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潮下的議助們：誤打誤撞入行，念念不忘地離開

「我和他的理念相近，如果這個人爬得越高，他的政治理念可以傳得越遠。」阿欣是前屯門新墟區議員張可森的助理。沒有地區工作經驗，沒有從政經驗的她，在反修例運動的推動下踏足政壇，成為議員助理。僅僅一年，老闆張可森遭還押並辭職，議員辦事處亦已關閉，阿欣也不再是議助。

一向以來，要成為議員助理，通常有一定社區工作背景，或是希望以這職位為踏腳石，累積地區工作經驗，其後出戰區選或者立會選舉。

2019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取得全香港近85%直選議席，一批素人議員帶著一批素人議助走進區議會。惟伴隨著香港政治氣候突變，紅線步步迫近，有議員被DQ，政府也要求區議員宣誓效忠特區及擁護《基本法》，大批民主派區議員宣布辭職。一班原有志於政治，希望通過議助職位來參與政治的素人，也間接地被DQ了。

如果我足夠了解這個人，我會叫他不要從政

當被記者問到是否一直有做議助的想法，阿欣連聲否定，「絕對不是，絕對不是！」然後又付之一笑。她寫信給因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47人案」）而遭還押的張可森，二人隔著石牆，回憶最初的相識。張可森手寫回覆，區議會選舉時，大家都很「素」、很純粹。

2019年區議會選舉前夕，當時以文化人身份參選的張可森正招募選舉義工，從事劇場工作的阿欣透過同行介紹認識了他。大家曾為屯門居民、文化界中人，政治理念相若。自來熟的張可森對阿欣陪感親切，熱情地分享他的區選計劃。阿欣笑稱「那次見面極速地被他拉下水」。

早在2016年，阿欣曾當上青年新政立法會候選人黃俊傑的選舉義工，可是當時社會政治氣氛冷淡，素人黃俊傑不為街坊所認識，最終慘敗。這令阿欣相信，做區（從事地區工作）是從政的第一步，所以2019年為張可森助選時，阿欣幫忙撰寫宣傳單張和社交媒體的宣傳文字，為他做地區宣傳。

張可森當選之後，阿欣並沒有立刻跟隨他做地區工作，反而投入社運。及後阿欣不滿劇場工作太離地、不切實際，毅然辭職，社運又進入低潮期，她便選擇一份與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工作，成為張可森的兼職議助，間中回劇場工作。

她回憶，戲劇節遇上《禁蒙面法》、理大圍城，港鐵宣布全綫停駛，但表演依舊進行。她慨嘆：「這個時候，他們（劇場工作者）都覺得自己的表演較重要，（我）深受打擊。做區就好實在，你知道阿叔阿嬸（街坊）是什麼人，他們沒有偽善。」碰巧張可森有意找她幫忙，她便全心投入議助的工作。

阿欣主要負責文字工作。她在張可森的社交媒體上撰寫社評，以文化層面講香港，如評論舞台劇《新聞小花》被康文署取消表演。工作以外，阿欣和張可森亦會為彼此的文章點評。張可森為阿欣一篇關於香港生產力的文章改稿四次，阿欣也有為張可森一篇關於本土文化的文章評稿。

「我常常都說自己不是做區，做區有8成時間都表達不到自己的理念。」進入議會後，阿欣和張可森認為區議會制度僵化，做區再沒意義。沒有議助經驗的阿欣在訪問期間多次形容區議會「很老」、「沒有用」。她覺得最「痴線」的是批核撥款，3月財政年度開始，民政處需時開會，之後招標，再等待民政處批核，耗時最少半年。

不過，能讓阿欣抱怨的日子，並沒有很多。2021年1月6日，張可森因參與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被捕，翌晚阿欣在屯門警署等他保釋出來。3月5日，張可森再遭還押。剛成為張可森的議助近一年，議辦從此沒有議員，阿欣從此只能隔著玻璃探望她的老闆兼好友。

