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健民︰在台不知归期，从迷茫到接纳，63岁的第二人生

台北，雨一直下，中断了陈健民过去数年养成的跑步习惯，“跑步很重要。还未来台湾之前，跑步的感觉也不同。”

离开香港后，他经历了一段迷惘的日子。耳顺之年无奈离家，一生志业戛然而止，需要治愈，“跑步其实好似襌修。要观察全身肌肉、注意呼吸、扫描自己的身体。”他因发起2014年雨伞运动，被判囚16个月。系狱时每日清晨5时许起来打坐，但效果都不太理想，“杂念太多，打坐时脑袋仍会想事情。”跑步成了他摒除杂念的法门。

2020年3月14日，陈健民从壁屋监狱获释，呼吸到系狱11个月（行为良好获扣减三分之一刑期）以来的第一口自由空气，“回家第一个反应，是这世界有好多颜色。连白饭都觉得好好食。”他的家有很多挂画，又添置了鲜花。对比墙内的铁枝、囚衣、劣食，枯竭已久的感官忽然复活过来。国安法在同年7月1日正式实施，“由小监狱进入大监狱。对人生自由的威胁，我觉得强过监狱里面，特别是在‘47人案’之后。”

2021年初，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了有份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47人。作为占领中环的发起人之一、曾经长年在中国推动民间社会发展，陈健民留下了太多指纹，“我记得有一个早上，听见门外有声音。几日后我分别和一名传媒朋友、一名立法会议员见面，说到那天都有相似经验，以为轮到我了。”

警察通常在早上6时左右、趁目标人物睡眼惺忪时上门拘捕。悬在头上的刀刃影影绰绰 ，陈健民终于在 2021年7月中离开香港，应邀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好唏嘘，当年逆流回来，最后要离开。”

跑步疗法

村上春树写过一本书，叫做《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陈健民来台后两个月，稍为安顿好，才重启他的“健民书房”，在YouTube介绍这本书，寻找跑步的意义。影片中，他提到在政治大学外的景美溪外跑步和散步，也提到在河堤遇到的香港人。

他在Facebook分享这影片时，写着︰“致忧伤的朋友……”

陈健民从来不是运动健将，而且膝关节经常发作。开始跑步，是占领中环后的事，“占中后，社运处于低潮。我开始参加毅行者，并赋予它政治上的意义，又叫占中的核心义工一起去。”大家在逆境中锻炼意志，一起完成壮举云云。到审讯前，他又开始练跑，入狱前还跑完一场半马拉松赛。

他觉得，运动可锻炼意志，入狱也勤练跑，作为支撑自己的心法，还笑言要练成六块腹肌，只是腹肌最后没生成。他倒想出狱时可以去柏林跑马拉松，“好似当日柏林围墙倒塌，大家穿过布兰登堡门去庆祝一样。”

疫情后计划被打乱，但他在台湾的锻炼变得更加纯粹，“现在跑步，不用再赋予它什么意义，不需要鼓励谁，不用设目标。享受过程就好。”

逛街市成了他的新习惯，“以前在香港去街市，是出于责任感，去帮手拿东西，或者负责开车。也不会四处张望，看看有什么新鲜好料。现在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在学术、政治、社会方面不再想太多，原来都几舒畅。”

说起食物食材，台湾没很多地方卖鲜活鱼，蒸鱼用的靓陈皮也未找到，连酱油的味道都不同，他就会想念香港。陈太比他晚几个月到埗，迪化街、南门市场，哪家店卖些甚么，二人连价钱都记得清楚；朋友来访作客，厨房由陈太打骰（拿权），陈健民负责切水果和泡茶，还有最重要的任务——洗碗。

晚餐过后，聊天聊到一半，听到楼下远处播着类似香港雪糕车的音乐，声音越来越近，大家神经突然紧张起来——那是垃圾车发出的音乐，哪管你是教授还是学生，是中产还是基层，都得跑下楼迎接垃圾车，因为时间一过，垃圾只能留在翌日同一时间才能丢了。马路两旁这时站满了居民，陈健民加入了他们。

