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孩政策出台后，男人们结扎越来越难了

江静和丈夫第一次进入山东省某三甲医院泌尿外科是在今年8月底。一个男医生告诉他们，输精管结扎手术可以做，但要谨慎，一年当中来医院做结扎的男性只有三到五例，又提及了男性结扎的风险和并发症。“（医生）说一般都是女性上环或结扎的比较多，”江静回忆称。

考虑了一个多月，他们决定预约做手术。然而，江静丈夫在电话中被告知：国家下文不让做了。被拒绝后，他们辗转另外几家医院，得到了“不做”的一致回复，直到江静的丈夫在外地成功找到了一家二甲医院。国庆前后，网上热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的文件，江静担心国家对相关手术的管控会愈加严格，她丈夫当天立即预约了第二天的手术。

事后，江静将此次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得到大量关注和转发。有人猜测，这是否与中国在今年5月底出台的三胎政策有关，也有网友称，自己的几位朋友去北京的四家三甲医院咨询后发现，发现“随时都可以预约去做”，这网友反问：“到底是医院不给你家老公做结扎手术？还是你家老公自己不想做？”

端传媒采访中国大陆多家医院、医生和普通市民，发现位于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多家大小医院均表示不能做这个手术，同时，这几年被多家医院拒绝做结扎手术的情況并不罕见，他们有的是已婚、寻求根本性避孕的夫妇，有的是丁克家庭，有的是单身、决定不生育的年轻男性。对于他们的诉求，有的医院要求提供结婚证、二胎证明，有的说“政策不支持”，有的表示没有做过这项手术。

广东某民营医院的一名管理者向端传媒记者透露，他们并没有收到政府下发禁止做输精管结扎的相关文件。但他认为，由于当前国家的生育政策发生了变化，从禁止多生到鼓励生育，某些政府医院为了紧跟政府政策，才以国家下文的借口来推托。这些年，他所在的医院也很少有人来做结扎手术，不过他表示，如果患者在医生多次劝阻之后仍执意要做，会让他签署一份文件，后续任何问题由病患承担。

“国内是这样的，他（政府）不会下通知，医生不愿做，病人也不愿做，这事就慢慢不做了。”河北省某县级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李树仁对端传媒表示，由于谈论国家政策，他选择使用化名。

今年约50岁的李树仁记得，在以前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时候，被查到超生的夫妇经常被叫到医院做结扎，有的甚至“被绑着来”，当时他得不得一遍遍“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男性结扎手术规模很小，对身体没有什么大危害。

“不生儿子怎么行”

2019年夏天，已婚六年的徐涛在厦门一家三甲妇幼保健院挂了一名主任医师（医生职称中的最高级别）的门诊号，想做男性结扎手术。他表示自己和妻子不打算生孩子。

这位医生劝徐涛，现在不打算生孩子并不代表以后不想，医院里这整层楼的人都是为了生小孩而来的，那些不孕不育的人的痛苦是他无法想象的，而他竟然要来结扎。“给我说了一堆，意思是你有这个生育能力，为什么要亲手把它给那个，你不能剥夺你老婆做妈妈的权利。”

随后，徐涛又接连被三家医院拒绝。电话里，医生并没有问他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告诉他不能做的原因。

徐涛很早就萌生了不生育的念头。小时候家境不太好，父母极其严苛，会干预他的各种行为。他记得，有一次自己倒水时，不小心水溅出来滴在桌子上，父亲的手掌突然就从上方扫下来打在他手臂上。15岁那年，父亲去世，徐涛原以为母亲会对他好一些，但还是老样子。他常想，干脆自己过完这辈子就好了。

徐涛和妻子在一起已有十年。起初，妻子对孩子持“可有可无”的态度。为了说服妻子，徐涛经常给她举身边的反面案例，后来妻子也向朋友直言“不想生孩子”。

2019年，徐涛被医院拒绝结扎之后，决定做一次精子检测，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有个判断。结果显示，他完全符合指标，甚至高于指标。徐涛称，从那时候起，自己几乎不敢再和妻子有性生活了。

直到今年3月，徐涛得知同事在多方碰壁后终于找到了成都一家二甲医院做结扎手术，且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核酸阴性报告，不需要其他证明材料。徐涛很快飞往成都。

手术持续了半小时左右，由一位主刀医生完成。医生把输精管形容成电线：把墙壁（阴囊）破开之后，挑出电线并剥掉绝缘皮，再把电线剪断，最后打个结。医生在准备剪断输精管之前，还询问了他一句：“你真的确定了吗？”

徐涛的同事陈峰今年30岁，做结扎的时候还是单身，但已经决定好了以后要过丁克（DINK）生活。陈峰知道避孕药对女性身体影响不大，但心里多少还是不舒服。在他看来，男性结扎是不会伤害到女性身体的一个避孕方式，“男性结扎是微创手术，恢复快，伤害也小。” 同时，他也想从根源上杜绝怀孕的一切可能。

