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健民︰在台不知歸期，從迷茫到接納，63歲的第二人生

台北，雨一直下，中斷了陳健民過去數年養成的跑步習慣，「跑步很重要。還未來台灣之前，跑步的感覺也不同。」

離開香港後，他經歷了一段迷惘的日子。耳順之年無奈離家，一生志業戛然而止，需要治癒，「跑步其實好似襌修。要觀察全身肌肉、注意呼吸、掃描自己的身體。」他因發起2014年雨傘運動，被判囚16個月。繫獄時每日清晨5時許起來打坐，但效果都不太理想，「雜念太多，打坐時腦袋仍會想事情。」跑步成了他摒除雜念的法門。

2020年3月14日，陳健民從壁屋監獄獲釋，呼吸到繫獄11個月（行為良好獲扣減三分之一刑期）以來的第一口自由空氣，「回家第一個反應，是這世界有好多顏色。連白飯都覺得好好食。」他的家有很多掛畫，又添置了鮮花。對比牆內的鐵枝、囚衣、劣食，枯竭已久的感官忽然復活過來。國安法在同年7月1日正式實施，「由小監獄進入大監獄。對人生自由的威脅，我覺得強過監獄裏面，特別是在『47人案』之後。」

2021年初，警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了有份參與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的47人。作為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曾經長年在中國推動民間社會發展，陳健民留下了太多指紋，「我記得有一個早上，聽見門外有聲音。幾日後我分別和一名傳媒朋友、一名立法會議員見面，說到那天都有相似經驗，以為輪到我了。」

警察通常在早上6時左右、趁目標人物睡眼惺忪時上門拘捕。懸在頭上的刀刃影影綽綽 ，陳健民終於在 2021年7月中離開香港，應邀到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好唏噓，當年逆流回來，最後要離開。」

跑步療法

村上春樹寫過一本書，叫做《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陳健民來台後兩個月，稍為安頓好，才重啟他的「健民書房」，在YouTube介紹這本書，尋找跑步的意義。影片中，他提到在政治大學外的景美溪外跑步和散步，也提到在河堤遇到的香港人。

他在Facebook分享這影片時，寫着︰「致憂傷的朋友......」

陳健民從來不是運動健將，而且膝關節經常發作。開始跑步，是佔領中環後的事，「佔中後，社運處於低潮。我開始參加毅行者，並賦予它政治上的意義，又叫佔中的核心義工一起去。」大家在逆境中鍛鍊意志，一起完成壯舉云云。到審訊前，他又開始練跑，入獄前還跑完一場半馬拉松賽。

他覺得，運動可鍛鍊意志，入獄也勤練跑，作為支撐自己的心法，還笑言要練成六塊腹肌，只是腹肌最後沒生成。他倒想出獄時可以去柏林跑馬拉松，「好似當日柏林圍牆倒塌，大家穿過布蘭登堡門去慶祝一樣。」

疫情後計劃被打亂，但他在台灣的鍛鍊變得更加純粹，「現在跑步，不用再賦予它什麼意義，不需要鼓勵誰，不用設目標。享受過程就好。」

逛街市成了他的新習慣，「以前在香港去街市，是出於責任感，去幫手拿東西，或者負責開車。也不會四處張望，看看有什麼新鮮好料。現在覺得這是一種樂趣。在學術、政治、社會方面不再想太多，原來都幾舒暢。」

說起食物食材，台灣沒很多地方賣鮮活魚，蒸魚用的靚陳皮也未找到，連醬油的味道都不同，他就會想念香港。陳太比他晚幾個月到埗，迪化街、南門市場，哪家店賣些甚麼，二人連價錢都記得清楚；朋友來訪作客，廚房由陳太打骰（拿權），陳健民負責切水果和泡茶，還有最重要的任務——洗碗。

晚餐過後，聊天聊到一半，聽到樓下遠處播着類似香港雪糕車的音樂，聲音越來越近，大家神經突然緊張起來——那是垃圾車發出的音樂，哪管你是教授還是學生，是中產還是基層，都得跑下樓迎接垃圾車，因為時間一過，垃圾只能留在翌日同一時間才能丟了。馬路兩旁這時站滿了居民，陳健民加入了他們。

