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來港青年：直到2019運動爆發，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香港人」

「花了七年最好的青春，當個逃兵在香港熬身份，熬到第六年，看到街頭打出了『习主席，我们欢迎您！』」

四五年前，我在社交媒體寫下這句話，和朋友開了個玩笑，那時沒想到，如今會有一語成讖的味道。

2019年香港運動爆發後，很多支持普世價值的內地生、港漂、新移民，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有家歸不得、恐懼被舉報、夾着尾巴做人的狀態。聽聞連登（香港網上討論區）出現一則帖子，大意是那些來港新移民真慘，好不容易跑出來，現在這裏又成了最初的模樣。

「慘」或許是一個面向，但置身共同體經歷過一場運動之後，我有很多層次的複雜感受。和土生香港人一樣，我經歷了情緒變化激烈的精神洗禮，當中有很多痛苦，但這段經歷、以及經歷過這段日子後全新的自己，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再也不是原來那個人⋯⋯

某一天我躺在床上，被恐懼困擾時，看到滿牆內容，內心突然升騰起一種恐怖：倘若家被人闖了，這些都是我的罪證！

「慘」也確實是有點慘。經歷了2019年6月的義憤填膺與自我賦權、熱情的行動，後來兩個月大量急轉直下的荒謬，我龜縮得比大部分人都早。自那年8月機場的付國豪事件起，內地宣傳開始加入輿論場，大量指控和抹黑挑動了激烈的民族情緒。

這時所謂「黃絲內地生」群體中開始有零星傳言，有誰回去探親被查了手機，有誰過關後音訊全無，有誰家中父母遭到警告，還有誰因公開表達了同情而被舊識在網上曝光，引來大量騷擾和有關部門關注。因與內地無法切割的羈絆，我們的恐懼來得更早一些，也有些不太一樣。據說當時甚至有個情感互助小組，裏面全是被舉報、被曝光的內地生，他們相互安慰，比對情況，尋找對策。

因爲身邊人的一些可怕經歷，我在2019年8月陷入了焦慮與恐慌。我關閉了在國內使用十餘年的社交帳號，所有青少年的圖片、文字、故事，一鍵刪除。我時常幻想有人闖入家中將我捉走，或突然看到自己大名被公開。在香港居住10年的小房，牆壁上貼滿我見識過的所有活動的海報或門票，佔領中環的貼紙就貼在音樂門票旁邊，台灣選戰的綠營宣傳品就在話劇海報旁，我從未多想，它們都是我多年的記憶。

某一天我躺在床上，被恐懼困擾時，看到滿牆內容，內心突然升騰起一種恐怖：倘若家被人闖了，這些都是我的罪證！我一邊崩潰啜泣，一邊把那些貼紙海報一張張撕掉，十年的回憶當場拎到戶外的垃圾桶去丟，一刻也不敢留在家。回到房間，坑坑窪窪的牆皮包圍我，撕開的牆身留下一個個傷口，感覺就像自己蛻了一層皮一樣。我坐在床上絕望地大哭起來，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原來那個人。

是，現在看來有點反應過度，但我相信對有共同經歷的人來說，不需要特別解釋。

香港曾經保護過我

只有經歷了那段恐怖時光，我才發現，這些年香港的環境保護了我張揚的、舒展的、甚至有點咄咄逼人的個人特質，讓我能一直堅持心中的價值秩序。

這種焦慮後來困擾我一段時間。那種對性格的打擊是很全面的，不僅在政治議題，我感到自己日常都變得畏畏縮縮，膽小怕事，甚至厭惡自己。那段時間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內心一部分永遠丟失了，不再是一個舒展的人。也是那段體驗讓我意識到，過去這麼多年，香港是如何在我不知不覺間，保護了我的人格：

只有經歷了那段恐怖時光，我才發現，我的張牙舞爪、眼裏容不得沙子、對於規則和正義的相信，乃至我能就身份問題和土生香港人大吵三百個回合，都是因爲這些年香港的環境，保護了我張揚的、舒展的、甚至有點咄咄逼人的個人特質，讓我能一直堅持心中的價值秩序。

