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中國教育專題 大陸

逃離應試教育

「沒有主體性的介入,再完美的人生都只是一副空殼。」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編者按】7月,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各地不再審批新的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培訓學校一律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並禁止上市融資。在教學內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國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級不能進行紙筆考試,其他年級原則上只組織一次期末考試。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佈、不傳播,不得根據考試成績設置「重點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緩解內卷、降低育兒成本,又觸及到中國應試教育系統的哪些痼疾?這個9月,端傳媒推出「中國教育專題」,試圖從教培行業、職校教育、創新教育等領域回答上述問題。今天是專題的第一篇,講述一群人逃離應試教育系統的故事。

星星坐在離開宿舍的計程車上,眼裏潮浪翻湧,「窗外的樹像海水一樣往後退去」。她正式從學校畢業了,不過,星星不會收到由教育局認證的「高中結業證書」,她甚至連初中結業證書都沒有。初三那年,她離開應試教育體系,進入了這所創新學校。

創新學校與應試教育學校相區別,教育理念更多元,有的強調回歸自然,有的注重家校共融,有的以傳統文化為教學內容,有的則希望中西交匯。在中國大陸,創新學校數量少、規模小,多在法律灰色地帶生存,無法獲得官方認可的學歷證明。在2018年的《中國創新小微學校調查報告》中,作者共收集到147所學校的信息,其中還有不少是非全日制或只提供幼兒教育。在調查的23所學校中,大部分在2012至2016年間創辦,學生總數多在50人以下,且均未獲得合法的辦學資質。

星星和同學稱學校為「土校」。它是一個兩層公寓、只有160平方米,「像是傳銷組織在小屋裏窩藏了十幾個人」。即使之後場地換到郊區,還擁有了一個自建的籃球場,看起來還是「土裏土氣的」。沒有光鮮亮麗的校門,沒有寬敞整潔的教室——甚至課桌在飯點時分就會變成餐桌。但這個只有二十多個師生的土校,成了星星眼裏的家。

她最喜歡「英文歌」課。在課上,她第一次接觸到Beatles(披頭士)、Joan Baez(瓊·拜亞)、Pink Floyd(平克·佛洛伊德),「屬於劉姥姥進大觀園了」。星星笑稱之前「只聽QQ音樂三大巨頭」(指在QQ音樂排行榜中長期排名靠前的歌手,公認的前三位為許嵩、汪蘇瀧和徐良)。

土校的創辦人齊偉說,自己開這門課,希望通過音樂「摩耳朵」來提高學生的審美。「很少有青春期的孩子不喜歡音樂,但大部分只抓到了流行的尾巴。」同時,大部分人對聲音「無意識地接受」也讓齊偉擔心:一些宣傳正是利用這一特點,讓人們「不知不覺就接受了一些來路不明的觀點」。

在課上,齊偉以經典歌曲為引,既聽音樂,也學英語,更可以認識歷史。比如,在講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時,齊偉會講創作背景和Bob Dylan的生平,還和同學們討論了諾貝爾文學獎。

好玩——是齊偉對土校課程的第一要求。同時,也要有綜合、多元的內容,可以給學生提供動手實踐和合作學習的機會。

星星說,這門課讓自己愛上了音樂。她常用的一款音樂App顯示,去年一年星星聽了九百多個小時的音樂。「我人生的很多時刻都有音樂與我共振,很感謝這門課給我打開這樣一扇門。」

在來到土校之前,星星在城市郊縣的一所公立學校讀書。離開的那天,她沒有哭,反而長舒一口氣:「像逃離了一座監牢一樣」。

2020年4月25日中國太原,中學重新開放的第一天,戴著口罩的學生在操場上讀書。
2020年4月25日中國太原,中學重新開放的第一天,戴著口罩的學生在操場上讀書。攝:Wei Li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老師常說:「希望未來掃大街的不是你」

星星曾是老師寄予厚望的中考種子選手。但升入初三後,她的成績下滑到班級後半段。面對數學、物理課,只能在「聽不懂、成績差、更加聽不懂」的死循環裏打轉。她找不到日復一日刷題的動機:「為什麼要學這麼深?我將來真的用得到嗎?」——在這份發給老師和父親的試卷中,她沒有獲得滿意的答案。