這些台灣新生活，陳健民慢慢適應過來。只是對外，他一直保持低調，退到傳媒鏡頭之後；直到他重編《獄中書簡》並出版新書，才接受台灣媒體專訪。

「其實現在都有迷茫，但比較能正面去面對。方法是投入生活。」不想大事，但記憶的碎片偶然也會來襲，「人生中就算你已盡力、無心傷害別人，都可能有負面影響。但我不是要自責啦。」

佔中後期，他收到了一封寄去中大的信。一位爸爸來鴻：「我支持民主，但也很掛念我的兒子。幾十日以來，我逐個帳幕去找他。你不如結束佔中？」「他不明白，群眾不是佔中三子可以控制。」他以這封信自況，「我爸爸生前都而因為我的政治參與好憂慮。就算你沒有做錯，但總有人受傷。」

「正如《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所講，回看往事，每件都有其道理，也不用太遺憾了。」

男極圈

陳健民首次在台北過冬，又濕又冷的天氣令他想起壁屋的日子，「我好渣（不濟），會冷得發抖。」

香港的監獄都在海邊或山上，冬冷夏熱。囚犯只有3件冬裝：長袖T恤、抓毛衞衣和大而無當的外套各一。日間待在工場，窗戶全開，寒風颼飀，穿着外套又不便勞動。休息時大部份人都捲縮在一角抽煙，唯陳健民不斷兜圈，像隻倉鼠。飯菜難以下嚥，為免飢腸轆轆不能入睡，宵夜那塊結霜的白麵包和牛奶，成了救命草。由飯堂回去牢房，要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回音冰冷而空洞，「想起那些日子，就覺得難受，有種可憐的感覺。」唯有躲入被內，才稍覺溫暖。然而床板很薄，舖了毛毯，寒氣仍是由下而上， 「要把長袖T恤當褲穿、手袖當褲管。這幾天很冷，想起獄中的朋友。」

王爾德在《獄中書》寫到：「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我們都在陰溝裏，但有些人在仰望星空。囚友們在碌架床的星空可精彩了。《東方日報》（香港一份親北京的老牌報章）的「男極圈」（色情版名稱）成為幾十名男犯排遣雄性賀爾蒙的唯一途徑。

「他們會剪低精選，貼在床板下。我兩邊的床位都是這樣。」用飯粒做膠水不太穩固，有時半夜裸女會飄落在陳健民身上，「你條女過咗嚟呀（你的女伴過來了）。」「送俾你啦教授（送給你吧教授）。」寄往監獄的書信、書籍內容都會經過審查，但對報紙的色情版居然網開一面，「抽走那頁我怕會暴動。」諷刺的是，就在陳健民出獄前一個月，《東方日報》宣佈：「因應疫情嚴峻作出版面調動，副刊及男極圈暫時休刊。」萬惡的疫情，把黯淡的星空都熄滅了。

陳健民則在床板下貼了一張明信片，一列火車在花蓮的海岸線行走，來自一位他不認識的台灣朋友，「我在獄中已經有好強烈的感覺要離開香港。一方面覺得好疲倦，不只是對於獄中生活，而是做了多年公共事務，在香港爭取普選、返大陸搞公民社會，都夠了，心安理得。都坐牢了還想怎樣？需要休息一下。」

陳健民繫獄期間，香港正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抗爭運動。獄中的世界與外面有時差。當香港人每日都在街頭親歷、或在手機直播中看到烽火漫天的畫面，他每日賴以接收新聞資訊的媒界，只有《蘋果日報》，「我是獄中唯一一個看《蘋果》的。」其他報紙、電視台所描述的反修例運動，是「受外國勢力資助、反中亂港的暴動」。

監獄每晚7時就要熄電視，「有次晚了離開飯堂，看到《鏗鏘集》（香港電台新聞專題節目）的預告，見到警察打人的片段，我呆了。這不是我所認識的世界。」「我強烈覺得香港是個危城。當時大家都好興奮，這麼多人參與（抗爭）。但以我所了解的共產黨，下一着就會瘋狂打壓。」

他讀到霧峰林獻堂的故事。林氏在日治時期致力爭取民權、自治。後來國民黨來台，二二八事件令他對「中國政權」徹底失望，遂出走日本。蔣介石派人勸他返台，林獻堂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由拒絕，至死不歸。「這段故事好觸動我。我讀過這麼多中國歷史，尤其是共產黨歷史，我覺得它會瘋狂摧毁香港。稍為理性的，都不應該留低。」

