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潮下的议助们：误打误撞入行，念念不忘地离开

“我和他的理念相近，如果这个人爬得越高，他的政治理念可以传得越远。”阿欣是前屯门新墟区议员张可森的助理。没有地区工作经验，没有从政经验的她，在反修例运动的推动下踏足政坛，成为议员助理。仅仅一年，老板张可森遭还押并辞职，议员办事处亦已关闭，阿欣也不再是议助。

一向以来，要成为议员助理，通常有一定社区工作背景，或是希望以这职位为踏脚石，累积地区工作经验，其后出战区选或者立会选举。

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取得全香港近85%直选议席，一批素人议员带著一批素人议助走进区议会。惟伴随著香港政治气候突变，红线步步迫近，有议员被DQ，政府也要求区议员宣誓效忠特区及拥护《基本法》，大批民主派区议员宣布辞职。一班原有志于政治，希望通过议助职位来参与政治的素人，也间接地被DQ了。

如果我足够了解这个人，我会叫他不要从政

当被记者问到是否一直有做议助的想法，阿欣连声否定，“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然后又付之一笑。她写信给因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47人案”）而遭还押的张可森，二人隔著石墙，回忆最初的相识。张可森手写回复，区议会选举时，大家都很“素”、很纯粹。

2019年区议会选举前夕，当时以文化人身份参选的张可森正招募选举义工，从事剧场工作的阿欣透过同行介绍认识了他。大家曾为屯门居民、文化界中人，政治理念相若。自来熟的张可森对阿欣陪感亲切，热情地分享他的区选计划。阿欣笑称“那次见面极速地被他拉下水”。

早在2016年，阿欣曾当上青年新政立法会候选人黄俊杰的选举义工，可是当时社会政治气氛冷淡，素人黄俊杰不为街坊所认识，最终惨败。这令阿欣相信，做区（从事地区工作）是从政的第一步，所以2019年为张可森助选时，阿欣帮忙撰写宣传单张和社交媒体的宣传文字，为他做地区宣传。

张可森当选之后，阿欣并没有立刻跟随他做地区工作，反而投入社运。及后阿欣不满剧场工作太离地、不切实际，毅然辞职，社运又进入低潮期，她便选择一份与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工作，成为张可森的兼职议助，间中回剧场工作。

她回忆，戏剧节遇上《禁蒙面法》、理大围城，港铁宣布全线停驶，但表演依旧进行。她慨叹：“这个时候，他们（剧场工作者）都觉得自己的表演较重要，（我）深受打击。做区就好实在，你知道阿叔阿婶（街坊）是什么人，他们没有伪善。”碰巧张可森有意找她帮忙，她便全心投入议助的工作。

阿欣主要负责文字工作。她在张可森的社交媒体上撰写社评，以文化层面讲香港，如评论舞台剧《新闻小花》被康文署取消表演。工作以外，阿欣和张可森亦会为彼此的文章点评。张可森为阿欣一篇关于香港生产力的文章改稿四次，阿欣也有为张可森一篇关于本土文化的文章评稿。

“我常常都说自己不是做区，做区有8成时间都表达不到自己的理念。”进入议会后，阿欣和张可森认为区议会制度僵化，做区再没意义。没有议助经验的阿欣在访问期间多次形容区议会“很老”、“没有用”。她觉得最“痴线”的是批核拨款，3月财政年度开始，民政处需时开会，之后招标，再等待民政处批核，耗时最少半年。

不过，能让阿欣抱怨的日子，并没有很多。2021年1月6日，张可森因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被捕，翌晚阿欣在屯门警署等他保释出来。3月5日，张可森再遭还押。刚成为张可森的议助近一年，议办从此没有议员，阿欣从此只能隔著玻璃探望她的老板兼好友。

探访时间短得无法让阿欣思考和反应，匆匆交代公务后，时限已到。在首次探访的短短15分钟，张可森向阿欣表明他想尽早辞职，阿欣回应会关闭议办和社交媒体，以及送物资给他。之后阿欣每两星期一次以亲友身分探望张可森，每次15分钟，闲谈近况，浅谈文学，谈谈写的诗、读的剧本，还有处理辞职的行政事务。

探访以外，阿欣还会与张可森书信来往。阿欣认为，做笔友反而比做同事更能感受、认识对方，感叹“做议助的时候，大家反而不会这样沟通”。张可森曾写到墙内有很多无了期的等，等待审讯，等待离开监狱。阿欣低声说道，上庭后，有时他不能当晚就能回到赤柱监狱，只可在四面墙的荔枝角收押所内过，等。阿欣在信中并没有直接回复，因为她不知能如何回复，不能体会他的心情。

