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站起来,要带脑袋出去:"飞狗"老崔与他的邀请

在个体生活被胡萝卜和大棒打成碎片的时代,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歌唱?既然我们并不真的在一起,真正共享时代的整体经验⋯⋯
2017年11月22日﹐中国摇滚巨星崔健在2017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开幕音乐会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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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临下看见,自由的底线,人群被带进,羊群的圈。我如此悬在颠倒的空间,如同黑洞里的,一条飞狗。”

刚过六十岁的崔健,日前发行了时隔六年的新专辑《飞狗》。但在台湾,只有一些老乐迷注意到这个消息,不像去年底石家庄乐团万能青年旅店发片,当天脸书就已经洗版一片。这或许并不意外。对大部分台湾的摇滚乐迷而言,对崔健的印象大多停在1989年的〈一无所有〉,至多,是1991年的〈一块红布〉。有的朋友,仍然会在下班后小酌的时候,弹起吉他唱起当年的歌。但“中国摇滚第一人”也意味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对于中国乐迷来说,老崔竟也显得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在发片一个月后,我上“豆瓣”网站看了一下,《飞狗》的评分,只有一千多个投票,长篇的评论更是寥落。

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开端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崔健,把西北民歌跟摇滚雷鬼爵士拼成“七合板”的崔健,据说当年正版加上盗版卖了一千万张的崔健,总是把个人爱情去留和时代的不安交错在一起的崔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竟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对这张“每首感觉都有一两句似曾相识”的新专辑,最负面的评论说,“还是几十年前的作词水平”,仿佛歌词也该随著GDP一样每年增长。给了高分的写道“大爷还是你大爷”、“没有停止思考和反抗”,但也不免惆怅,“他还是那个崔健,世界却不是那个世界。”中间的,尽管佩服他在这全民娱乐时代的坚持,却也说,“歌有点听不习惯,可能我过了听摇滚的年纪?”

然而,真正让人意外的或许是,如果仔细听完《飞狗》,你会发现,老崔完全知道,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中国再一次站到时代转换的风口,他在这三十年里的各种尝试与困惑,终于汇集在这张专辑,形成了一种新的声音,一个新的邀请。

自由以检查过的版本来到,在中国GDP每年增长的那些年里,个体的欲望流淌,终于得以伸展,却始终感到不知往何处去。离开与留下仍然是歌词的主题,但却没有当年时代转折之际徬徨里的坚定了。

崔健新专辑《飞狗》 。
崔健新专辑《飞狗》 。

如何在盛世开口

崔健的歌词一直像刀子那样尖利,使得大部分的评论谈起老崔,总是围绕在他表达的种种意象,也总从他的反抗开始,像是他那句著名的“艺术有政治的责任,但是没有政治的目的”。对于这张专辑,评论也总是绕不开歌词的意象“昨日的追求,不再明确”,“我初心到底,却怀疑”。但是三十年来,虽然主题不曾改变,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表达,却不断在改变。

从1994年的《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的歌唱与肉身的节奏,便开始逐渐分离,“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然后到了四年后的《无能的力量》,已经是“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自由以检查过的版本来到,在中国GDP每年增长的那些年里,个体的欲望流淌,终于得以伸展,却始终感到不知往何处去。离开与留下仍然是歌词的主题,但却没有当年时代转折之际徬徨里的坚定了。在迎来21世纪的《给你一点颜色》,崔健一头钻进了说唱与电子节拍。仍然有许多故事要说,但是那些难以听清的字句也像是说著,除了分割生活的各种节拍,每一个人的故事再难相连。在那里面,唯一能够一起唱的歌〈迷失的季节〉,他这样唱道:“你是春天的花朵,长在了秋天里。”

仿佛,老崔预先知道,所有歌唱时代的尝试,都将化作盛世的晚宴。与他有意的选择恰成对比,他早期的歌一首一首被翻唱。那些歌不是在精良制作下,变成了动感澎湃的舞曲,像是徐佳莹跟邓紫棋的〈一无所有〉,张惠妹跟李荣浩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时代少年团的〈一块红布〉;便是百分之百忠于原作,却更显得只是对上个时代忆苦思甜的怀旧,像是房企大亨王健林在万达年会上唱的〈假行僧〉。跳出这些的,只有程璧放慢一倍速度自弹自唱,几乎忘记了时间的〈花房姑娘〉。