父親交了白卷。他是夜班的士司機。每晚在家中陪伴星星的,只有空蕩蕩的客廳和淒涼的日光燈。

老師給出了「標準答案」,字正腔圓、每日向星星重複:好好學習,你才能有個好工作。星星記得老師經常說的一句話:「希望未來掃大街的不是你」。

學校有「太多『讓你更像一個學生的樣子』的規定要去遵守」,星星說,穿什麼、用什麼、去哪裏,都在學校的監管範圍之內。

星星決定逃離。此前,在姑姑的推薦下,她參加了土校辦學團隊舉辦的夏令營和冬令營。「在那裏得到了本應是權威的老師的尊重,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太罕見了。」

她第一次和父親談起去土校上學的想法,被父親拒絕,所約定的「一個月後再看」也被遺忘。父親無法接受在他認知領域之外的冒險,加上家中的經濟條件難以負擔一年十萬元的學費——父親的月收入只有一萬不到。

為了顯示決心,星星初三的寒假作業「一個字都沒寫」。父女倆大吵一架,星星在開學後也拒絕去上學。姑姑嘗試解釋創新學校畢業後仍然有謀生之道——她的兒子也在另一個創新學校讀書。齊偉也和父親長談了半天,同意將學費降低到可承受的範圍,並允許分月繳付。父親最終同意了星星的逃離。

同樣決定逃離的,還有當時在私立小學讀五年級的石梁。石梁自小就是「自然生長」,反而成了同學中的異類。小學一年級第一天,石梁的媽媽劉華就接到班主任打來的電話,語氣中滿是責備:「你怎麼當的家長!」原來,班上所有小朋友都在開學前就提前學會了寫漢字;只有石梁一個人,在「把黑板上的家庭作業抄寫下來」的環節發愣。劉華賠上笑臉道歉,「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不過,在一家創新教育機構工作的她,從沒放棄自己的教育理念。

兒子出生後,劉華開始鑽研「什麼樣的教育可以讓孩子發展得更好、身心更加健康」。她表示華德福教育給了自己很大的啟發。

華德福教育 (Waldorf education)

由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 • 施泰納(Rudolf Steiner)以人智學為基礎所創立的教育理論,強調孩童的自主選擇權,並根據成長規律因階段施教。1919年,第一間華德福學校在德國成立。2004年,中國成都成立了第一間華德福學校,並在2012年獲得官方認可。

「我對孩子沒有太多期待,做一個普通人就行。」在別的家長用補習班和興趣班塞滿孩子的週末時,劉華帶著兒子去郊區遊山玩水,聊天喝茶。兒子升入小學五年級後,學校加開了晚自習,晚上八點半左右才能離開學校。但這並不意味著學習的結束,老師要求家長「監督孩子們複習」,還要「拍照上傳」。石梁對這個環節一無所知,因為八點半放學後,媽媽就帶著他去逛商場、喝奶茶了。「我都是最近才知道!我媽從來沒讓我做過」,石梁笑道,「但我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好恐怖。」

「恐怖」、「可怕」——石梁再三用類似的詞語形容管理嚴格的應試學校。每天上學,他就在期盼著放學。做作業、考試也只是為了「完成老師的任務」。五年級後,美術課、體育課這些可以提供喘息的時間,全部被語文和數學佔滿了。自此,早上七點起床,到晚上八點半放學,就只有語文和數學兩門科目。「我真的頂不住了。」五年級上了一半,石梁選擇離開。

母親站在窗邊,以生命相脅:「你不寫作業,我就從窗戶跳下去」。

當被問到「讓孩子離開應試教育,你權衡了什麼」時,劉華笑著答到,「哎呀不好意思,我沒權衡。孩子不想去上學了,我覺得那就算了唄。」在劉華的記憶裏,每週一的石梁都是愁眉苦臉,直到週五才會舒一口氣。「孩子的健康快樂才是最重要的嘛!」劉華自己也不想再經歷和老師談話時的「恐懼」,「不管你在工作中是個多麼自信、驕傲的人」,見到老師都像「老鼠見到貓一樣」,「好像全都是我們的錯」。

