦为了导演沉湎于个人怀旧情绪的失败作品。

不仅是翻拍经典却没有突破原作，在本届的奥斯卡提名作品里，原创的作品却也透出一种让人失望的陈旧感。英国导演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执导的电影《贝尔法斯特》（Belfast）虽然获得了本届 “最佳原创剧本奖”，却被影评人嘲笑为“最差真人电影”。这部电影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带出了导演自己童年的一段往事，反映了1960年代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地区一个家庭的故事。观众原本期待从这样一个故事中看到导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关照，谁成想整部电影几乎都在抒发浓厚的乡愁，配合着一个又一个炫技的镜头，故事和人物则成为空洞的布景板。

新版《西区故事》论电影的语言和风格都过于老套，既没有继承原作的反叛精神，却又延续了过时的舞台感，让今天的观众难以共情，沦为了导演沉湎于个人怀旧情绪的失败作品。

虚伪的“政治正确”

除了原创力的虚弱，近年来奥斯卡奖也经常遭到越发“政治正确”的评价。在笔者看来，“政治正确”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作用在电影的创作中本无可厚非。但不少电影的问题在于，它们一边需要兼顾“政治正确”的要求，以求不冒犯观众，另外一边却在创作中体现出一种与“政治正确”不符的虚伪。

尤其是在疫情之年也创造了不错票房的新版《沙丘》，也获得了一众粉丝的喜爱。但若仔细考察这些作品，所谓的翻拍却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更新，内核不但没有更具有革新性的改变，甚至还停留在比较陈旧的价值立场上。这部电影应该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讲述了崔迪公爵的儿子保罗在父亲去世之后如何获得凯勒丹行星上土著的信任并依靠他们复仇的故事。电影虽然改编自原著小说，还加入了亚裔和黑人角色，但还是被一部分观众认为电影的内核美化了殖民主义，对白人在历史上的罪恶缺乏反思。

新西兰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的新作《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台港译《犬山记》）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不错的口碑，也被人视为本届奥斯卡奖最具有艺术性的电影。这部电影以1920年代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为背景，讲述了少年皮特（Peter）为了保护母亲向继父的哥哥菲尔（Phil）复仇的故事。在电影中，菲尔本来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品味不俗的上流社会青年，却被内心对同性的向往所折磨，生生将自己异化为一个所谓勇敢的西部硬汉。甚至，菲尔不惜放弃自己温文尔雅的形象，将自己锻造成不洗澡，可以徒手给牛去势的“硬汉”。电影在一种压抑的氛围中推进着故事，菲尔对皮特的侮辱仅仅因为后者的所谓“娘娘腔”气质，却不知自己的生命就断送在这个羸弱少年手中。

很多人将《犬之力》视为一部对父权制的讽刺和抨击的作品，赞美它与时代精神的呼应，却恰恰忽略了这其实也是一部展现了男性深度“恋母”的作品。罗斯的遭遇固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反映出父权对女性深刻的影响，但电影最让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在于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化塑造。

很多人将《犬之力》视为一部对父权制的讽刺和抨击的作品，赞美它与时代精神的呼应，却恰恰忽略了这其实也是一部展现了男性深度“恋母”的作品。电影里的母亲罗斯（Rose）始终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如果说做寡妇的时候，罗斯还拥有自我，当她加入有钱人家，不再为生计烦恼之后，却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最终，她也没能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深刻的反思，依然要通过依恋自己的儿子才能完成救赎和解放。

罗斯的遭遇固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反映出父权对女性深刻的影响，但电影最让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在于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化塑造。电影里的菲尔受制于时代的压力，不得不成为所谓的“深柜”，他对自己内心的“女性气质”感到恐惧，因此用各种极端的办法压抑自我，直到最后才对自己“嫌弃”的皮特说出“我想成为你”这样的内心独白。

