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有「太多『讓你更像一個學生的樣子』的規定要去遵守」，星星說，穿什麼、用什麼、去哪裏，都在學校的監管範圍之內。

星星決定逃離。此前，在姑姑的推薦下，她參加了土校辦學團隊舉辦的夏令營和冬令營。「在那裏得到了本應是權威的老師的尊重，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太罕見了。」

她第一次和父親談起去土校上學的想法，被父親拒絕，所約定的「一個月後再看」也被遺忘。父親無法接受在他認知領域之外的冒險，加上家中的經濟條件難以負擔一年十萬元的學費——父親的月收入只有一萬不到。

為了顯示決心，星星初三的寒假作業「一個字都沒寫」。父女倆大吵一架，星星在開學後也拒絕去上學。姑姑嘗試解釋創新學校畢業後仍然有謀生之道——她的兒子也在另一個創新學校讀書。齊偉也和父親長談了半天，同意將學費降低到可承受的範圍，並允許分月繳付。父親最終同意了星星的逃離。

同樣決定逃離的，還有當時在私立小學讀五年級的石梁。石梁自小就是「自然生長」，反而成了同學中的異類。小學一年級第一天，石梁的媽媽劉華就接到班主任打來的電話，語氣中滿是責備：「你怎麼當的家長！」原來，班上所有小朋友都在開學前就提前學會了寫漢字；只有石梁一個人，在「把黑板上的家庭作業抄寫下來」的環節發愣。劉華賠上笑臉道歉，「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不過，在一家創新教育機構工作的她，從沒放棄自己的教育理念。

兒子出生後，劉華開始鑽研「什麼樣的教育可以讓孩子發展得更好、身心更加健康」。她表示華德福教育給了自己很大的啟發。

華德福教育 （Waldorf education）

「我對孩子沒有太多期待，做一個普通人就行。」在別的家長用補習班和興趣班塞滿孩子的週末時，劉華帶著兒子去郊區遊山玩水，聊天喝茶。兒子升入小學五年級後，學校加開了晚自習，晚上八點半左右才能離開學校。但這並不意味著學習的結束，老師要求家長「監督孩子們複習」，還要「拍照上傳」。石梁對這個環節一無所知，因為八點半放學後，媽媽就帶著他去逛商場、喝奶茶了。「我都是最近才知道！我媽從來沒讓我做過」，石梁笑道，「但我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好恐怖。」

「恐怖」、「可怕」——石梁再三用類似的詞語形容管理嚴格的應試學校。每天上學，他就在期盼著放學。做作業、考試也只是為了「完成老師的任務」。五年級後，美術課、體育課這些可以提供喘息的時間，全部被語文和數學佔滿了。自此，早上七點起床，到晚上八點半放學，就只有語文和數學兩門科目。「我真的頂不住了。」五年級上了一半，石梁選擇離開。

母親站在窗邊，以生命相脅：「你不寫作業，我就從窗戶跳下去」。

當被問到「讓孩子離開應試教育，你權衡了什麼」時，劉華笑著答到，「哎呀不好意思，我沒權衡。孩子不想去上學了，我覺得那就算了唄。」在劉華的記憶裏，每週一的石梁都是愁眉苦臉，直到週五才會舒一口氣。「孩子的健康快樂才是最重要的嘛！」劉華自己也不想再經歷和老師談話時的「恐懼」，「不管你在工作中是個多麼自信、驕傲的人」，見到老師都像「老鼠見到貓一樣」，「好像全都是我們的錯」。

星星和石梁遭遇的情況並非特例。

在中國北方一所小學任職心理老師的黃嫻說，她接觸到的許多孩子都有壓力過大、甚至厭學的情況；家長往往難以意識到問題根源。黃嫻給四年級的學生做過一次沙盤遊戲，目的是緩解期末考試的緊張。一個孩子擺出了教學樓、課桌和書本。他說，「這是在複習、準備中考」。「一個連初中都沒上的孩子能有多少對中考的了解？」黃嫻感嘆道，「肯定是他的父母給他灌輸了很多很多（中考的焦慮），從而在沙盤裏體現了出來。」

「孩子們其實承擔了大人的焦慮」，黃嫻說。她對這句話深有體會。

在成為一名全職心理老師之前，黃嫻做過小學語文和數學老師，也當過班主任。兒子唯竇進入初中後，成績下滑，不願寫作業。「我看過的好孩子太多了，覺得他和好孩子的差距還很大」。黃嫻所說的好孩子，就包括唯竇的同班同學，尤其是同事的孩子。「他學習差就意味著我沒面子。」

