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囿時分秒，看人類多麼渺小」－－2021年，我們繼續尋找人生意義

2021年2月，英國一位數理生物學家做了一個小研究：當時，全世界約100億Covid病毒粒子加起來，體積居然小得可以塞進一個可樂罐。這個潘朵拉的可樂罐卻令我們的世界天翻地覆。

歷史上瘟疫大流行，人類被逼直接與死亡對視的時代，也總是人類最歇斯底里地探問「我是誰」與「為甚麼」的年代。14世紀，黑死病肆虐歐亞大陸，在四年內消滅了一半歐洲人口。當時沒人知道為甚麼人們突然頭昏﹑嘔吐﹑抽搐，陷入昏迷，最後斷氣－－所以人類根本沒法給那場瘟疫一個確切的稱號，「黑死病」這個可怖但含糊的名字，說明了當時人們的困惑。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廷說瘟疫是上帝對不信及無德之人的懲罰，當時歐洲書本插圖描述的那場瘟疫，是幾位天使向底下的人類發箭，但射的是死亡而不是愛情之箭。下面的人抱頭逃竄，驚惶失措，表情扭曲痛苦。

700多年後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殺了5000萬人，比一戰（註：1914-18）中士兵和平民的死傷總數（約4000萬）還要多。剛經歷戰亂的人們又餓又髒又弱，是病毒最理想的載體。二十世紀初的科學水平還沒能準確辨識病毒的隱形媒介，而且病毒還不斷變種，所有研製疫苗的心力基本都付諸流水。科學史作者史賓妮（Laura Spinney）在研究這場大流行的著作《Pale Rider》裡寫道，當時要生存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私自利，自己儲糧儲水，隔絕一切與人的交往，並「對別人的求援不聞不問」。

今天的人類自然不能同日而語。發現新病毒的消息在2019年12月左右傳出，武漢在2020年1月底開始封城。科學家在當月10日就已經對病毒進行了基因測序，並將結果放到互聯網上向公眾展示。到了2020年2月，世衛（WHO）將病毒正名為「COVID-19」；同年3月，疫苗第一期臨床試驗開始。到了2021年底的今天，許多身處已發展世界的人們，包括我自己－－已經打了兩針疫苗，並準備打第三針「加強劑」。《人類大歷史》（Homo Sapiens）作者，歷史學家哈拉瑞說，我們在世紀疫症中，生活仍大致如常，是因為機器取代了許多本來由人手操作的工作。試想像，如果今天農地仍然由農民躬腰耕作，疫症來臨時我們就要面臨糧荒；而沒有互聯網，沒有即時通訊的話，一場全球大流行會令世界經濟直接停擺。

自啟蒙時代，人類就深切相信知識和科學可以戰勝自然。而事實上，我們在世紀疫症面前的鎮定有序，是十四世紀，甚至1918年的人們無法想像的。但那並不代表我們就不會像14世紀的歐洲人一樣，在災劫面前發出質疑：是誰令我們必須面對這一切？為甚麼？我們可以怎麼辦？這一次，我們雖不再相信有天使在上面向我們發箭了，但科學也沒有給我們完整的解答。

2021年，我們曾經以為有「回歸正常」的曙光。但一個接一個的病毒變種，再度攀升的確診數，以及因防疫（及以防疫之名）而來的各種監控措施，都在告訴我們：以後，這個世界將不再一樣。

尋找身份：獵巫﹑陰謀論﹑還有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

「傳染不僅僅是一個流行病學上的事實。」(Contagion is not only an epidemiological fact.）

2020和2021年，全球各地，尤其是歐美國家，都出現了規模不小的反口罩（anti-mask）運動。這些高舉反口罩旗幟的人自己不願意戴口罩，並且呼籲其他人也不要戴口罩。過去兩年，絕大部份國家都有程度不同的關於口罩的規定，而反口罩人士要麼拒絕去要戴口罩才能進的商店和餐廳，要麼故意不戴口罩，然後跟勸他們戴口罩的店員抬槓。不得已還是要遵守防疫規定的時候，他們會戴特製的口罩：有些印了陰謀論者「匿名者Q薩滿」的兔子洞圖案，意思是「我們知道你們不知道的事情」；有些是蕾絲做的，幾乎半透明，而且毫無防疫作用。

