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来港青年：直到2019运动爆发，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香港人”

“花了七年最好的青春，当个逃兵在香港熬身份，熬到第六年，看到街头打出了‘习主席，我们欢迎您！’”

四五年前，我在社交媒体写下这句话，和朋友开了个玩笑，那时没想到，如今会有一语成谶的味道。

2019年香港运动爆发后，很多支持普世价值的内地生、港漂、新移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家归不得、恐惧被举报、夹着尾巴做人的状态。听闻连登（香港网上讨论区）出现一则帖子，大意是那些来港新移民真惨，好不容易跑出来，现在这里又成了最初的模样。

“惨”或许是一个面向，但置身共同体经历过一场运动之后，我有很多层次的复杂感受。和土生香港人一样，我经历了情绪变化激烈的精神洗礼，当中有很多痛苦，但这段经历、以及经历过这段日子后全新的自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人⋯⋯

某一天我躺在床上，被恐惧困扰时，看到满墙内容，内心突然升腾起一种恐怖：倘若家被人闯了，这些都是我的罪证！

“惨”也确实是有点惨。经历了2019年6月的义愤填膺与自我赋权、热情的行动，后来两个月大量急转直下的荒谬，我龟缩得比大部分人都早。自那年8月机场的付国豪事件起，内地宣传开始加入舆论场，大量指控和抹黑挑动了激烈的民族情绪。

这时所谓“黄丝内地生”群体中开始有零星传言，有谁回去探亲被查了手机，有谁过关后音讯全无，有谁家中父母遭到警告，还有谁因公开表达了同情而被旧识在网上曝光，引来大量骚扰和有关部门关注。因与内地无法切割的羁绊，我们的恐惧来得更早一些，也有些不太一样。据说当时甚至有个情感互助小组，里面全是被举报、被曝光的内地生，他们相互安慰，比对情况，寻找对策。

因为身边人的一些可怕经历，我在2019年8月陷入了焦虑与恐慌。我关闭了在国内使用十余年的社交帐号，所有青少年的图片、文字、故事，一键删除。我时常幻想有人闯入家中将我捉走，或突然看到自己大名被公开。在香港居住10年的小房，墙壁上贴满我见识过的所有活动的海报或门票，占领中环的贴纸就贴在音乐门票旁边，台湾选战的绿营宣传品就在话剧海报旁，我从未多想，它们都是我多年的记忆。

某一天我躺在床上，被恐惧困扰时，看到满墙内容，内心突然升腾起一种恐怖：倘若家被人闯了，这些都是我的罪证！我一边崩溃啜泣，一边把那些贴纸海报一张张撕掉，十年的回忆当场拎到户外的垃圾桶去丢，一刻也不敢留在家。回到房间，坑坑洼洼的墙皮包围我，撕开的墙身留下一个个伤口，感觉就像自己蜕了一层皮一样。我坐在床上绝望地大哭起来，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人。

是，现在看来有点反应过度，但我相信对有共同经历的人来说，不需要特别解释。

香港曾经保护过我

只有经历了那段恐怖时光，我才发现，这些年香港的环境保护了我张扬的、舒展的、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个人特质，让我能一直坚持心中的价值秩序。

这种焦虑后来困扰我一段时间。那种对性格的打击是很全面的，不仅在政治议题，我感到自己日常都变得畏畏缩缩，胆小怕事，甚至厌恶自己。那段时间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内心一部分永远丢失了，不再是一个舒展的人。也是那段体验让我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香港是如何在我不知不觉间，保护了我的人格：

只有经历了那段恐怖时光，我才发现，我的张牙舞爪、眼里容不得沙子、对于规则和正义的相信，乃至我能就身份问题和土生香港人大吵三百个回合，都是因为这些年香港的环境，保护了我张扬的、舒展的、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个人特质，让我能一直坚持心中的价值秩序。