於是，逼迫、責罵、甚至毆打，都圍繞著唯竇的成績和作業展開。夜半時分，唯竇還在邊哭邊寫作業，母親站在窗邊，以生命相脅：「你不寫作業，我就從窗戶跳下去」。除了心理折磨，唯竇也遭受了肢體暴力。一次衝突爆發，丈夫把兒子「連打帶踹，從椅子上提起來，扔到床上，又從床上提起來，扔到地上」。在黃嫻的記憶裏，這次讓兒子進醫院的暴力之後，他就不願去學校了。

唯竇曠課兩週後，來家訪的班主任把黃嫻「痛罵了一個多小時」。「你怎麼能對兒子說出那樣的話！」黃嫻還記得班主任的憤怒，「我作為一個母親都想衝下樓來打你幾巴掌！」黃嫻認為，是班主任把她「罵醒了」。

她和丈夫連續上了十天的家長課程；又購買了大量的心理和家庭教育書籍。黃嫻意識到，自己把原生家庭的創傷，強加在了兒子身上。黃嫻的父母關係不佳，姐姐從小名列前茅，考出本地，遠走高飛。她卻從小學到大學都成績平平，只能留在當地。黃嫻覺得，侷限的發展空間和壓抑的親子關係，都是自己成績差的結果。婚後，丈夫忙於工作，黃嫻的生活重心全部傾斜在兒子身上。她不甘心。三十多年積累的失落、不和諧、不滿意，終於在兒子不寫作業的時候爆發了。

黃嫻決心改變，「要接納他的現狀，不去要求他，一點一點溫暖他。」唯竇兩次被退學後，在家日夜顛倒地玩遊戲，黃嫻幾乎沒有干預過。她只會提醒兒子要認真吃飯。慢慢的，唯竇願意推開原本緊閉的房門，和父母一起看電視、散步。休學半年後，唯竇在家「待的也無聊」，便希望去土校上學——他也參加過土校的夏令營。

把兒子送到土校之後，黃嫻在城市裏「像沒有靈魂一樣遊蕩了七天」，在街上哭，在的士上流淚，在酒店裏自言自語。與此同時，唯竇也在土校經歷了屬於自己的考驗。

一所好玩有愛、自由民主的學校

「做一個有愛的人」，是齊偉對學生的期許。愛，也瀰漫在土校的人與人之間。石梁很肯定地說，在應試教育學校中，「一個朋友都沒有」。小學時的石梁，是一個沈浸在自己世界的孩子。他將晾衣桿想像成長矛，而他自己就是和人決鬥的勇士；在上課走神時盯著桌上的水杯，「就很有意思」。他不關心王者榮耀、tfboys，也難以理解為何班上的其他同學「那麼成熟」，更忍受不了其他男生的滿口黃腔。當他想要融入時，總像是靠近了同極的磁鐵，被排斥開來。

應試學校的老師也總認為石梁是個「奇怪」的孩子。劉華記得，有次石梁擦完玻璃、用手指拭一下後，還把手指放進嘴裏舔一下，「因為他想嚐一下細菌是什麼味道的」。結果班主任給劉華打電話，「覺得他是不是有問題」。五年級時，石梁的爺爺去世了，從小和爺爺一起生活的石梁希望在班會課上分享他對死亡的思考。結果班主任即刻制止：「這麼小的孩子不能分享這麼灰暗的話題！」「但土校的老師就覺得很正常啊！他們本身都有開生死課，專門請了老師跟孩子們講生和死的問題」，劉華感嘆到。

雖然石梁覺得自己也有原因，「當時的情商太低了」。但進到土校後，他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覺得大家的相處很融洽」。土校實行混齡教學，12到17歲的孩子都在一個班上學；18歲，既是成年，也是畢業。土校會舉辦成人禮，屆時所有學生都要排隊給成人的同學送上禮物。劉華記得，石梁剛進入土校時，「還沒有大到有送禮的意識」，只會給哥哥姐姐說一句話：「今年終於買了本書，哈哈」。但大家並不會因為石梁「在人際關係中的不成熟」而對他另眼相待，反而一樣地對他「尊重、接納、欣賞」。

另一個讓石梁喜歡土校的原因是，「大家能夠聊到一起」。在星星的記憶裏，石梁「有點軸」，經常會在課堂上不停地提問，甚至和老師爭論。但沒人會因為觀點不同而排斥或針對他。

