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孩政策出台後，男人們結紮越來越難了

江靜和丈夫第一次進入山東省某三甲醫院泌尿外科是在今年8月底。一個男醫生告訴他們，輸精管結紮手術可以做，但要謹慎，一年當中來醫院做結紮的男性只有三到五例，又提及了男性結紮的風險和併發症。「（醫生）說一般都是女性上環或結紮的比較多，」江靜回憶稱。

考慮了一個多月，他們決定預約做手術。然而，江靜丈夫在電話中被告知：國家下文不讓做了。被拒絕後，他們輾轉另外幾家醫院，得到了「不做」的一致回覆，直到江靜的丈夫在外地成功找到了一家二甲醫院。國慶前後，網上熱議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減少非醫學需要的人工流產」的文件，江靜擔心國家對相關手術的管控會愈加嚴格，她丈夫當天立即預約了第二天的手術。

事後，江靜將此次經歷發布在社交平台，得到大量關注和轉發。有人猜測，這是否與中國在今年5月底出台的三胎政策有關，也有網友稱，自己的幾位朋友去北京的四家三甲醫院諮詢後發現，發現「隨時都可以預約去做」，這網友反問：「到底是醫院不給你家老公做結紮手術？還是你家老公自己不想做？」

端傳媒採訪中國大陸多家醫院、醫生和普通市民，發現位於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江蘇、山東等多家大小醫院均表示不能做這個手術，同時，這幾年被多家醫院拒絕做結紮手術的情況並不罕見，他們有的是已婚、尋求根本性避孕的夫婦，有的是丁克家庭，有的是單身、決定不生育的年輕男性。對於他們的訴求，有的醫院要求提供結婚證、二胎證明，有的說「政策不支持」，有的表示沒有做過這項手術。

廣東某民營醫院的一名管理者向端傳媒記者透露，他們並沒有收到政府下發禁止做輸精管結紮的相關文件。但他認為，由於當前國家的生育政策發生了變化，從禁止多生到鼓勵生育，某些政府醫院為了緊跟政府政策，才以國家下文的藉口來推託。這些年，他所在的醫院也很少有人來做結紮手術，不過他表示，如果患者在醫生多次勸阻之後仍執意要做，會讓他簽署一份文件，後續任何問題由病患承擔。

「國內是這樣的，他（政府）不會下通知，醫生不願做，病人也不願做，這事就慢慢不做了。」河北省某縣級醫院泌尿外科醫生李樹仁對端傳媒表示，由於談論國家政策，他選擇使用化名。

今年約50歲的李樹仁記得，在以前嚴格執行「一孩政策」的時候，被查到超生的夫婦經常被叫到醫院做結紮，有的甚至「被綁着來」，當時他得不得一遍遍「做思想工作」，告訴他們：男性結紮手術規模很小，對身體沒有什麼大危害。

「不生兒子怎麼行」

2019年夏天，已婚六年的徐濤在廈門一家三甲婦幼保健院掛了一名主任醫師（醫生職稱中的最高級別）的門診號，想做男性結紮手術。他表示自己和妻子不打算生孩子。

這位醫生勸徐濤，現在不打算生孩子並不代表以後不想，醫院裏這整層樓的人都是為了生小孩而來的，那些不孕不育的人的痛苦是他無法想像的，而他竟然要來結紮。「給我說了一堆，意思是你有這個生育能力，為什麼要親手把它給那個，你不能剝奪你老婆做媽媽的權利。」

隨後，徐濤又接連被三家醫院拒絕。電話裏，醫生並沒有問他的具體情況，也沒有告訴他不能做的原因。

徐濤很早就萌生了不生育的念頭。小時候家境不太好，父母極其嚴苛，會干預他的各種行為。他記得，有一次自己倒水時，不小心水濺出來滴在桌子上，父親的手掌突然就從上方掃下來打在他手臂上。15歲那年，父親去世，徐濤原以為母親會對他好一些，但還是老樣子。他常想，乾脆自己過完這輩子就好了。

徐濤和妻子在一起已有十年。起初，妻子對孩子持「可有可無」的態度。為了說服妻子，徐濤經常給她舉身邊的反面案例，後來妻子也向朋友直言「不想生孩子」。

2019年，徐濤被醫院拒絕結紮之後，決定做一次精子檢測，對自己的生育能力有個判斷。結果顯示，他完全符合指標，甚至高於指標。徐濤稱，從那時候起，自己幾乎不敢再和妻子有性生活了。