但總歸是開始重新看心理諮詢師了。當然，除了恐懼，後來延綿不絕的事件也令我體驗了持續的憤怒和悲傷。在這之前，世間最能牽動我情緒、讓我感到真切疼痛的，無非是原生家庭、親密關係，自己一畝三分地那些事。而2019到2020年，我人生第一次體驗到，原來宏大社會事件真的能讓人悲憤到這種程度。

是在後來2021年某個夏天，我已搬到某個偏遠郊區，與身在美國、久未聯繫的內地友人電話敘舊，那時我自覺已內心靜止，只對他說，現在才意識到，以前所有煩惱、情緒，當然也很真切，但都是「第一世界煩惱」。

朋友過得也不順，說起在海外離婚，因疫情也保不住工作，搬了更小的房子，也比較孤獨，我們聊了一會兒，他問我近日如何，我淡淡地說起，這一兩年自己畏縮了起來，寫作的東西不再敢用真名發表，事業計劃也自然要胎死腹中，對自己的人生另作打算。但我也不想太強調創傷，因為和很多蒙難者相比我可能沒有失去什麼，除了隱約一種無法再見家人的可能。

關係好的友人，有的身陷囹圄，有的連夜流亡，有的被毆打過，有的前途未卜。我有很多生命細節被改變：比如以前閱讀時，喜歡在自己買的書上劃喜歡的句子、寫註解和感悟，是我擁有一本書的儀式，也幫助消化；如今提筆時不太敢了，學來探監的新知識，被塗畫過的書籍不能送入監獄，萬一哪天輪到了我，我又想讀這本書怎麼辦？你看我又反應過度地在爲小概率未來作打算，明明是我自己的書，好像我已經失去支配權了，很無力。

日常很多東西讓人感覺不公與屈辱，讓你一次又一次折損，讓你卑微如螻蟻，我依然是個逃避者，躲到鳥語花香中偏安一隅，手裏緊攥著自己最後的情緒健康。我沒有太大情緒波動，他卻聽了很久，最後告訴我，自己都要聽哭了。「我的煩惱確實是『第一世界煩惱』」，他說。我回答，人的苦難不可這樣對比，他的經歷一樣重要。

關於「香港人」，曾經的答案

而直到2019年運動爆發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香港人。

聊苦痛，每個人都能聊三天三夜；但真正的問題可能是，爲什麼我不會交出這些苦痛。

伴隨着苦痛來襲的，有大量複雜、有層次的感悟，及身份認同上的更新。

事實上，身份認同可能是我以前在港多年的最重要的議題。第一年來讀書，一群內地同學到台灣旅遊，當地人問，你們從哪裡過來？我沒多想，很直觀地用出發地作答：香港。後來，內地同學圍住我，認爲我的回答讓他們不舒服，在撒謊，「假裝自己是香港人」。

那是我不曾體會過的錯愕。從此這個問題在很多微妙的地方困擾我。日本旅遊認識新朋友，對方只說日語，google翻譯打出問我來自哪裏，我連比帶劃解釋半天，生在中國大陸，但現在在港生活，云云⋯⋯結果新朋友有位熟人路過，大概也是問了句我從哪來，新朋友兩個音節把我剛一整段解釋都打發了，他對那人說，hong kong.

這個問題爲什麼重要，有移居經驗的人大概明白。作爲一個有自尊的人，你想展示真實的自己，不去沾什麼地方的光，想無前提地得到他人平等對待和尊重，想以真實的自己在這裏有歸屬感。而偏偏這裡有那麼多身份爭議，「大陸人」三個字有那麼多標籤，足夠讓他人將你扁平化看待，拒絕將你當作活生生的人。這個問題影響我生活的愉悅度，與人日常交往的體驗，對自身的定位，甚至和他人起衝突的頻率。

你是「大陸人」或「內地生」意味着什麼？你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嗎？在這裏生活，在什麼情況下會成爲「香港人」？一個人是不是「香港人」，他人有資格審判嗎？