去成都做手术之前，陈峰被福建省七家医院拒绝过。一家市级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他们没有做过这种手术。该医生之后又表示，需要提供居委会的计生证明才能做。陈峰去找了居委会，居委会让他去找街道办，街道办的人又告诉他，他们不管这个事。

有受访者同样向端传媒记者表示，她的丈夫2020年2月去一家省会三甲医院咨询结扎时，也被要求提供很多证明。不过，也有受访者称，他们没有被要求提供结婚证和二胎证明等纸质材料。

端传媒向中国泌尿外科排名第一的一家医院致电查询，对方表示可以做输精管结扎手术，但要带上结婚证过去，“家里有的证件都带着。”

最终，陈峰通过微博上的一位男科医生博主找到了一家位于成都的医院。然而，在今年5月中国出台“三胎政策”之后，一位网友告诉陈峰，这家医院已经不再给未婚男性做结扎了。陈峰表示，他在微信上向曾給他做手术的医生求证，得知确实如此。

去年，郭超在苏州市一家三甲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当时他年仅23岁，硕士在读。他向医生撒谎称，自己已经结婚，且有了两个小孩，医生也没有要求他出示证明。在此之前，郭超也被多家医院拒绝过。有的医院称不开展这项手术，有的医院要求带着结婚证和妻子一起来。

在一次旅行中，郭超遇到过一对六十多岁的丁克夫妻。在他看来，没有孩子的生活会更自由，夫妻俩好像也更恩爱一些。在看了一篇讲述女性产后出现恶露、子宫脱落、漏尿等症状的科普文章后，彻底决定以后要过丁克的生活。他在学校一个匿名论坛投了稿，询问怎么样能真正实现不生育。有人回复，可以去结扎。

一名刚生完二胎半年多的女士告诉端传媒，今年9月底，江西抚州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得知她丈夫想做男性结扎时，很惊讶，不建议他们做。当听说两胎都是女儿后，医生的反应更大了，“不生儿子怎么行”，“没儿子的话还是慎重考虑”。

她当即告诉医生，他们决定不生了，医生又继续劝说：“还年轻，以后肯定还会想生”。

从强迫结扎，到拒绝结扎

作为一家县级医院的泌尿科医生，李树仁说，他早于十年前已经不再做男性结扎手术。至今，他们没有接到关于禁止该手术的明确通知，但他表示，医院逐渐不开展这个手术还是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有关，同時，作为一个不可逆的手术，他们也担心“这个手术得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李树仁不得不一直做这个得罪人的手术。自1980年开始，中国落实“一孩政策”，1982年又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此后，李树仁遇到过几批被查到超生并强制叫来医院做结扎手术的人。他记得，那时有一个口号，“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

李树仁在90年代初开始工作，他记得，1995年至1997年，以及2004年至2006年是当地县城集中查处超生的年份，这几年间，他大概做了三四百例结扎手术，其中80%为男性。李树仁说，他很同情一些被村里强行绑着带来医院的人，也很反感这种过于野蛮的行为，但他还是不得得努力给这些超生家庭的夫妇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同意做结扎。

李树仁介绍，从技术和资源的角度，医生更偏向让男性来完成结扎的任务。女性结扎手术时间更长，程序更为复杂，手术出现并发症的概率较大——早期，在技术不熟练的情况下，曾经出现过肠道损伤、腹膜炎、腹腔出血的意外，而男性结扎手术更为简单，并发症的几率低得多。

学习输卵管结扎手术需要的时间也更长。李树仁称，大概需要半年或完成80到100例手术才能比较熟练地操作这个手术。相比之下，输精管结扎的快速掌握只需要十几例手术的练习。

不过，翻查数据，在“一孩政策”年代，女性结扎手术的数量，还是一直超过男性。在中国执行的“计划生育手术”，包括男性结扎、女性结扎、女性放置生育环，以及女性强迫流产手术。在1978年宪法规定“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之后的十年内，男性结扎只占女性结扎手术例数的30%，此后，二者的差距继续拉大，再加上女性人流、“上环”等，女性成为计划生育的主要被执行者。

1980至90年代是中国强制执行计划生育的高峰期。1982年至1983年，钱信忠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任职期间，他提出了“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口号：生完一胎之后，女性“上环”，生二胎后，由夫妻其中一方结扎。1983年，中国节育手术（上环、女性结扎、男性结扎）的数量达到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的最高峰，分别为1775万、1639万和425万例。据恒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1982年中国15至49岁的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

中国大陸一名研究生育与父职的社会学教授卢天欣对端传媒表示，在这个时期，女性被当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主要对象，其部分原因，是出于在生理上的政策执行有效性，一些决策者或实施者认为，即使给男性做了结扎手术，女性仍然有怀孕的可能。考虑到议题的敏感性，该教授选择用化名。