這些看似矛盾的行為令我很好奇：即使他們相信口罩不能防疫，但戴了口罩總不會窒息而死吧，那何必偏要跟防疫規定對著幹？今年春天因著研究，我去訪問了一些堅定的反口罩主義者，又在他們的網站搜了一堆資料。他們絕大部份是白人，不戴口罩的原因林林總總，我聽到的部份原因包括：「強迫戴口罩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行為」﹑「戴口罩是不愛國（unpatriotic）的表現」﹑「只有去打家劫舍的人才戴口罩」。也有人將口罩和宗教故事連結起來，說戴口罩是「陷入撒旦的陷阱」以及「將上帝給我的，美妙的呼吸系統丟到門外」。還有一句幾乎人人都講：「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體我自主）－－他們認為對於戴口罩的硬性規定，侵犯了他們的個體自由。

同被質疑的還有疫苗。今年夏天，mRNA疫苗令身體有「磁力」的陰謀論在TikTok上瘋傳，陰謀論者表示這是「大藥廠」（Big Pharma）和政府將晶片植入人體以便監控的證據。當然疫症相關的陰謀論早已出現，例如2020年春天就有「Covid-19病毒通過5G手機網絡傳播」的說法，在英國甚至有人因此破壞5G電纜。康奈爾大學的研究發現，除了各種COVID-19的「神奇偏方」外，流傳最廣的陰謀論大多與「深層政府」（deep state）﹑比爾蓋茨（Bill Gates）﹑生物武器（武漢實驗室洩漏的說法現在不被視為陰謀論）﹑5G網絡等有關。

我身邊的那些相信科學和理性的朋友們，聽到這些肯定會翻白眼說：「這些人真是又蠢又自以為是。」確實，自疫症之初，科學界已無數次強調口罩對防疫的效用：有研究指出如果全民（即95％以上人口）戴口罩，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間因Covid-19死亡的人數可以減少12萬以上。同樣地，幾種領先疫苗的作用已經無數次經科學證實，但因醫囑以外原因不打疫苗的人比比皆是。

所以人們為甚麼會相信這些陰謀論？UCLA和柏克萊的團隊用人工智能將滿天飛的，看似沒關係的零散資訊重新拼合起來，嘗試理解關於COVID的陰謀論如何傳播。他們發現，陰謀論者創造出「5G網絡播疫」的謠言，「起因」居然是微軟創辦人蓋茨。研究團隊其中一個主腦，柏克萊學者唐格里尼（Timothy Tangherlini）解釋為何蓋茨經常成為陰謀論中心人物：蓋茨是世界首富﹑他的公司是科技業鉅頭，他旗下產品滲透每戶人的電腦，他還是個極力推廣疫苗的慈善家。他掌握了資訊，電腦運算資源，還有比世上任何人都多的錢－－完全滿足了陰謀論者對科技﹑權力的深深質疑。

這些研究結果卻遠不如研究方法引人入勝。唐格里尼是位文學教授，主要研究背景是北歐文學。他們用來訓練人工智能的資料，是丹麥關於巫術的民間傳說（witchcraft folklores）。在16和17世紀的歐洲，每當人們陷入集體的恐懼與不安時（例如因為天災人禍或極端的社會變化），各種關於巫術（以及女巫）的故事便甚囂塵上。

正如神學家霍洛威（Richard Holloway）說的：「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都好，人類從來都用故事來解釋存在問題，以及隨『存在』而來的痛苦。」在面對死亡﹑疾病，以及對群體身份的威脅時，人們最直覺的行動就是開始編故事：在這方面，我們跟17世紀還在獵巫的歐洲人沒甚麼分別。面對可樂罐放出來的無形的致病原，2021年的人類編造出的故事，也許多了些屬於這時代的科技新詞，但本質上沒有甚麼分別。

