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津湖》《我和我的父輩》：戲裡戲外的「爸爸」為何這麼多？

中國電影行業恐怕真的到了它的拐點，在今年春節檔短暫的繁榮之後，漫長的冷寂就來臨了，這期間即使有過諸如《中國醫生》《怒火•重案》《懸崖之上》幾部上十億元票房的作品，但數量和口碑都不足以激活死氣沉沉的市場。

在電影行業一片蕭條，投資者普遍唱衰的情況下，主旋律電影和獻禮片等「中國特色」的類型電影正逐漸佔據了各大院線的排片。以今年七月為「建黨百年」為由拍攝的電影《1921》為例，這類電影往往以全明星陣容為賣點，試圖以偶像的魅力吸引年輕人走進影院。

這種拍攝電影的思路雖然並非新鮮的事物，近年來卻有年輕化和偶像化的趨勢，通過比較清淺和明快的敘事方式，師法好萊塢類型電影和日韓的偶像劇，以起到對年輕一代的召喚作用。

因此，今年的「十·一」黃金檔期也顯得比較特殊，與疫情前的娛樂大片扎堆不同，今年幾乎所有的排片都被投資巨大的《長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輩》兩部電影占據。有趣的是，這兩部電影雖然形式和主題截然不同，在我看來卻有着微妙的互文，不僅僅充斥着生硬的說教和空洞的情感，還都充斥着一股濃濃的「爹味」。

「爹味」的黃金檔與缺失的主體性

《我和我的父輩》的命名和創作思路延續了2019年「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和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鄉》，都是由不同導演執導的短片合成的「命題作文」式的創作。我還記得這部「父輩」傳出開拍的消息之後，就有網友吐糟：「這個命名充滿了父權的意味」，儘管電影的英文名字將父輩翻譯成了「parents」稍作彌補，但依然無法掩蓋電影的本質。《我和我的父輩》雖然有四位背景截然不同的導演，但其故事可以說「不約而同」的單一，基本可以以「找爸爸」三個字概括。

這種拍攝電影的思路雖然並非新鮮的事物，近年來卻有年輕化和偶像化的趨勢，通過比較清淺和明快的敘事方式，師法好萊塢類型電影和日韓的偶像劇，以起到對年輕一代的召喚作用。

吳京的《乘風》是開篇，也為整部電影奠定了一個基調，關注的是抗日戰爭中一對八路軍父子，片名是兒子的名字。電影展示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父子關係：父親是戰鬥經驗豐富的老革命，兒子年輕衝動有野心，父親對兒子的愛總是以很嚴厲的方式來表達，因此他們的關係很緊張。在一次任務中，為了轉移百姓，父親選擇了犧牲兒子的生命⋯⋯

這是一部典型的吳京式電影，充滿了強烈的情感與情緒，充斥着 「步槍打飛機」「騎馬砍炮兵」這樣誇張的情節。男主角僅僅是八路軍內部的普通指揮官，卻在台詞裏以「岳飛」自況，對兒子說着「我對得起天下人，就是對不起你的母親」等自戀的台詞。甚至還變本加厲加入了張天愛飾演的懷孕軍屬一角，作為片中唯一的美麗女性，這個角色承受了男性的凝視，幾乎淪為男性慾望的投射物。她年輕美麗還沒有丈夫，並且最終在男主人公的庇護下生下了兒子（這幾乎是必須的，也是電影台詞強調出來的）。電影的結尾很讓人玩味，在兒子犧牲後，男主角等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他和女主角相逢，後者成長為一位女八路軍，而她年幼的兒子旋即投入了男主角的懷抱，謎底揭開，他的名字居然與男主角犧牲的兒子一樣，也叫乘風。

即使無需掌握太多精神分析的知識，《乘風》這個部分也足夠讓人「細思極恐」。與其說這部電影是一部關於父輩為抗日做出犧牲的電影，不如說這是一部關於父權是如何演繹的電影，吳京這個角色就是父權的象徵：父親總要壓制即將超越自己的兒子，又在不斷地渴望擁有新的繼承者。

吳京這個角色就是父權的象徵：父親總要壓制即將超越自己的兒子，又在不斷地渴望擁有新的繼承者。

章子怡的《詩》是四部短片裏獲得好評比較多的一部，或許因為其中出現了一位比較豐滿的女性角色——章子怡本人扮演的母親。這部作品是《我和我的父輩》中情感最為細膩的，親情和愛情的部分都有打動人的地方。作品講述了中國第一代航天人如何克服一切困難將中國的衞星送上了太空，章子怡和黃軒分別飾演母親和父親，他們都是重要的科研人員，承擔着艱鉅且危險的工作。