星星和石梁遭遇的情況並非特例。

在中國北方一所小學任職心理老師的黃嫻說,她接觸到的許多孩子都有壓力過大、甚至厭學的情況;家長往往難以意識到問題根源。黃嫻給四年級的學生做過一次沙盤遊戲,目的是緩解期末考試的緊張。一個孩子擺出了教學樓、課桌和書本。他說,「這是在複習、準備中考」。「一個連初中都沒上的孩子能有多少對中考的了解?」黃嫻感嘆道,「肯定是他的父母給他灌輸了很多很多(中考的焦慮),從而在沙盤裏體現了出來。」

「孩子們其實承擔了大人的焦慮」,黃嫻說。她對這句話深有體會。

在成為一名全職心理老師之前,黃嫻做過小學語文和數學老師,也當過班主任。兒子唯竇進入初中後,成績下滑,不願寫作業。「我看過的好孩子太多了,覺得他和好孩子的差距還很大」。黃嫻所說的好孩子,就包括唯竇的同班同學,尤其是同事的孩子。「他學習差就意味著我沒面子。」

於是,逼迫、責罵、甚至毆打,都圍繞著唯竇的成績和作業展開。夜半時分,唯竇還在邊哭邊寫作業,母親站在窗邊,以生命相脅:「你不寫作業,我就從窗戶跳下去」。除了心理折磨,唯竇也遭受了肢體暴力。一次衝突爆發,丈夫把兒子「連打帶踹,從椅子上提起來,扔到床上,又從床上提起來,扔到地上」。在黃嫻的記憶裏,這次讓兒子進醫院的暴力之後,他就不願去學校了。

唯竇曠課兩週後,來家訪的班主任把黃嫻「痛罵了一個多小時」。「你怎麼能對兒子說出那樣的話!」黃嫻還記得班主任的憤怒,「我作為一個母親都想衝下樓來打你幾巴掌!」黃嫻認為,是班主任把她「罵醒了」。

她和丈夫連續上了十天的家長課程;又購買了大量的心理和家庭教育書籍。黃嫻意識到,自己把原生家庭的創傷,強加在了兒子身上。黃嫻的父母關係不佳,姐姐從小名列前茅,考出本地,遠走高飛。她卻從小學到大學都成績平平,只能留在當地。黃嫻覺得,侷限的發展空間和壓抑的親子關係,都是自己成績差的結果。婚後,丈夫忙於工作,黃嫻的生活重心全部傾斜在兒子身上。她不甘心。三十多年積累的失落、不和諧、不滿意,終於在兒子不寫作業的時候爆發了。

黃嫻決心改變,「要接納他的現狀,不去要求他,一點一點溫暖他。」唯竇兩次被退學後,在家日夜顛倒地玩遊戲,黃嫻幾乎沒有干預過。她只會提醒兒子要認真吃飯。慢慢的,唯竇願意推開原本緊閉的房門,和父母一起看電視、散步。休學半年後,唯竇在家「待的也無聊」,便希望去土校上學——他也參加過土校的夏令營。

把兒子送到土校之後,黃嫻在城市裏「像沒有靈魂一樣遊蕩了七天」,在街上哭,在的士上流淚,在酒店裏自言自語。與此同時,唯竇也在土校經歷了屬於自己的考驗。

2020年4月9日中國武漢,一個男孩和他的爺爺在公園玩水槍。

2020年4月9日中國武漢,一個男孩和他的爺爺在公園玩水槍。圖:Getty Images

一所好玩有愛、自由民主的學校

「做一個有愛的人」,是齊偉對學生的期許。愛,也瀰漫在土校的人與人之間。石梁很肯定地說,在應試教育學校中,「一個朋友都沒有」。小學時的石梁,是一個沈浸在自己世界的孩子。他將晾衣桿想像成長矛,而他自己就是和人決鬥的勇士;在上課走神時盯著桌上的水杯,「就很有意思」。他不關心王者榮耀、tfboys,也難以理解為何班上的其他同學「那麼成熟」,更忍受不了其他男生的滿口黃腔。當他想要融入時,總像是靠近了同極的磁鐵,被排斥開來。