探訪時間短得無法讓阿欣思考和反應，匆匆交代公務後，時限已到。在首次探訪的短短15分鐘，張可森向阿欣表明他想盡早辭職，阿欣回應會關閉議辦和社交媒體，以及送物資給他。之後阿欣每兩星期一次以親友身分探望張可森，每次15分鐘，閒談近況，淺談文學，談談寫的詩、讀的劇本，還有處理辭職的行政事務。

探訪以外，阿欣還會與張可森書信來往。阿欣認為，做筆友反而比做同事更能感受、認識對方，感歎「做議助的時候，大家反而不會這樣溝通」。張可森曾寫到牆內有很多無了期的等，等待審訊，等待離開監獄。阿欣低聲說道，上庭後，有時他不能當晚就能回到赤柱監獄，只可在四面牆的荔枝角收押所內過，等。阿欣在信中並沒有直接回覆，因為她不知能如何回覆，不能體會他的心情。

「如果我足夠了解這個人，我會叫他不要從政。」眼看好友兼前老闆身陷囹圄，阿欣後悔幫張可森助選、做議助。比起從政，她認為張可森更適合寫字。「如果不從政，他可以achieve的會更多。他是一個聰明、有才華的文化人，但是不是一個從政者呢？是否一個做區的人？2019年的時候，可能我們沒有空間去想清楚。」

5月，張可森正式向民政事務署提交辭職通知，阿欣從此不再是他的議助，但仍依舊叫他老闆。張可森遭還押後，他的兩名議助相繼辭職，議辦一度只剩下阿欣，直至後來才多招聘一名議助，協助區務和議辦的善後。

負責社交媒體的阿欣至今仍沒有登出張可森的帳戶。為了避免社交媒體的言論影響審訊，多名「47人案」被告的社交媒體已被刪除。她坦言不忍心刪除帳戶，又認為區議員擁有社交媒體帳戶不是犯法。最後張可森的Facebook帳號被轉為私人帳號，IG所有帖文則被封存，只剩下張可森的頭像和六千多名追蹤者，「他還在，只是大家看不到，我的心會好過點」。

議員收留了流離失所的我

「（「47人案」）好像很荒謬，但其實很貼近現實，在這個社會，這樣被捕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阿然是前元朗瑞華選區議員林進的全職議助。林進在去年民主派初選中，排在黨友伍健偉名單第二位出選，現時伍健偉因「47人案」還押，阿然也不免想像過老闆被捕。阿然不斷重覆「荒謬」，不能理解。若然老闆不幸被捕，阿然也只能入書給他，探望他。

由林進履新開始，阿然已擔任他的全職議助。林進因不滿政府追討被褫奪議席（DQ）區議員的薪津，在7月8日宣布辭職，阿然因而失業。阿然的員工證由最初簡陋的A4紙配上低質低像素照片，之後更換成簇新的證件，被解僱後證件背後需寫上義工，到現在員工證已失去功能，被阿然收藏於家中。

年近30歲的阿然在做議助前，分別任職出版社、幼稚園、科技公司和倉庫。反修例期間他不幸失業，在社運中感到迷惘，又被控非法集結。眼看身邊的朋友事業有成，阿然覺得自己像流離失所。

碰巧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一心只想找份政治理念相同的工作的阿然，便瘋狂應徵議助，一共應徵了五個議辦，甚至使他在在面試時把林進認錯為另一位議員。今日提起這事，他仍哭笑不得。因為從未想過成為議助，阿然最初連議助的工作是什麼都不清楚，以為只是填寫表格、舉辦活動、聽電話。「由我生活上的收留，他給了我一份工，到我思考上的收留」，阿然感激林進收留了他。

