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野不理解的，我全都理解了：當中國獨立音樂人面對恥辱、憎恨與改造

日前，紅遍中港台的中國大陸民謠歌手宋冬野，沉寂數年後於微博上的一則長文引起了廣泛的討論。2016年10月13日，宋冬野因吸食大麻而被中國警方抓獲，行政拘留10日後公開道歉。

這五年間，宋冬野幾乎消失在公衆視野，直到近日他在微博公開發佈了1800字的自白。帖文中提到，他10月在中國「合理合法經過嚴格審批並通過的演出」，又一次因爲惡意舉報而被取消。他提到，自己五年前因吸食毒品被拘留後，已深刻認識錯誤，此後沒有再觸碰一絲一毫毒品，面對網絡暴力也不置一詞，只想著好好創作，認真對待每一次演出，但卻被剝奪合理合法工作的權利。

「為什麽在文化部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營業性演出管理的通知》中規定的『三年禁演期』過去又兩年之後，還是要禁止我的演出？」他困惑地感嘆，自己已經受到了懲罰，接受了教育啊，已經改正，爲何還是不能放他一條生路，「不是說全社會都應該給曾經違法的人機會嗎？」

文章一發佈，立即遭到輿論自上而下的口誅筆伐。網民痛罵宋冬野毫無悔意，「賣慘」，無視緝毒警察犧牲的生命；官方媒體如《人民日報》旗下公衆號也出聲狙擊，指他雖未把子彈射向警察，但真金白銀讓販毒分子有了武裝自己的資本。文章從鴉片戰爭是「國恥」講到吸毒公衆人物復出會影響粉絲，更斬釘截鐵地回答宋的疑問：可以「轉行做別的」，「但要繼續承擔公共人物的角色，不行。」

而憤怒的公衆對於這樣赤裸的規則侵犯沒有任何異議，因爲他們「罪有應得」。

嚴格管治之下的中國獨立音樂人

喧囂之後，宋冬野的文章刪除，但故事並未停在這裏。民謠樂隊野孩子的成員、搖滾樂隊痛苦的信仰前吉他手均在爭議中爲宋冬野發聲，繼而痛苦的信仰被發現曾於2014年在微博公開支持大麻除罪化，同樣遭到網民的大量攻擊；不僅如此，隨之而來的，是這兩個樂隊近期的專場、音樂節演出均告取消。

事實上，在中國的文藝表演領域的從業人員，因爲涉及吸食毒品而被封殺、被禁演、作品遭遇下架的現象開始存在，宋冬野事件絕非初例。從2014年開始，涉毒藝人被封殺的政策開始不成文地出現，房祖名、柯振東、寧財神⋯⋯早在宋冬野事件之前，這張永不復出的「涉毒污點藝人」名單已經有一串串長長的名字，能夠縱向證實這種政策出現的，或許是2011年同樣因涉嫌吸毒被捕的grunge音樂人謝天笑，後來依然能夠舉辦演出；但對於這沒有法律明文的封殺令，此前從未有圈內人提出質疑，而或許因爲獨立音樂領域天然嚮往自由、懷疑權威的特性，這層窗戶紙由獨立歌手捅破，並且延燒至其他獨立音樂團體。

若單純談宋冬野事件所蘊含的內容，我們可以暫且拋開世界範圍內對大麻除罪化的爭議，姑先在宋冬野有違法事實、做了「錯事」的框架內討論此事。事實上，這個問題並沒有太多可爭論的，哪怕在情緒飽滿的行文中，宋依然條理清晰地總結出了問題所在：按理來說，對違法者如何處罰，以及相應地他們的權利如何保障，本來應該有清晰的規則；但現實是，在違法者已接受了法律框架之下的處罰之後，依然有超越在法律之上的力量，侵犯他的工作權，限制他的自由，漠視對更新人士的基本權利。

在任何一個講究公正的、規則明晰的社會中， 這都是不正常的。「我真的不能理解啊！」宋冬野發出這樣的天問，而對於他的提問，官媒的回答是因爲他是公衆人物。隨後這隻看不見的手甚至可以發起連坐，將可能認同宋冬野主張、但並未有任何實質觸犯法律行爲的野孩子、痛苦的信仰工作權利一併取消，乃至發展到本輪對獨立音樂圈的集中審視。