直到今年3月，徐濤得知同事在多方碰壁後終於找到了成都一家二甲醫院做結紮手術，且只需要提供身份證和核酸陰性報告，不需要其他證明材料。徐濤很快飛往成都。

手術持續了半小時左右，由一位主刀醫生完成。醫生把輸精管形容成電線：把牆壁（陰囊）破開之後，挑出電線並剝掉絕緣皮，再把電線剪斷，最後打個結。醫生在準備剪斷輸精管之前，還詢問了他一句：「你真的確定了嗎？」

徐濤的同事陳峰今年30歲，做結紮的時候還是單身，但已經決定好了以後要過丁克（DINK）生活。陳峰知道避孕藥對女性身體影響不大，但心裏多少還是不舒服。在他看來，男性結紮是不會傷害到女性身體的一個避孕方式，「男性結紮是微創手術，恢復快，傷害也小。」 同時，他也想從根源上杜絕懷孕的一切可能。

去成都做手術之前，陳峰被福建省七家醫院拒絕過。一家市級三甲醫院的醫生告訴他，他們沒有做過這種手術。該醫生之後又表示，需要提供居委會的計生證明才能做。陳峰去找了居委會，居委會讓他去找街道辦，街道辦的人又告訴他，他們不管這個事。

有受訪者同樣向端傳媒記者表示，她的丈夫2020年2月去一家省會三甲醫院諮詢結紮時，也被要求提供很多證明。不過，也有受訪者稱，他們沒有被要求提供結婚證和二胎證明等紙質材料。

端傳媒向中國泌尿外科排名第一的一家醫院致電查詢，對方表示可以做輸精管結紮手術，但要帶上結婚證過去，「家裏有的證件都帶着。」

最終，陳峰通過微博上的一位男科醫生博主找到了一家位於成都的醫院。然而，在今年5月中國出台「三胎政策」之後，一位網友告訴陳峰，這家醫院已經不再給未婚男性做結紮了。陳峰表示，他在微信上向曾給他做手術的醫生求證，得知確實如此。

去年，郭超在蘇州市一家三甲醫院做了結紮手術。當時他年僅23歲，碩士在讀。他向醫生撒謊稱，自己已經結婚，且有了兩個小孩，醫生也沒有要求他出示證明。在此之前，郭超也被多家醫院拒絕過。有的醫院稱不開展這項手術，有的醫院要求帶着結婚證和妻子一起來。

在一次旅行中，郭超遇到過一對六十多歲的丁克夫妻。在他看來，沒有孩子的生活會更自由，夫妻倆好像也更恩愛一些。在看了一篇講述女性產後出現惡露、子宮脱落、漏尿等症狀的科普文章後，徹底決定以後要過丁克的生活。他在學校一個匿名論壇投了稿，詢問怎麼樣能真正實現不生育。有人回覆，可以去結紮。

一名剛生完二胎半年多的女士告訴端傳媒，今年9月底，江西撫州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得知她丈夫想做男性結紮時，很驚訝，不建議他們做。當聽說兩胎都是女兒後，醫生的反應更大了，「不生兒子怎麼行」，「沒兒子的話還是慎重考慮」。

她當即告訴醫生，他們決定不生了，醫生又繼續勸說：「還年輕，以後肯定還會想生」。

從強迫結紮，到拒絕結紮

作為一家縣級醫院的泌尿科醫生，李樹仁說，他早於十年前已經不再做男性結紮手術。至今，他們沒有接到關於禁止該手術的明確通知，但他表示，醫院逐漸不開展這個手術還是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漸放寬有關，同時，作為一個不可逆的手術，他們也擔心「這個手術得罪人」。

在很長一段時間，李樹仁不得不一直做這個得罪人的手術。自1980年開始，中國落實「一孩政策」，1982年又把計劃生育列為基本國策，此後，李樹仁遇到過幾批被查到超生並強制叫來醫院做結紮手術的人。他記得，那時有一個口號，「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