街坊把議辦當成萬事屋，找工作、買電器，什麼問題都問坐辦的阿然，可謂「議辦最前線」。可是，素人議員剛剛落地，議辦沒有人脈，不知可跟什麼組織合作，阿然只好打開Google Map，尋找附近的公私營機構幫手。熱情的街坊又會主動幫忙，我懂裝修，他懂環保。慢慢地議辦變成一個墟，連結不同市民。

阿然和其他議助建立「進辦議助精神健康關注組」社交媒體專頁，以輕鬆有趣的形式紀錄社區日常、議辦工作，如阿然和一名患有腦退化婆婆的對話，藉此希望大家關心區內老人。專頁又會嘲諷林進做事太chur（急進，令人透不過氣來），但阿然仍覺得林進是個好上司。

阿然感激林進發掘自己健談、具親和力的一面。訪問當日，阿然身穿短袖上衣、短褲加拖鞋，街坊般的打扮。「你去做，他Backup（支援）你」，喜歡小朋友的阿然一直想在區內舉辦兒童圖書故事班，卻沒有信心踏出第一步。林進了解他的能力和性格，把心一橫「強迫」他籌辦活動，直接幫他招募參加者。看到小朋友們滿載而歸的笑容，阿然最後肯定了自己，這活動亦成為了阿然任內最深刻的經歷。

提及任內的經歷，阿然在訪問中用了近五十次「開心」去形容，到了議員辭職的部分，阿然轉以多次「不開心」形容。議辦的最後一日，一名常到議辦打轉的小朋友在離別之際哭了起來，弄得阿然不禁簌然落淚，但他明白，「我們純粹和議辦say bye bye，不是和大家say bye bye，因為我知道我們之後會再見，（離開的）純粹是這份工作，這個辦事處，這張枱，這張凳」。

學生議助，想為社區貢獻更多

阿偉是前觀塘區民主黨新人議員的兼職學生議助，所屬的選區是一條老人村，議辦位於一幢舊式公屋的地舖，現時已人去樓空，門外貼有「辦事處已休業，多謝大家，有緣再見」。

「我之前做關於小朋友、家庭的社區工作，雖然有興趣，但沒有想過會做議助。」23歲的阿偉是社工系大學生，他曾在反修例運動中兩度被捕，經歷激發他思考能如何貢獻社運和香港。阿偉在社運的內疚感和責任感驅使下，他既在社區中心兼職教班，又在Telegram政治相關的頻道做管理員，及後經朋友介紹成為議助，渴望為社會付出更多。「我想再了解這個世界，亦覺得一日做的事未足夠，再做多點才睡。如果我在有精神的情況下睡覺會胡思亂想，要做點事令自己累得不能再累，昏迷的狀態才去睡。」

議辦中年紀最輕的阿偉雖有服務小朋友的社工背景，但在老人村中，他缺乏與長者溝通的技巧，對長者政策亦不了解。即使阿偉從小就在該區長大，他未有直接接觸村中老人，更遑論了解高齡長者津貼等政策。因為村中較多獨居老人，阿偉要學會與他們溝通的推拉技巧，不能把時間只花在一名街坊身上。可是議員和同事也有自己的工作，不能手把手的教導阿偉，他只能「自己膽粗粗地試，看看別人怎樣講，自己再學」。

阿偉和議員共事前，就早在香港電台青年論政節目「政壇新秀訓練班」認識。阿偉是節目的新學員，而議員是舊生。當時阿偉欣賞議員做事認真，沒架子，在2019區選時便為他助選。他們閒時與一群朋友一起打遊戲，一起吃飯。後來成為議助，即使二人年紀相差近十年，阿偉覺得他們之間沒有由上而下的指令，只有願意遷就的合作。

疫情高峰期，阿偉幫助議員為一名確診街坊清潔家居。「看到街坊不安，不能回家的焦慮，我們盡力令她安心，可以舒服地回家」，阿偉與議員身穿基本的保護衣、面罩口罩頭套，硬著頭皮與街坊的親人一同清潔。阿偉最初仍有疑慮，問議員：「老細，我們這樣能不能claim（索取）保險？」衡量風險後，阿偉認同議員的想法，認為有幫助那位街坊的必要，決定和議員一起冒險，慶幸二人最後無恙。