而憤怒的公衆對於這樣赤裸的規則侵犯沒有任何異議，因爲他們「罪有應得」。

在全世界任何威權體制下都有具反抗意味的獨立音樂，而中國的獨立音樂人從來都在嚴格的管治之下。

官媒以「公衆人物」回答宋的詰問，對，但也不是全部。天然比較具有自由屬性的獨立音樂領域一向惹事，在全世界任何威權體制下都有具反抗意味的獨立音樂，而中國的獨立音樂人從來都在嚴格的管治之下。遠自90年代發跡最終流亡的盤古樂隊，2000年代因歌詞敏感被查禁的金屬樂隊軍械所，近至2013年因抱怨想要炸掉建委而被拘留的幸福大街樂隊主唱吳虹飛，2019年4月因創作和討論政治議題被封殺的民謠歌手李志，在不爲人知的地方，中國獨立音樂與公權力的互動太密切了。獨立音樂人不如主流電波裏面的人爲大衆熟知，但在分衆娛樂的網絡時代，他們的影響力也不容小覷，更可能影響到對思考最感興趣的一羣人，實在太需要被好好管起。所以說宋是個「公衆人物」，是這層意思。

宋所犯的事與上述案例有很大不同，並不涉及政治或公民運動，卻同樣引來官方激烈的手段和民間強烈的情緒。這一點原因，和「公衆人物」關係不大，隱藏在公衆號文章的其他線索中。

誰需要恥辱與憎恨？

威權、獨裁體制需要鼓動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以維繫管制，而鼓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喚起民衆對代表公權力的暴力機關，即軍隊、警察等的感情。在民族主義者的思維方式中，有一些特定的領域，是一旦提及必然引發激烈情緒的，是難以作出理性探討的：相關主權「恥辱」問題是其中一個，而另一個典型的領域，則是提及軍警等國家暴力機關時的強烈崇拜和對於其日常的爲民「犧牲」帶來的強烈情緒反應。

「鴉片戰爭至今讓所有中國人視為國恥」，文章先從背景上爲毒品問題定性，以「恥辱」調動讀者情緒；隨後羅列大量緝毒警察犧牲的論據，再次堆疊情緒，最終以稱購買毒品就是幫兇的簡單論述把情緒弧線畫滿，成功地調動了讀者的感情， 並且迴避了宋文最核心的問題：爲什麼法律之外尚有法？

恰恰由於必須迎合、鼓勵這種大衆感受，因而吸毒更新的藝人必須是被仇恨的對象，是不可被原諒、必須永遠接受懲罰的，無論他是一個多麼完美的贖罪者。

自互聯網時代以來，在調動民衆對軍警的情感上，中國緝毒警察因爲其工作性質特殊，前線工作最爲激烈，一向是中民間網絡中，排在救災搶險官兵之後，最經常被用於喚起民衆情緒的工種。2011年，一則流傳甚廣的謠言稱「中國刑警學院95級緝毒班全部犧牲，向他們致敬！」走紅網絡，引發大量情緒，最終引來中國警察學院闢謠，稱該專業1999年才成立。其後每當有吸毒藝人被捕、有禁毒影片上映，都有類似謠言出現。2014年房祖名被捕時，謠傳緝毒班大量死亡的微博在網上獲得無數轉發：「警校的緝毒班大家曾經約好每五年見一次面，如果能一個不少，大家都會哭。少一個，少兩個，太正常了……做緝毒警的時候去世不過28歲，世間是有貪有惡，可是你無法否認有善。」《新京報》當時發表評論闢謠。今年4月，廣州禁毒辦在網上發表影片，闢謠大量網上流傳說法如「我國2019年有427名緝毒警察犧牲」（427實爲2019年全中國警察的犧牲數量）、「我國緝毒警察平均壽命41歲」、緝毒警察李雄被毒販殘忍折磨數十小時後死去（實爲美國案件）、爲避免家人被報復犧牲緝毒警的墓碑甚至不能刻上名字⋯⋯

類似的信息污染於互聯網中充斥多年，大衆對於緝毒警察慘烈犧牲的印象在宏觀上與對權力機構的情感綁定，其過程就如同所有激發對暴力機關從業員的強烈感受一樣，最終形成對威權的情緒閉環。而對吸毒者的恨則是這種激烈情緒的反面，是必然出現的社會感受。或者說，恰恰由於必須迎合、鼓勵這種大衆感受，因而吸毒更新的藝人必須是被仇恨的對象，是不可被原諒、必須永遠接受懲罰的，無論他是一個多麼完美的贖罪者。

一種小衆的、地下的文化娛樂通過網絡綜藝的形式進入娛樂觀衆視野，迅速走紅之後，當中的創作者們總會發生一些失序的事件，經過部分封殺、整改之後，節目和娛樂繼續存在，但似乎改頭換面。

