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站起來，要帶腦袋出去：「飛狗」老崔與他的邀請

「居高臨下看見，自由的底線，人群被帶進，羊群的圈。我如此懸在顛倒的空間，如同黑洞裡的，一條飛狗。」

剛過六十歲的崔健，日前發行了時隔六年的新專輯《飛狗》。但在台灣，只有一些老樂迷注意到這個消息，不像去年底石家莊樂團萬能青年旅店發片，當天臉書就已經洗版一片。這或許並不意外。對大部分台灣的搖滾樂迷而言，對崔健的印象大多停在1989年的〈一無所有〉，至多，是1991年的〈一塊紅布〉。有的朋友，仍然會在下班後小酌的時候，彈起吉他唱起當年的歌。但「中國搖滾第一人」也意味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比較讓人意外的是，對於中國樂迷來說，老崔竟也顯得是那麼久以前的事了。在發片一個月後，我上「豆瓣」網站看了一下，《飛狗》的評分，只有一千多個投票，長篇的評論更是寥落。

在告別革命的時代開端唱起〈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崔健，把西北民歌跟搖滾雷鬼爵士拼成「七合板」的崔健，據說當年正版加上盜版賣了一千萬張的崔健，總是把個人愛情去留和時代的不安交錯在一起的崔健，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竟顯得那樣格格不入。

對這張「每首感覺都有一兩句似曾相識」的新專輯，最負面的評論說，「還是幾十年前的作詞水平」，彷彿歌詞也該隨著GDP一樣每年增長。給了高分的寫道「大爺還是你大爺」、「沒有停止思考和反抗」，但也不免惆悵，「他還是那個崔健，世界卻不是那個世界。」中間的，儘管佩服他在這全民娛樂時代的堅持，卻也說，「歌有點聽不習慣，可能我過了聽搖滾的年紀？」

然而，真正讓人意外的或許是，如果仔細聽完《飛狗》，你會發現，老崔完全知道，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中國再一次站到時代轉換的風口，他在這三十年裡的各種嘗試與困惑，終於匯集在這張專輯，形成了一種新的聲音，一個新的邀請。

自由以檢查過的版本來到，在中國GDP每年增長的那些年裡，個體的欲望流淌，終於得以伸展，卻始終感到不知往何處去。離開與留下仍然是歌詞的主題，但卻沒有當年時代轉折之際徬徨裡的堅定了。

如何在盛世開口

崔健的歌詞一直像刀子那樣尖利，使得大部分的評論談起老崔，總是圍繞在他表達的種種意象，也總從他的反抗開始，像是他那句著名的「藝術有政治的責任，但是沒有政治的目的」。對於這張專輯，評論也總是繞不開歌詞的意象「昨日的追求，不再明確」，「我初心到底，卻懷疑」。但是三十年來，雖然主題不曾改變，用什麼樣的聲音去表達，卻不斷在改變。

從1994年的《紅旗下的蛋》開始，崔健的歌唱與肉身的節奏，便開始逐漸分離，「我想唱一首歌寬容這兒的一切，我的嗓子卻發出了奇怪的聲音」，然後到了四年後的《無能的力量》，已經是「沒有新的語言，也沒有新的方式，沒有新的力量能夠表達新的感情」。

自由以檢查過的版本來到，在中國GDP每年增長的那些年裡，個體的欲望流淌，終於得以伸展，卻始終感到不知往何處去。離開與留下仍然是歌詞的主題，但卻沒有當年時代轉折之際徬徨裡的堅定了。在迎來21世紀的《給你一點顏色》，崔健一頭鑽進了說唱與電子節拍。仍然有許多故事要說，但是那些難以聽清的字句也像是說著，除了分割生活的各種節拍，每一個人的故事再難相連。在那裡面，唯一能夠一起唱的歌〈迷失的季節〉，他這樣唱道：「你是春天的花朵，長在了秋天裡。」

彷彿，老崔預先知道，所有歌唱時代的嘗試，都將化作盛世的晚宴。與他有意的選擇恰成對比，他早期的歌一首一首被翻唱。那些歌不是在精良製作下，變成了動感澎湃的舞曲，像是徐佳瑩跟鄧紫棋的〈一無所有〉，張惠妹跟李榮浩的〈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時代少年團的〈一塊紅布〉；便是百分之百忠於原作，卻更顯得只是對上個時代憶苦思甜的懷舊，像是房企大亨王健林在萬達年會上唱的〈假行僧〉。跳出這些的，只有程璧放慢一倍速度自彈自唱，幾乎忘記了時間的〈花房姑娘〉。