最近十年,在那些歌上遍歌唱节目的同时,崔健则试图打造另一种整体的声音,寻找兼具肉身燥动与一起合唱的方式。2010年,他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演唱会,在沧桑的嗓子和大气的交响乐之间,将旧的歌新的歌放进一个空间,一场迷离的庆典。但是,那个特别的空间,也只能存在于现场。在bibibili的影片,有人问道,不是还有〈最后一枪〉,下面回答,没办法,这首上传不了。正如从其中两首歌展开的,五年后重拾旋律与歌唱的,长篇戏剧化铺陈的专辑《光冻》,在那里面,随著节奏加速,电吉他feedback不断扩展,和声远远呼应,孤独的个体跟著旋律高高扬起,但那一瞬间,最后却终要落下。面对粉红色的天空,他终究不能让歌曲结束在庆典的高潮,而选择多给了〈阳光下的梦〉一个小节的沉默,给了梦醒时“我的口水在流,我要吐出我的心胸”的无路可走。

从1994年的《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的歌唱与肉身的节奏,便开始逐渐分离。到了四年后的《无能的力量》,已经是“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1989年的崔健。
1989年的崔健。

如果歌唱就是节奏

1998年,在一次访谈中,崔健这样回答乐评人颜峻关于摇滚乐的社会功能:

他们(社会学家)听到这个可能会觉得很遗憾。⋯⋯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它的话,每个人都会给它判断一个独特的社会功能。⋯⋯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个人性的东西,我更愿意说摇滚乐就是一种娱乐,它是身体。

如果从那时候一路听到这里,你便会发现,这二十多年来,那些过于个体的节奏,过于宏大的铺排,都是围绕著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尝试。

你会发现,《飞狗》既不只是“倔强依旧”、“烈士暮年”,也不是技术上的“回归传统”、“增加了布鲁斯吉他的比重,更摇滚了”,而是关于,在这个体生活被胡萝卜和大棒打成碎片的时代,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歌唱?可以把一个人的困惑、他对时代的解释,与每个人之间仅存相连的身体的压抑与冲动,再一次合而为一?可以不只是未醒的梦,也不只是没有方向的原地踏步?

按下播放键,你很快就发现,这是这一张崔健很久没有的,好适合一起唱的专辑,又很快发现,那合唱并不久长,然后发现,那并不久长的合唱却没有尽头。

不同于《光冻》把身体的节奏放进了长篇的旋律编制里,在《飞狗》里面,崔健用一句一句变形的歌唱,构成了节奏。他不是配合著节奏组歌唱,而用自己的呼吸构成了节奏。歌唱、和声、吉他的riff、贝斯的重点、鼓落下的拍子,萨克斯风的短句,都差了微小的时间。那跌宕的节奏,并不跟著歌声直线前进,却在歌声停顿的时候弹了上来,撑住你的下坠。

有的句子很快,有的很慢,有的拍子很重,有的很轻,歌唱不断在反复中变形,在变形中形成力量。那些字句并不是印在歌词本就有了意义,而是在歌唱的过程而累积出力量。那仿佛不是一首完整的歌,又像每一句都是一首歌。在那一句一句的节奏里,每一首歌,仿佛都没有结束的时候,却又像是,那不只是一首歌,而可以一直连下去。然后在某个片刻,那些片段,以各自的样子一起涌现开来,海浪来回,不觉已是惊涛拍岸。

在这声音的变化中,我们才能理解〈时间的B面〉里“这时有人大声喊,嘿老子根本没变”说的是什么。显然,崔健知道,不大声喊的,才是没变的人。

在这个体生活被胡萝卜和大棒打成碎片的时代,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歌唱?可以把一个人的困惑、他对时代的解释,与每个人之间仅存相连的身体的压抑与冲动,再一次合而为一?可以不只是未醒的梦,也不只是没有方向的原地踏步?