站在這個角度，回那些不願意戴口罩，覺得口罩是萬惡撒旦用來引誘人類犯罪的禁果的人。說「口罩是社會主義產物」，其實是在用故事來製造社群和身份，並且排除非我族類（社會主義者）。同樣地，或者我們也能理解，為甚麼在香港的疫苗爭議變成了「黃藍之爭」。

愛爾蘭作家貝克特在《等待果陀》裡寫道：「新的生命在墳墓上誕生，靈光稍瞬即逝，然後黑暗重臨。」（They give birth astride of a grave, the light gleams an instant, then it’s night once more）我們在沒有選擇之下被拋進這個浩瀚宇宙，剛出生就一隻腳踏進了棺材，但沒有人說得出為甚麼。所以在面對危機和死亡時，我們編造了一個又一個故事，不是為了生物醫學上的「生存」，而是為了「存在」。

尋找愛：愛在瘟疫蔓延時

「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愛情就是愛情，離死亡越近，愛得就越深。」－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

2020年5月，倫敦藝術家菲莉帕（Philippa Found）創建了一個叫Lockdown Love Stories的網站，用粉筆將網址寫在倫敦鬧市不同角落，鼓勵人們在上面寫自己在封城期間發生的愛情故事。裡面有人只寫了聊聊幾筆，有些幾乎寫成了長篇散文；有些是有幸福結局的故事，但更多是關於期待落空的。

有個作者寫自己在封城期間，跟一個因工作認識的男生熱戀。二人本來說好只維持「casual」（隨便）的關係，即不視對方為長期對象認真交往。但疫情愈拖愈長，「正常」遙遙無期，二人互相陪伴著渡過了這些讓人抑鬱和精神緊繃的日子。一年後，作者覺得我們經歷了這麼多，這段關係怎可能是不認真的呢？所以鼓起勇氣跟男生提出想要進一步，但得到的答案是：「我們明明說好了是casual的。」

他們的關係就這樣結束了。當然，有沒有疫症大流行都好，這些「你愛他，他不愛你」，或廣東俗語所謂「沉船」的事情本來就天天上演。但有沒有可能，在社交隔離，我們被政府﹑傳媒﹑醫護和專家警告說「他人即地獄」－－為了自己不感染，必須離他人愈遠愈好的時候，我們更想要和他人親近，更想要和他人建立關係？

這兩年歐美媒體上出現了一個新詞：「Corona Cuffing」，或「Covid式取暖」。在疫情中，人們更願意找個伴來互相依偎，不談結婚生孩子那一類掃興的話題，只求在全世界都必須用切割和他人的聯繫來抗疫的時候，有個人可以陪自己渡過這段特別叫人「空虛寂寞凍」的時間。著名戀愛情感專家和心理治療師佩瑞爾（Esther Perel）說，災難和集體危機就好像「加速劑」，令人突感人生苦短，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果本來就有點想要結婚生孩子的人，會很想快快安定下來。但同時也會令人反思自己究竟想要甚麼，究竟現在有的關係是不是一段令人幸福的關係？如果不是，要離開了嗎？

起碼我們知道，疫情令想要追求性和愛的人大大增加－－各家約會軟體如Tinder﹑OKCupid﹑Match等給出的用戶數據分析都顯示疫情期間，他們在用戶數﹑用戶在站上花的時間，對話長度﹑配對數目等全部有明顯增長。願意嘗試先網戀後見面的人也愈來愈多。

權威科學期刊《自然》在意大利封城期間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四成參與研究的意大利人表示封城期間他們性需要變得強烈（雖然研究團隊同時指出，因為意大利人太喜歡看色情電影，性滿足度同時大幅下降）。甚至有研究發現，疫情期間有許多人突然夢見本要老死不相往來的前度，在網上搜尋「我為甚麼會夢見前度？」的人大幅上升。