我曾對外表述過很多漂亮答案。例如「本蝗現在要傷害一下香港人民的感情。」例如「自我定位是世界公民的人，爲什麼需要讓自己屬於哪裏呢？」例如「我是世界的異鄉人」（套用一名前輩的話）。例如「任何在這裏生活的人，只要認爲自己是香港人，他就是香港人，不需要被任何土生土長的人審核資格。」例如引用網友寫過的「為什麼我不滾出這個城市？因為像我這樣的重要人才，會為你港做出巨大貢獻。」這些答案都不虛假，但它們更多是對他人的防守。而在我內心，只能算與這個問題擱置爭議，一身各表。

我曾覺得，我永遠不會認爲自己是香港人。這種保持距離的傲氣讓我安身立命，獲得尊重，他人不敢看低。獨自在外闖蕩，這點很重要。我在社交平台與本土派互相關注並筆戰，大聲批評香港文化中看不慣的點，「你港」「你港」叫到本地人都開始被傳染，不吝強調自己對社會運動的支持是因爲價值觀，不是因爲什麼「愛香港」。我從沒覺得自己會擁抱「香港人」身份，哪怕拿到永久居民、再鄭重地登記選民那一刻，我以爲自己會這樣以一種自由的遊走狀態，與這個命題共存下去。

而直到2019年運動爆發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香港人。逃犯條例相關報道出現時，我強烈地感覺到一股怒意：這是我的地方，不要來動我的地方。我想要表達，想要抗爭，想要出一份力量。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無論我怎麼切割，無論我承不承認，身體很誠實，我已經是個香港人了。

心靈替我做了決定

共同的經歷、痛苦將我與一個巨大的共同體綁定，當我接受這個身份時，同時也要學習與這身份背後的標籤共處了。

那種感受讓我意外：一直的想像中，身份問題的結局，大概是經歷了層層思辨，一些命題得到處理，我與香港迎來了理性的大和解；但我從沒想像過，對香港的身份認同來得如此情感驅動，甚至有一絲不以我自由意志爲轉移，心靈替我做了決定。心靈沒有在管我是不是理智上準備好成爲香港人，沒有在管我自己「世界公民」這種超然定位，沒有在管我熱衷的「自由主義港漂傷痕文學」。

這種身不由己有點像墮入愛河：不管我樂不樂意，不管我操持什麼語言，也不管外人怎麼評價，總之我無法否認自己已經是一個香港人了。無論我如何揶揄過香港人、在網上筆戰，我已經是共同體的一部分了。個中得失也有點像墮入愛河的代價：在身份問題上，曾經我多了一種遊走的選擇，也像是多一份思考的自由、不被定義的可能；而如今，共同的經歷、痛苦將我與一個巨大的共同體綁定，當我接受這個身份時，同時也要學習與這身份背後的標籤共處了。

很奇妙，這種感受原來如此。

那年6月初有一份新移民發起、參與的聯署，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有土生土長香港人留言說，謝謝你；我回覆對方，也謝謝你。那一刻我了解自己依然持有那份傲氣：大家都是這裏的主人，做的都是應盡之事，不用誰感謝誰，如果真要感謝，就謝謝彼此吧。

而隨着後來的事情，我在這個族群中擁有了很多共同經驗、連結，「我是香港人」的感覺也越來越常出現，每一次都讓我驚奇。與一些同齡內地來的朋友聊起，他們也有類似體驗。

種背景下的族群問題，無法直接等同於自由世界或同一體系下的種族歧視與仇恨，背後理念更無法簡單等同於民族主義。當然，這種格局下每個個體都有很多委屈。

當然，族群問題哪怕在運動中算被擱置，也顯然沒有憑空消失。對這個問題，在與「身份撕裂」等「港漂傷痕文學」常年共生後，我近年有些新思考：在激烈對抗的年代，是無法脫離權力關係，去談身分政治與族群問題的，特別有一方是力量對比明顯、威脅巨大的極權巨獸時。而這種背景下的族群問題，無法直接等同於自由世界或同一體系下的種族歧視與仇恨，背後理念更無法簡單等同於民族主義。當然，這種格局下每個個體都有很多委屈。只要認為自己不是作惡者的，都可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而事實上，確實所有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問題是誰是加害者。

從獨裁政權走出來、又對進步價值有嚮往的青年，常對一個「進步」的政體有玫瑰色幻想：這種地方的公民有責任在所有議題上，保持一種進步的共識，或曰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進步的自己奔赴至此，進步的世界必然展開懷抱迎接你。這是很大的期待，一旦發現並非如此，還要成爲矛盾的磨心，當然陷入巨大的失望和被騙感中。但自由世界並不保證有世界大同。自由世界所擁有的，只是能向這個方向討論和爭取的自由空間。