長者社區特別富人情味，大家會互相幫助、問候，公公婆婆們每逢經過議辦，都會叫阿偉的名字打招呼，閒聊幾句，就像是探望自己的孫兒一樣。

因為學校的一份功課，阿偉接觸到議辦的一名義工伯伯，訪問他的人生經歷。過程中，阿偉和伯伯深談家庭、成長、社運等話題，談得投機，意氣相投。因為阿偉的爺爺早逝，和義工伯伯的「爺孫關係」令他感到很微妙。訪問後，他們一老一嫩到茶餐廳吃飯。議辦最後一日，形象剛強的伯伯在離別時一言不發，年逾八旬的他默默地為阿偉搬物資。那近百米的路上，仿如爺爺最後一次送孫兒上學，「（我）覺得他真的把我當成他的孫，這份感情事我不會在做一份工作時預計到」。

昔日和義工伯伯一起吃飯的茶餐廳已結業，現在是一間連鎖手搖店。阿偉只能懷緬做區的時光，把一切的回憶和學習刻在心中，「這一年與他（議員）共事、做區的回憶是不會忘記」。

超資深議助：我想跟議員、同事一起學習

「I am a long time student」，這是訪問當日熊百祥黑白短袖上衣中的文字。熊百祥曾任8年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助理，期間修畢人類學及宗教研究兩個碩士學位，之後又用三年半時間到國外修讀梵文等外語。回到香港，陰差陽錯下，他同時成為三名區議員的兼職助理（前荃灣祈德尊選區陳劍琴議員、前油尖旺佐敦南選區陳梓維議員、前西貢離島選區陳嘉琳議員）。

「Case（社區個案）不同，區情不同，經濟情況又不同，那就很好玩啦。作為一個學生就有很多東西學，好似修讀了三個單元。」每星期，熊百祥由炮台山的家出發，一天到屋村區，一天到私樓區，一天到鄉郊區，一星期走遍港九新界，樂在其中。

熊百祥2011年曾參選區議會選舉，落敗後決定不再踏上區選舞台，誰知8年後會成為區議員背後的臣子，但有賴區選的經歷，令他學會如何接觸街坊。

離開立法會後，熊百祥完全沒有想到會成為三位議員的助理。從印度進修後回港，遇上反修例運動，他有感「2019年的時候大家都會盡力把自己所識、專長貢獻給香港。」眼見大量政治素人參選，他在網上選舉申報平台隨機義務覆核同路人的選舉開支申報表，一共接觸過11份。若有出錯，他會主動接觸候選人。其中一個就是他後來的老闆，陳劍琴。他又在朋友和街坊的介紹下，幫助陳嘉琳和陳梓維處理財務報表。

三位老闆都是政治素人，熊百祥自言希望能幫助素人議員適應工作內容。「今屆多了那麼多新人，每個議員還有兩個同事，最少多了600個新人。這行業不會無端端（突然）多了一些有經驗的人。」所以他的策略就是把自己分開，接受三名議員的邀請，成為他們的兼職議助，每星期到每個議辦工作一天，因為「如果我只留在一個Office，其餘兩個就會出事」。

由資深立法會議助轉為新手區議會議助，絕大部分議員和同事都比自己年輕，熊百祥無時無刻都提醒自己要成就他人，不可以做「老屎忽（老油條）」，「感覺就好像回到fresh grad一樣，只是崗位和職責不同」，視這份工作為一種學習。雖然老闆陳梓維會考零分而備受評擊，但碩士生的熊百祥替他抱打不平，曾在網上為陳梓維辯護。