我不知道14世紀，面對殺人如麻黑死病的歐洲人有沒有夢見前度這回事，更不確實知道瘟疫為甚麼會令人突然想起曾令自己輾轉反側的人，但「愛」﹑「痛苦」﹑「疾病」和「瘟疫」在西方文化上本就密不可分。

這兩年出現很多「抗疫書單」，上面幾乎一定會有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的名著《愛在瘟疫蔓延時》（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小說講述十九世紀末期一場兩男一女的，橫跨幾十年的三角戀，但雖然「瘟疫」構成了重要的歷史佈景，馬奎斯真正想要描寫的是「愛」－－令人「腹瀉、吐綠水，暈頭轉向，還常常突然暈厥」，「脈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樣冒著虛汗」，並「迫切希望自己死掉」的，跟霍亂（cholera）症狀幾乎一模一樣的愛。

而事實上，「cholera」／「cólera」在西語中除了可解作「瘟疫」﹑「霍亂」，還可以解作「passion」－一方面代表對生命和愛的「熱情」，但同時也意味著「受難」和「痛苦」（耶穌被釘十架亦被稱為「The Passion」）。源自「choler」（黃膽汁）的「choleric」在英語中解作「易怒的」﹑「暴躁的」，是古希臘－羅馬醫學中根據人類體液分出的四種氣質（temperaments）之一，另外三個是「sanguine」（血液；樂觀的）﹑「melancholic」（黑膽汁；抑鬱）和「phlegmatic」（黏液質；冷淡的）。

佩瑞爾有句名言：「情慾是死亡的解藥」（the erotic as an antidote to death）。她是猶太人，父母都是各自家庭中唯一一個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她從研究父母的集中營經歷中發覺，即使在集中營這樣黑暗絕望的地方，還是有人享受和人交往，享受音樂﹑舞蹈﹑愛與性，並以這樣的對生命的熱情來對抗死亡的幽暗。

愛上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充滿期待﹑迸發熱情，同時感受到不確定﹑煎熬﹑痛苦﹑妒忌﹑孤獨﹑不安﹑自卑。這些未必都是令人感覺良好的情緒，但起碼感受到這些情緒，代表我們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當「正常」世界戛然而止，我們所知一切好像要走到盡頭的時候，去和其他人建立關係，去感受性的歡愉，愛帶來的一切奇形怪狀的情緒，或者是我們想要感受自己存在的證明。

尋找自由：瘟疫與監控

上面提到這兩年出現很多「抗疫書單」，卡繆《鼠疫》﹑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薩拉馬戈《盲流感》都是常客。而比較「學術」一點的書單，則幾乎一定會出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監控與懲罰》（Surveillance and Punishment）。

在撰寫權力變化史和描述權力運作方面，現代社會理論家和哲學家中少有出福柯之右。他尤其擅於將生物政治（biopolitics）理論化：國家機器和社會如何通過控制個人的身體，來達到控制社會和鞏固權力的目的？例如在《古典時期瘋狂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s）中，福柯以中世紀麻風病人被丟到船上漂流的歷史開始，追溯了社會如何定義「精神病患」，而這些病患又怎樣慢慢地被隔絕在「正常」社會之外。

在《監控與懲罰》中，他借用邊沁的「圓形監獄」來比喻現代權力運作。在圓形監獄裡，所有人的一舉一動都被暴露在陽光下，中間的監視塔可以窺見所有人的一舉一動。我們之間全部被高牆隔開，沒辦法彼此溝通，也無法逃遁。福柯說這種可見性是一種陷阱（Visibility is a trap），因為我們全都活在一種自己被全天候監控的假定下，久而久之就內化了那些規條，就算沒有人在監控我們，我們都會乖乖地遵照規則，自願協助圓形監獄正常運作。

福柯說現代權力正是這樣操作的。「監控」和「懲罰」再不是在昏天暗地的陰暗地牢裡發生的事，現代科技可以幫助我們在光天化日實現這一切。而在《監控與懲罰》裡，福柯用的例子正是瘟疫：在大流行期間採取的一切非常手段，將人標籤為「健康」﹑「不健康」﹑「已感染」﹑「未受感染」的防疫手段，是這種權力滲入社會秩序的方式，因為這些標籤決定了你能不能出門，可以去哪裡－－即是，你還能不能做一個有完整權利和自由的公民？