這當然無法爲很多身份政治的爭議辯駁什麼，也不能安慰仍在身份問題中掙扎的人。只是於我私人，真切的生命感受是，至少在這個階段，新移民、具體到支持民主的內地生/港漂的身分掙扎，在我的情感中就算存在，也已不再優先。經歷這幾年，我所有情感、關注點，都傾注在另一議題上，在我至今還在受苦難的朋友上，在我深愛的地方上。我的愛就是只有那麼多，恨也有那麼多了。

國安法後，我意識到⋯⋯

要是沒有這個鬧哄哄的、也許有很多毛病的香港，在那些年以日常的秩序、日常的社會公平正義、言論自由給我的守護，我絕不可能成長成這樣一個直立的人，還保留了這樣一點青春的脾氣。

伴隨身份認同出現的，是和身邊人強烈的情感連結。基於共同的價值與經驗，我與老朋友重新認識，與新朋友一見如故，與泛泛之交因此相認，總之，在同溫社交圈中，我與每個人都多了一層羈絆。這種羈絆深入日常，構成我生活各方各面，我國內的過去被恐懼強行割裂，但至少如今生活中，無需做政治深櫃。我的朋友、同路人的社群，搶救回我一些當時幾乎消失殆盡的安全感。有趣的是，2020年認識好幾個朋友，都笑說早年曾在網上見到我嘲諷香港的出格言論，罵過「這個瘋子」。我笑回，誰罵我都不在乎，那是因爲我見解獨到，流傳甚廣。朋友也接受我的鋒芒。這是我在羈絆中的新體驗，產生歸屬感可以不用折損自尊和人格，不代表向我反對過的排外主義低頭，香港人本來就各式各樣，我成爲香港人的一刻，輪不到任何人來指手畫腳。

我強烈感受到的另一點，是香港對我的保護和引導。如今回望過去，我以前和土生土長香港人相處時，常強調自己的政治啓蒙並不是在香港完成，我對進步價值的相信，早在以前就形成。這是對抗傲慢的一種防禦姿態，當中有很多微妙的身份認同問題，比如對刻版印象的厭惡：我討厭一些香港人在認識一個較爲信仰自由的新移民時，很習慣地認為是香港啟蒙、開化了對方的那種恩主心態，彷彿香港教育了你，你來香港之前就是個野人。當然，事實上，一個獨立的人，無論在哪片土壤、基於什麼引子，而開始反思一些官方敘事、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這當中起最重要作用的，都是這個人自己的思辨能力和正義感，沒有任何人能搶走這一份功勞。

而大概在2020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儘管我的上述觀點沒什麼改變，也還是討厭那一類人，但我明白了，要是沒有這個鬧哄哄的、也許有很多毛病的香港，在那些年以日常的秩序、日常的社會公平正義、言論自由給我的守護，我絕不可能一直自由自在地懟天懟地懟空氣，左手罵威權主義右手罵族群歧視，成長成這樣一個直立的人，還保存了點青春的脾氣。鐵拳砸來一年我已過得如此難受，如過去多年沒有香港日常支撐起來的空間，我大概早就變成了一個憋屈、孤獨、扭曲、醜陋的鵪鶉。這裡是為我精神自由護航的家。

而哪怕我自認獨立思考的能力多強，事實上總有狼奶沒完全反芻，總有些慣性思維沒有自我糾錯。我近來常想起兩件小事：一件是我剛在香港的校園上理論課時，來自英國的教授讓我列舉一些新聞社。這有何難，我隨口接連報起來，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中新社⋯⋯老師打斷我，不，新華社和中新社不是新聞社（news agency）。它們是叫這個名字，但它們是政府宣傳機構。我愣在那，目瞪口呆。後來我查了新聞社的定義，研究了兩社職能，弄明白老師的意思。我當時自認政治覺醒的青年，萬萬沒想到這些潛移默化的概念，依然在潛意識某處，在不假思索的區域，影響著我的觀念。