这些台湾新生活，陈健民慢慢适应过来。只是对外，他一直保持低调，退到传媒镜头之后；直到他重编《狱中书简》并出版新书，才接受台湾媒体专访。

“其实现在都有迷茫，但比较能正面去面对。方法是投入生活。”不想大事，但记忆的碎片偶然也会来袭，“人生中就算你已尽力、无心伤害别人，都可能有负面影响。但我不是要自责啦。”

占中后期，他收到了一封寄去中大的信。一位爸爸来鸿：“我支持民主，但也很挂念我的儿子。几十日以来，我逐个帐幕去找他。你不如结束占中？”“他不明白，群众不是占中三子可以控制。”他以这封信自况，“我爸爸生前都而因为我的政治参与好忧虑。就算你没有做错，但总有人受伤。”

“正如《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所讲，回看往事，每件都有其道理，也不用太遗憾了。”

男极圈

陈健民首次在台北过冬，又湿又冷的天气令他想起壁屋的日子，“我好渣（不济），会冷得发抖。”

香港的监狱都在海边或山上，冬冷夏热。囚犯只有3件冬装：长袖T恤、抓毛卫衣和大而无当的外套各一。日间待在工场，窗户全开，寒风飕飗，穿着外套又不便劳动。休息时大部份人都卷缩在一角抽烟，唯陈健民不断兜圈，像只仓鼠。饭菜难以下咽，为免饥肠辘辘不能入睡，宵夜那块结霜的白面包和牛奶，成了救命草。由饭堂回去牢房，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回音冰冷而空洞，“想起那些日子，就觉得难受，有种可怜的感觉。”唯有躲入被内，才稍觉温暖。然而床板很薄，舖了毛毯，寒气仍是由下而上， “要把长袖T恤当裤穿、手袖当裤管。这几天很冷，想起狱中的朋友。”

王尔德在《狱中书》写到：“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我们都在阴沟里，但有些人在仰望星空。囚友们在碌架床的星空可精彩了。《东方日报》（香港一份亲北京的老牌报章）的“男极圈”（色情版名称）成为几十名男犯排遣雄性贺尔蒙的唯一途径。

“他们会剪低精选，贴在床板下。我两边的床位都是这样。”用饭粒做胶水不太稳固，有时半夜裸女会飘落在陈健民身上，“你条女过咗嚟呀（你的女伴过来了）。”“送俾你啦教授（送给你吧教授）。”寄往监狱的书信、书籍内容都会经过审查，但对报纸的色情版居然网开一面，“抽走那页我怕会暴动。”讽刺的是，就在陈健民出狱前一个月，《东方日报》宣布：“因应疫情严峻作出版面调动，副刊及男极圈暂时休刊。”万恶的疫情，把黯淡的星空都熄灭了。

陈健民则在床板下贴了一张明信片，一列火车在花莲的海岸线行走，来自一位他不认识的台湾朋友，“我在狱中已经有好强烈的感觉要离开香港。一方面觉得好疲倦，不只是对于狱中生活，而是做了多年公共事务，在香港争取普选、返大陆搞公民社会，都够了，心安理得。都坐牢了还想怎样？需要休息一下。”

陈健民系狱期间，香港正值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引发的抗争运动。狱中的世界与外面有时差。当香港人每日都在街头亲历、或在手机直播中看到烽火漫天的画面，他每日赖以接收新闻信息的媒界，只有《苹果日报》，“我是狱中唯一一个看《苹果》的。”其他报纸、电视台所描述的反修例运动，是“受外国势力资助、反中乱港的暴动”。

监狱每晚7时就要熄电视，“有次晚了离开饭堂，看到《铿锵集》（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的预告，见到警察打人的片段，我呆了。这不是我所认识的世界。”“我强烈觉得香港是个危城。当时大家都好兴奋，这么多人参与（抗争）。但以我所了解的共产党，下一着就会疯狂打压。”

他读到雾峰林献堂的故事。林氏在日治时期致力争取民权、自治。后来国民党来台，二二八事件令他对“中国政权”彻底失望，遂出走日本。蒋介石派人劝他返台，林献堂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为由拒绝，至死不归。“这段故事好触动我。我读过这么多中国历史，尤其是共产党历史，我觉得它会疯狂摧毁香港。稍为理性的，都不应该留低。”