「學校不應該設置敏感區域，任何話題都是可以討論的。」齊偉認為，學生至少應該掌握真實的歷史進程。但也有新生還沈浸在主流的話語體系中。一位同學回憶到，在一次關於「康有為改革」的辯論上，一方反駁「民族主義」的論點，認為當時並無「民族」的概念。一位新同學聽到後，用「五十六個民族團結一致」等論斷把對方「罵了一頓」。不過，當學生在土校學習一段時間後，「事實就赤裸裸地擺在你面前，你沒辦法不接受」，齊偉說。

土校還是一個民主議事、各方參與的社區。校規每學期都會進行檢討，並運用「羅伯特議事規則」邀請師生共同參與制定。

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

有一次，星星的宿舍因為沒有收拾而被老師拍照，並發到了全校師生的聊天群裏。星星「很不爽」，「我沒收拾是我的問題，但這是我的私人空間，你憑什麼拍照公開？而且還是個男老師進的女生宿舍。」於是在下一次的規則修訂中，她連同其他住校生一起提議，最終將規則完善成：「老師有權檢查宿舍，但必須在宿生在場的情況下，且只能同性老師檢查；同時禁止拍照。」

平等參與、一人一票讓土校的學生們對「規則」有了更辯證的認識。在對「髒話」的規定上，有學生以「言論自由」為理由，提議撤銷「不能說髒話」。星星記得，那位同學的理由是「不能在校規中禁止學生說特定的話語」。雖然星星和齊偉都笑著承認，其中也有學生的私心，「覺得自己管不住，肯定會說」。但在議事規則下，該條議案通過，校規中再無「禁止說髒話」這一條。

「之後那個學期就是個大反彈，所有人都滿嘴髒話」，星星有點無奈。齊偉表示老師們會提醒，但不會強制干預。最後，星星和另一位同學發現，連十二三歲的新同學都開始滿嘴髒話，「真的非常髒」。於是星星連同其他同學一起成立了「不說髒話小組」，每說一句髒話，就做十個俯臥撐。

小組最多時有八個同學，差不多集齊了所有說髒話的人。星星記憶裏最好玩的場景，就是在飯桌上大家聊天，突然有個同學說了髒話，被旁邊的人提醒，「他就會愣一秒，反應過來自己說的髒話，然後搧自己一巴掌，接著做十個俯臥撐」。

雖沒有校規的強制要求，但學生再沒有「滿嘴的污言穢語」了。星星覺得，正是對規則的參與權，讓自己更有行動力，覺得自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所以才主動成立這個小組，改變不滿意的現狀。

「教育系統是某種形式的殺人」

「焦慮、內卷，就是因為不夠多元。」齊偉創建土校，希望探索應試教育外的可能性。齊偉本人是「應試高手」，考上大學後，發現許多同學「精神世界非常乾癟」：他們不讀書，不了解真相，不關心外部世界，只有一兩本《讀者》雜誌，加上電視綜藝節目。但齊偉認為，他們理應擁有無限的潛力，而「教育系統是某種形式的殺人」。

當時「公民氛圍很濃烈」的互聯網給了齊偉認識社會的窗口，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一家教育方面的非政府組織，接觸到許多教育界人士。

一位老師突然湊上來，略顯驚訝地問到：「欸，你們現在還看書啊？」

「我發現體制內外都有和我相似教育理念的人」，看到掌握實權的中學校長仍然願意改革教育，給了齊偉莫大的信心。他從短期的夏令營和冬令營開始試驗，收到家長和學生極好的反饋，「許多學生捨不得走，哭得梨花帶雨」。剛好有一位家長不斷詢問齊偉會否開辦全日制學校，二十出頭的年輕氣盛，讓齊偉開始了土校的辦學。

在老師招募上，齊偉最看重的特點是：有熱情。土校的老師許多是齊偉前一份工作結識的朋友，對教育有志同道合的認知，也掌握特定的專門技能。他們當中，僅有一兩位是應試教育出身。

齊偉認為，應試教育老師授課不同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太容易被規訓了」。齊偉曾和一所應試學校合作。在教學討論中，齊偉多次引用自己所閱讀書籍中的內容。一位老師突然湊上來，略顯驚訝地問到：「欸，你們現在還看書啊？」

在齊偉看來，這是一種「不學習」的狀態。土校的老師們則更像是「同學的關係」，在沒有框架束縛的教育實踐中不斷成長。這也是老師們認為「很珍貴的東西」。

為了準備一門全新的課程，齊偉會閱讀大量的論文和參考書，形成自己的「知識數據庫」。但他發現，一些「略作學習就知道的學科名著」，很多資深的應試老師竟未有耳聞。「不僅僅是知識體系，在知識庫上的差別也是巨大的。」