應試學校的老師也總認為石梁是個「奇怪」的孩子。劉華記得,有次石梁擦完玻璃、用手指拭一下後,還把手指放進嘴裏舔一下,「因為他想嚐一下細菌是什麼味道的」。結果班主任給劉華打電話,「覺得他是不是有問題」。五年級時,石梁的爺爺去世了,從小和爺爺一起生活的石梁希望在班會課上分享他對死亡的思考。結果班主任即刻制止:「這麼小的孩子不能分享這麼灰暗的話題!」「但土校的老師就覺得很正常啊!他們本身都有開生死課,專門請了老師跟孩子們講生和死的問題」,劉華感嘆到。

雖然石梁覺得自己也有原因,「當時的情商太低了」。但進到土校後,他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覺得大家的相處很融洽」。土校實行混齡教學,12到17歲的孩子都在一個班上學;18歲,既是成年,也是畢業。土校會舉辦成人禮,屆時所有學生都要排隊給成人的同學送上禮物。劉華記得,石梁剛進入土校時,「還沒有大到有送禮的意識」,只會給哥哥姐姐說一句話:「今年終於買了本書,哈哈」。但大家並不會因為石梁「在人際關係中的不成熟」而對他另眼相待,反而一樣地對他「尊重、接納、欣賞」。

另一個讓石梁喜歡土校的原因是,「大家能夠聊到一起」。在星星的記憶裏,石梁「有點軸」,經常會在課堂上不停地提問,甚至和老師爭論。但沒人會因為觀點不同而排斥或針對他。

「學校不應該設置敏感區域,任何話題都是可以討論的。」齊偉認為,學生至少應該掌握真實的歷史進程。但也有新生還沈浸在主流的話語體系中。一位同學回憶到,在一次關於「康有為改革」的辯論上,一方反駁「民族主義」的論點,認為當時並無「民族」的概念。一位新同學聽到後,用「五十六個民族團結一致」等論斷把對方「罵了一頓」。不過,當學生在土校學習一段時間後,「事實就赤裸裸地擺在你面前,你沒辦法不接受」,齊偉說。

土校還是一個民主議事、各方參與的社區。校規每學期都會進行檢討,並運用「羅伯特議事規則」邀請師生共同參與制定。

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

最早由美國將領亨利·馬丁·羅伯特在1876年推出,其蒐集並改編自美國國會的議事規則。據該議事規則,參會人員可提出動議,其餘參與者可依次限時發言,不能進行人身攻擊。討論結束後,所有參與者可對動議進行表決。

有一次,星星的宿舍因為沒有收拾而被老師拍照,並發到了全校師生的聊天群裏。星星「很不爽」,「我沒收拾是我的問題,但這是我的私人空間,你憑什麼拍照公開?而且還是個男老師進的女生宿舍。」於是在下一次的規則修訂中,她連同其他住校生一起提議,最終將規則完善成:「老師有權檢查宿舍,但必須在宿生在場的情況下,且只能同性老師檢查;同時禁止拍照。」

平等參與、一人一票讓土校的學生們對「規則」有了更辯證的認識。在對「髒話」的規定上,有學生以「言論自由」為理由,提議撤銷「不能說髒話」。星星記得,那位同學的理由是「不能在校規中禁止學生說特定的話語」。雖然星星和齊偉都笑著承認,其中也有學生的私心,「覺得自己管不住,肯定會說」。但在議事規則下,該條議案通過,校規中再無「禁止說髒話」這一條。

「之後那個學期就是個大反彈,所有人都滿嘴髒話」,星星有點無奈。齊偉表示老師們會提醒,但不會強制干預。最後,星星和另一位同學發現,連十二三歲的新同學都開始滿嘴髒話,「真的非常髒」。於是星星連同其他同學一起成立了「不說髒話小組」,每說一句髒話,就做十個俯臥撐。

小組最多時有八個同學,差不多集齊了所有說髒話的人。星星記憶裏最好玩的場景,就是在飯桌上大家聊天,突然有個同學說了髒話,被旁邊的人提醒,「他就會愣一秒,反應過來自己說的髒話,然後搧自己一巴掌,接著做十個俯臥撐」。