《犬之力》的批评性简单直白，通过菲尔这样一个拧巴的角色，展现出父权制的危害。但事实上，男同性恋者就意味着内心细腻，或者一定要女性化吗？无数的性学专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同性恋者并不意味着想要成为另外一个性别的人，也不意味着行为举止一定与生理性别不符。电影一边批评父权的专制，一边却用十分粗暴的方式强行塑造出一个所谓的“深柜”进行批判，反而会让人对性少数群体产生新的误解。

《犬之力》的批评性简单直白，通过菲尔这样一个拧巴的角色，展现出父权制的危害。但事实上，男同性恋者就意味着内心细腻，或者一定要女性化吗？电影一边批评父权的专制，一边却用十分粗暴的方式强行塑造出一个所谓的“深柜”进行批判，反而会让人对性少数群体产生新的误解。

顺着这条逻辑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是相对冷门和平庸的《健听女孩》获得了最佳影片的殊荣。论话题性，这部电影不如《不要抬头》；论艺术性，这部电影不如《犬之力》；论娱乐性，这部电影不如《沙丘》⋯⋯但它却是一部最有大众缘的电影，几乎适合所有年龄段和教育程度的观众。

《健听女孩》是一个以聋哑家庭为背景的电影，主创特别选择了生活里真的具有听障问题的演员本色出演。讲述了成长在听障家庭的健康女孩鲁比（Ruby）如何通过歌唱建立自我认同的故事，符合奥斯卡一贯的人文追求。

电影看上去十分励志感人，却还是将残疾人放在了一个可疑的“他者”角度。鲁比因为家庭环境总是被人看不起，她通过唱歌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她的家人虽然听不到，还是用自己的方式积极回应着她，他们的举止多少就会显得有些怪异。

比如电影要表现鲁比和家人格格不入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将家人的行为表现得特别不得体，比如不顾场合地谈论性或者是吸食大麻，让“正常人”鲁比与她的“残疾人”家人产生隔阂，以求最后和解时候的感动。但正如电影展现的那样，作为能够自力更生，拥有自己产业的鲁比一家，他们受过教育，完全可以通过手机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在女孩面前为何却如此的“粗鲁”？电影用这样的方式营造所谓的戏剧性，看似关注了少数群体，传递出平等与尊重的价值，其实还是将残疾人视为某种“少数”，并将他们的生活以一种“猎奇”的方式展现给观众。

《驾驶我的车》并非导演滨口龙介最好的作品，却是他最受北美观众认可的电影。滨口没有纠结在日本人独有的情感表达和历史遗产的问题上，而是选择了改写北美艺术片观众可能会熟悉的村上春树与契诃夫的文本，有效地共享了一种全球化意义上的情感。

说到底，奥斯卡奖背后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Awards）的绝大多数成员，依然是所谓的“老白男”，他们在这个价值观变动的时代固然会做出这种妥协，却不会真正地革新好莱坞的运行逻辑。正如2019年，奥斯卡奖就将“最佳外语片奖”（Foreign Language Film）改为了“最佳国际影片”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彰显对“多元化”的提倡。但事实上，在这个奖项的选择上，好莱坞一直都更倾向于更符合北美观众品味的电影。就以今年获得这一奖项的《驾驶我的车》（Drive My Car，台译《在车上》）来说，这部电影并非导演滨口龙介最好的作品，却是他最受北美观众认可的电影。或许因为在这部电影里，滨口没有纠结在日本人独有的情感表达和历史遗产的问题上，而是选择了改写北美艺术片观众可能会熟悉的村上春树与契诃夫的文本，有效地共享了一种全球化意义上的情感，因此在一众外语片中脱颖而出。

其实，我们都知道，好莱坞的长处从来不在于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揭示，而是用各种技术手段为观众造梦，让人获得满足感。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好莱坞的电影为全世界带去了丰富的娱乐性，也带去了一元的价值观。奥斯卡奖作为上世纪美国价值观的产物，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自然显得格格不入，但对于很多像笔者这样的中国影迷来说，我们依然关注奥斯卡奖，不仅因为它至今代表着美国最高的电影工业创作水平，更因为它的种种热闹可以让这个因为疫情和战争隔绝的时代让人有一种联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