“如果我足够了解这个人，我会叫他不要从政。”眼看好友兼前老板身陷囹圄，阿欣后悔帮张可森助选、做议助。比起从政，她认为张可森更适合写字。“如果不从政，他可以achieve的会更多。他是一个聪明、有才华的文化人，但是不是一个从政者呢？是否一个做区的人？2019年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空间去想清楚。”

5月，张可森正式向民政事务署提交辞职通知，阿欣从此不再是他的议助，但仍依旧叫他老板。张可森遭还押后，他的两名议助相继辞职，议办一度只剩下阿欣，直至后来才多招聘一名议助，协助区务和议办的善后。

负责社交媒体的阿欣至今仍没有登出张可森的帐户。为了避免社交媒体的言论影响审讯，多名“47人案”被告的社交媒体已被删除。她坦言不忍心删除帐户，又认为区议员拥有社交媒体帐户不是犯法。最后张可森的Facebook帐号被转为私人帐号，IG所有帖文则被封存，只剩下张可森的头像和六千多名追踪者，“他还在，只是大家看不到，我的心会好过点”。

议员收留了流离失所的我

“（“47人案”）好像很荒谬，但其实很贴近现实，在这个社会，这样被捕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阿然是前元朗瑞华选区议员林进的全职议助。林进在去年民主派初选中，排在党友伍健伟名单第二位出选，现时伍健伟因“47人案”还押，阿然也不免想像过老板被捕。阿然不断重复“荒谬”，不能理解。若然老板不幸被捕，阿然也只能入书给他，探望他。

由林进履新开始，阿然已担任他的全职议助。林进因不满政府追讨被褫夺议席（DQ）区议员的薪津，在7月8日宣布辞职，阿然因而失业。阿然的员工证由最初简陋的A4纸配上低质低像素照片，之后更换成簇新的证件，被解雇后证件背后需写上义工，到现在员工证已失去功能，被阿然收藏于家中。

年近30岁的阿然在做议助前，分别任职出版社、幼稚园、科技公司和仓库。反修例期间他不幸失业，在社运中感到迷惘，又被控非法集结。眼看身边的朋友事业有成，阿然觉得自己像流离失所。

碰巧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胜，一心只想找份政治理念相同的工作的阿然，便疯狂应征议助，一共应征了五个议办，甚至使他在在面试时把林进认错为另一位议员。今日提起这事，他仍哭笑不得。因为从未想过成为议助，阿然最初连议助的工作是什么都不清楚，以为只是填写表格、举办活动、听电话。“由我生活上的收留，他给了我一份工，到我思考上的收留”，阿然感激林进收留了他。

街坊把议办当成万事屋，找工作、买电器，什么问题都问坐办的阿然，可谓“议办最前线”。可是，素人议员刚刚落地，议办没有人脉，不知可跟什么组织合作，阿然只好打开Google Map，寻找附近的公私营机构帮手。热情的街坊又会主动帮忙，我懂装修，他懂环保。慢慢地议办变成一个墟，连结不同市民。

阿然和其他议助建立“进办议助精神健康关注组”社交媒体专页，以轻松有趣的形式纪录社区日常、议办工作，如阿然和一名患有脑退化婆婆的对话，借此希望大家关心区内老人。专页又会嘲讽林进做事太chur（急进，令人透不过气来），但阿然仍觉得林进是个好上司。

阿然感激林进发掘自己健谈、具亲和力的一面。访问当日，阿然身穿短袖上衣、短裤加拖鞋，街坊般的打扮。“你去做，他Backup（支援）你”，喜欢小朋友的阿然一直想在区内举办儿童图书故事班，却没有信心踏出第一步。林进了解他的能力和性格，把心一横“强迫”他筹办活动，直接帮他招募参加者。看到小朋友们满载而归的笑容，阿然最后肯定了自己，这活动亦成为了阿然任内最深刻的经历。

提及任内的经历，阿然在访问中用了近五十次“开心”去形容，到了议员辞职的部分，阿然转以多次“不开心”形容。议办的最后一日，一名常到议办打转的小朋友在离别之际哭了起来，弄得阿然不禁簌然落泪，但他明白，“我们纯粹和议办say bye bye，不是和大家say bye bye，因为我知道我们之后会再见，（离开的）纯粹是这份工作，这个办事处，这张枱，这张凳”。

