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囿时分秒，看人类多么渺小”－－2021年，我们继续寻找人生意义

2021年2月，英国一位数理生物学家做了一个小研究：当时，全世界约100亿Covid病毒粒子加起来，体积居然小得可以塞进一个可乐罐。这个潘朵拉的可乐罐却令我们的世界天翻地覆。

历史上瘟疫大流行，人类被逼直接与死亡对视的时代，也总是人类最歇斯底里地探问“我是谁”与“为甚么”的年代。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亚大陆，在四年内消灭了一半欧洲人口。当时没人知道为甚么人们突然头昏﹑呕吐﹑抽搐，陷入昏迷，最后断气－－所以人类根本没法给那场瘟疫一个确切的称号，“黑死病”这个可怖但含糊的名字，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困惑。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说瘟疫是上帝对不信及无德之人的惩罚，当时欧洲书本插图描述的那场瘟疫，是几位天使向底下的人类发箭，但射的是死亡而不是爱情之箭。下面的人抱头逃窜，惊惶失措，表情扭曲痛苦。

700多年后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杀了5000万人，比一战（注：1914-18）中士兵和平民的死伤总数（约4000万）还要多。刚经历战乱的人们又饿又脏又弱，是病毒最理想的载体。二十世纪初的科学水平还没能准确辨识病毒的隐形媒介，而且病毒还不断变种，所有研制疫苗的心力基本都付诸流水。科学史作者史宾妮（Laura Spinney）在研究这场大流行的著作《Pale Rider》里写道，当时要生存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私自利，自己储粮储水，隔绝一切与人的交往，并“对别人的求援不闻不问”。

今天的人类自然不能同日而语。发现新病毒的消息在2019年12月左右传出，武汉在2020年1月底开始封城。科学家在当月10日就已经对病毒进行了基因测序，并将结果放到互联网上向公众展示。到了2020年2月，世卫（WHO）将病毒正名为“COVID-19”；同年3月，疫苗第一期临床试验开始。到了2021年底的今天，许多身处已发展世界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已经打了两针疫苗，并准备打第三针“加强剂”。《人类大历史》（Homo Sapiens）作者，历史学家哈拉瑞说，我们在世纪疫症中，生活仍大致如常，是因为机器取代了许多本来由人手操作的工作。试想像，如果今天农地仍然由农民躬腰耕作，疫症来临时我们就要面临粮荒；而没有互联网，没有即时通讯的话，一场全球大流行会令世界经济直接停摆。

自启蒙时代，人类就深切相信知识和科学可以战胜自然。而事实上，我们在世纪疫症面前的镇定有序，是十四世纪，甚至1918年的人们无法想像的。但那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像14世纪的欧洲人一样，在灾劫面前发出质疑：是谁令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切？为甚么？我们可以怎么办？这一次，我们虽不再相信有天使在上面向我们发箭了，但科学也没有给我们完整的解答。

2021年，我们曾经以为有“回归正常”的曙光。但一个接一个的病毒变种，再度攀升的确诊数，以及因防疫（及以防疫之名）而来的各种监控措施，都在告诉我们：以后，这个世界将不再一样。

寻找身份：猎巫﹑阴谋论﹑还有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

“传染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病学上的事实。”(Contagion is not only an epidemiological fact.）

2020和2021年，全球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都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反口罩（anti-mask）运动。这些高举反口罩旗帜的人自己不愿意戴口罩，并且呼吁其他人也不要戴口罩。过去两年，绝大部份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关于口罩的规定，而反口罩人士要么拒绝去要戴口罩才能进的商店和餐厅，要么故意不戴口罩，然后跟劝他们戴口罩的店员抬杠。不得已还是要遵守防疫规定的时候，他们会戴特制的口罩：有些印了阴谋论者“匿名者Q萨满”的兔子洞图案，意思是“我们知道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有些是蕾丝做的，几乎半透明，而且毫无防疫作用。

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令我很好奇：即使他们相信口罩不能防疫，但戴了口罩总不会窒息而死吧，那何必偏要跟防疫规定对著干？今年春天因著研究，我去访问了一些坚定的反口罩主义者，又在他们的网站搜了一堆资料。他们绝大部份是白人，不戴口罩的原因林林总总，我听到的部份原因包括：“强迫戴口罩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行为”﹑“戴口罩是不爱国（unpatriotic）的表现”﹑“只有去打家劫舍的人才戴口罩”。也有人将口罩和宗教故事连结起来，说戴口罩是“陷入撒旦的陷阱”以及“将上帝给我的，美妙的呼吸系统丢到门外”。还有一句几乎人人都讲：“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自主）－－他们认为对于戴口罩的硬性规定，侵犯了他们的个体自由。