“因为怀孕必须是在女性的身体里发生，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防止女性意外怀孕的环节上。”卢天欣說。

这名教授称，节育环是在结扎手术之后才大规模推广的。与相对复杂高危的女性结扎与个人意愿不高的男性结扎相比，给女性“上环”，成为当时政策执行的主要方式，但由于早期装置的不成熟，以及后来没有及时取环，“上环”成为大陆不少上一代女性的痛苦回忆。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1971年至2019年，放置和取出节育环的总数分别为4.56亿和1.22亿例。

李婷婷今年32岁，她的母亲，正经历了计划生育的“上环”。这是一个将含铜或激素的避孕器放置女性子宫内的手术。她妈妈曾经对她回忆，当时手术过程中，麻药没有弄好，导致子宫像被真刀真枪割伤，疼得撕心裂肺，医院外头都能听到她喊叫的声音。

两年前，李婷婷在生完一胎之后向三甲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咨询过避孕措施，医生告诉她，上环吧。她反问医生为什么不能让男方去结扎。医生回她：“男的一般都很难那个（接受）吧。”

“好像现在医院的医生都觉得女孩子应该上环，”李婷婷有些激动，“为什么牺牲的都是女孩子？”

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黎苑珊指出，宫内节育器（即节育环）在中国的高普及率和“一孩政策”有很大关系，在过去计划生育技术不是很成熟的年代，节育器是一个非常便宜且有效的选择。

黎苑珊告诉端传媒，宫内节育器并不只是在中国广泛使用，它是联合国鼓励民众去使用的、并且在其他国家也很普及的一种避孕选择。她表示，节育器本身的风险并不大，虽然少部分人可能会产生并发症，但很多临床研究证明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如果它是女性自由选择的，那么它具有为女性赋权的价值，让女性掌握生育的自主权。

卢天欣介绍，在1960年代避孕药出现以前，一直缺少有效的、可靠的避孕方式，避孕药的发明对女性解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女性能够将怀孕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目前，在避孕药的技术不断改进后，除了对一些特殊体质或疾病的人不适用外，它还是比较可靠和安全的。

与不可逆的结扎手术相比，宫内节育器可以随时取出，不影响女性生育能力，而且比每天同一时间服用的避孕药更为方便。她表示，它在技术不太成熟的早期存在可能脱落、刺激疼痛、经血增多的问题，直至现在，它仍然有“脱环”的可能，会自动从身体中排出。但她认为，如果医生能够严格执行手术，保证女性对它的风险、术后服务的知情，宫内节育器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避孕方式。

卢天欣认为，无论是为男性或女性设计的避孕方式，技术本身的安全程度和个体的知情自愿这两点非常重要。其中，知情自愿意味着让当事人自己选择，并且保证女性对于这个技术的原理、潜在风险，以及事先、事中、事后的各种医疗跟踪服务有足够知情权。

对于目前许多医院拒绝为男性提供结扎服务，卢天欣认为，这影响了他们在避孕上的选择自由。对于医生以“国家下文”的借口来推辞做男性结扎手术的情况，“我觉得真是很不负责任，你可以明确说你做不了什么的，不可以这样随便这样胡说有什么政策等等。”

不过，尽管没有国家文件，泌尿科医生李树仁现在也很拒绝给人做结扎手术。这两年，李树仁也遇到几位想来做结扎手术的男性，即使是个人意愿强烈的，都被他一一劝阻了。

他认为，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但输精管结扎并不是治疗疾病，而是一项可做可不做的手术。尽管它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很低，对身体也没有大影响，但李树仁认为，如果在阴囊上刺一个小口、剪断输精管只是为了达到避孕的效果，并不值得，人们可以选择其他避孕方式。

从强制结扎到拒绝结扎，李树仁表示能理解这个局面的扭转。在他看来，这可能会被西方社会视为“不讲人权”，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外国人没有站在中国“国情和传统”上考虑。

“他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看一个问题，他只从自己主观方面去看，（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如果是站在中国官方角度，国情和传统角度，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李树仁说。

“连我自己的爸妈都宁可让我结扎，而不是让我老公去做”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显示，自中国政府在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男性结扎手术的数量骤减；2015年全中国男性结扎手术为14.9万例，2016年跌至3.5万例，2019年下跌至4742例。

江静是80后女生，她的父亲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经历了结扎手术。到了自己这一辈，她希望更自由地选择避孕方式，更多地考虑自己的身体。

怀孕对江静而言，是非常困难的经历。五年前，她第一次怀孕时遭遇了两次胎停，不得不进行刮宫，流产手术继而造成了宫腔粘连和输卵管梗阻。2019年，她终于再次怀孕，为了保胎，肚皮上被注射了很多针肝素钠。生产时，她初选了顺产，中途却又不得不转为剖宫产。回忆起这些，江静觉得特别遭罪，如果再要二胎，“感觉命都快要没了。”