李樹仁在90年代初開始工作，他記得，1995年至1997年，以及2004年至2006年是當地縣城集中查處超生的年份，這幾年間，他大概做了三四百例結紮手術，其中80%為男性。李樹仁說，他很同情一些被村裏強行綁着帶來醫院的人，也很反感這種過於野蠻的行為，但他還是不得得努力給這些超生家庭的夫婦做思想工作，說服他們同意做結紮。

李樹仁介紹，從技術和資源的角度，醫生更偏向讓男性來完成結紮的任務。女性結紮手術時間更長，程序更為複雜，手術出現併發症的概率較大——早期，在技術不熟練的情況下，曾經出現過腸道損傷、腹膜炎、腹腔出血的意外，而男性結紮手術更為簡單，併發症的機率低得多。

學習輸卵管結紮手術需要的時間也更長。李樹仁稱，大概需要半年或完成80到100例手術才能比較熟練地操作這個手術。相比之下，輸精管結紮的快速掌握只需要十幾例手術的練習。

不過，翻查數據，在「一孩政策」年代，女性結紮手術的數量，還是一直超過男性。在中國執行的「計劃生育手術」，包括男性結紮、女性結紮、女性放置生育環，以及女性強迫流產手術。在1978年憲法規定「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之後的十年內，男性結紮只佔女性結紮手術例數的30%，此後，二者的差距繼續拉大，再加上女性人流、「上環」等，女性成為計劃生育的主要被執行者。

1980至90年代是中國強制執行計劃生育的高峰期。1982年至1983年，錢信忠擔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任職期間，他提出了「一胎上環，二胎絕育」的口號：生完一胎之後，女性「上環」，生二胎後，由夫妻其中一方結紮。1983年，中國節育手術（上環、女性結紮、男性結紮）的數量達到了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期的最高峰，分別為1775萬、1639萬和425萬例。據恆大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顯示，1982年中國15至49歲的育齡婦女規模為2.5億。

中國大陸一名研究生育與父職的社會學教授盧天欣對端傳媒表示，在這個時期，女性被當作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主要對象，其部分原因，是出於在生理上的政策執行有效性，一些決策者或實施者認為，即使給男性做了結紮手術，女性仍然有懷孕的可能。考慮到議題的敏感性，該教授選擇用化名。

「因為懷孕必須是在女性的身體裏發生，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防止女性意外懷孕的環節上。」盧天欣說。

這名教授稱，節育環是在結紮手術之後才大規模推廣的。與相對複雜高危的女性結紮與個人意願不高的男性結紮相比，給女性「上環」，成為當時政策執行的主要方式，但由於早期裝置的不成熟，以及後來沒有及時取環，「上環」成為大陸不少上一代女性的痛苦回憶。據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統計，1971年至2019年，放置和取出節育環的總數分別為4.56億和1.22億例。

李婷婷今年32歲，她的母親，正經歷了計劃生育的「上環」。這是一個將含銅或激素的避孕器放置女性子宮內的手術。她媽媽曾經對她回憶，當時手術過程中，麻藥沒有弄好，導致子宮像被真刀真槍割傷，疼得撕心裂肺，醫院外頭都能聽到她喊叫的聲音。

兩年前，李婷婷在生完一胎之後向三甲醫院婦產科的醫生諮詢過避孕措施，醫生告訴她，上環吧。她反問醫生為什麼不能讓男方去結紮。醫生回她：「男的一般都很難那個（接受）吧。」

「好像現在醫院的醫生都覺得女孩子應該上環，」李婷婷有些激動，「為什麼犧牲的都是女孩子？」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黎苑珊指出，宮內節育器（即節育環）在中國的高普及率和「一孩政策」有很大關係，在過去計劃生育技術不是很成熟的年代，節育器是一個非常便宜且有效的選擇。

黎苑珊告訴端傳媒，宮內節育器並不只是在中國廣泛使用，它是聯合國鼓勵民眾去使用的、並且在其他國家也很普及的一種避孕選擇。她表示，節育器本身的風險並不大，雖然少部分人可能會產生併發症，但很多臨床研究證明它是一種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如果它是女性自由選擇的，那麼它具有為女性賦權的價值，讓女性掌握生育的自主權。