最近十年，在那些歌上遍歌唱節目的同時，崔健則試圖打造另一種整體的聲音，尋找兼具肉身燥動與一起合唱的方式。2010年，他與北京交響樂團合作演唱會，在滄桑的嗓子和大氣的交響樂之間，將舊的歌新的歌放進一個空間，一場迷離的慶典。但是，那個特別的空間，也只能存在於現場。在bibibili的影片，有人問道，不是還有〈最後一槍〉，下面回答，沒辦法，這首上傳不了。正如從其中兩首歌展開的，五年後重拾旋律與歌唱的，長篇戲劇化鋪陳的專輯《光凍》，在那裡面，隨著節奏加速，電吉他feedback不斷擴展，和聲遠遠呼應，孤獨的個體跟著旋律高高揚起，但那一瞬間，最後卻終要落下。面對粉紅色的天空，他終究不能讓歌曲結束在慶典的高潮，而選擇多給了〈陽光下的夢〉一個小節的沉默，給了夢醒時「我的口水在流，我要吐出我的心胸」的無路可走。

從1994年的《紅旗下的蛋》開始，崔健的歌唱與肉身的節奏，便開始逐漸分離。到了四年後的《無能的力量》，已經是「沒有新的語言，也沒有新的方式，沒有新的力量能夠表達新的感情」。

如果歌唱就是節奏

1998年，在一次訪談中，崔健這樣回答樂評人顏峻關於搖滾樂的社會功能：

他們（社會學家）聽到這個可能會覺得很遺憾。⋯⋯從理性的角度分析它的話，每個人都會給它判斷一個獨特的社會功能。⋯⋯但我覺得這是非常個人性的東西，我更願意說搖滾樂就是一種娛樂，它是身體。

如果從那時候一路聽到這裡，你便會發現，這二十多年來，那些過於個體的節奏，過於宏大的鋪排，都是圍繞著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嘗試。

你會發現，《飛狗》既不只是「倔強依舊」、「烈士暮年」，也不是技術上的「回歸傳統」、「增加了布魯斯吉他的比重，更搖滾了」，而是關於，在這個體生活被胡蘿蔔和大棒打成碎片的時代，還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歌唱？可以把一個人的困惑、他對時代的解釋，與每個人之間僅存相連的身體的壓抑與衝動，再一次合而為一？可以不只是未醒的夢，也不只是沒有方向的原地踏步？

按下播放鍵，你很快就發現，這是這一張崔健很久沒有的，好適合一起唱的專輯，又很快發現，那合唱並不久長，然後發現，那並不久長的合唱卻沒有盡頭。

不同於《光凍》把身體的節奏放進了長篇的旋律編制裡，在《飛狗》裡面，崔健用一句一句變形的歌唱，構成了節奏。他不是配合著節奏組歌唱，而用自己的呼吸構成了節奏。歌唱、和聲、吉他的riff、貝斯的重點、鼓落下的拍子，薩克斯風的短句，都差了微小的時間。那跌宕的節奏，並不跟著歌聲直線前進，卻在歌聲停頓的時候彈了上來，撐住你的下墜。

有的句子很快，有的很慢，有的拍子很重，有的很輕，歌唱不斷在反覆中變形，在變形中形成力量。那些字句並不是印在歌詞本就有了意義，而是在歌唱的過程而累積出力量。那彷彿不是一首完整的歌，又像每一句都是一首歌。在那一句一句的節奏裡，每一首歌，彷彿都沒有結束的時候，卻又像是，那不只是一首歌，而可以一直連下去。然後在某個片刻，那些片段，以各自的樣子一起湧現開來，海浪來回，不覺已是驚濤拍岸。

在這聲音的變化中，我們才能理解〈時間的B面〉裡「這時有人大聲喊，嘿老子根本沒變」說的是什麼。顯然，崔健知道，不大聲喊的，才是沒變的人。

在這個體生活被胡蘿蔔和大棒打成碎片的時代，還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歌唱？可以把一個人的困惑、他對時代的解釋，與每個人之間僅存相連的身體的壓抑與衝動，再一次合而為一？可以不只是未醒的夢，也不只是沒有方向的原地踏步？