她觉得，自己丝毫不能再承担任何一次怀孕的风险了。2020年底，江静在生完孩子半年多后，對丈夫提出希望他去做结扎手术。她说，自己在生育过程中付出了太多，而避孕是他们夫妻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如果丈夫去结扎，再戴上避孕套，肯定就不会再怀孕了，而其他避孕方式都不是最保险的选择。她表示，自己一个朋友在生完二胎之后带上了节育环，但后来还是怀孕了，舍不得流产，最后只好生下来。

起初，和大多数男性一样，江静的丈夫对结扎也有顾虑，担心影响身体健康，以及有“被阉割”的心理负担。江静查询了很多资料，咨询了做过该手术的网友，又从母亲那了解到，结扎对父亲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最终才下定了决心。

李婷婷在生完一胎的八个月后，又意外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又要承受第二胎，她决定做流产手术。当她换完衣服躺在准备流产的手术室里时，却听到了母亲和丈夫在外头哭，心一软，又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在二胎快分娩之前，李婷婷和丈夫提出，不如他去结扎。起初丈夫很抗拒，身边也很少有人做这个手术。第二天，他给李婷婷发了一条信息，坦白自己一直觉得结扎有些可怕，怕自己以后“直不起来了”。后来，他考虑到不能再让妻子的身体受苦，也了解了男性结扎手术的伤害性确实小得多，才同意了这个提议。

今年年初，他们在杭州问了四家三级综合医院和一家私人医院，被其中三家拒绝了。

“没有人做这种手术，建议你去其他医院再看一下。” 医生这样回绝了李婷婷。她的丈夫也因此打了退堂鼓，看到这么多医院都不让做，他觉得这个手术“肯定不怎么样”。

离开医院后，他花了一千多块钱买来了100个避孕套。结扎手术搁置至今，他们决定，等过阵子再去其他大医院问问看。

在咨询医生的那段时间，李婷婷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情。她妈妈的第一反应是，“这哪行啊”，男的做了结扎以后不能干重活，不能累着，“他们说，那不废了吗？”

一名已经生育的女性告诉端传媒记者，丈夫在去年2月被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拒绝做结扎手术后，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母，结果被骂了一顿，说他们夫妻俩“乱来”，又举了很多例子来向她证明男性结扎会带来种种身体问题，而女性结扎则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连我自己的爸妈都宁可让我结扎，而不是让我老公去做。” 她无奈地表示。

黎苑珊认为，在中国当下的三胎政策下，国家要做的不是将规划强加于大众或女性，而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途径和资源做出适合自己的理性选择，这样才能实现生育自主。例如，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和经费来支持男性避孕技术方面的研究。除了避孕套和输精管结扎之外，如果有更多长效的、可逆的避孕方式，个体和夫妻也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育选择。

陈峰和徐涛都认为，男性去做结扎手术时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会阳痿，会变娘炮，不是男人了，觉得被人阉割了。”陈峰称。

在陈峰身边的男性朋友中，更多的是反对声音。朋友们并没有在明面上说他做得不对或者不好，只是淡淡地表示——没必要。而女性朋友中支持他的人则更多一些，“她们会觉得我比别的男生好一点。”

陈峰认为，三胎政策主要对女性的影响比较大，其本质是限制女性找工作。“本来企业就不愿意雇用女性，这回开放三胎，他们就更有理由拒绝女性了。”他觉得，想娶妻生娃的男性最终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徐涛现在在核酸采样组兼职，平时总和医护人员打交道。他会把自己做过结扎手术的事情告诉身边的护士们。“她们总觉得我挺有担当，她们都挺称赞我的，”徐涛称，他会得到来自年轻女性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赞成票，大家认为，他是挺身而出。

尾声

在不同城市的三甲、二甲医院做结扎手术的多位受访者称，目前费用一般在1000到2000人民币左右，但无法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进行报销，需要自行承担。

然而，杭州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给李婷婷和丈夫的报价高达两万多人民币。随后，他们去了一家当地非常有名的私立医院，医生起初的报价是8800。听到这个价格和之前的两万多相差过大，李婷婷有些惊讶，重复了一句：“8800？”

医生以为他们嫌太贵，便说“七千也行”，过一会又说“最低六千”。

“这中间我一句话都没说，他自己自动砍价，我也是第一次见，”李婷婷回忆称。

郭超向端传媒表示，去年他在河南老家和江苏无锡咨询过多家医院，其中一家无锡的私立医院要价8000。

他追问价格较高的原因，医生称，贵了就不会影响他的性能力。

应受访者要求，江静、徐涛、陈峰、李树仁、李婷婷、郭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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