在這樣的傳統教育中，一些學生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是土校的主要生源。據齊偉介紹，土校的學生差不多一半是「學習很好，傳統學校滿足不了」、一半是「應試成績很差或是厭學」。除了經濟條件良好，他們的家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父母雙方至少一個在體制內工作。齊偉猜測，或許是在體制內，反而更清楚地認識到應試教育的弊端。當然，高收入和高社會地位也給了這些家長試錯的底氣，「無論如何孩子也不會混的很差」。

不過，也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快速適應土校。

被退學兩次之後

進入土校後，唯竇因曠課被強制退學兩次。

在土校，每個學生有100分的「信用分」，違反了校規會扣分，扣到某一分數線以下便會被退學。「規則是事前就告知了的，我們的核心邏輯是學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齊偉在這方面很嚴格。

唯竇的主要扣分項便是曠課。每天晚上唯竇都會熬夜玩遊戲，以至第二天起不來，一早上、甚至一整天的課程便睡過去了。唯竇每晚都會痛哭流涕，寫下保證書；但第二天又是循環重複的惡夢。

「很崩潰，好不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唯竇喜歡土校的課程。每次睡醒之後聽到樓下教室裏上課的聲音，就讓唯竇抓狂。

齊偉認為，讓唯竇知道底線是非常重要的，「經過退學之後他才會有調整」。

面對唯竇的兩次退學，以及抽菸、喝酒等行為，黃嫻和丈夫「一句責備的話都沒說過」。唯竇一次喝酒之後，給黃嫻打了個電話預告。黃嫻去小區門口接他。唯竇有輕微的酒精過敏，看著兒子像個熟蝦一樣通紅的身體，黃嫻又生氣又自責，她強忍心中的萬千思緒，給兒子沖了杯蜂蜜水，又將他扶到床上蓋好被子。那天晚上，黃嫻和丈夫兩手緊握，「必須要我們倆攜手前進，這個家才能支撐起來，孩子才能慢慢走出來。」

這個過程並非一條直線。當唯竇狀態好轉、開始認真學習，黃嫻就會再次出現「想要逃避」的狀況。「我就會想，他在公立學校的話，是不是就可以考上更好的中學？會有更好的發展？就會開始推卸自己的責任。」

但與之前不同的是，有丈夫聆聽黃嫻的想法。唯竇厭學後，丈夫也從工作上回歸家庭，和兒子談論足球籃球明星，和他一起打羽毛球。「夫妻關係的改善，讓我們家的根基穩了。」

唯竇思考自己最後成功改變的原因，認為最重要的是家庭。「我感受到他們是愛我的，感覺背後有東西在支撐著我，不會放棄我。」另外的力量來自齊偉。齊偉最常對唯竇說的一句是，「要對得起自己」。每次不想寫作業、不想去上課時，唯竇腦中就會迴盪這句話。「受不了，道德壓力太大了，就會去做點事。」

在持續兩年、日夜顛倒的遊戲生活之後，石梁也感受到類似「道德壓力」。這兩年，是他離開應試教育和進入土校之間的兩年，他去了另一所創新學校。這所學校完全不對學生的行為作任何的干預。石梁的生活作息變成了：清早八點吃早飯，之後睡到下午五點起床，玩遊戲至清早八點。從第二年開始，石梁開始感到焦慮，「又不想啃老，又不知道怎麼辦」，「覺得自己明天就要去選個橋洞住下了；選個乾燥點的不會淋雨。」

這也是石梁轉學到土校的原因：他需要有人督促自己學習。「離開應試教育，你會覺得很爽，因為沒人逼你做作業了。但這種爽是不正常的。你需要把思維從『為了應付老師的作業和考試』中脫離出來，變成真的為自己學習。」石梁分析道。

對於這兩年的昏天黑地，石梁和媽媽劉華都不覺得是壞事，反而是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劉華認為，這兩年是兒子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的發洩和釋放。當人進入了一個完全自由的環境中，學習動力便會由外轉向內，「所以他當時就在思考，我是不是應該好好學習了」。

土校有一門課程會請來業界文人，與學生對話。愛情、美學、社會、哲學，都在對話的列表中。在和一家連鎖書店的創始人對話中，有學生提問，「無知者無謂，我們真的需要學那麼多嗎？」創始人結合白銀越野事故回答：我們需要重視、敬畏知識。