花果飘零

陈健民所虑的，后来超额应验。

媒体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相继拉闸； 公民社会团体，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等老牌组织被迫解散，“见到你好紧密的伙伴、何俊仁（支联会前主席）等全部都在狱中，便知这些事跟你好近，我也是很多公民组织的创办人。”

“《大公报》、《文汇报》讲明有三类人要处理：第一，反对派；第二，传媒；第三类仍未处理：在大学荼毒学子、散播有毒思想的学者。”“最近开始点名，方志恒、陈祖为、罗永生， 都是熟络的朋友。全面开打知识界。”他们都是活跃于时政评论的学者，已分别被其任职的大学中止合约，或自行辞职。

虽然早已有“危险速逃”的觉悟，但陈健民出狱后还是磨蹭了一年半才离港。“出来不久，国安法就通过，好多人陆续被捕。当时觉得留在香港，与他们同在，都好有意义咁。”

为占中案“找数”，陈健民在2019年4月因“串谋公众妨扰罪”、以及“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被判囚16个月。他把在狱中所写的文章结集成《狱中书简》，卖书筹款、办签名会，与2019年的被告预告狱中生涯，“太太跟我一起去，跟被告家属分享应该用什么方法，令坐监的人舒服一点。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他们。”

出狱后，陈健民去过监狱探监。他隔着玻璃与在囚者见面，狱中人常会下意识伸手触摸面前那块透明隔板，仿佛能碰到外面的世界和对方的温度。陈健民第一次穿着囚衣去见陈太，把手放在玻璃上，那一次，陈太哭了。

“你受苦的经验，好似是上天安排，为其他人做准备，帮他们好好面对这场考验。”

然而亲友每次见到他，差不多都是用吼的：“为何你仍在香港？你会被捕的！”他8月1日必须到政大报到，还要先在防疫旅馆隔离两周，“我是7月16号、最后一日离港。我的依依不舍是计算到最尽。”

来台后免于恐惧，陈健民却陷入了失语的状态，“来到安全的地方，反而好似失去了力量。”在YouTube和Patreon的网上教学“健民书房”停了良久，连执笔写信都觉虚弱。看完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当下的反应是“我想返香港！我要返香港！”美国有大学邀请他应征教职，他推却了。选择来台湾也是为了不要离家太远，“感觉好像没有离开香港，视野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当然台湾亦是我很想观察的地方。”

台湾观众看《时代革命》跟他一样激动，“香港的事情，台湾人很能扣连到自身的处境。他们问，韩国瑜差点做了总统，台湾会否变成香港那样？”“我好深印象是下课后，同学围着我聊天。其中一位不停流泪。我问，你是台湾人，为何对香港2019年的事这样受触动？”“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愚蠢，为何觉得国界、地域会令人少了共感呢？”

陈健民抵台后仍在Facebook公开表示： “希望1年后在香港再见！”如今恐怕不知归期，他在端传媒“2021漂流瓶”提到自己来台后的失落，文章辗转传到一名正在还押的《苹果》朋友。对方近日来鸿：“你不需要这样想，你想说的已经写在这本书。我看了两遍，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那封信我看得想哭。”他在狱中每逢周日假期都躲在饭堂写稿，收信人是《苹果日报》的主笔李平（真名杨清奇），翌周见报。如今《苹果》既倒，变成李平系狱；网页和社交媒体一并消失，文章石沉网海。《狱中书简》在香港已经无法再版，跟他一样要远渡重洋，台版名为《受苦与反抗：陈健民．狱中书简》。

无论是入狱前后，陈健民都劝勉学生“不要被时代击败”。他自己被时代推着走，可有感到被击倒？“我觉得自己尽力，牢都坐过了，其实有心安理得的感觉。”

访问中，陈健民几次提到“坐监令他心安理得”。“我读曾国藩的传记，有人劝他‘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要在波平浪静处安身。’这句话好触动我 。我不觉得完全被政权打垮，我的人生都要有第二个阶段。我好接纳自己去一个较安静的环境。”

读书的习惯不改，近月他重新开始在“健民书房”的讲学，“所讲的题目、对象仍是以香港人为主。看书时仍是想这本书对香港人有什么意义。”其中一集，他介绍台湾作家朱宥勋撰写的《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戒严台湾小说家群像》，书中写下台湾作家、文学家在白色恐怖时期如何坚持走上自己的道路，并为其他作家开垦创作和发表的园地。