学生议助，想为社区贡献更多

阿伟是前观塘区民主党新人议员的兼职学生议助，所属的选区是一条老人村，议办位于一幢旧式公屋的地舖，现时已人去楼空，门外贴有“办事处已休业，多谢大家，有缘再见”。

“我之前做关于小朋友、家庭的社区工作，虽然有兴趣，但没有想过会做议助。”23岁的阿伟是社工系大学生，他曾在反修例运动中两度被捕，经历激发他思考能如何贡献社运和香港。阿伟在社运的内疚感和责任感驱使下，他既在社区中心兼职教班，又在Telegram政治相关的频道做管理员，及后经朋友介绍成为议助，渴望为社会付出更多。“我想再了解这个世界，亦觉得一日做的事未足够，再做多点才睡。如果我在有精神的情况下睡觉会胡思乱想，要做点事令自己累得不能再累，昏迷的状态才去睡。”

议办中年纪最轻的阿伟虽有服务小朋友的社工背景，但在老人村中，他缺乏与长者沟通的技巧，对长者政策亦不了解。即使阿伟从小就在该区长大，他未有直接接触村中老人，更遑论了解高龄长者津贴等政策。因为村中较多独居老人，阿伟要学会与他们沟通的推拉技巧，不能把时间只花在一名街坊身上。可是议员和同事也有自己的工作，不能手把手的教导阿伟，他只能“自己胆粗粗地试，看看别人怎样讲，自己再学”。

阿伟和议员共事前，就早在香港电台青年论政节目“政坛新秀训练班”认识。阿伟是节目的新学员，而议员是旧生。当时阿伟欣赏议员做事认真，没架子，在2019区选时便为他助选。他们闲时与一群朋友一起打游戏，一起吃饭。后来成为议助，即使二人年纪相差近十年，阿伟觉得他们之间没有由上而下的指令，只有愿意迁就的合作。

疫情高峰期，阿伟帮助议员为一名确诊街坊清洁家居。“看到街坊不安，不能回家的焦虑，我们尽力令她安心，可以舒服地回家”，阿伟与议员身穿基本的保护衣、面罩口罩头套，硬著头皮与街坊的亲人一同清洁。阿伟最初仍有疑虑，问议员：“老细，我们这样能不能claim（索取）保险？”衡量风险后，阿伟认同议员的想法，认为有帮助那位街坊的必要，决定和议员一起冒险，庆幸二人最后无恙。

长者社区特别富人情味，大家会互相帮助、问候，公公婆婆们每逢经过议办，都会叫阿伟的名字打招呼，闲聊几句，就像是探望自己的孙儿一样。

因为学校的一份功课，阿伟接触到议办的一名义工伯伯，访问他的人生经历。过程中，阿伟和伯伯深谈家庭、成长、社运等话题，谈得投机，意气相投。因为阿伟的爷爷早逝，和义工伯伯的“爷孙关系”令他感到很微妙。访问后，他们一老一嫩到茶餐厅吃饭。议办最后一日，形象刚强的伯伯在离别时一言不发，年逾八旬的他默默地为阿伟搬物资。那近百米的路上，仿如爷爷最后一次送孙儿上学，“（我）觉得他真的把我当成他的孙，这份感情事我不会在做一份工作时预计到”。

昔日和义工伯伯一起吃饭的茶餐厅已结业，现在是一间连锁手摇店。阿伟只能怀缅做区的时光，把一切的回忆和学习刻在心中，“这一年与他（议员）共事、做区的回忆是不会忘记”。

超资深议助：我想跟议员、同事一起学习

“I am a long time student”，这是访问当日熊百祥黑白短袖上衣中的文字。熊百祥曾任8年立法会社福界议员助理，期间修毕人类学及宗教研究两个硕士学位，之后又用三年半时间到国外修读梵文等外语。回到香港，阴差阳错下，他同时成为三名区议员的兼职助理（前荃湾祈德尊选区陈剑琴议员、前油尖旺佐敦南选区陈梓维议员、前西贡离岛选区陈嘉琳议员）。

“Case（社区个案）不同，区情不同，经济情况又不同，那就很好玩啦。作为一个学生就有很多东西学，好似修读了三个单元。”每星期，熊百祥由炮台山的家出发，一天到屋村区，一天到私楼区，一天到乡郊区，一星期走遍港九新界，乐在其中。

熊百祥2011年曾参选区议会选举，落败后决定不再踏上区选舞台，谁知8年后会成为区议员背后的臣子，但有赖区选的经历，令他学会如何接触街坊。

离开立法会后，熊百祥完全没有想到会成为三位议员的助理。从印度进修后回港，遇上反修例运动，他有感“2019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尽力把自己所识、专长贡献给香港。”眼见大量政治素人参选，他在网上选举申报平台随机义务复核同路人的选举开支申报表，一共接触过11份。若有出错，他会主动接触候选人。其中一个就是他后来的老板，陈剑琴。他又在朋友和街坊的介绍下，帮助陈嘉琳和陈梓维处理财务报表。