同被质疑的还有疫苗。今年夏天，mRNA疫苗令身体有“磁力”的阴谋论在TikTok上疯传，阴谋论者表示这是“大药厂”（Big Pharma）和政府将晶片植入人体以便监控的证据。当然疫症相关的阴谋论早已出现，例如2020年春天就有“Covid-19病毒通过5G手机网络传播”的说法，在英国甚至有人因此破坏5G电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发现，除了各种COVID-19的“神奇偏方”外，流传最广的阴谋论大多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比尔盖茨（Bill Gates）﹑生物武器（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现在不被视为阴谋论）﹑5G网络等有关。

我身边的那些相信科学和理性的朋友们，听到这些肯定会翻白眼说：“这些人真是又蠢又自以为是。”确实，自疫症之初，科学界已无数次强调口罩对防疫的效用：有研究指出如果全民（即95％以上人口）戴口罩，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间因Covid-19死亡的人数可以减少12万以上。同样地，几种领先疫苗的作用已经无数次经科学证实，但因医嘱以外原因不打疫苗的人比比皆是。

所以人们为甚么会相信这些阴谋论？UCLA和柏克莱的团队用人工智能将满天飞的，看似没关系的零散信息重新拼合起来，尝试理解关于COVID的阴谋论如何传播。他们发现，阴谋论者创造出“5G网络播疫”的谣言，“起因”居然是微软创办人盖茨。研究团队其中一个主脑，柏克莱学者唐格里尼（Timothy Tangherlini）解释为何盖茨经常成为阴谋论中心人物：盖茨是世界首富﹑他的公司是科技业巨头，他旗下产品渗透每户人的电脑，他还是个极力推广疫苗的慈善家。他掌握了信息，电脑运算资源，还有比世上任何人都多的钱－－完全满足了阴谋论者对科技﹑权力的深深质疑。

这些研究结果却远不如研究方法引人入胜。唐格里尼是位文学教授，主要研究背景是北欧文学。他们用来训练人工智能的资料，是丹麦关于巫术的民间传说（witchcraft folklores）。在16和17世纪的欧洲，每当人们陷入集体的恐惧与不安时（例如因为天灾人祸或极端的社会变化），各种关于巫术（以及女巫）的故事便甚嚣尘上。

正如神学家霍洛威（Richard Holloway）说的：“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都好，人类从来都用故事来解释存在问题，以及随‘存在’而来的痛苦。”在面对死亡﹑疾病，以及对群体身份的威胁时，人们最直觉的行动就是开始编故事：在这方面，我们跟17世纪还在猎巫的欧洲人没甚么分别。面对可乐罐放出来的无形的致病原，2021年的人类编造出的故事，也许多了些属于这时代的科技新词，但本质上没有甚么分别。

站在这个角度，回那些不愿意戴口罩，觉得口罩是万恶撒旦用来引诱人类犯罪的禁果的人。说“口罩是社会主义产物”，其实是在用故事来制造社群和身份，并且排除非我族类（社会主义者）。同样地，或者我们也能理解，为甚么在香港的疫苗争议变成了“黄蓝之争”。

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在《等待果陀》里写道：“新的生命在坟墓上诞生，灵光稍瞬即逝，然后黑暗重临。”（They give birth astride of a grave, the light gleams an instant, then it’s night once more）我们在没有选择之下被抛进这个浩瀚宇宙，刚出生就一只脚踏进了棺材，但没有人说得出为甚么。所以在面对危机和死亡时，我们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不是为了生物医学上的“生存”，而是为了“存在”。

寻找爱：爱在瘟疫蔓延时

“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爱情就是爱情，离死亡越近，爱得就越深。”－马奎斯《爱在瘟疫蔓延时》

2020年5月，伦敦艺术家菲莉帕（Philippa Found）创建了一个叫Lockdown Love Stories的网站，用粉笔将网址写在伦敦闹市不同角落，鼓励人们在上面写自己在封城期间发生的爱情故事。里面有人只写了聊聊几笔，有些几乎写成了长篇散文；有些是有幸福结局的故事，但更多是关于期待落空的。

有个作者写自己在封城期间，跟一个因工作认识的男生热恋。二人本来说好只维持“casual”（随便）的关系，即不视对方为长期对象认真交往。但疫情愈拖愈长，“正常”遥遥无期，二人互相陪伴著渡过了这些让人抑郁和精神紧绷的日子。一年后，作者觉得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这段关系怎可能是不认真的呢？所以鼓起勇气跟男生提出想要进一步，但得到的答案是：“我们明明说好了是casual的。”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当然，有没有疫症大流行都好，这些“你爱他，他不爱你”，或广东俗语所谓“沉船”的事情本来就天天上演。但有没有可能，在社交隔离，我们被政府﹑传媒﹑医护和专家警告说“他人即地狱”－－为了自己不感染，必须离他人愈远愈好的时候，我们更想要和他人亲近，更想要和他人建立关系？