雖沒有校規的強制要求,但學生再沒有「滿嘴的污言穢語」了。星星覺得,正是對規則的參與權,讓自己更有行動力,覺得自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所以才主動成立這個小組,改變不滿意的現狀。

2020年4月17日中國靖縣,一所初中的學生在考試時戴著口罩。

2020年4月17日中國靖縣,一所初中的學生在考試時戴著口罩。攝:Yves Dean/Getty Images

「教育系統是某種形式的殺人」

「焦慮、內卷,就是因為不夠多元。」齊偉創建土校,希望探索應試教育外的可能性。齊偉本人是「應試高手」,考上大學後,發現許多同學「精神世界非常乾癟」:他們不讀書,不了解真相,不關心外部世界,只有一兩本《讀者》雜誌,加上電視綜藝節目。但齊偉認為,他們理應擁有無限的潛力,而「教育系統是某種形式的殺人」。

當時「公民氛圍很濃烈」的互聯網給了齊偉認識社會的窗口,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一家教育方面的非政府組織,接觸到許多教育界人士。

一位老師突然湊上來,略顯驚訝地問到:「欸,你們現在還看書啊?」

「我發現體制內外都有和我相似教育理念的人」,看到掌握實權的中學校長仍然願意改革教育,給了齊偉莫大的信心。他從短期的夏令營和冬令營開始試驗,收到家長和學生極好的反饋,「許多學生捨不得走,哭得梨花帶雨」。剛好有一位家長不斷詢問齊偉會否開辦全日制學校,二十出頭的年輕氣盛,讓齊偉開始了土校的辦學。

在老師招募上,齊偉最看重的特點是:有熱情。土校的老師許多是齊偉前一份工作結識的朋友,對教育有志同道合的認知,也掌握特定的專門技能。他們當中,僅有一兩位是應試教育出身。

齊偉認為,應試教育老師授課不同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太容易被規訓了」。齊偉曾和一所應試學校合作。在教學討論中,齊偉多次引用自己所閱讀書籍中的內容。一位老師突然湊上來,略顯驚訝地問到:「欸,你們現在還看書啊?」

在齊偉看來,這是一種「不學習」的狀態。土校的老師們則更像是「同學的關係」,在沒有框架束縛的教育實踐中不斷成長。這也是老師們認為「很珍貴的東西」。

為了準備一門全新的課程,齊偉會閱讀大量的論文和參考書,形成自己的「知識數據庫」。但他發現,一些「略作學習就知道的學科名著」,很多資深的應試老師竟未有耳聞。「不僅僅是知識體系,在知識庫上的差別也是巨大的。」

在這樣的傳統教育中,一些學生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是土校的主要生源。據齊偉介紹,土校的學生差不多一半是「學習很好,傳統學校滿足不了」、一半是「應試成績很差或是厭學」。除了經濟條件良好,他們的家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父母雙方至少一個在體制內工作。齊偉猜測,或許是在體制內,反而更清楚地認識到應試教育的弊端。當然,高收入和高社會地位也給了這些家長試錯的底氣,「無論如何孩子也不會混的很差」。

不過,也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快速適應土校。

2021年6月2日中國張家口,學生們眼睛蒙著布向前走。

2021年6月2日中國張家口,學生們眼睛蒙著布向前走。攝:Chen Xiaodong/VCG via Getty Images

被退學兩次之後

進入土校後,唯竇因曠課被強制退學兩次。

在土校,每個學生有100分的「信用分」,違反了校規會扣分,扣到某一分數線以下便會被退學。「規則是事前就告知了的,我們的核心邏輯是學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齊偉在這方面很嚴格。

唯竇的主要扣分項便是曠課。每天晚上唯竇都會熬夜玩遊戲,以至第二天起不來,一早上、甚至一整天的課程便睡過去了。唯竇每晚都會痛哭流涕,寫下保證書;但第二天又是循環重複的惡夢。

「很崩潰,好不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唯竇喜歡土校的課程。每次睡醒之後聽到樓下教室裏上課的聲音,就讓唯竇抓狂。