盧天欣介紹，在1960年代避孕藥出現以前，一直缺少有效的、可靠的避孕方式，避孕藥的發明對女性解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女性能夠將懷孕的權利掌握在自己手裏。目前，在避孕藥的技術不斷改進後，除了對一些特殊體質或疾病的人不適用外，它還是比較可靠和安全的。

與不可逆的結紮手術相比，宮內節育器可以隨時取出，不影響女性生育能力，而且比每天同一時間服用的避孕藥更為方便。她表示，它在技術不太成熟的早期存在可能脱落、刺激疼痛、經血增多的問題，直至現在，它仍然有「脱環」的可能，會自動從身體中排出。但她認為，如果醫生能夠嚴格執行手術，保證女性對它的風險、術後服務的知情，宮內節育器實際上是一個有效的避孕方式。

盧天欣認為，無論是為男性或女性設計的避孕方式，技術本身的安全程度和個體的知情自願這兩點非常重要。其中，知情自願意味着讓當事人自己選擇，並且保證女性對於這個技術的原理、潛在風險，以及事先、事中、事後的各種醫療跟蹤服務有足夠知情權。

對於目前許多醫院拒絕為男性提供結紮服務，盧天欣認為，這影響了他們在避孕上的選擇自由。對於醫生以「國家下文」的藉口來推辭做男性結紮手術的情況，「我覺得真是很不負責任，你可以明確說你做不了什麼的，不可以這樣隨便這樣胡說有什麼政策等等。」

不過，儘管沒有國家文件，泌尿科醫生李樹仁現在也很拒絕給人做結紮手術。這兩年，李樹仁也遇到幾位想來做結紮手術的男性，即使是個人意願強烈的，都被他一一勸阻了。

他認為，手術是為了治病救人，但輸精管結紮並不是治療疾病，而是一項可做可不做的手術。儘管它出現併發症的概率很低，對身體也沒有大影響，但李樹仁認為，如果在陰囊上刺一個小口、剪斷輸精管只是為了達到避孕的效果，並不值得，人們可以選擇其他避孕方式。

從強制結紮到拒絕結紮，李樹仁表示能理解這個局面的扭轉。在他看來，這可能會被西方社會視為「不講人權」，但他認為，這是因為外國人沒有站在中國「國情和傳統」上考慮。

「他沒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去看一個問題，他只從自己主觀方面去看，（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合理的。如果是站在中國官方角度，國情和傳統角度，這個東西是很正常的。」李樹仁說。

「連我自己的爸媽都寧可讓我結紮，而不是讓我老公去做」

根據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中國衞生健康統計年鑑2020》顯示，自中國政府在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後，男性結紮手術的數量驟減；2015年全中國男性結紮手術為14.9萬例，2016年跌至3.5萬例，2019年下跌至4742例。

江靜是80後女生，她的父親也在計劃生育政策下經歷了結紮手術。到了自己這一輩，她希望更自由地選擇避孕方式，更多地考慮自己的身體。

懷孕對江靜而言，是非常困難的經歷。五年前，她第一次懷孕時遭遇了兩次胎停，不得不進行刮宮，流產手術繼而造成了宮腔粘連和輸卵管梗阻。2019年，她終於再次懷孕，為了保胎，肚皮上被注射了很多針肝素鈉。生產時，她初選了順產，中途卻又不得不轉為剖宮產。回憶起這些，江靜覺得特別遭罪，如果再要二胎，「感覺命都快要沒了。」

她覺得，自己絲毫不能再承擔任何一次懷孕的風險了。2020年底，江靜在生完孩子半年多後，對丈夫提出希望他去做結紮手術。她說，自己在生育過程中付出了太多，而避孕是他們夫妻需要共同承擔的責任；如果丈夫去結紮，再戴上避孕套，肯定就不會再懷孕了，而其他避孕方式都不是最保險的選擇。她表示，自己一個朋友在生完二胎之後帶上了節育環，但後來還是懷孕了，捨不得流產，最後只好生下來。

起初，和大多數男性一樣，江靜的丈夫對結紮也有顧慮，擔心影響身體健康，以及有「被閹割」的心理負擔。江靜查詢了很多資料，諮詢了做過該手術的網友，又從母親那了解到，結紮對父親的身體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最終才下定了決心。