但总归是开始重新看心理咨询师了。当然，除了恐惧，后来延绵不绝的事件也令我体验了持续的愤怒和悲伤。在这之前，世间最能牵动我情绪、让我感到真切疼痛的，无非是原生家庭、亲密关系，自己一亩三分地那些事。而2019到2020年，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原来宏大社会事件真的能让人悲愤到这种程度。

是在后来2021年某个夏天，我已搬到某个偏远郊区，与身在美国、久未联系的内地友人电话叙旧，那时我自觉已内心静止，只对他说，现在才意识到，以前所有烦恼、情绪，当然也很真切，但都是“第一世界烦恼”。

朋友过得也不顺，说起在海外离婚，因疫情也保不住工作，搬了更小的房子，也比较孤独，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问我近日如何，我淡淡地说起，这一两年自己畏缩了起来，写作的东西不再敢用真名发表，事业计划也自然要胎死腹中，对自己的人生另作打算。但我也不想太强调创伤，因为和很多蒙难者相比我可能没有失去什么，除了隐约一种无法再见家人的可能。

关系好的友人，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连夜流亡，有的被殴打过，有的前途未卜。我有很多生命细节被改变：比如以前阅读时，喜欢在自己买的书上划喜欢的句子、写注解和感悟，是我拥有一本书的仪式，也帮助消化；如今提笔时不太敢了，学来探监的新知识，被涂画过的书籍不能送入监狱，万一哪天轮到了我，我又想读这本书怎么办？你看我又反应过度地在为小概率未来作打算，明明是我自己的书，好像我已经失去支配权了，很无力。

日常很多东西让人感觉不公与屈辱，让你一次又一次折损，让你卑微如蝼蚁，我依然是个逃避者，躲到鸟语花香中偏安一隅，手里紧攥著自己最后的情绪健康。我没有太大情绪波动，他却听了很久，最后告诉我，自己都要听哭了。“我的烦恼确实是‘第一世界烦恼’”，他说。我回答，人的苦难不可这样对比，他的经历一样重要。

关于“香港人”，曾经的答案

而直到2019年运动爆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香港人。

聊苦痛，每个人都能聊三天三夜；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我不会交出这些苦痛。

伴随着苦痛来袭的，有大量复杂、有层次的感悟，及身份认同上的更新。

事实上，身份认同可能是我以前在港多年的最重要的议题。第一年来读书，一群内地同学到台湾旅游，当地人问，你们从哪里过来？我没多想，很直观地用出发地作答：香港。后来，内地同学围住我，认为我的回答让他们不舒服，在撒谎，“假装自己是香港人”。

那是我不曾体会过的错愕。从此这个问题在很多微妙的地方困扰我。日本旅游认识新朋友，对方只说日语，google翻译打出问我来自哪里，我连比带划解释半天，生在中国大陆，但现在在港生活，云云⋯⋯结果新朋友有位熟人路过，大概也是问了句我从哪来，新朋友两个音节把我刚一整段解释都打发了，他对那人说，hong kong.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有移居经验的人大概明白。作为一个有自尊的人，你想展示真实的自己，不去沾什么地方的光，想无前提地得到他人平等对待和尊重，想以真实的自己在这里有归属感。而偏偏这里有那么多身份争议，“大陆人”三个字有那么多标签，足够让他人将你扁平化看待，拒绝将你当作活生生的人。这个问题影响我生活的愉悦度，与人日常交往的体验，对自身的定位，甚至和他人起冲突的频率。

你是“大陆人”或“内地生”意味着什么？你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吗？在这里生活，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香港人”？一个人是不是“香港人”，他人有资格审判吗？

我曾对外表述过很多漂亮答案。例如“本蝗现在要伤害一下香港人民的感情。”例如“自我定位是世界公民的人，为什么需要让自己属于哪里呢？”例如“我是世界的异乡人”（套用一名前辈的话）。例如“任何在这里生活的人，只要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他就是香港人，不需要被任何土生土长的人审核资格。”例如引用网友写过的“为什么我不滚出这个城市？因为像我这样的重要人才，会为你港做出巨大贡献。”这些答案都不虚假，但它们更多是对他人的防守。而在我内心，只能算与这个问题搁置争议，一身各表。