劉華反思，應試教育沒有給學生思考自己人生的機會。「完全是讓孩子在既定的軌道上不思考地運行。孩子是沒有自我的，他不是生長出來的。」

在廝殺激烈的應試教育系統外，土校給了這群孩子一個自由生長的空間。

直到一群男人的闖入。

「非法辦學」

當時正在上性教育課，學生們分組畫男女生殖器官。授課老師是當地有名的性教育專家。突然，一群中年男人闖進教室，一言不發，拿出手機拍照、錄像。老師嘗試安撫學生，讓大家不受干擾繼續上課。齊偉請他們走出教室，「先別影響學生上課」，但沒有得到回應。

過程持續了十多分鐘，唯竇記得當時自己很害怕，「怕沒學校讀書了」。星星回憶到，「大家都很慌，一邊假裝鎮定繼續畫畫，一邊不動聲色地詢問彼此發生了什麼。」

待到「取證結束」，男人們走到教室外面。原來是教育局以「非法辦學」為由要求土校立即停止辦學，並簽字畫押。教育局給的唯一機會是拿到「培訓學校」的辦學許可。但這需要滿足教育局規定的種種條件，背後是巨大的財力投入。土校沒有這麼多錢，只能放棄。

齊偉召開全校會議，宣布了土校面臨的困境。在入學時，齊偉會給每個家庭說明，學校沒有辦學資質，很有可能遇到被政府查的情況。令人驚訝的是，絕大部分家長表示了支持。「一個創新性的小微學校教育局都不能接納，辦學的環境太惡劣了！」黃嫻說。

星星本以為家長會很保守，沒想到家長們一個接一個站起來表達支持，「讓我想到電影《辯護人》（港譯《逆權大狀》）中的場景，觀眾席上全城的律師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說，『我願意成為他的辯護律師！』」

齊偉最初的想法是在城中「打游擊」，「圖書館、書店、咖啡店、博物館，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課堂。」但仔細思考後他放棄了，「這個方案很打擊士氣，讓學生和老師有種做賊的感覺。」齊偉最終決定，帶著整個學校出發流浪，以旅行為方式開始新學期的學習。

去流浪吧！土校的重生

星星很佩服老師，「把一件人心惶惶、令人絕望的事，變成了一趟旅程」。不過，雖然擺脫了政府的查封壓力，旅程路上卻也是困難重重。

最大的困難，便是過往的教學成果遭到了實踐的挑戰，「非常打臉」。齊偉本以為，經過了系統化的學習，學生理應擁有在博物館中高效、靈活地獲取知識的能力。但實際上卻是走馬觀花，早早逛完，就到出口處玩手機了。加上每天都要換乘各類交通工具，掉隊、丟三落四，各種情況層出不窮。這些都在老師們的預期之外。「哪怕在一個空間裏的教學再怎麼靈活，學生的學習成果還是在他的成長週期裏面」，齊偉分析到，「這次旅程，需要他們加速成長。」

在每晚的分享會上，齊偉要求每位老師必須分享，以此調動學生的表達慾望，形成「學習-反饋-動力-學習」的正向循環。同時，要求學生以「認知-行動-反思」為框架梳理自己的旅程中的經歷。今天學到什麼知識？做了什麼挑戰自己的事？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齊偉記得有個學生的「第一次清單」列了一百多條。再加上遊戲化的設計，旅程中學生們漸入佳境。

唯竇在旅程中的改變是極其明顯的，「連煮飯阿姨都說他『長大了』」。原本連九點上課都會昏睡過去的人，現在可以早上六點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八點，齊偉感到很欣慰。

讓唯竇一天忙14個小時的，是旅程結束後的展覽。每個學生都根據旅程中的收穫設計一個作品。唯竇的作品叫「六神無主」。在一個類似廟宇的小方格中央擺上了「六神花露水」，周圍則是沿途拍下的寺廟相片，以及網絡紅人孫笑川、楊超越等的圖片。

在作品介紹中，唯竇寫道：

「途中，我們經過了無數寺宇道觀，人們拜的東西，總是奇奇怪怪。他們拜名人的衣冠塚，拜各朝各代文武官員，拜百年石刻，拜千年古樹。人觀我，我觀他人。彷彿不跪倒的荒謬，還要勝過跪倒的荒謬。現代青年以為自己遠離了愚昧，卻只是更換了表象。我們拜萬事萬物，因此即便五體投地，也六神無主。時間真的能改變一切嗎？」