然而防疫與自由的界線在哪裡呢？當人工智能﹑人臉辨識﹑生物特徵辨識等大數據工具可以大規模使用的時候，收集我們日常私隱易如反掌，而且我們的政治﹑經濟自由都可能受到威脅。根據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的研究，疫情開始至去年10月，全球有80個國家的自由度大幅倒退，言論和出版自由尤其受到攻擊。許多國家以防疫為名，開始了具入侵性的科技監控計劃，例如俄羅斯去年就在莫斯科裝了十七萬個監控鏡頭，政府給出的理由是為了逮住違反防疫規定的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想關於5G的陰謀論，也許就能夠明白，人類編造那些故事不是因為純粹的「不信科學」，而是因為科技與科學再進步也不能取代政治。無疑每天飆升的感染數字怵目驚心，但「不監控就會死更多人」大概永遠不能成為大規模監控的理由。科學不懂得問的問題是：「這樣做值得嗎？」「這樣做合符道德嗎？」「這些數據將來會不會成為傷害自由的工具？」

結語：人類群星閃耀時

標題中的「困囿時分秒，看人類多麼渺小」來自今年爆紅的香港男團Mirror成員柳應廷的歌「人類群星閃耀時」－－歌名來自猶太裔作家茨威格（1881-1942）的同名著作《Shooting Stars: 10 Historical Miniatures》。其實我沒有像周遭朋友們一樣成為Mirror迷，只有這首歌讓我單曲循環了很久。歌和書中間沒有太大關連，唯一有點關係的是背後的一個想法：那些改變歷史的瞬間，當下看起來其實毫不稀奇，甚至相當平庸，毫無閃光。

所以，也許今日回顧2021年是太早了，我們需要一點事後孔明才能理解剛過去的，混沌又令人惴惴不安的三百六十多天。在我們期待開關，世界卻又因變種病毒和各種原因將國門緊閉，期待愛，卻又見到族群間的藩籬愈築愈高的同時－－我們似乎是難以對世界抱有任何希望的。

我的老師，已故社會學家賴特（Erik Olin Wright）教授說過，人類史上要建立烏托邦的所有努力最終都帶來災難；著名加拿大小說家伍特活（Margaret Atwood）寫的《使女的故事》，是宗教狂熱者用法西斯手段建立烏托邦的反烏托邦（Dystopian）故事（以伍特活的說法，她寫的是「Ustopia」，因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本是一體兩面）。但無獨有偶，兩位對「烏托邦」這個理念毫無幻想的作家和學者，居然都是最孜孜不倦地要想像烏托邦的人。賴特想要建立「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s），伍特活想要想像「實際的烏托邦」（Practical Utopias）。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兩個人的烏托邦都是複數詞「Utopias」：烏托邦要不成為反烏托邦，我們必須接受它可以有無限個可能性，有些甚至不太像烏托邦。

我想，走往烏托邦的路，第一步就是知道我們永遠都沒法到達烏托邦，以及我們這個窮山惡水的地方，或者已是桃花源。

英倫才子狄波頓在受訪時說，在甚麼都沒法確定，甚麼都不「正常」的大疫時代生活，我們唯一能夠過得比較幸福的辦法，是保持「非常，非常悲觀」（be very, very pessimistic）。我們不需要空洞的希望（hollow hope），我們需要的是抱著必死意志的希望（gallows hope；「gallows」指斷頭台），即知道雖然我們只有死路一條，但走往斷頭台的路上，也有很多繽紛的果實，也有許多「小確幸」的事情在發生。我們可以抬頭摘個果子一口咬下去，也可以看看湛藍的天空，這些都還是可能的，也是會給我們希望的。

一年之末，我想就留這個「必死的希望」給讀者吧：在知道生命充滿痛苦，世界仍然殘酷之餘，不要忘了抬頭看看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