我曾觉得，我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这种保持距离的傲气让我安身立命，获得尊重，他人不敢看低。独自在外闯荡，这点很重要。我在社交平台与本土派互相关注并笔战，大声批评香港文化中看不惯的点，“你港”“你港”叫到本地人都开始被传染，不吝强调自己对社会运动的支持是因为价值观，不是因为什么“爱香港”。我从没觉得自己会拥抱“香港人”身份，哪怕拿到永久居民、再郑重地登记选民那一刻，我以为自己会这样以一种自由的游走状态，与这个命题共存下去。

而直到2019年运动爆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香港人。逃犯条例相关报道出现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一股怒意：这是我的地方，不要来动我的地方。我想要表达，想要抗争，想要出一份力量。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无论我怎么切割，无论我承不承认，身体很诚实，我已经是个香港人了。

心灵替我做了决定

共同的经历、痛苦将我与一个巨大的共同体绑定，当我接受这个身份时，同时也要学习与这身份背后的标签共处了。

那种感受让我意外：一直的想像中，身份问题的结局，大概是经历了层层思辨，一些命题得到处理，我与香港迎来了理性的大和解；但我从没想像过，对香港的身份认同来得如此情感驱动，甚至有一丝不以我自由意志为转移，心灵替我做了决定。心灵没有在管我是不是理智上准备好成为香港人，没有在管我自己“世界公民”这种超然定位，没有在管我热衷的“自由主义港漂伤痕文学”。

这种身不由己有点像堕入爱河：不管我乐不乐意，不管我操持什么语言，也不管外人怎么评价，总之我无法否认自己已经是一个香港人了。无论我如何揶揄过香港人、在网上笔战，我已经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了。个中得失也有点像堕入爱河的代价：在身份问题上，曾经我多了一种游走的选择，也像是多一份思考的自由、不被定义的可能；而如今，共同的经历、痛苦将我与一个巨大的共同体绑定，当我接受这个身份时，同时也要学习与这身份背后的标签共处了。

很奇妙，这种感受原来如此。

那年6月初有一份新移民发起、参与的联署，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有土生土长香港人留言说，谢谢你；我回复对方，也谢谢你。那一刻我了解自己依然持有那份傲气：大家都是这里的主人，做的都是应尽之事，不用谁感谢谁，如果真要感谢，就谢谢彼此吧。

而随着后来的事情，我在这个族群中拥有了很多共同经验、连结，“我是香港人”的感觉也越来越常出现，每一次都让我惊奇。与一些同龄内地来的朋友聊起，他们也有类似体验。

种背景下的族群问题，无法直接等同于自由世界或同一体系下的种族歧视与仇恨，背后理念更无法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当然，这种格局下每个个体都有很多委屈。

当然，族群问题哪怕在运动中算被搁置，也显然没有凭空消失。对这个问题，在与“身份撕裂”等“港漂伤痕文学”常年共生后，我近年有些新思考：在激烈对抗的年代，是无法脱离权力关系，去谈身分政治与族群问题的，特别有一方是力量对比明显、威胁巨大的极权巨兽时。而这种背景下的族群问题，无法直接等同于自由世界或同一体系下的种族歧视与仇恨，背后理念更无法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当然，这种格局下每个个体都有很多委屈。只要认为自己不是作恶者的，都可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事实上，确实所有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问题是谁是加害者。

从独裁政权走出来、又对进步价值有向往的青年，常对一个“进步”的政体有玫瑰色幻想：这种地方的公民有责任在所有议题上，保持一种进步的共识，或曰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进步的自己奔赴至此，进步的世界必然展开怀抱迎接你。这是很大的期待，一旦发现并非如此，还要成为矛盾的磨心，当然陷入巨大的失望和被骗感中。但自由世界并不保证有世界大同。自由世界所拥有的，只是能向这个方向讨论和争取的自由空间。