“大家（在香港）还在寻找一些空间，无论在网上、媒体的创作，去表达我们想见到一个更好的社会；对于我们面对打压所产生的痛苦，我们都要表达出来。”他在片中道。这一集，叫做“在崩坏的时代走自己的路”。

精神上与香港保持联系，但在社会运动的参与，他就变得低调。“我应该不会搞国际线、组织香港人参与政治运动之类。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我要做的。”

“我好似已经完成了想做的事。公民抗命，做到尽都是这样。我可以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差不多。”

和理非与勇武

2019年4月，“占中九子”案审结。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申请保释，等候上诉。陈健民却选择乖乖入狱，刚好错过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我想完完整整坐好个监（完成服刑）。可能是我过份想像吧，公民抗命坐牢的阶段，就是令其他人反思，为何好端端的公民要坐牢。我按照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想法去参与这场运动。”

“受审，我自己上庭作证。其实任何律师都叫你别这样做，只会提供更多证据令你入罪。但这场运动不是要通过这过程去解说吗？”

墙内的世界很平静，墙外可是天翻地覆。反修例运动令香港的民意前所未有的凝聚；戴耀廷再次发挥其“政治发明家”的本色，筹办民主派初选，希望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取得多数议席，此举在国安眼中越过了“红线”。涉及初选案的47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当中36人还押至今已逾一年，开审无期，他们面对的徒刑也是无了期。如果陈健民不在狱中，初选他肯定不会䄂手旁观，“现在应该跟朋友关在里面。”

可惜没如果。正如2019年11月在中文大学发生的那场激烈冲突，陈健民也觉得，“以我这么爱我自己的大学，我一定会冲入去。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我会否怒得与学生一起掟嘢（投掷）？”当日在中大被捕的5名大学生，被控暴动罪及违反禁蒙面法等罪成，判囚4年9个月至4年11个月。陈健民出狱翌日回到中大二号桥，校园原本可自由出入，如今二号桥已被高墙和带利刃的铁丝网围困。

陈健民出生于石硖尾的贫民区。他就读的中学，每年可升读大学的毕业生不过一、二，做个蓝领帮补家计是正经。1977年某日，一名正在读大学的师兄回到母校派传单，呼吁学弟关注“金禧事件”。当时金禧中学的老师举报办学团体贪污，并克扣教师薪金。陈健民听得一头冒水。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原来可以公开讨伐校长？父母一向教他远离政治，莫理闲事。但师兄是大学生，是精英，又怎会有错？

他偷偷跑到维多利亚公园参加集会。讲者主张学校行政要提高透明度，听来头头是道。陈健民当时不知道发言的就是司徒华（支联会、教协创办人），但他意识到自己对社会一无所知，暗下决心要考入大学，把事情弄个明白。

“那是人生好敏感的阶段，不断寻索人生方向，一滴水落去就有好大的涟渏。突然有种启发，就醒过来。”如是者，他在1979年入读中大社会系。入住宿舍才首次拥有自己的床舖，房间望到吐露港的海景。人生方向从此改变。陈健民视中大为家。

香港人用一个夏天推进了一个时代。觉醒却是一格画面、一张传单就可以启动。对大部份香港人而言，2019年7月1日示威者闯入立法会、涂黑中共国徽的一幕，就是跨过和理非心关口的一刻，“如果当时我在立法会门口，我都没有力量站在玻璃门前面，阻止他们。因为我在2014年试过了。你试过用和平方法争取不了，我就没有道德力量去阻止，那我便要接纳。”

“人应该有愤怒，面对不公义，为何不愤怒？”

2014年占领中环之前，陈健民和戴耀廷等人办过多次商讨日，又有“占中预演”，抗命都经过排练。因为预计警方会以胡椒喷雾驱散，占中九子之一、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当时建议配备安全眼罩，却被陈健民一棍打沉︰“我们和平理性非暴力，你戴猪嘴，好像准备跟他冲突。”今日翻出旧帐，他笑道：“原来我真是这样终极？不过有时受少少伤更好。”