「我和你」的距離

那些主題，你都已經很熟悉了，出走，上路，變化的世界，方向不確定的自由，找不到的理想，無法放棄又留不住的愛情，浪漫，並且失落。許多句子都似曾相識，但是聽著聽著，你會有種奇怪的感覺，好像，你以前並沒有真正聽完那些歌。

最體現出這點是〈留守者〉，擷取了1980年代舊作，寫成了新的歌。那是比〈一無所有〉還早錄音的〈恐懼〉的一段旋律：「你說你要走，我並沒有挽留」。多年後，小青年變成了老狗，接續的句子從「你可千萬不要回頭，因為我怕你看到我淚流」變成了「千萬不要回頭，因為你的藉口，就是你的自由」。崔健唱道，「你說走就走，還留下了一個藉口，它像你的一隻手，抓住我的心顫抖 」。這幾首關於出走的歌裡，唱得一直是同一個故事，但是這次，當「你說你要走」、「抓住我的」不斷重複不斷流變，歌詞的意義像是地層一樣，疊上了三十年的變遷，也疊上了每個走、每個留、不得不留下、仍然想留下、留下後仍然思考著自由的個體的心情。

如是，當他不再要求每個樂器都在同一個節奏的時候，當拍子與和聲各自開展，它們卻更能夠描繪出時代那破碎的整體。在這裡，崔健也許是第一次，清楚地面對著這個現實，他與他的人民，他與他的祖國，並不完全在一起。

在〈末日海灘〉，他唱，「我渴望被大風吹，我渴望被大浪推，可海水乾燥得像風，可風卻柔情得似水」，節拍不斷下沉而懸疑，而他的呼吸與和聲全不同調，在那無風也不起浪的沙灘上，他反覆地唱，直到自己的聲音聽起來都有些遙遠，「我把勇氣堆成了堆，咱們來個互相摧毀」。然後在〈愛情量子定律〉裡，他這樣唱，「我和你沒有分離，近在咫尺，卻各自孤立……我在天空你在地，隔十萬八千里，只要我張口唱一句，愛就在你夢裡……我和你，有一個頻率，心心相繫。」一遍一遍地唱，「我和你」，「我和你」，吉他跟重拍總是慢上嗓子一拍，落在「你」後面的空隙。

我們並不真的在一起，並不真正共享時代的整體經驗，但是，我們卻又因為距離而那麼靠近。

今年4月，在上海的Blue Note，〈一塊紅布〉歌詞唱完，老崔沒有閉口，他把原來輕聲的「嘟，嘟嘟嘟嘟…」，變成了將近一分鐘的咬牙切齒，彷彿一條老狗的嗚咽吠叫，在那節奏中奔跑飛翔。然後在那節奏中，台下的每個人，隨著身體的律動發現自己跟旁邊的人更靠近了一點。影片上傳，有一則留言寫道，他那天是站在拍攝者後面，「部分歌曲中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那不禁讓人想起，1994年《紅旗下的蛋》的最後一首歌〈彼岸〉。在大量街頭訪談錄音中，他唱道「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共同面對同樣的現實，這裡是世界，中國的某地，我們共同高唱著一首歌。」彷彿，當確知不再有「同樣的現實」，那「一首歌」才真正要開始浮現。

在這裡，崔健也許是第一次，清楚地面對著這個現實，他與他的人民，他與他的祖國，並不完全在一起。我們並不真的在一起，並不真正共享時代的整體經驗，但是，我們卻又因為距離而那麼靠近。

一首未完成的歌

也在這裡，在尋求新的聲音之際，崔健關於搖滾樂社會功能的問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清楚地展開。他從搖滾樂中感受到的「自由」不只是抽象的權利，也不只具體的政治批判。他同時問的是，身體掙脫束縛之後，在個體展現欲望之後，我們如何還有一個「共同」的歌？當告別了革命之後，人們剩下的聯繫還有什麼？

這不是一個21世紀歌手會問的問題，卻是在20世紀革命浪潮中長成的、至今仍頭戴紅星棒球帽的大院少年的問題。1989年後的歷史演變，並沒有給「我曾經問個不休」的崔健一個答案。政治控制使得「共同」的想像只有一種，資本的發展則使得個體分崩離析。