花果飄零

陳健民所慮的，後來超額應驗。

媒體如《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相繼拉閘； 公民社會團體，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等老牌組織被迫解散，「見到你好緊密的伙伴、何俊仁（支聯會前主席）等全部都在獄中，便知這些事跟你好近，我也是很多公民組織的創辦人。」

「《大公報》、《文匯報》講明有三類人要處理：第一，反對派；第二，傳媒；第三類仍未處理：在大學荼毒學子、散播有毒思想的學者。」「最近開始點名，方志恆、陳祖為、羅永生， 都是熟絡的朋友。全面開打知識界。」他們都是活躍於時政評論的學者，已分別被其任職的大學中止合約，或自行辭職。

雖然早已有「危險速逃」的覺悟，但陳健民出獄後還是磨蹭了一年半才離港。「出來不久，國安法就通過，好多人陸續被捕。當時覺得留在香港，與他們同在，都好有意義咁。」

為佔中案「找數」，陳健民在2019年4月因「串謀公眾妨擾罪」、以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被判囚16個月。他把在獄中所寫的文章結集成《獄中書簡》，賣書籌款、辦簽名會，與2019年的被告預告獄中生涯，「太太跟我一起去，跟被告家屬分享應該用什麼方法，令坐監的人舒服一點。在精神上、物質上，支持他們。」

出獄後，陳健民去過監獄探監。他隔着玻璃與在囚者見面，獄中人常會下意識伸手觸摸面前那塊透明隔板，彷彿能碰到外面的世界和對方的溫度。陳健民第一次穿着囚衣去見陳太，把手放在玻璃上，那一次，陳太哭了。

「你受苦的經驗，好似是上天安排，為其他人做準備，幫他們好好面對這場考驗。」

然而親友每次見到他，差不多都是用吼的：「為何你仍在香港？你會被捕的！」他8月1日必須到政大報到，還要先在防疫旅館隔離兩週，「我是7月16號、最後一日離港。我的依依不捨是計算到最盡。」

來台後免於恐懼，陳健民卻陷入了失語的狀態，「來到安全的地方，反而好似失去了力量。」在YouTube和Patreon的網上教學「健民書房」停了良久，連執筆寫信都覺虛弱。看完反修例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當下的反應是「我想返香港！我要返香港！」美國有大學邀請他應徵教職，他推卻了。選擇來台灣也是為了不要離家太遠，「感覺好像沒有離開香港，視野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當然台灣亦是我很想觀察的地方。」

台灣觀眾看《時代革命》跟他一樣激動，「香港的事情，台灣人很能扣連到自身的處境。他們問，韓國瑜差點做了總統，台灣會否變成香港那樣？」「我好深印象是下課後，同學圍着我聊天。其中一位不停流淚。我問，你是台灣人，為何對香港2019年的事這樣受觸動？」「然後我覺得這個問題好愚蠢，為何覺得國界、地域會令人少了共感呢？」

陳健民抵台後仍在Facebook公開表示： 「希望1年後在香港再見！」如今恐怕不知歸期，他在端傳媒「2021漂流瓶」提到自己來台後的失落，文章輾轉傳到一名正在還押的《蘋果》朋友。對方近日來鴻：「你不需要這樣想，你想說的已經寫在這本書。我看了兩遍，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那封信我看得想哭。」他在獄中每逢周日假期都躲在飯堂寫稿，收信人是《蘋果日報》的主筆李平（真名楊清奇），翌週見報。如今《蘋果》既倒，變成李平繫獄；網頁和社交媒體一併消失，文章石沉網海。《獄中書簡》在香港已經無法再版，跟他一樣要遠渡重洋，台版名為《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

無論是入獄前後，陳健民都勸勉學生「不要被時代擊敗」。他自己被時代推着走，可有感到被擊倒？「我覺得自己盡力，牢都坐過了，其實有心安理得的感覺。」

訪問中，陳健民幾次提到「坐監令他心安理得」。「我讀曾國藩的傳記，有人勸他『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要在波平浪靜處安身。』這句話好觸動我 。我不覺得完全被政權打垮，我的人生都要有第二個階段。我好接納自己去一個較安靜的環境。」

讀書的習慣不改，近月他重新開始在「健民書房」的講學，「所講的題目、對象仍是以香港人為主。看書時仍是想這本書對香港人有什麼意義。」其中一集，他介紹台灣作家朱宥勳撰寫的《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書中寫下台灣作家、文學家在白色恐怖時期如何堅持走上自己的道路，並為其他作家開墾創作和發表的園地。