齊偉認為,讓唯竇知道底線是非常重要的,「經過退學之後他才會有調整」。

面對唯竇的兩次退學,以及抽菸、喝酒等行為,黃嫻和丈夫「一句責備的話都沒說過」。唯竇一次喝酒之後,給黃嫻打了個電話預告。黃嫻去小區門口接他。唯竇有輕微的酒精過敏,看著兒子像個熟蝦一樣通紅的身體,黃嫻又生氣又自責,她強忍心中的萬千思緒,給兒子沖了杯蜂蜜水,又將他扶到床上蓋好被子。那天晚上,黃嫻和丈夫兩手緊握,「必須要我們倆攜手前進,這個家才能支撐起來,孩子才能慢慢走出來。」

這個過程並非一條直線。當唯竇狀態好轉、開始認真學習,黃嫻就會再次出現「想要逃避」的狀況。「我就會想,他在公立學校的話,是不是就可以考上更好的中學?會有更好的發展?就會開始推卸自己的責任。」

但與之前不同的是,有丈夫聆聽黃嫻的想法。唯竇厭學後,丈夫也從工作上回歸家庭,和兒子談論足球籃球明星,和他一起打羽毛球。「夫妻關係的改善,讓我們家的根基穩了。」

唯竇思考自己最後成功改變的原因,認為最重要的是家庭。「我感受到他們是愛我的,感覺背後有東西在支撐著我,不會放棄我。」另外的力量來自齊偉。齊偉最常對唯竇說的一句是,「要對得起自己」。每次不想寫作業、不想去上課時,唯竇腦中就會迴盪這句話。「受不了,道德壓力太大了,就會去做點事。」

在持續兩年、日夜顛倒的遊戲生活之後,石梁也感受到類似「道德壓力」。這兩年,是他離開應試教育和進入土校之間的兩年,他去了另一所創新學校。這所學校完全不對學生的行為作任何的干預。石梁的生活作息變成了:清早八點吃早飯,之後睡到下午五點起床,玩遊戲至清早八點。從第二年開始,石梁開始感到焦慮,「又不想啃老,又不知道怎麼辦」,「覺得自己明天就要去選個橋洞住下了;選個乾燥點的不會淋雨。」

這也是石梁轉學到土校的原因:他需要有人督促自己學習。「離開應試教育,你會覺得很爽,因為沒人逼你做作業了。但這種爽是不正常的。你需要把思維從『為了應付老師的作業和考試』中脫離出來,變成真的為自己學習。」石梁分析道。

對於這兩年的昏天黑地,石梁和媽媽劉華都不覺得是壞事,反而是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劉華認為,這兩年是兒子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的發洩和釋放。當人進入了一個完全自由的環境中,學習動力便會由外轉向內,「所以他當時就在思考,我是不是應該好好學習了」。

土校有一門課程會請來業界文人,與學生對話。愛情、美學、社會、哲學,都在對話的列表中。在和一家連鎖書店的創始人對話中,有學生提問,「無知者無謂,我們真的需要學那麼多嗎?」創始人結合白銀越野事故回答:我們需要重視、敬畏知識。

劉華反思,應試教育沒有給學生思考自己人生的機會。「完全是讓孩子在既定的軌道上不思考地運行。孩子是沒有自我的,他不是生長出來的。」

在廝殺激烈的應試教育系統外,土校給了這群孩子一個自由生長的空間。

直到一群男人的闖入。

2020年9月17日中國北京 ,中國小學男生在放學後步行回家。

2020年9月17日中國北京 ,中國小學男生在放學後步行回家。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非法辦學」

當時正在上性教育課,學生們分組畫男女生殖器官。授課老師是當地有名的性教育專家。突然,一群中年男人闖進教室,一言不發,拿出手機拍照、錄像。老師嘗試安撫學生,讓大家不受干擾繼續上課。齊偉請他們走出教室,「先別影響學生上課」,但沒有得到回應。