綜藝與娛樂：整頓，收編，改造

而第二個問題，是這場風暴是否會形成對獨立音樂領域的圍剿。樂隊選秀綜藝《樂隊的夏天》剛走紅兩年，這種小衆的娛樂日漸爲更多人所熟知：參與了節目的樂隊專場票價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音樂節如雨後春筍。而與此同時，一些控制範圍之外的事情似乎在零星出現：儘管宋冬野並非節目的參與選手，但野孩子、痛苦的信仰都是節目的參賽單位。而就在去年這時候，第二季《樂隊的夏天》亞軍樂隊五條人才在微博分享了「港獨」藝人黃秋生的歌曲之後，沉寂一段時間。

在事實上，把宋冬野事件放入近幾年這個的文化背景中，就會發現類似的模式在不中國斷出現：一種小衆的、地下的文化娛樂通過網絡綜藝的形式進入娛樂觀衆視野，迅速走紅之後，當中的創作者們總會發生一些失序的事件，經過部分封殺、整改之後，節目和娛樂繼續存在，但似乎改頭換面。

2018年掀起娛樂風暴的《中國有嘻哈》捧紅了說唱文化，隨後因選手私生活和疑似吸食大麻而導致一時間所有「嘻哈」元素被封殺，紋身和髒辮必須打碼，嘻哈藝人鏡頭被切，直到洗心革面的《中國新說唱》出現，說唱歌手開始與「嘻哈」這一概念保持距離，乃至演唱紅歌。早年以LGBT選手多著稱的辯論節目《奇葩說》，將辯論文化帶入公衆視野，在經歷了討論出櫃、約炮等議題的多期節目被下架，且2019、2020年數名辯手的政治立場、公開言論被人舉報後，節目的主要選手大換血，討論的議題日漸生活瑣事化。將單口喜劇表演推至全國流行的《脫口秀大會》和《吐槽大會》，同樣有演員因吸食大麻被捕，相關演員同樣被封殺，隨後節目更因吐槽中國足球和籃球導致整期節目下架暫停不播；後來磕磕絆絆上線的最新節目，選手中加入了弘揚正能量的民警（同樣來自暴力機關工種）。

2014年10月，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一萬多字的講話，被認爲預示了未來政府對領導文藝的關鍵方向。也是在同一年，對於吸毒藝人的封殺令開始生效。事實上，嚴格的封殺令不僅作用於吸毒藝人，也延伸至所有「污點」藝人身上：政治敏感的、逃稅的、出軌的⋯⋯與此同時，如上述節目例子所羅列，處理一些當紅娛樂節目的背後，事實上或許是對這些節目所屬文化門類的大整頓、大收編、大改造。

香港這座「逃犯天堂」彼時曾短暫庇護了在逃污點藝人的喘息餘地，然而那是個楚河漢界的分水嶺，就在第二日，香港換了人間。沒有曖昧的空間了。

是否可能不踩紅線？

那麼，在宋冬野的風波過後，獨立音樂領域是否會再出現其他「事件」，最終像《中國有嘻哈》們一樣，迎來以節目換血爲標誌的改頭換面？無人得知，創作本身是一件越界的事。創作者常常需要打破各種藩籬，而那種跳脫必然會影響受衆。在有清晰公平的規則的社會中，創作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樣，爲一視同仁的法律所規範；但在一個創作和生活的其他層面不自由的世界，一個自由的創作者只要持續創作，就難保哪一天不會踩中紅線。創作自由與獨裁體制，必然會互動的兩種力量，而我不需要說出誰是勝利者。

當然，不同的創作者當然可以選擇不同道路。同樣在《樂隊的夏天》獲得名次的樂隊，痛苦的信仰因爲以前的表態、因爲波及宋冬野事件而遭遇停演，而樂隊重塑雕像的權利則即將登上央視大型弘揚傳統文化節目《國家寶藏》。主唱華東是達明一派的超級樂迷，2017年曾在自己的全國巡演間隙特地奔赴香港紅館看show，不知如今還會否與「港獨」藝人相認。

耐人尋味的是，宋冬野被封殺後其中一次的公開演出，是在2019年6月8日晚的香港。這座「逃犯天堂」彼時曾短暫庇護了在逃污點藝人的喘息餘地，然而那是個楚河漢界的分水嶺，就在第二日，香港換了人間。沒有曖昧的空間了。我依然希望自己始終相信這個世界會好的，在那封告白的最後，宋冬野這樣說；而此刻作爲一個聽衆，我不關心大換血是否又來了，我不關心這世界會不會好，我只希望在這樣一個不夠好的世界中，這位才華橫溢的創作者，不要太被洶涌而來的辱罵影響，能夠找到方法自由快樂地創作和表演下去。這一切真的不是你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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