「大家（在香港）還在尋找一些空間，無論在網上、媒體的創作，去表達我們想見到一個更好的社會；對於我們面對打壓所產生的痛苦，我們都要表達出來。」他在片中道。這一集，叫做「在崩壞的時代走自己的路」。

精神上與香港保持聯繫，但在社會運動的參與，他就變得低調。「我應該不會搞國際線、組織香港人參與政治運動之類。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不是我要做的。」

「我好似已經完成了想做的事。公民抗命，做到盡都是這樣。我可以發揮的政治影響力已經差不多。」

和理非與勇武

2019年4月，「佔中九子」案審結。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申請保釋，等候上訴。陳健民卻選擇乖乖入獄，剛好錯過了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我想完完整整坐好個監（完成服刑）。可能是我過份想像吧，公民抗命坐牢的階段，就是令其他人反思，為何好端端的公民要坐牢。我按照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想法去參與這場運動。」

「受審，我自己上庭作證。其實任何律師都叫你別這樣做，只會提供更多證據令你入罪。但這場運動不是要通過這過程去解說嗎？」

牆內的世界很平靜，牆外可是天翻地覆。反修例運動令香港的民意前所未有的凝聚；戴耀廷再次發揮其「政治發明家」的本色，籌辦民主派初選，希望在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取得多數議席，此舉在國安眼中越過了「紅線」。涉及初選案的47人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中36人還押至今已逾一年，開審無期，他們面對的徒刑也是無了期。如果陳健民不在獄中，初選他肯定不會䄂手旁觀，「現在應該跟朋友關在裏面。」

可惜沒如果。正如2019年11月在中文大學發生的那場激烈衝突，陳健民也覺得，「以我這麼愛我自己的大學，我一定會衝入去。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我會否怒得與學生一起掟嘢（投擲）？」當日在中大被捕的5名大學生，被控暴動罪及違反禁蒙面法等罪成，判囚4年9個月至4年11個月。陳健民出獄翌日回到中大二號橋，校園原本可自由出入，如今二號橋已被高牆和帶利刃的鐵絲網圍困。

陳健民出生於石硤尾的貧民區。他就讀的中學，每年可升讀大學的畢業生不過一、二，做個藍領幫補家計是正經。1977年某日，一名正在讀大學的師兄回到母校派傳單，呼籲學弟關注「金禧事件」。當時金禧中學的老師舉報辦學團體貪污，並剋扣教師薪金。陳健民聽得一頭冒水。原來有這樣的事情？原來可以公開討伐校長？父母一向教他遠離政治，莫理閒事。但師兄是大學生，是精英，又怎會有錯？

他偷偷跑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集會。講者主張學校行政要提高透明度，聽來頭頭是道。陳健民當時不知道發言的就是司徒華（支聯會、教協創辦人），但他意識到自己對社會一無所知，暗下決心要考入大學，把事情弄個明白。

「那是人生好敏感的階段，不斷尋索人生方向，一滴水落去就有好大的漣渏。突然有種啟發，就醒過來。」如是者，他在1979年入讀中大社會系。入住宿舍才首次擁有自己的床舖，房間望到吐露港的海景。人生方向從此改變。陳健民視中大為家。

香港人用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覺醒卻是一格畫面、一張傳單就可以啟動。對大部份香港人而言，2019年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塗黑中共國徽的一幕，就是跨過和理非心關口的一刻，「如果當時我在立法會門口，我都沒有力量站在玻璃門前面，阻止他們。因為我在2014年試過了。你試過用和平方法爭取不了，我就沒有道德力量去阻止，那我便要接納。」

「人應該有憤怒，面對不公義，為何不憤怒？」

2014年佔領中環之前，陳健民和戴耀廷等人辦過多次商討日，又有「佔中預演」，抗命都經過排練。因為預計警方會以胡椒噴霧驅散，佔中九子之一、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當時建議配備安全眼罩，卻被陳健民一棍打沉︰「我們和平理性非暴力，你戴豬嘴，好像準備跟他衝突。」今日翻出舊帳，他笑道：「原來我真是這樣終極？不過有時受少少傷更好。」