三位老板都是政治素人，熊百祥自言希望能帮助素人议员适应工作内容。“今届多了那么多新人，每个议员还有两个同事，最少多了600个新人。这行业不会无端端（突然）多了一些有经验的人。”所以他的策略就是把自己分开，接受三名议员的邀请，成为他们的兼职议助，每星期到每个议办工作一天，因为“如果我只留在一个Office，其余两个就会出事”。

由资深立法会议助转为新手区议会议助，绝大部分议员和同事都比自己年轻，熊百祥无时无刻都提醒自己要成就他人，不可以做“老屎忽（老油条）”，“感觉就好像回到fresh grad一样，只是岗位和职责不同”，视这份工作为一种学习。虽然老板陈梓维会考零分而备受评击，但硕士生的熊百祥替他抱打不平，曾在网上为陈梓维辩护。

因应议员的强弱项，熊百祥在三个议办的角色都不一，著重点亦不一。因应陈嘉琳行政经验较少，熊当上她的行政主任，主力帮她做财务计划；在陈剑琴办事处，他则是议办主任，帮忙做政策分析；至于陈梓维办事处，他的身份则是督导，做议办管理为主。因为三名议员都是素人，所有同事都未做过议助，所以他特地安排12节课程给议助们，分享社会服务、政策等需知。

以熊百祥的观察，新人议助通常在任内会出现期望落差。他们因社运驱使而入行，以为议助只是摆街站、接触街坊，没有预计大量沉闷的文件和管理工作，需要时间调整心态，但熊百祥仍会尽力为他们提供协助。

为了能随时随地回复三个议办同事的问题，熊百祥会随身携带一本黑色笔记簿，第一页写有苏格拉底的名言，“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nothing”。笔记簿里写满了三区的资料，由最初建立议办的待办事项，到各区的人口结构、背景，每一项工作他都会用编号记下，方便之后索引。

一个人打三份议助工，熊百祥在时间分配上忙得不可开交。合约上，他每星期只会为每个议办工作8小时，但他笑指，有时要做到半夜，甚至通宵，眼袋深沉，只要醒著，就会随时回复信息。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本著一套减少睡眠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的理论，觉得“好玩吖嘛，同埋有嘢学，开心呀”，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熊百祥默默耕耘，希望能与同事一同学习、进步。他相信没有经验的他们能改变、进步，“你要相信他是想改变，否则你可以立即解雇他，你不相信他，还为什么要与他共事？”为了帮助同事学习设计横额，熊百祥给他们一份分析一百张议员横额的功课，并要记录在表格上。他笑称这份功课太难，自己太苛刻，至今仍未有同事能完成。

与熊百祥共事一年的议助同事Jas，认为熊百祥并不苛刻，反而在他身上学到时间管理的技巧。虽然没有一百张，但Jas都完成了二十多张的横额分析。她又特别欣赏熊百祥随时携带记事簿记录工作内容，并教导她写笔记的技巧。反之，不谙设计的熊百祥亦会请Jas教他使用网上设计工具，大家一进步，互相学习。

“我觉得似是看著小朋友大的感觉，成个plan像是个人成长的plan，我觉得我在过程中的目标是以他们（同事）为中心，而不是以议办为中心。”熊百祥这样形容他一年多的议助经历。

各散东西，仍心系社区

四名议助的所属议办已关闭，但他们还想做一些事情。

阿欣想以创作记录时代。“现实是突然有一日你会失去所有。直至认识了他，我才有这种实感。突然间有一日你就不能吃家中的饭，突然间有一日你不能再见你的家人。”阿欣只希望张可森获释放之际，他的人生不用从头开始，并帮助张可森分享他在墙内写的文字，以及照顾他的家人和初生儿子。

再次失业的阿然现在并不再迷惘，“议员助理整个行业被解雇，也不能跳槽去第二间，整个行业没有了。那就不如做小生意。”做生意是阿然儿时的梦想，现在他正和天水连线的朋友计划合伙开餐厅，“储存自己的实力”。

阿伟以扬声器比喻他的成长。回忆起第一次青涩地拿起扬声器在商场空地作疫情呼吁，他口吃了数次，但仍坚持把声音放大，让更多人听到。即使现在不能以议助的身份发声，他亦想用自己的声音继续大喊，所以他打算和朋友创办社企，推广本地游，延续对社区的热爱。

熊百祥视这三份工作为宝贵的经验，让他能更立体地认识香港。之后他会继续少数族裔的社区工作和进修学习。“人没事就好啦。Office没有了不要紧。我觉得与议员和同事间的合作不一定是这个setting，将来可能有其他机会。”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阿欣、阿然、阿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