過程持續了十多分鐘,唯竇記得當時自己很害怕,「怕沒學校讀書了」。星星回憶到,「大家都很慌,一邊假裝鎮定繼續畫畫,一邊不動聲色地詢問彼此發生了什麼。」

待到「取證結束」,男人們走到教室外面。原來是教育局以「非法辦學」為由要求土校立即停止辦學,並簽字畫押。教育局給的唯一機會是拿到「培訓學校」的辦學許可。但這需要滿足教育局規定的種種條件,背後是巨大的財力投入。土校沒有這麼多錢,只能放棄。

齊偉召開全校會議,宣布了土校面臨的困境。在入學時,齊偉會給每個家庭說明,學校沒有辦學資質,很有可能遇到被政府查的情況。令人驚訝的是,絕大部分家長表示了支持。「一個創新性的小微學校教育局都不能接納,辦學的環境太惡劣了!」黃嫻說。

星星本以為家長會很保守,沒想到家長們一個接一個站起來表達支持,「讓我想到電影《辯護人》(港譯《逆權大狀》)中的場景,觀眾席上全城的律師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說,『我願意成為他的辯護律師!』」

齊偉最初的想法是在城中「打游擊」,「圖書館、書店、咖啡店、博物館,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課堂。」但仔細思考後他放棄了,「這個方案很打擊士氣,讓學生和老師有種做賊的感覺。」齊偉最終決定,帶著整個學校出發流浪,以旅行為方式開始新學期的學習。

唯竇的作品。

唯竇的作品。圖:受訪者提供

去流浪吧!土校的重生

星星很佩服老師,「把一件人心惶惶、令人絕望的事,變成了一趟旅程」。不過,雖然擺脫了政府的查封壓力,旅程路上卻也是困難重重。

最大的困難,便是過往的教學成果遭到了實踐的挑戰,「非常打臉」。齊偉本以為,經過了系統化的學習,學生理應擁有在博物館中高效、靈活地獲取知識的能力。但實際上卻是走馬觀花,早早逛完,就到出口處玩手機了。加上每天都要換乘各類交通工具,掉隊、丟三落四,各種情況層出不窮。這些都在老師們的預期之外。「哪怕在一個空間裏的教學再怎麼靈活,學生的學習成果還是在他的成長週期裏面」,齊偉分析到,「這次旅程,需要他們加速成長。」

在每晚的分享會上,齊偉要求每位老師必須分享,以此調動學生的表達慾望,形成「學習-反饋-動力-學習」的正向循環。同時,要求學生以「認知-行動-反思」為框架梳理自己的旅程中的經歷。今天學到什麼知識?做了什麼挑戰自己的事?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齊偉記得有個學生的「第一次清單」列了一百多條。再加上遊戲化的設計,旅程中學生們漸入佳境。

唯竇在旅程中的改變是極其明顯的,「連煮飯阿姨都說他『長大了』」。原本連九點上課都會昏睡過去的人,現在可以早上六點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八點,齊偉感到很欣慰。

讓唯竇一天忙14個小時的,是旅程結束後的展覽。每個學生都根據旅程中的收穫設計一個作品。唯竇的作品叫「六神無主」。在一個類似廟宇的小方格中央擺上了「六神花露水」,周圍則是沿途拍下的寺廟相片,以及網絡紅人孫笑川、楊超越等的圖片。

在作品介紹中,唯竇寫道:

「途中,我們經過了無數寺宇道觀,人們拜的東西,總是奇奇怪怪。他們拜名人的衣冠塚,拜各朝各代文武官員,拜百年石刻,拜千年古樹。人觀我,我觀他人。彷彿不跪倒的荒謬,還要勝過跪倒的荒謬。現代青年以為自己遠離了愚昧,卻只是更換了表象。我們拜萬事萬物,因此即便五體投地,也六神無主。時間真的能改變一切嗎?」

中國人缺少主體性的盲目崇拜又豈止鬼神和明星?「我本來還想加上政治人物的相片的,但被否決了」,唯竇略顯無奈地說道。

星星則和同學一起設計了「隱藏展品」:一塊防滑墊。防滑墊上寫著「Sinistry of Education」,這是教育局(Ministry of Education)的變體。上面一行小字寫著「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這是英國搖滾樂團平克·弗洛伊德的著名歌曲,歌的第二部分的第一句便是「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thought control」,唱出對教育制度的抗議。

防滑墊擺在展覽的入口處,所有來看展的人,知情或不知情,都把教育局踩在了腳下。

星星的作品。

星星的作品。圖:受訪者提供

會有一個未來,嗎?