「你知道為何馬丁路德金當年以Selma這城市作為運動的起點？因為當地的警察局長似盲牛，專門打人。他就選這裏，去到就是被揍，體現政權的暴力，令人知道南部政府原來這樣離譜。」「我當時的『終極』就是這個意思。又不是去打仗，你越裝備得犀利，對方就越打得犀利。好似馬丁路德金，情願挑個地方被打。」

陳健民是幾時進化到覺得勇武可以理解？「其實我從來都可以理解，是有沒有用的問題。哪種抗爭方式可以持續？在2014年，如果你違法，就算和平，支持率只得25%。佔中之前大部份人都未接受到違法的界線。走向暴力，剩下幾個巴仙。一場運動得幾個巴仙的人支持 ，聽說這是民主運動吧？怎樣搞？」「社會會進化。如果你走得太前是脫離群眾。」

「我不是終極和理非，不是甘地反對任何暴力那種信念。我比較似曼德拉，因時制宜 。」

民族主義與「四仔」主義

陳健民在台灣也有煩惱，例如政大所在的文山區樓價太貴令他卻步，「我賣掉香港的房子才會買得起。但為何來到台灣仍要花這麼多錢買樓？如果繼續留在台灣，我搬去淡水好了。」來台後，他會跟太太去市場買菜，在南門市場發現煲老火湯用的青蘿蔔，小確幸令他喜出望外。唯台灣的梅菜、蔗糖味道和香港的大不同，令餸菜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陳太要特地叫親友從香港寄過來，又看洪愛珠的《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惡補入貨之道。

他在台的生活，現在開始變得很忙。「我不想好像以前美國唐人街的阿伯那樣，畫一方土地、過自己的生活。我想投入台灣的生活。雖然我思考、閱讀的重心到這分鐘仍是香港。」不同的院校、公民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都找他交流、拜訪，「下個月去彰化、金門，便所有縣市都去過了。」去到每一處，台灣人都力銷自己的家鄉，「陳老師你來這邊買屋吧，這裏生活好。」 「在埔里，我們日常喝的就是礦泉水。」總之區區有睇頭。

放下民族主義原是他思想歷程的重要一環。關心社會的年輕人必然反建制，在陳健民唸大學的年代，建制就是港英政府。既然要與殖民地統治者區分，他自己又是誰？「因為好想投入台灣的生活，好想知道我現在生活於一個怎樣的社會，我讀《亞細亞的孤兒》，寫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身份的混亂。究竟我是台灣人、中國人、定係日本人？當時部份台灣人根本不會華語。」

對陳健民而言，基於語言、文化，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似乎理所當然——雖然當時主流香港人信奉的，是「四仔主義」：屋仔、車仔、老婆仔，然後生番個仔（育兒）。關心政治的，是稀有動物。鄧小平堅決要「收回」香港，英國人很快便投降，主權移交已成定局。大陸經歷過文革、六四，要香港「回歸」到這個政權，對當時如陳健民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唯一出路是「民主回歸」——以《基本法》作為藍圖，保證九七後香港可以享有民主。

1988年，距離九七主權移交不足10年，陳健民獲美國耶魯大學獎學金，攻讀政治社會學及中國研究，「在外國，經常有人問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我的標準答案是：I'm a global citizen. 不喜歡用民族主義去框死自己。」

「如果沒有更高的價值觀去引導，民族主義其實好恐怖。」「我1997年之前已經放下這種民族主義。好無聊。」

「所以出現『香港民族』這概念時，我自然是抗拒、警剔。民族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意義。有時靠民族主義去把人整合，形成命運共同體，去爭取民主自由； 有時用民族主義，去打壓民主自由。顯然中國現在操弄的民族主義，目的是消滅個體的獨立性、消滅自由思想的手段。其實是集體主義。」

陳健民1995年獲博士學位。有教授叫他留低，「會找到工作的，沒需要回去，共產黨又來了。」當時正值六四後的集體恐懼，香港有幾十萬中產移民避秦。但陳健民逆風而行，「 點解要來耶魯唸民主？就是為了回去。」就算發生六四事件，都沒有令他動搖，「更加堅定 ，更加有使命感，香港更加要爭取民主。自由也好、法治也好，沒有制度保證就不可信。而且中國都一定要民主，不然香港都沒有長遠保證。」

「我投回歸一票，我留在香港爭取民主。」他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一待25年，直到入獄前才提早退休。

