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實施一年有餘,香港文化界風雨交加。
先是去年9月,反修例紀錄片《理大圍城》被電檢處評為III級電影,禁止18歲以下觀眾入場;再有今年3月,建制媒體砲轟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資助「黃色電影圈」,一併點名不少「黃絲」藝術家、劇團及多位民選委員;而後,《理大圍城》在高先電影院的兩場放映宣佈取消;也是3月,建制派議員指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有藝術藏品「侮辱國家尊嚴」,博物館表示相關作品不會在開幕中展出;到今夏6月,再有以反修例運動為背景的短片《執屋》未能得到電檢處的「核准證明書」無法公開放映;至數日前,三名分別代表戲劇、音樂和視覺藝術的民選委員集體向藝發局請辭⋯⋯
民眾皆知紅線降臨,但紅線劃在何處,卻尚無公開而標準的解說。除了新聞中呈現的這些「事件」和響聲轟轟的建制「砲轟」,審查(censorship)正以何種民眾未必看見的方式「滲入」香港文化界日常運作?藉什麼工具、哪些環節將政治審查日常化、常規化、手續化?
當紅線的明確位置不被說明,文藝作品和活動的每一次送檢與發佈,便都充滿不確定性。除了完整的封殺,局部的遮蔽和缺失同樣可以決定作品的訊息和力度。陰影還是「陽」影?我們訪問了幾位任職非牟利藝術機構、或依靠官方資助的文化工作者,對他們來說,保持作品完整性和避免觸動審查機制都成為日常的掙扎,也見證了政治審查制度對香港文化界的無聲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