另一次在我來港第一年，和來了數年的內地生朋友聊時事，說起某個「邪教」如何如何，他打斷我，什麼是邪教？邪教和宗教的區別是什麼？我也不假思索說出從老師那聽過的答案：崇拜神的是宗教，崇拜人的是邪教。他搖頭繼續問，爲什麼？爲什麼這就決定了它們是邪教還是宗教？我再次愣住。早年中國官方整頓特定宗教，「邪教」代指的就是某個宗教，是引人誤入歧途、家破人亡的，這個概念到此爲止。那次對話後，我思考和查閱了關於宗教、邪教等相關概念的定義。我一直感謝這些人和經歷，他們拓寬了我的思路，讓我沒在「覺醒青年」的滿足中沾沾自喜。

這種細節有很多，小至日常基本公德，大至顛覆被灌輸的理念，哪怕來港前就有普世價值的基本觀念，這些年我在香港生活中確實也有很多狼奶反芻、觀念發展，而過去幾年我專注於自己和香港在身份問題上的拉鋸與對抗，從未留意過香港如何幫我成長。在國安法之後，我系統回望自己在港這些年，才發現得到的遠比意識到的多。

最後：新生物種的迷茫？

「這個世界沒有如果，來香港是我做過最好的決定。」

若談香港運動對我作爲一個內地生/港漂/新移民有什麼影響，內容可能很多，但以上三部分感受最為深刻。刻骨銘心的共同經歷像一艘不回頭的宇宙飛船，把我們送往不一樣的世界，我們從此成了新生的外星物種，而這種改變不可逆。

行文到這裡，按理該展望一下未來了？但我也和很多人一樣，還生活在停滯與修整中，在對蔓延甚長的傷痛的處理中，自己的生命方向，抑或這個社會的宏觀定位，我一樣茫然失落。可能這也是後遺症的一部分。誕生於2019的怯懦至今伴隨我，別說什麼繼續衝塔，別說什麼深耕細作，我連去留都無法隨便承諾。走過小半生，我突然不知道我還能怎樣發展個人，為世界創造什麼價值。

但也許新生物種總有些迷茫的。

而我唯一清楚的是，哪怕有很多沈重的包裹要背負，我也不會刪除或者換掉這些經歷，這是所有人決定攜手縱身一躍跳下懸崖之後的結果。

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頒佈當天，我向共同背景的朋友們發起一個話題：如果知道有這一天，當年你還會選擇來這裡讀書嗎？

我收到了這樣的回答：
「每年都會畀人問幾次，答：冇後悔。」
「如果再早點來就好了（錯過了反高鐵、保衛天星碼頭、包圍禮賓府和反世貿）。」
「還是會，至少和這座城市一起經歷了這一切吧，才讓自己不是一個冷漠的旁觀者。」
「要不是來香港讀書我還滯留在疫區。」
「會。」
「當然啦。」
「不後悔。為香港感到驕傲。」
「這個世界沒有如果，來香港是我做過最好的決定。」

我已再不會為共同體驗之外、無法共情這種感受的旁觀者去解釋，爲什麼這些不是「跪舔香港」和「皈依者狂熱」，抑或強調我的朋友都是獨立思考的人，曾多麼客觀地批評香港，所以他們的愛自然、熱誠，不是卑躬屈膝。過去那些年，我向香港力爭內地背景群體的主體性，向內地解釋內地生對香港的認同不是屈尊渴求接納，我必須一直強調這個族群在拉扯中的獨立人格。

現在這些喧囂對我來說不重要了，我真正開始不在乎。

又過了一年，2021年的6月30日，我做了個心理測驗小遊戲，當中一題有兩扇門供我選擇，一扇讓我回到過去，重新開始一切；另一扇是繼續現在的人生。我點開了後者。當下的我，拖着一些傷痕，身處的狀態、擁有的智識、身體與情緒健康、乃至世俗定義的成就，沒有一項令人滿意；唯有我的價值觀、人格、情感歸屬和信仰，我不願改變一絲一毫。於是不敢亂換回憶，生怕蝴蝶扇動翅膀就不再是現在的自己。我已經知道這條路有多辛苦了。但是，「這個世界沒有如果，來香港是我做過最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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