人生不算白白走過

爭取民主有很多方法。例如參加選舉，投入議會政治，影響公共政策。戴耀廷在佔中後仍不斷「踱蹻」（想法子），發動群眾，試圖在現有的選舉制度中突圍，增加民主派的談判籌碼。陳健民搞的是民主基建。而且花在中國的時間，遠多於香港。「是氣魄又好、心態又好，要做更加大的事，就在中國。」

他自2000年起經常北上，為非政府組織做培訓、成立基金會、提供資源給他們出版刊物、向民眾解釋何謂公民社會。中國曾經視他為上賓，但2012年習近平上台，很快就有「七不講」之說。公民社會變成政權忌諱，講都不能講。2013年發表佔領中環宣言後，陳健民的北上之路也就完全斷絕。

如今連香港都容不下他了，「其實好唏噓，當年逆流回來，最後要離開香港。」現在的情況比六四更危險？「現在這個政權，鄧小平不敢做的他（習近平）都敢做。修改憲法、取消任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沒有皇帝的意思。任期就是表達『共和國』精神的最重要部份。」

「政權的方向，89年時仍在擺動。現在好清楚，就是走向極權。」多年來的努力付諸流水，「中國那些搖搖欲墜，香港爭取民主遙遙無期。好多大陸的伙伴被捕、半軟禁、已逃亡或者變得好低調。而香港大家都看得見，選舉全部都是在演，有時連演都不演了。」

在中國搞民主基建，中共視之為「顛覆政權」。「以往能夠做的，都是杯水車薪，可以做的範圍好細。徐州八孩母出現時，你在拯救另一些人。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希望擴散到一個critical mass（臨界質量），足夠成為tipping point（傾覆點），可以有較大的改變。」「幾千年來的專制、對人的權利不尊重，當時我也跟自己說，長路漫漫，你能夠舖一塊磚都OK吧。」

如今連唯一一塊磚都被撬走了，徒勞嗎？「嗯......有時大陸的朋友寫信來安慰我：陳老師，種子已經撒了，待天好就會發芽。」「以前走這條路的人，各有不同反應。有人感到後悔，覺得當時戇居（太傻），花太多時間參與社會，令婚姻破裂；有些變得激進化，中國是不可改良，和平轉型是沒可能，只能等待革命；第三種，是信念沒變，仍在等待時機。也不是完全沮喪的。」

「可能我是教育工作者，較為『阿Q』。人生能夠影響到一個人，都不算白白走過。」

香港累積多年的公民團體被逼解散，公民社會如何重生？「最重要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意志沒有死。在短期內重新搭建平台也是可能的，最重要是人心不死。」

「好像捷克，當年《777憲章》只得900幾人簽名。這群人就好似鄒幸彤（支聯會前副主席）、何桂藍（47人案被告）他們，誰做發言人就拉、就鎖。哈維爾坐了4、5年，通過這種犧牲令大家覺得，世界也不是太虛無。仍有人有意志去守住，組織就不會死。」

至於台灣，在《經濟學人》的「2021民主指數」中名列全球第8，儼如亞洲的民主模範生，很多台灣人卻不以為然，「這半年我聽過好多對民進黨的批評。不是純粹來自國民黨，而是來自社運界、NGO。他們覺得國民黨統治時，反而心虛，對待抗爭者會客氣一點。民進黨是從抗爭走出來的政黨，反而更高傲，不肯與他們對話，因為覺得自己有正當性。所以雖然台灣有投票選舉，但沒有真正的民主內涵。沒有強大的反對黨，沒有獨立媒體，公民社會又不足以成為第三力量去抗衡。有好多這種聲音。」

「新一代如果不能夠更具批判性的審視政治狀況，其實都幾得可怕。」

「他們都需要重新了解台灣。前人犧牲換來的民主，如果新一代不了解，就不會警剔，民主原是這樣脆弱，若你不好好去守住它。」

3月7日，陳健民63歲生日前兩天，他的「健民書房」發佈了新影片。今次的拍攝場地不再是書房，而是政大外的景美溪。

「（登上飛機離開香港）我在機上合上眼睛，感覺是出獄後，第一次真正放鬆自己。飛機快要降落到桃園機場，我在窗外遠望，藍天白雲下是連綿田野，連着海岸線是一座座發電的風車......台灣會否是我的真正棲身之所？我真的不知道。」他最後在片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