这当然无法为很多身份政治的争议辩驳什么，也不能安慰仍在身份问题中挣扎的人。只是于我私人，真切的生命感受是，至少在这个阶段，新移民、具体到支持民主的内地生/港漂的身分挣扎，在我的情感中就算存在，也已不再优先。经历这几年，我所有情感、关注点，都倾注在另一议题上，在我至今还在受苦难的朋友上，在我深爱的地方上。我的爱就是只有那么多，恨也有那么多了。

国安法后，我意识到⋯⋯

要是没有这个闹哄哄的、也许有很多毛病的香港，在那些年以日常的秩序、日常的社会公平正义、言论自由给我的守护，我绝不可能成长成这样一个直立的人，还保留了这样一点青春的脾气。

伴随身份认同出现的，是和身边人强烈的情感连结。基于共同的价值与经验，我与老朋友重新认识，与新朋友一见如故，与泛泛之交因此相认，总之，在同温社交圈中，我与每个人都多了一层羁绊。这种羁绊深入日常，构成我生活各方各面，我国内的过去被恐惧强行割裂，但至少如今生活中，无需做政治深柜。我的朋友、同路人的社群，抢救回我一些当时几乎消失殆尽的安全感。有趣的是，2020年认识好几个朋友，都笑说早年曾在网上见到我嘲讽香港的出格言论，骂过“这个疯子”。我笑回，谁骂我都不在乎，那是因为我见解独到，流传甚广。朋友也接受我的锋芒。这是我在羁绊中的新体验，产生归属感可以不用折损自尊和人格，不代表向我反对过的排外主义低头，香港人本来就各式各样，我成为香港人的一刻，轮不到任何人来指手画脚。

我强烈感受到的另一点，是香港对我的保护和引导。如今回望过去，我以前和土生土长香港人相处时，常强调自己的政治启蒙并不是在香港完成，我对进步价值的相信，早在以前就形成。这是对抗傲慢的一种防御姿态，当中有很多微妙的身份认同问题，比如对刻版印象的厌恶：我讨厌一些香港人在认识一个较为信仰自由的新移民时，很习惯地认为是香港启蒙、开化了对方的那种恩主心态，仿佛香港教育了你，你来香港之前就是个野人。当然，事实上，一个独立的人，无论在哪片土壤、基于什么引子，而开始反思一些官方叙事、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这当中起最重要作用的，都是这个人自己的思辨能力和正义感，没有任何人能抢走这一份功劳。

而大概在2020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尽管我的上述观点没什么改变，也还是讨厌那一类人，但我明白了，要是没有这个闹哄哄的、也许有很多毛病的香港，在那些年以日常的秩序、日常的社会公平正义、言论自由给我的守护，我绝不可能一直自由自在地怼天怼地怼空气，左手骂威权主义右手骂族群歧视，成长成这样一个直立的人，还保存了点青春的脾气。铁拳砸来一年我已过得如此难受，如过去多年没有香港日常支撑起来的空间，我大概早就变成了一个憋屈、孤独、扭曲、丑陋的鹌鹑。这里是为我精神自由护航的家。

而哪怕我自认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强，事实上总有狼奶没完全反刍，总有些惯性思维没有自我纠错。我近来常想起两件小事：一件是我刚在香港的校园上理论课时，来自英国的教授让我列举一些新闻社。这有何难，我随口接连报起来，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新华社、中新社⋯⋯老师打断我，不，新华社和中新社不是新闻社（news agency）。它们是叫这个名字，但它们是政府宣传机构。我愣在那，目瞪口呆。后来我查了新闻社的定义，研究了两社职能，弄明白老师的意思。我当时自认政治觉醒的青年，万万没想到这些潜移默化的概念，依然在潜意识某处，在不假思索的区域，影响著我的观念。