母親是其中當之無愧的亮點，雖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她也是一個典型的父權制的受害者。既要在家庭裏承擔傳統女性所有的一切，也要在事業上與男人一樣為國奉獻。電影裏兒子的塑造很有意思，他並非父母的親生兒子，其實是犧牲同事的遺孤，性格敏感倔強，對父親有着超出一般人的依戀。在父親去世後，兒子和母親爆發了巨大的衝突，他不斷地索要自己的父親，最終迫使母親說出：「我就是父親，他能做的我也可以。」——這標誌着女性對自己的矮化和否定。兒子的回答更讓人感到玩味，他說:「你不可能是爸爸，爸爸是男的，你是女的。」——兒子雖然只有十歲，卻已經懂得維護男性代代相傳的父親的權威。

我相信，《詩》的初衷是想通過父親的犧牲來表現航天人的艱辛，但在兒子眼中，具有象徵意義的父親遠遠比做飯操持家務的母親來得重要，男孩子通過對父親不合理的迷戀和渴望證明自己的成長，但徹底消解了母親的付出。直到電影的最後，妹妹成為了第一個上天的女性宇航員，完成了父母一代的夢想，才算給這部女性作者的電影找補回一些光彩。

四個故事通過各自的方式建立父權的合法性，是中國傳統社會「君臣父子」的道德觀念的變體，但在新時代的今年，卻根本無法掩飾這套敘事背後的粗暴和空洞。

徐崢的《鴨先知》以改革開放為背景，講述了中國大陸第一支電視廣告是如何誕生的，但這同樣是一個男人如何在兒子面前建立父親權威的故事。電影通過男主角和兒子關係的起伏來表達這樣一個主題：兒子在作文裏塑造了一個完美的父親－完美的幻象被打破－父親努力重塑形象－父子和解⋯⋯這是一部走懷舊路線的電影，想通過時代的搬遷表現國家的日益強大，卻用一個家庭裏的父親如何建立權威的方式來表達，而母親而扮演了一個阻止父親實現夢想的刻板角色。

電影以旁白的形式為我們介紹了父親此後的發家史，他做生意買股票炒房子⋯⋯處處佔盡時代的先機，成為這個享受時代紅利的一代人，而他把自己的兒子培養成了城市的建造者——上海地表建築的設計師，國家符號的塑造者，可謂是精神意義上的「子承父業」。電影的基調看似幽默，其實以非常形象的方式為我們展現了父權制和國家話語建構中的同質化。電影的最後，毫不意外的出現了祖孫三代同堂的畫面，父子關係的延續，本質上就是父權制的延續，也是強大國家話語的延續。

沈騰的《少年行》是《我和我的父輩》裏唯一的一部科幻片，他扮演了一個從未來穿越到現在的機器人。就是這樣一個機器人，卻偶然地成為了一個小男孩的「父親」，彌補了孩子失去父親的遺憾。小男孩總是對同學撒謊，編造一個完美的父親，機器人滿足了他對父親的想像，還犧牲了自己將小男孩從海里救出，完成了從沒有感情的機器到有感情的「人類」的過度。

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這個機器人其實恰恰是未來的小男孩一手締造的，電影的結尾，當機器人終於完成任務回到未來之後，他和長大的小男孩相視一笑，互相「認爹」，兩個人有一番關於誰才是誰的「爹」的討論，至此，部分觀眾恐怕會和我一樣迷惑，花費如此巨大的科研工程，背後的原因竟然是科學家要給自己造一個爹？這恐怕是中國獨有的科幻想像，對比一百年前最早的涉及「人造人」的科幻電影「弗蘭肯斯坦」系列，在漫長的人類科幻創作的歷史裏，有造兒子的，也有造自己的，更有造女友的，就是鮮少見到「造爹」的。我相信這樣的敘事和想像力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有着一個深厚的父權制的土壤。

儘管中國文化中一直有「家國同構」的傳統，以家庭來隱喻國家，《我和我的父輩》創作思路並不複雜，四個故事通過各自的方式建立父權的合法性，是中國傳統社會「君臣父子」的道德觀念的變體，但在新時代的今年，卻根本無法掩飾這套敘事背後的粗暴和空洞。

但電影卻缺乏對暴力的反思，在殘酷戰爭中，我們只能看到機械式的拼殺。伍千里和弟弟建立自己權威的方式基本都是武力和殺戮，他們保護彼此的情感結構也比較單一和自私。

父權與戰爭

據說，人類社會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之後，才有了連年不斷的戰爭，科學家也有數據說明，睾丸素是造成男人好鬥的根本。總之，迄今為止的戰爭片幾乎都是充斥着男人的電影，好稱中國影史上最昂貴電影的《長津湖》自然也不例外，整部影片裏有台詞的女性角色也不超過兩三個。

