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噩夢不可怕，可怕的是醒來現實就是噩夢，那該要如何戳破？流亡作家馬建新作《中國夢》裏的馬道德，負責編織一個新的夢，去掩蓋噩夢。11月初，記者來到香港新近開幕的文藝熱點大館，出席文學節關於《中國夢》的講座，卻戳破了香港文藝界的自由夢。大館以政治利益去審視一個作家的講座，對馬建而言，是一種共產黨特色：「把政治跟文學區分開來，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做法，是政治要管治文學的一種手段。」他反複提到，早在97以前，就知道紅色政權要來到香港。
1986年來到香港，1997年受邀到德國教書，馬建做每個決定，都義無反顧。生存條件往往是最後的選擇，一個作家該做的事情，就是他的道路。高行健曾形容：「馬建的作品卻一直鋒芒畢露，對文學形式的追求並不迴避人類自下而上的困境。他冷眼觀照人的生存狀態，不譁眾取寵，才使他的作品總有分量。」 《中國夢》裏的文字，俐落冷硬，讀下去不會讓人迷醉，倒像現實伸出來的巴掌。許多年來他一直提到他不反對優美的詞句，張愛玲的華美，也斯中英轉換的聰明詞句，還有高行健對純美學的追求。但他也強調自己是一個人，一個作家只能回應真誠的個人經驗。「我在倫敦，最大的感觸，就是一個流亡作家恰恰是處在一個尋找自己的過程。是流亡也好，是移民也好，這種文學一直存在。包括馬克斯，寫資本論，他也是流亡作家。」馬建說。
「把政治跟文學區分開來，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做法，是政治要管治文學的一種手段。」
流亡，本來就是一種政治
「流亡帶給作家唯一的好處，就是首先你會對政治更敏感，第二你會通過這種距離感，看到那座山越來越遠，再看到整座山的全貌。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是，流亡作家的記憶，遠遠超過活在那個地方的人。因為人一離開，抓住記憶比什麼東西都重要。在裏邊的人，今天的生活，下個星期就忘記了。生活一天一天疊起來，很快就過去了。」他至今認為，在這種距離感之下，在另一個地方看中國這個社會，不會有一種失落感，恰恰有一種更真實的體驗，是觀察那個地方最好的方法。「許多事情，裏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當地人所知道的是想像的，聽說的，你看到的卻是真實的。」
在倫敦成為最後的流亡之鄉以前，香港不是馬建的第一個流浪之地。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馬建已拋下攝影記者的工作，離開常被監視搜查的北京住處，冒險流浪到中國的窮鄉僻壤去，最後去到西藏布達拉宮，回來後，寫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挑釁異域的信仰，描繪犯禁的主題。到出版之時，他早已流落到香港。一切的查封批判，都阻撓不了他的筆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