1998年9月24日,中国摇滚乐迷在北京的一所法国学校欣赏中国摇滚歌手崔健的音乐会。
1998年9月24日,中国摇滚乐迷在北京的一所法国学校欣赏中国摇滚歌手崔健的音乐会。

“我和你”的距离

那些主题,你都已经很熟悉了,出走,上路,变化的世界,方向不确定的自由,找不到的理想,无法放弃又留不住的爱情,浪漫,并且失落。许多句子都似曾相识,但是听著听著,你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你以前并没有真正听完那些歌。

最体现出这点是〈留守者〉,撷取了1980年代旧作,写成了新的歌。那是比〈一无所有〉还早录音的〈恐惧〉的一段旋律:“你说你要走,我并没有挽留”。多年后,小青年变成了老狗,接续的句子从“你可千万不要回头,因为我怕你看到我泪流”变成了“千万不要回头,因为你的借口,就是你的自由”。崔健唱道,“你说走就走,还留下了一个借口,它像你的一只手,抓住我的心颤抖 ”。这几首关于出走的歌里,唱得一直是同一个故事,但是这次,当“你说你要走”、“抓住我的”不断重复不断流变,歌词的意义像是地层一样,叠上了三十年的变迁,也叠上了每个走、每个留、不得不留下、仍然想留下、留下后仍然思考著自由的个体的心情。

如是,当他不再要求每个乐器都在同一个节奏的时候,当拍子与和声各自开展,它们却更能够描绘出时代那破碎的整体。在这里,崔健也许是第一次,清楚地面对著这个现实,他与他的人民,他与他的祖国,并不完全在一起。

在〈末日海滩〉,他唱,“我渴望被大风吹,我渴望被大浪推,可海水干燥得像风,可风却柔情得似水”,节拍不断下沉而悬疑,而他的呼吸与和声全不同调,在那无风也不起浪的沙滩上,他反复地唱,直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遥远,“我把勇气堆成了堆,咱们来个互相摧毁”。然后在〈爱情量子定律〉里,他这样唱,“我和你没有分离,近在咫尺,却各自孤立……我在天空你在地,隔十万八千里,只要我张口唱一句,爱就在你梦里……我和你,有一个频率,心心相系。”一遍一遍地唱,“我和你”,“我和你”,吉他跟重拍总是慢上嗓子一拍,落在“你”后面的空隙。

我们并不真的在一起,并不真正共享时代的整体经验,但是,我们却又因为距离而那么靠近。

今年4月,在上海的Blue Note,〈一块红布〉歌词唱完,老崔没有闭口,他把原来轻声的“嘟,嘟嘟嘟嘟...”,变成了将近一分钟的咬牙切齿,仿佛一条老狗的呜咽吠叫,在那节奏中奔跑飞翔。然后在那节奏中,台下的每个人,随著身体的律动发现自己跟旁边的人更靠近了一点。影片上传,有一则留言写道,他那天是站在拍摄者后面,“部分歌曲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那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红旗下的蛋》的最后一首歌〈彼岸〉。在大量街头访谈录音中,他唱道“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共同面对同样的现实,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著一首歌。”仿佛,当确知不再有“同样的现实”,那“一首歌”才真正要开始浮现。

在这里,崔健也许是第一次,清楚地面对著这个现实,他与他的人民,他与他的祖国,并不完全在一起。我们并不真的在一起,并不真正共享时代的整体经验,但是,我们却又因为距离而那么靠近。

2006年4月16日,北京的一个地铁站有中文版《滚石》杂志的广告,封面人物是中国摇滚巨星崔健。
2006年4月16日,北京的一个地铁站有中文版《滚石》杂志的广告,封面人物是中国摇滚巨星崔健。

一首未完成的歌

也在这里,在寻求新的声音之际,崔健关于摇滚乐社会功能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地展开。他从摇滚乐中感受到的“自由”不只是抽象的权利,也不只具体的政治批判。他同时问的是,身体挣脱束缚之后,在个体展现欲望之后,我们如何还有一个“共同”的歌?当告别了革命之后,人们剩下的联系还有什么?

这不是一个21世纪歌手会问的问题,却是在20世纪革命浪潮中长成的、至今仍头戴红星棒球帽的大院少年的问题。1989年后的历史演变,并没有给“我曾经问个不休”的崔健一个答案。政治控制使得“共同”的想像只有一种,资本的发展则使得个体分崩离析。

沿著这个问题,我们便终于能够理解,多年来的歌里,“我”跟“你”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这样暧昧纠葛。“你”,既是情人,也是人民,是曾经革命的党,也是仍然压抑的国族,既是反抗的对象,也是拥抱的对象,是吻的对象,也是刀子的对象。