中國人缺少主體性的盲目崇拜又豈止鬼神和明星？「我本來還想加上政治人物的相片的，但被否決了」，唯竇略顯無奈地說道。

星星則和同學一起設計了「隱藏展品」：一塊防滑墊。防滑墊上寫著「Sinistry of Education」，這是教育局（Ministry of Education）的變體。上面一行小字寫著「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這是英國搖滾樂團平克·弗洛伊德的著名歌曲，歌的第二部分的第一句便是「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thought control」，唱出對教育制度的抗議。

防滑墊擺在展覽的入口處，所有來看展的人，知情或不知情，都把教育局踩在了腳下。

會有一個未來，嗎？

如今，即使在土校這樣「離開了洗腦」的地方，齊偉仍感到社會大環境裹挾著土校的小氣候。「（低年齡段學生）對外界事情變化的敏感性（降低），我們能看到一個不樂觀的趨勢。」

「星星他們畢業之後，這些更年輕的孩子，已經缺少時事討論的基礎了」，齊偉感嘆道。一方面是知識不足、難以共情，「如果討論阿富汗，這群孩子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另一方面，土校大部分孩子還是從公立學校轉進來的，對特定的話題有著「底層的恐懼」。

土校的自由維繫在脆弱的運氣上。「只要被舉報，教育局就一定會來查。」儘管如此，齊偉並沒有給入學設置審查，「我們只會從教育層面考慮。比如一個家庭只要一人反對入學，我們就不會收。家庭教育是比學校教育更重要的部分。」這是有教無類的包容性，但在客觀上也增加了辦學風險。有在體制內學校「很優秀的學生」，來了之後說：「你們怎麼能這麼評價偉大的黨！」，憤然離席。最驚險的一次，來自一位因信用分扣完、即將被退學的學生。他拿出錄音筆，威脅到：「敢把我退學，你們上課講的東西我可都給你錄下來了！」幸好齊偉後來通過溝通化解了危機。

「土校意味著一種教育的可能性。它可以死掉，但它的存在可以培養出一批學生，影響一些人，激發更多的後來者去做出類似的嘗試。」這是齊偉接受星星訪問時說的話。當時土校的地址即將面臨拆遷，星星為了紀念土校而寫了一篇未發表的稿件。

但齊偉還是希望土校可以生存久一點，在國內外都建立起學校的辦學口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每個教育都是需要時間積累的」。但在「雙減政策」的來勢洶洶之下，齊偉最近也不斷收到提醒：此次行動不同以往，稍有風吹草動，「對我們來說可能就是滅頂之災」。「（雙減政策）與其說是減負，不如說是管理。它透露的信息是：你要按我的方式做。」齊偉說，雖然表面看上去都是為了讓學生快樂成長，「但我們本質是不同的」。

那麼，從土校畢業的學生，能融入當下的社會嗎？「適應不了的狀態是會長期存在的」，齊偉說，「甚至人和人的鴻溝會越來越大。」但他相信，「我們的學生是在更高層次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就業上，縱使沒有學歷證明，齊偉也自信於學生的實踐和創新能力。如果有大公司在初選階段因學歷刷掉了土校學生，「那也是他們的損失」。

唯竇被一所內地大學和國外大學的「2+2」項目錄取，將進入大學讀書。但他有點擔心自己能否在大學找到興趣。「如果找不到的話，我就離開吧」，唯竇淡淡地說到，「去洗盤子、當服務員都可以，總會有路走的。」他承認，「某種程度上算是」家裏的經濟條件給了自己信心——事實上，從土校畢業的學生，大多選擇了出國留學。

石梁最近在讀《拿破侖大帝》，他對歐洲歷史非常感興趣，在谷歌地圖上做滿了戰爭路線圖的標記；他將繼續在土校的學習，未來希望可以在歷史上深造。劉華相信，從土校畢業之後的石梁，「體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支持和愛」，可以更好地適應社會。

畢業了的星星選擇直接就業，她希望成為一名記者，將去一家媒體實習。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她雖然「經常感到風雨飄搖」，但仍然「嘗試享受其中」。她曾經會和同學一起幻想，「如果自己有精英父母，一路包辦，讀藤校進外企過成功人生，會不會很爽？」但她現在覺得這種假設是無意義的：「沒有主體性的介入，再完美的人生都只是一副空殼。」

畢業演講中，星星化用了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詩歌，在最後說到：「在不管世界會不會好的某一天，會有我們，會有相遇，會有一個未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