这两年欧美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词：“Corona Cuffing”，或“Covid式取暖”。在疫情中，人们更愿意找个伴来互相依偎，不谈结婚生孩子那一类扫兴的话题，只求在全世界都必须用切割和他人的联系来抗疫的时候，有个人可以陪自己渡过这段特别叫人“空虚寂寞冻”的时间。著名恋爱情感专家和心理治疗师佩瑞尔（Esther Perel）说，灾难和集体危机就好像“加速剂”，令人突感人生苦短，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果本来就有点想要结婚生孩子的人，会很想快快安定下来。但同时也会令人反思自己究竟想要甚么，究竟现在有的关系是不是一段令人幸福的关系？如果不是，要离开了吗？

起码我们知道，疫情令想要追求性和爱的人大大增加－－各家约会软体如Tinder﹑OKCupid﹑Match等给出的用户数据分析都显示疫情期间，他们在用户数﹑用户在站上花的时间，对话长度﹑配对数目等全部有明显增长。愿意尝试先网恋后见面的人也愈来愈多。

权威科学期刊《自然》在意大利封城期间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四成参与研究的意大利人表示封城期间他们性需要变得强烈（虽然研究团队同时指出，因为意大利人太喜欢看色情电影，性满足度同时大幅下降）。甚至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有许多人突然梦见本要老死不相往来的前度，在网上搜寻“我为甚么会梦见前度？”的人大幅上升。

我不知道14世纪，面对杀人如麻黑死病的欧洲人有没有梦见前度这回事，更不确实知道瘟疫为甚么会令人突然想起曾令自己辗转反侧的人，但“爱”﹑“痛苦”﹑“疾病”和“瘟疫”在西方文化上本就密不可分。

这两年出现很多“抗疫书单”，上面几乎一定会有哥伦比亚作家马奎斯的名著《爱在瘟疫蔓延时》（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小说讲述十九世纪末期一场两男一女的，横跨几十年的三角恋，但虽然“瘟疫”构成了重要的历史布景，马奎斯真正想要描写的是“爱”－－令人“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晕厥”，“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著虚汗”，并“迫切希望自己死掉”的，跟霍乱（cholera）症状几乎一模一样的爱。

而事实上，“cholera”／“cólera”在西语中除了可解作“瘟疫”﹑“霍乱”，还可以解作“passion”－一方面代表对生命和爱的“热情”，但同时也意味著“受难”和“痛苦”（耶稣被钉十架亦被称为“The Passion”）。源自“choler”（黄胆汁）的“choleric”在英语中解作“易怒的”﹑“暴躁的”，是古希腊－罗马医学中根据人类体液分出的四种气质（temperaments）之一，另外三个是“sanguine”（血液；乐观的）﹑“melancholic”（黑胆汁；抑郁）和“phlegmatic”（黏液质；冷淡的）。

佩瑞尔有句名言：“情欲是死亡的解药”（the erotic as an antidote to death）。她是犹太人，父母都是各自家庭中唯一一个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她从研究父母的集中营经历中发觉，即使在集中营这样黑暗绝望的地方，还是有人享受和人交往，享受音乐﹑舞蹈﹑爱与性，并以这样的对生命的热情来对抗死亡的幽暗。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充满期待﹑迸发热情，同时感受到不确定﹑煎熬﹑痛苦﹑妒忌﹑孤独﹑不安﹑自卑。这些未必都是令人感觉良好的情绪，但起码感受到这些情绪，代表我们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当“正常”世界戛然而止，我们所知一切好像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去和其他人建立关系，去感受性的欢愉，爱带来的一切奇形怪状的情绪，或者是我们想要感受自己存在的证明。

寻找自由：瘟疫与监控

上面提到这两年出现很多“抗疫书单”，卡缪《鼠疫》﹑马奎斯《爱在瘟疫蔓延时》﹑萨拉马戈《盲流感》都是常客。而比较“学术”一点的书单，则几乎一定会出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监控与惩罚》（Surveillance and Punishment）。

在撰写权力变化史和描述权力运作方面，现代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中少有出福柯之右。他尤其擅于将生物政治（biopolitics）理论化：国家机器和社会如何通过控制个人的身体，来达到控制社会和巩固权力的目的？例如在《古典时期疯狂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s）中，福柯以中世纪麻风病人被丢到船上漂流的历史开始，追溯了社会如何定义“精神病患”，而这些病患又怎样慢慢地被隔绝在“正常”社会之外。