“你知道为何马丁路德金当年以Selma这城市作为运动的起点？因为当地的警察局长似盲牛，专门打人。他就选这里，去到就是被揍，体现政权的暴力，令人知道南部政府原来这样离谱。”“我当时的‘终极’就是这个意思。又不是去打仗，你越装备得犀利，对方就越打得犀利。好似马丁路德金，情愿挑个地方被打。”

陈健民是几时进化到觉得勇武可以理解？“其实我从来都可以理解，是有没有用的问题。哪种抗争方式可以持续？在2014年，如果你违法，就算和平，支持率只得25%。占中之前大部份人都未接受到违法的界线。走向暴力，剩下几个巴仙。一场运动得几个巴仙的人支持 ，听说这是民主运动吧？怎样搞？”“社会会进化。如果你走得太前是脱离群众。”

“我不是终极和理非，不是甘地反对任何暴力那种信念。我比较似曼德拉，因时制宜 。”

民族主义与“四仔”主义

陈健民在台湾也有烦恼，例如政大所在的文山区楼价太贵令他却步，“我卖掉香港的房子才会买得起。但为何来到台湾仍要花这么多钱买楼？如果继续留在台湾，我搬去淡水好了。”来台后，他会跟太太去市场买菜，在南门市场发现煲老火汤用的青萝卜，小确幸令他喜出望外。唯台湾的梅菜、蔗糖味道和香港的大不同，令𩠌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陈太要特地叫亲友从香港寄过来，又看洪爱珠的《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恶补入货之道。

他在台的生活，现在开始变得很忙。“我不想好像以前美国唐人街的阿伯那样，画一方土地、过自己的生活。我想投入台湾的生活。虽然我思考、阅读的重心到这分钟仍是香港。”不同的院校、公民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都找他交流、拜访，“下个月去彰化、金门，便所有县市都去过了。”去到每一处，台湾人都力销自己的家乡，“陈老师你来这边买屋吧，这里生活好。” “在埔里，我们日常喝的就是矿泉水。”总之区区有睇头。

放下民族主义原是他思想历程的重要一环。关心社会的年轻人必然反建制，在陈健民念大学的年代，建制就是港英政府。既然要与殖民地统治者区分，他自己又是谁？“因为好想投入台湾的生活，好想知道我现在生活于一个怎样的社会，我读《亚细亚的孤儿》，写日治时期的台湾人身份的混乱。究竟我是台湾人、中国人、定系日本人？当时部份台湾人根本不会华语。”

对陈健民而言，基于语言、文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似乎理所当然——虽然当时主流香港人信奉的，是“四仔主义”：屋仔、车仔、老婆仔，然后生番个仔（育儿）。关心政治的，是稀有动物。邓小平坚决要“收回”香港，英国人很快便投降，主权移交已成定局。大陆经历过文革、六四，要香港“回归”到这个政权，对当时如陈健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唯一出路是“民主回归”——以《基本法》作为蓝图，保证九七后香港可以享有民主。

1988年，距离九七主权移交不足10年，陈健民获美国耶鲁大学奖学金，攻读政治社会学及中国研究，“在外国，经常有人问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我的标准答案是：I’m a global citizen. 不喜欢用民族主义去框死自己。”

“如果没有更高的价值观去引导，民族主义其实好恐怖。”“我1997年之前已经放下这种民族主义。好无聊。”

“所以出现‘香港民族’这概念时，我自然是抗拒、警剔。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意义。有时靠民族主义去把人整合，形成命运共同体，去争取民主自由； 有时用民族主义，去打压民主自由。显然中国现在操弄的民族主义，目的是消灭个体的独立性、消灭自由思想的手段。其实是集体主义。”

陈健民1995年获博士学位。有教授叫他留低，“会找到工作的，没需要回去，共产党又来了。”当时正值六四后的集体恐惧，香港有几十万中产移民避秦。但陈健民逆风而行，“ 点解要来耶鲁念民主？就是为了回去。”就算发生六四事件，都没有令他动摇，“更加坚定 ，更加有使命感，香港更加要争取民主。自由也好、法治也好，没有制度保证就不可信。而且中国都一定要民主，不然香港都没有长远保证。”