李婷婷在生完一胎的八個月後，又意外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在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情況下，又要承受第二胎，她決定做流產手術。當她換完衣服躺在準備流產的手術室裏時，卻聽到了母親和丈夫在外頭哭，心一軟，又從手術台上下來了。

在二胎快分娩之前，李婷婷和丈夫提出，不如他去結紮。起初丈夫很抗拒，身邊也很少有人做這個手術。第二天，他給李婷婷發了一條信息，坦白自己一直覺得結紮有些可怕，怕自己以後「直不起來了」。後來，他考慮到不能再讓妻子的身體受苦，也了解了男性結紮手術的傷害性確實小得多，才同意了這個提議。

今年年初，他們在杭州問了四家三級綜合醫院和一家私人醫院，被其中三家拒絕了。

「沒有人做這種手術，建議你去其他醫院再看一下。」 醫生這樣回絕了李婷婷。她的丈夫也因此打了退堂鼓，看到這麼多醫院都不讓做，他覺得這個手術「肯定不怎麼樣」。

離開醫院後，他花了一千多塊錢買來了100個避孕套。結紮手術擱置至今，他們決定，等過陣子再去其他大醫院問問看。

在諮詢醫生的那段時間，李婷婷和父母說了這件事情。她媽媽的第一反應是，「這哪行啊」，男的做了結紮以後不能幹重活，不能累着，「他們說，那不廢了嗎？」

一名已經生育的女性告訴端傳媒記者，丈夫在去年2月被當地最好的三甲醫院拒絕做結紮手術後，她將這件事情告訴了自己的父母，結果被罵了一頓，說他們夫妻倆「亂來」，又舉了很多例子來向她證明男性結紮會帶來種種身體問題，而女性結紮則不會對身體有傷害。

「連我自己的爸媽都寧可讓我結紮，而不是讓我老公去做。」 她無奈地表示。

黎苑珊認為，在中國當下的三胎政策下，國家要做的不是將規劃強加於大眾或女性，而應該給他們提供更多的途徑和資源做出適合自己的理性選擇，這樣才能實現生育自主。例如，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資源和經費來支持男性避孕技術方面的研究。除了避孕套和輸精管結紮之外，如果有更多長效的、可逆的避孕方式，個體和夫妻也能夠更好地規劃自己的生育選擇。

陳峰和徐濤都認為，男性去做結紮手術時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一些刻板印象，覺得會陽痿，會變娘炮，不是男人了，覺得被人閹割了。」陳峰稱。

在陳峰身邊的男性朋友中，更多的是反對聲音。朋友們並沒有在明面上說他做得不對或者不好，只是淡淡地表示——沒必要。而女性朋友中支持他的人則更多一些，「她們會覺得我比別的男生好一點。」

陳峰認為，三胎政策主要對女性的影響比較大，其本質是限制女性找工作。「本來企業就不願意僱用女性，這回開放三胎，他們就更有理由拒絕女性了。」他覺得，想娶妻生娃的男性最終是這個政策的受益者。

徐濤現在在核酸採樣組兼職，平時總和醫護人員打交道。他會把自己做過結紮手術的事情告訴身邊的護士們。「她們總覺得我挺有擔當，她們都挺稱讚我的，」徐濤稱，他會得到來自年輕女性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贊成票，大家認為，他是挺身而出。

尾聲

在不同城市的三甲、二甲醫院做結紮手術的多位受訪者稱，目前費用一般在1000到2000人民幣左右，但無法通過社會醫療保險進行報銷，需要自行承擔。

然而，杭州市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給李婷婷和丈夫的報價高達兩萬多人民幣。隨後，他們去了一家當地非常有名的私立醫院，醫生起初的報價是8800。聽到這個價格和之前的兩萬多相差過大，李婷婷有些驚訝，重複了一句：「8800？」

醫生以為他們嫌太貴，便說「七千也行」，過一會又說「最低六千」。

「這中間我一句話都沒說，他自己自動砍價，我也是第一次見，」李婷婷回憶稱。

郭超向端傳媒表示，去年他在河南老家和江蘇無錫諮詢過多家醫院，其中一家無錫的私立醫院要價8000。

他追問價格較高的原因，醫生稱，貴了就不會影響他的性能力。

應受訪者要求，江靜、徐濤、陳峰、李樹仁、李婷婷、郭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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