而在这张专辑里,在承认“我”跟“你”的距离之后,崔健终于找到了一种唱歌的方式。那以歌唱叠成的节奏,像是对“你”的邀请,也是一个挑战。说著,这首歌并未完成,尚未结束。

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继续〉里面,你会听到三个不一样的曲子交织在一起。有一个男子温柔的低语,声音贴近喉咙,仿佛刚从战场归来。有另一个男子暴烈的高亢,伴随著远远的女子和声,仿佛一切才要开始。两段彼此交错,而在它们的背后,是一个钟摆般的拍子和老派的吉他拨弦,无尽地延伸。

“大棒子落下,击打我如雨。你随我站起,身体颤栗。仅仅是站立,在出生的土地。天空压下来,考验我的耐力。你的身体弯曲,为我哭泣,你的心却要我,继续 ”,会有怎么样的继续呢,会是“我和你没有分离”?还是“咱们来个互相摧毁”?

就像老崔没有在这三十年里得到回答,他也没有给听众留下答案,他只是在专辑自序写道:
我现在才知道,我曾经试图做的是一张扭曲现时的专辑。可当我做完第8首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或者说我已经自我感觉平衡了。……最后我想问,2021是一个出唱片的好时机吗?希望这个问题是压垮我的平衡的一根稻草,成为我下一个不平衡的开始。

翻过各家平台评论,那根稻草跟答案一样,都还没到来。“像一只困兽”,许多评论注意著歌词里的疲倦,“廉颇老矣”,他们说。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那疲倦里,有著崔健三十多年来最诚实的时刻。没有坚持,也没有放弃,不抱希望,也不抱绝望,只是开始歌唱,只是让“身体站起来,要带脑袋出去”。这样的邀请与挑战,或许,是他最接近1986年第一次登台的时刻吧。

2021年是出唱片的好时机吗?在这个谣传越来越多的夏末秋初,标举“二次文革”的檄文被官媒转发又随即消毒,房地产泡沫终于戳破,各地供电突袭中断。当越来越多的困惑,使得一篇过时的政治样板文被广泛流传,那也像是在说著,有一些早已经被脑袋忘记的事情,正在随著身体的颤栗而慢慢地回返,要求著节奏,要求著思考,要求著歌唱。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我不能用这样的句子来结束这篇文章。我不能说这是一张划时代的专辑——时代两个字已经如此可疑,就像样板檄文一样可疑。但我想,在这张专辑,老崔真正地,有些迟到地,进入了他的后革命时代,与此同时,也有些早到地,为接下来的、还不知道往何处去的时代开始了新的声音。

他从摇滚乐中感受到的“自由”不只是抽象的权利,也不只具体的政治批判。他同时问的是,身体挣脱束缚之后,在个体展现欲望之后,我们如何还有一个“共同”的歌?当告别了革命之后,人们剩下的联系还有什么?

2015年12月29日,中国摇滚巨星崔健在北京接受采访。
2015年12月29日,中国摇滚巨星崔健在北京接受采访。

附记

整张专辑放完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崔健跟台湾最靠近的时候是在哪一年呢?也许,那不是2007年海洋音乐祭,他第一次在台湾登台,因为前面演出耽搁而到半夜才开始,也不是台北Legacy开幕特邀,票却没有卖完的专场。也许,更靠近的时刻,是当年《一无所有》发片的时候。在刚解严的台湾,新闻局禁止了MV在电视上播放。同样正走出集体主义政治体制寻求自由的年轻人,或许,也在那歌与那禁止中听到了类似的事物吧。而在解严过去三十多年,在这几年东亚局势的变幻中,当自由再一次显得并不像空气一样自然,再一次显示出脆弱,也许,我们也再一次跟崔健靠近了一些。

读者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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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想起回顾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一种评论,日益丰富多彩也日渐分化的现实生活不再能唱出《同一首歌》,彼时彼刻,是否如此时此刻?当年从整齐划一泯灭个性中解放出来,现在是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又是彻底的自说自话画地为牢拉一派打一派?或者这就是自由的尽头,是个分裂的丑八怪?
    anw,没必要给摇滚赋予那么多社会含义,至少这澎湃的音乐总能对上年轻人满溢的荷尔蒙。六月去了一次有崔健的音乐节,全场还是很嗨的,即使心知这时候搭肩膀的兄弟未必同心,也是嗨过再说

  2. 写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