“我投回归一票，我留在香港争取民主。”他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一待25年，直到入狱前才提早退休。

人生不算白白走过

争取民主有很多方法。例如参加选举，投入议会政治，影响公共政策。戴耀廷在占中后仍不断“踱𫏋”（想法子），发动群众，试图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中突围，增加民主派的谈判筹码。陈健民搞的是民主基建。而且花在中国的时间，远多于香港。“是气魄又好、心态又好，要做更加大的事，就在中国。”

他自2000年起经常北上，为非政府组织做培训、成立基金会、提供资源给他们出版刊物、向民众解释何谓公民社会。中国曾经视他为上宾，但2012年习近平上台，很快就有“七不讲”之说。公民社会变成政权忌讳，讲都不能讲。2013年发表占领中环宣言后，陈健民的北上之路也就完全断绝。

如今连香港都容不下他了，“其实好唏嘘，当年逆流回来，最后要离开香港。”现在的情况比六四更危险？“现在这个政权，邓小平不敢做的他（习近平）都敢做。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没有皇帝的意思。任期就是表达‘共和国’精神的最重要部份。”

“政权的方向，89年时仍在摆动。现在好清楚，就是走向极权。”多年来的努力付诸流水，“中国那些摇摇欲坠，香港争取民主遥遥无期。好多大陆的伙伴被捕、半软禁、已逃亡或者变得好低调。而香港大家都看得见，选举全部都是在演，有时连演都不演了。”

在中国搞民主基建，中共视之为“颠覆政权”。“以往能够做的，都是杯水车薪，可以做的范围好细。徐州八孩母出现时，你在拯救另一些人。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希望扩散到一个critical mass（临界质量），足够成为tipping point（倾覆点），可以有较大的改变。”“几千年来的专制、对人的权利不尊重，当时我也跟自己说，长路漫漫，你能够舖一块砖都OK吧。”

如今连唯一一块砖都被撬走了，徒劳吗？“嗯……有时大陆的朋友写信来安慰我：陈老师，种子已经撒了，待天好就会发芽。”“以前走这条路的人，各有不同反应。有人感到后悔，觉得当时戆居（太傻），花太多时间参与社会，令婚姻破裂；有些变得激进化，中国是不可改良，和平转型是没可能，只能等待革命；第三种，是信念没变，仍在等待时机。也不是完全沮丧的。”

“可能我是教育工作者，较为‘阿Q’。人生能够影响到一个人，都不算白白走过。”

香港累积多年的公民团体被逼解散，公民社会如何重生？“最重要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意志没有死。在短期内重新搭建平台也是可能的，最重要是人心不死。”

“好像捷克，当年《777宪章》只得900几人签名。这群人就好似邹幸彤（支联会前副主席）、何桂蓝（47人案被告）他们，谁做发言人就拉、就锁。哈维尔坐了4、5年，通过这种牺牲令大家觉得，世界也不是太虚无。仍有人有意志去守住，组织就不会死。”

至于台湾，在《经济学人》的“2021民主指数”中名列全球第8，俨如亚洲的民主模范生，很多台湾人却不以为然，“这半年我听过好多对民进党的批评。不是纯粹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社运界、NGO。他们觉得国民党统治时，反而心虚，对待抗争者会客气一点。民进党是从抗争走出来的政党，反而更高傲，不肯与他们对话，因为觉得自己有正当性。所以虽然台湾有投票选举，但没有真正的民主内涵。没有强大的反对党，没有独立媒体，公民社会又不足以成为第三力量去抗衡。有好多这种声音。”

“新一代如果不能够更具批判性的审视政治状况，其实都几得可怕。”

“他们都需要重新了解台湾。前人牺牲换来的民主，如果新一代不了解，就不会警剔，民主原是这样脆弱，若你不好好去守住它。”

3月7日，陈健民63岁生日前两天，他的“健民书房”发布了新影片。今次的拍摄场地不再是书房，而是政大外的景美溪。

“（登上飞机离开香港）我在机上合上眼睛，感觉是出狱后，第一次真正放松自己。飞机快要降落到桃园机场，我在窗外远望，蓝天白云下是连绵田野，连着海岸线是一座座发电的风车……台湾会否是我的真正栖身之所？我真的不知道。”他最后在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