另一次在我来港第一年，和来了数年的内地生朋友聊时事，说起某个“邪教”如何如何，他打断我，什么是邪教？邪教和宗教的区别是什么？我也不假思索说出从老师那听过的答案：崇拜神的是宗教，崇拜人的是邪教。他摇头继续问，为什么？为什么这就决定了它们是邪教还是宗教？我再次愣住。早年中国官方整顿特定宗教，“邪教”代指的就是某个宗教，是引人误入歧途、家破人亡的，这个概念到此为止。那次对话后，我思考和查阅了关于宗教、邪教等相关概念的定义。我一直感谢这些人和经历，他们拓宽了我的思路，让我没在“觉醒青年”的满足中沾沾自喜。

这种细节有很多，小至日常基本公德，大至颠覆被灌输的理念，哪怕来港前就有普世价值的基本观念，这些年我在香港生活中确实也有很多狼奶反刍、观念发展，而过去几年我专注于自己和香港在身份问题上的拉锯与对抗，从未留意过香港如何帮我成长。在国安法之后，我系统回望自己在港这些年，才发现得到的远比意识到的多。

最后：新生物种的迷茫？

“这个世界没有如果，来香港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

若谈香港运动对我作为一个内地生/港漂/新移民有什么影响，内容可能很多，但以上三部分感受最为深刻。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像一艘不回头的宇宙飞船，把我们送往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从此成了新生的外星物种，而这种改变不可逆。

行文到这里，按理该展望一下未来了？但我也和很多人一样，还生活在停滞与修整中，在对蔓延甚长的伤痛的处理中，自己的生命方向，抑或这个社会的宏观定位，我一样茫然失落。可能这也是后遗症的一部分。诞生于2019的怯懦至今伴随我，别说什么继续冲塔，别说什么深耕细作，我连去留都无法随便承诺。走过小半生，我突然不知道我还能怎样发展个人，为世界创造什么价值。

但也许新生物种总有些迷茫的。

而我唯一清楚的是，哪怕有很多沈重的包裹要背负，我也不会删除或者换掉这些经历，这是所有人决定携手纵身一跃跳下悬崖之后的结果。

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颁布当天，我向共同背景的朋友们发起一个话题：如果知道有这一天，当年你还会选择来这里读书吗？

我收到了这样的回答：
“每年都会畀人问几次，答：冇后悔。”
“如果再早点来就好了（错过了反高铁、保卫天星码头、包围礼宾府和反世贸）。”
“还是会，至少和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这一切吧，才让自己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要不是来香港读书我还滞留在疫区。”
“会。”
“当然啦。”
“不后悔。为香港感到骄傲。”
“这个世界没有如果，来香港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

我已再不会为共同体验之外、无法共情这种感受的旁观者去解释，为什么这些不是“跪舔香港”和“皈依者狂热”，抑或强调我的朋友都是独立思考的人，曾多么客观地批评香港，所以他们的爱自然、热诚，不是卑躬屈膝。过去那些年，我向香港力争内地背景群体的主体性，向内地解释内地生对香港的认同不是屈尊渴求接纳，我必须一直强调这个族群在拉扯中的独立人格。

现在这些喧嚣对我来说不重要了，我真正开始不在乎。

又过了一年，2021年的6月30日，我做了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当中一题有两扇门供我选择，一扇让我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一切；另一扇是继续现在的人生。我点开了后者。当下的我，拖着一些伤痕，身处的状态、拥有的智识、身体与情绪健康、乃至世俗定义的成就，没有一项令人满意；唯有我的价值观、人格、情感归属和信仰，我不愿改变一丝一毫。于是不敢乱换回忆，生怕蝴蝶扇动翅膀就不再是现在的自己。我已经知道这条路有多辛苦了。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来香港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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