如今,即使在土校這樣「離開了洗腦」的地方,齊偉仍感到社會大環境裹挾著土校的小氣候。「(低年齡段學生)對外界事情變化的敏感性(降低),我們能看到一個不樂觀的趨勢。」

「星星他們畢業之後,這些更年輕的孩子,已經缺少時事討論的基礎了」,齊偉感嘆道。一方面是知識不足、難以共情,「如果討論阿富汗,這群孩子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另一方面,土校大部分孩子還是從公立學校轉進來的,對特定的話題有著「底層的恐懼」。

土校的自由維繫在脆弱的運氣上。「只要被舉報,教育局就一定會來查。」儘管如此,齊偉並沒有給入學設置審查,「我們只會從教育層面考慮。比如一個家庭只要一人反對入學,我們就不會收。家庭教育是比學校教育更重要的部分。」這是有教無類的包容性,但在客觀上也增加了辦學風險。有在體制內學校「很優秀的學生」,來了之後說:「你們怎麼能這麼評價偉大的黨!」,憤然離席。最驚險的一次,來自一位因信用分扣完、即將被退學的學生。他拿出錄音筆,威脅到:「敢把我退學,你們上課講的東西我可都給你錄下來了!」幸好齊偉後來通過溝通化解了危機。

「土校意味著一種教育的可能性。它可以死掉,但它的存在可以培養出一批學生,影響一些人,激發更多的後來者去做出類似的嘗試。」這是齊偉接受星星訪問時說的話。當時土校的地址即將面臨拆遷,星星為了紀念土校而寫了一篇未發表的稿件。

但齊偉還是希望土校可以生存久一點,在國內外都建立起學校的辦學口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每個教育都是需要時間積累的」。但在「雙減政策」的來勢洶洶之下,齊偉最近也不斷收到提醒:此次行動不同以往,稍有風吹草動,「對我們來說可能就是滅頂之災」。「(雙減政策)與其說是減負,不如說是管理。它透露的信息是:你要按我的方式做。」齊偉說,雖然表面看上去都是為了讓學生快樂成長,「但我們本質是不同的」。

那麼,從土校畢業的學生,能融入當下的社會嗎?「適應不了的狀態是會長期存在的」,齊偉說,「甚至人和人的鴻溝會越來越大。」但他相信,「我們的學生是在更高層次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就業上,縱使沒有學歷證明,齊偉也自信於學生的實踐和創新能力。如果有大公司在初選階段因學歷刷掉了土校學生,「那也是他們的損失」。

唯竇被一所內地大學和國外大學的「2+2」項目錄取,將進入大學讀書。但他有點擔心自己能否在大學找到興趣。「如果找不到的話,我就離開吧」,唯竇淡淡地說到,「去洗盤子、當服務員都可以,總會有路走的。」他承認,「某種程度上算是」家裏的經濟條件給了自己信心——事實上,從土校畢業的學生,大多選擇了出國留學。

石梁最近在讀《拿破侖大帝》,他對歐洲歷史非常感興趣,在谷歌地圖上做滿了戰爭路線圖的標記;他將繼續在土校的學習,未來希望可以在歷史上深造。劉華相信,從土校畢業之後的石梁,「體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支持和愛」,可以更好地適應社會。

畢業了的星星選擇直接就業,她希望成為一名記者,將去一家媒體實習。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她雖然「經常感到風雨飄搖」,但仍然「嘗試享受其中」。她曾經會和同學一起幻想,「如果自己有精英父母,一路包辦,讀藤校進外企過成功人生,會不會很爽?」但她現在覺得這種假設是無意義的:「沒有主體性的介入,再完美的人生都只是一副空殼。」

畢業演講中,星星化用了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詩歌,在最後說到:「在不管世界會不會好的某一天,會有我們,會有相遇,會有一個未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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