無獨有偶，這部核心故事也是一個與父權有關的故事。電影的男主角是吳京飾演的伍千里和易烊千璽飾演的伍萬里，他們雖然是兄弟倆，但由於年紀差距比較大，其實也就形成了一組變相的「父子關係」。主人公一家有三個兒子，其中老大犧牲了，老二好不容易盼來了內戰結束，卻又得奔赴朝鮮戰場，因此他拒絕了弟弟想要當兵的要求，誰知道弟弟想證明自己，悄悄混進了部隊⋯⋯

伍千里想要用一切辦法留下弟弟的命；伍萬里渴望得到認同，但行為十分叛逆，這兩個人的關係是充滿張力的。儘管這個故事脱胎於經典戰爭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但卻失去了「反戰」的內核，不斷地以簡單的暴力和血腥場面刺激觀眾的腎上腺素，卻沒能對暴力和血腥背後的原因進行反思。儘管電影一再借助人物之口傳遞「抗美援朝」真實的原因是為了保家衞國，是為了普通人過上好日子。但電影卻缺乏對暴力的反思，在殘酷戰爭中，我們只能看到機械式的拼殺。伍千里和弟弟建立自己權威的方式基本都是武力和殺戮，他們保護彼此的情感結構也比較單一和自私。

儘管這是一部主旋律電影，但是導演對人物關係的營造卻全是商業電影的套路，為了所謂的好看，他為號稱紀律嚴明的志願軍加入了很多江湖意味。伍萬里從家鄉悄悄來到部隊，不用誰同意就可以被哥哥帶着入伍，志願軍的部隊管理方式也頗有草莽的「爹味」，士兵管上級叫「爹」而不是排長，伍萬里從頭到尾對這場戰爭都沒有樹立真正的概念，他被眾人視為伍家最後的「獨苗」愛護着。在花費巨資打造的轟炸和爆炸場面的背後，這部電影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一場伍家「香火」的保衞戰，因此他儘管電影的前半段伍千里是一個極有原則的老戰士，也不妨礙他在後半段不顧一切的只想保護自己的弟弟。

也是因為這樣，這部本來對標好萊塢戰爭大片的電影的故事內核其實非常的單薄和缺乏說服力。偌大的一場殘酷的戰役，在三位大導演的輪番上陣中淪為了一個小男孩如何成為「大男人」的故事，這種成為在伍萬里看來也並非是獲得勝利，而是得到哥哥的認可。為此，他不惜不再地鋌而走險，幾次違背軍令影響哥哥的部署。我不知道導演不斷給這個討厭的伍萬里加戲是想突出志願軍也是人，也會犯錯誤，還是僅僅因為伍萬里的扮演者易烊千璽是中國最炙手可熱的偶像？

據悉，《長津湖》的拍攝十分艱難，尤其是還趕上了2020年的疫情，整個劇組被困在冰天雪地，這讓投資方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作為國產「高概念」電影的代表，這部集合着大明星和大場面的戰爭電影，不僅政治上要正確，還要娛樂，還要平衡三位導演和多位製片方各自的需求，這本身就是一場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我們不難在電影裏看出為了趕進度的粗製濫造，特效的虛假和美術上的漏洞，這讓這部本來有着明確政治意義的電影徹底失焦。說真的，在電影院裏無處不在的炮彈狂轟亂炸一番之後，誰還記得電影的主旨是什麼？美國敵人僅僅作為一空洞的符號存在，激發不起觀眾任何的情感波瀾，這還不足以說明電影的初衷就失敗了嗎？

受到資本和國家的雙重作用，《長津湖》的矛盾與斷裂並不是孤例，可能也是當下主旋律類型電影共同面臨的問題。要怪只能怪這部電影戲裏戲外的「爸爸」可能真的有點太多了，創作者和片方需要不斷的在國家、資本和觀眾之間進行平衡，最後只能給出一部長達三個多小時語焉不詳的影像片段，它沒有核心人物和敘事，談不上是真正的電影。

《長津湖》與《我和我的父輩》一樣，立意是宏大的，落腳卻都在個人，創作者本想以家喻國，卻只能拍出一個個「缺失父親」缺乏主體的故事，塑造出一個個內心殘缺的人物，這恐怕不能說是能力問題，它的背後折射出的是我們時代文化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