沿著這個問題，我們便終於能夠理解，多年來的歌裡，「我」跟「你」的關係，為什麼總是這樣曖昧糾葛。「你」，既是情人，也是人民，是曾經革命的黨，也是仍然壓抑的國族，既是反抗的對象，也是擁抱的對象，是吻的對象，也是刀子的對象。

而在這張專輯裡，在承認「我」跟「你」的距離之後，崔健終於找到了一種唱歌的方式。那以歌唱疊成的節奏，像是對「你」的邀請，也是一個挑戰。說著，這首歌並未完成，尚未結束。

在專輯的最後一首歌〈繼續〉裡面，你會聽到三個不一樣的曲子交織在一起。有一個男子溫柔的低語，聲音貼近喉嚨，彷彿剛從戰場歸來。有另一個男子暴烈的高亢，伴隨著遠遠的女子和聲，彷彿一切才要開始。兩段彼此交錯，而在它們的背後，是一個鐘擺般的拍子和老派的吉他撥弦，無盡地延伸。

「大棒子落下，擊打我如雨。你隨我站起，身體顫慄。僅僅是站立，在出生的土地。天空壓下來，考驗我的耐力。你的身體彎曲，為我哭泣，你的心卻要我，繼續 」，會有怎麼樣的繼續呢，會是「我和你沒有分離」？還是「咱們來個互相摧毀」？

就像老崔沒有在這三十年裡得到回答，他也沒有給聽眾留下答案，他只是在專輯自序寫道：
我現在才知道，我曾經試圖做的是一張扭曲現時的專輯。可當我做完第8首的時候，我已經沒有力氣了，或者說我已經自我感覺平衡了。……最後我想問，2021是一個出唱片的好時機嗎？希望這個問題是壓垮我的平衡的一根稻草，成為我下一個不平衡的開始。

翻過各家平台評論，那根稻草跟答案一樣，都還沒到來。「像一隻困獸」，許多評論注意著歌詞裡的疲倦，「廉頗老矣」，他們說。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在那疲倦裡，有著崔健三十多年來最誠實的時刻。沒有堅持，也沒有放棄，不抱希望，也不抱絕望，只是開始歌唱，只是讓「身體站起來，要帶腦袋出去」。這樣的邀請與挑戰，或許，是他最接近1986年第一次登台的時刻吧。

2021年是出唱片的好時機嗎？在這個謠傳越來越多的夏末秋初，標舉「二次文革」的檄文被官媒轉發又隨即消毒，房地產泡沫終於戳破，各地供電突襲中斷。當越來越多的困惑，使得一篇過時的政治樣板文被廣泛流傳，那也像是在說著，有一些早已經被腦袋忘記的事情，正在隨著身體的顫慄而慢慢地回返，要求著節奏，要求著思考，要求著歌唱。

「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我不能用這樣的句子來結束這篇文章。我不能說這是一張劃時代的專輯——時代兩個字已經如此可疑，就像樣板檄文一樣可疑。但我想，在這張專輯，老崔真正地，有些遲到地，進入了他的後革命時代，與此同時，也有些早到地，為接下來的、還不知道往何處去的時代開始了新的聲音。

他從搖滾樂中感受到的「自由」不只是抽象的權利，也不只具體的政治批判。他同時問的是，身體掙脫束縛之後，在個體展現欲望之後，我們如何還有一個「共同」的歌？當告別了革命之後，人們剩下的聯繫還有什麼？

附記

整張專輯放完的時候我突然在想，崔健跟台灣最靠近的時候是在哪一年呢？也許，那不是2007年海洋音樂祭，他第一次在台灣登台，因為前面演出耽擱而到半夜才開始，也不是台北Legacy開幕特邀，票卻沒有賣完的專場。也許，更靠近的時刻，是當年《一無所有》發片的時候。在剛解嚴的台灣，新聞局禁止了MV在電視上播放。同樣正走出集體主義政治體制尋求自由的年輕人，或許，也在那歌與那禁止中聽到了類似的事物吧。而在解嚴過去三十多年，在這幾年東亞局勢的變幻中，當自由再一次顯得並不像空氣一樣自然，再一次顯示出脆弱，也許，我們也再一次跟崔健靠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