因應議員的強弱項，熊百祥在三個議辦的角色都不一，著重點亦不一。因應陳嘉琳行政經驗較少，熊當上她的行政主任，主力幫她做財務計劃；在陳劍琴辦事處，他則是議辦主任，幫忙做政策分析；至於陳梓維辦事處，他的身份則是督導，做議辦管理為主。因為三名議員都是素人，所有同事都未做過議助，所以他特地安排12節課程給議助們，分享社會服務、政策等需知。

以熊百祥的觀察，新人議助通常在任內會出現期望落差。他們因社運驅使而入行，以為議助只是擺街站、接觸街坊，沒有預計大量沉悶的文件和管理工作，需要時間調整心態，但熊百祥仍會盡力為他們提供協助。

為了能隨時隨地回覆三個議辦同事的問題，熊百祥會隨身攜帶一本黑色筆記簿，第一頁寫有蘇格拉底的名言，「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nothing」。筆記簿裏寫滿了三區的資料，由最初建立議辦的待辦事項，到各區的人口結構、背景，每一項工作他都會用編號記下，方便之後索引。

一個人打三份議助工，熊百祥在時間分配上忙得不可開交。合約上，他每星期只會為每個議辦工作8小時，但他笑指，有時要做到半夜，甚至通宵，眼袋深沉，只要醒著，就會隨時回覆訊息。雖然工作繁忙，但他本著一套減少睡眠時間、提高工作效率的理論，覺得「好玩吖嘛，同埋有嘢學，開心呀」，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熊百祥默默耕耘，希望能與同事一同學習、進步。他相信沒有經驗的他們能改變、進步，「你要相信他是想改變，否則你可以立即解雇他，你不相信他，還為什麼要與他共事？」為了幫助同事學習設計橫額，熊百祥給他們一份分析一百張議員橫額的功課，並要記錄在表格上。他笑稱這份功課太難，自己太苛刻，至今仍未有同事能完成。

與熊百祥共事一年的議助同事Jas，認為熊百祥並不苛刻，反而在他身上學到時間管理的技巧。雖然沒有一百張，但Jas都完成了二十多張的橫額分析。她又特別欣賞熊百祥隨時攜帶記事簿記錄工作內容，並教導她寫筆記的技巧。反之，不諳設計的熊百祥亦會請Jas教他使用網上設計工具，大家一進步，互相學習。

「我覺得似是看著小朋友大的感覺，成個plan像是個人成長的plan，我覺得我在過程中的目標是以他們（同事）為中心，而不是以議辦為中心。」熊百祥這樣形容他一年多的議助經歷。

各散東西，仍心繫社區

四名議助的所屬議辦已關閉，但他們還想做一些事情。

阿欣想以創作記錄時代。「現實是突然有一日你會失去所有。直至認識了他，我才有這種實感。突然間有一日你就不能吃家中的飯，突然間有一日你不能再見你的家人。」阿欣只希望張可森獲釋放之際，他的人生不用從頭開始，並幫助張可森分享他在牆內寫的文字，以及照顧他的家人和初生兒子。

再次失業的阿然現在並不再迷惘，「議員助理整個行業被解僱，也不能跳槽去第二間，整個行業沒有了。那就不如做小生意。」做生意是阿然兒時的夢想，現在他正和天水連線的朋友計劃合伙開餐廳，「儲存自己的實力」。

阿偉以揚聲器比喻他的成長。回憶起第一次青澀地拿起揚聲器在商場空地作疫情呼籲，他口吃了數次，但仍堅持把聲音放大，讓更多人聽到。即使現在不能以議助的身份發聲，他亦想用自己的聲音繼續大喊，所以他打算和朋友創辦社企，推廣本地遊，延續對社區的熱愛。

熊百祥視這三份工作為寶貴的經驗，讓他能更立體地認識香港。之後他會繼續少數族裔的社區工作和進修學習。「人沒事就好啦。Office沒有了不要緊。我覺得與議員和同事間的合作不一定是這個setting，將來可能有其他機會。」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欣、阿然、阿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