在《监控与惩罚》中，他借用边沁的“圆形监狱”来比喻现代权力运作。在圆形监狱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暴露在阳光下，中间的监视塔可以窥见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之间全部被高墙隔开，没办法彼此沟通，也无法逃遁。福柯说这种可见性是一种陷阱（Visibility is a trap），因为我们全都活在一种自己被全天候监控的假定下，久而久之就内化了那些规条，就算没有人在监控我们，我们都会乖乖地遵照规则，自愿协助圆形监狱正常运作。

福柯说现代权力正是这样操作的。“监控”和“惩罚”再不是在昏天暗地的阴暗地牢里发生的事，现代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在光天化日实现这一切。而在《监控与惩罚》里，福柯用的例子正是瘟疫：在大流行期间采取的一切非常手段，将人标签为“健康”﹑“不健康”﹑“已感染”﹑“未受感染”的防疫手段，是这种权力渗入社会秩序的方式，因为这些标签决定了你能不能出门，可以去哪里－－即是，你还能不能做一个有完整权利和自由的公民？

然而防疫与自由的界线在哪里呢？当人工智能﹑人脸辨识﹑生物特征辨识等大数据工具可以大规模使用的时候，收集我们日常私隐易如反掌，而且我们的政治﹑经济自由都可能受到威胁。根据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的研究，疫情开始至去年10月，全球有80个国家的自由度大幅倒退，言论和出版自由尤其受到攻击。许多国家以防疫为名，开始了具入侵性的科技监控计划，例如俄罗斯去年就在莫斯科装了十七万个监控镜头，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逮住违反防疫规定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想关于5G的阴谋论，也许就能够明白，人类编造那些故事不是因为纯粹的“不信科学”，而是因为科技与科学再进步也不能取代政治。无疑每天飙升的感染数字怵目惊心，但“不监控就会死更多人”大概永远不能成为大规模监控的理由。科学不懂得问的问题是：“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合符道德吗？”“这些数据将来会不会成为伤害自由的工具？”

结语：人类群星闪耀时

标题中的“困囿时分秒，看人类多么渺小”来自今年爆红的香港男团Mirror成员柳应廷的歌“人类群星闪耀时”－－歌名来自犹太裔作家茨威格（1881-1942）的同名著作《Shooting Stars: 10 Historical Miniatures》。其实我没有像周遭朋友们一样成为Mirror迷，只有这首歌让我单曲循环了很久。歌和书中间没有太大关连，唯一有点关系的是背后的一个想法：那些改变历史的瞬间，当下看起来其实毫不稀奇，甚至相当平庸，毫无闪光。

所以，也许今日回顾2021年是太早了，我们需要一点事后孔明才能理解刚过去的，混沌又令人惴惴不安的三百六十多天。在我们期待开关，世界却又因变种病毒和各种原因将国门紧闭，期待爱，却又见到族群间的藩篱愈筑愈高的同时－－我们似乎是难以对世界抱有任何希望的。

我的老师，已故社会学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教授说过，人类史上要建立乌托邦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带来灾难；著名加拿大小说家伍特活（Margaret Atwood）写的《使女的故事》，是宗教狂热者用法西斯手段建立乌托邦的反乌托邦（Dystopian）故事（以伍特活的说法，她写的是“Ustopia”，因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本是一体两面）。但无独有偶，两位对“乌托邦”这个理念毫无幻想的作家和学者，居然都是最孜孜不倦地要想像乌托邦的人。赖特想要建立“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伍特活想要想像“实际的乌托邦”（Practical Utopias）。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个人的乌托邦都是复数词“Utopias”：乌托邦要不成为反乌托邦，我们必须接受它可以有无限个可能性，有些甚至不太像乌托邦。

我想，走往乌托邦的路，第一步就是知道我们永远都没法到达乌托邦，以及我们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或者已是桃花源。

英伦才子狄波顿在受访时说，在甚么都没法确定，甚么都不“正常”的大疫时代生活，我们唯一能够过得比较幸福的办法，是保持“非常，非常悲观”（be very, very pessimistic）。我们不需要空洞的希望（hollow hope），我们需要的是抱著必死意志的希望（gallows hope；“gallows”指断头台），即知道虽然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走往断头台的路上，也有很多缤纷的果实，也有许多“小确幸”的事情在发生。我们可以抬头摘个果子一口咬下去，也可以看看湛蓝的天空，这些都还是可能的，也是会给我们希望的。

一年之末，我想就留这个“必死的希望”给读者吧：在知道生命充满痛苦，世界仍然残酷之余，不要忘了抬头看看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