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 端傳媒六週年

澳門沒有民主派:議會極少數的三十年與突然死亡

從來無力撼動政局的澳門民主派,突然被宣告死亡。沒有民主派的下一屆立法會,意味澳門將進入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


被澳門政府取消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參選資格、現任立法議員蘇嘉豪。 攝:J. Dee/端傳媒
被澳門政府取消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參選資格、現任立法議員蘇嘉豪。 攝:J. Dee/端傳媒

踏入30歲的翌日,蘇嘉豪在臉書宣布出戰九月的澳門立法會選舉,爭取連任。為此,他換了新頭像:穿著筆直的白襯衣稍稍抬頭,突顯胸前湖水綠領呔,那是他四年前的參選色。頭像背景是斗大的「前進」二字,貼文寫著:「前進,是回應倒退的最好方法」。倒退,說的是澳門的政治環境和自由空間。

有倒退的空間可能是一種奢侈。因為誰也沒想到,一週之後澳門民主派突然連路都沒有了。7月9日,選管會通知,六組候選組別共21人因「事實證明」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派被一網打盡,包括現任議員吳國昌和蘇嘉豪。

不少澳門人憤懣錯愕,澳門民主派在政界實質力量向來微薄——立法會議員共33人,民主派只佔3人。無論是當年在香港備受爭議的廿三條立法、到近年不斷擴大的司警職權、謠言罪,甚至設立秘密警察,持反對立場的民主派皆無能為力。這三十年來,只得三人的民主派,從來都掀不起大波瀾。當局毫無預警地對無法左右大局的人動刀,顯得耐人尋味。

63歲的吳國昌、區錦新是澳門民主派的老標記;蘇嘉豪則在四年前,以最年青議員的姿態擠身議會,為看似固若金湯的民主派注入新血,但四年時間未竟全功,如今就被迫退賽。6月,在紅線來臨之前,三人曾接受端傳媒訪問。當時,早已決定退下火線的區錦新確切地說:「澳門暫時看不到有什麼紅線」——但原來紅線一直備而不用,如今說來就來。

DQ消息公布的翌日,三組被DQ的民主派名單團隊召開聯合記者會。蘇嘉豪發言時臉色凝重,稱自己及團隊過去四年一直「如履薄冰、謹言慎行」。說到這裏,坐在他身旁的第二候選人陳樂琪低下頭,悄悄用手拭淚,場內氣氛一片抑壓。

當年,一心推動澳門民主化發展,這群人在議會攪局、社會深耕細作。如今,就在被判為「不擁護國家」的那一刻,他們堅持了三十年的政治想像,突然死亡。

2019年,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競選期間落區視察,長者在團體安排下進行康體運動。

2019年,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競選期間落區視察,長者在團體安排下進行康體運動。攝:J. Dee/端傳媒

終院判詞:追悼劉曉波,本質上已衝擊一國兩制

「DQ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場政治鬥爭。」在終審法院就DQ上訴頒出結果的數小時之前,電話另一端的吳國昌如此總結這場變局。他語速一貫平和,讓人很難聽出內心波瀾。

吳國昌說自己30年前參政之初,就知道政治「可以有激烈的鬥爭」,而「我預左去接受」。但到現實真要發生時,「那剎那的確覺得意外」。

讓他尤其意外的是,澳門政府一般有重大決策,都會率先在社團間吹響,但這次不一樣,「事前何時決定、誰決定,到現在都沒有這種風聲直接透露出來」。甚至3月在選舉程序開展之後,各候選人由收集提名、到被確認提名的過程都相當順利,誰都沒有料到,當局最後會祭出民主派「不擁護特區」這面旗。

其實就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鬥爭,有時為了路線上的鬥爭就強加罪名下去而已。

吳國昌

過去兩週,吳國昌費神研判當局所收集的「事實證據」。他率先留意到,原來7月2日,選管會才向警方發信索取資料,但兩日後,警方已經能提供200多頁、圖文並茂,且來源橫跨20多年的「DQ材料」——原來取締自己之事其實早有部署,「只不過是等待時機」。

細看像似纍實的材料,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方多的是。像吳國昌其中一項「罪證」,是一張與香港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的合照;胡志偉現正因民主派初選案還柙。照片中,吳國昌向胡志偉送贈自己所撰的《民主派》一書。司警在註腳寫道:「吳國昌與鼓吹『港獨』的『香港民主黨』要員胡志偉會面」。

耐人尋味的是,就連香港建制派也從未將胡志偉與「港獨」扣上關係,胡隸屬的民主黨是傳統泛民大黨,手法以温和著稱。區錦新後來也在臉書解釋,該照片是一次拜訪香港民主派的交流活動,贈送《民主派》,僅是因為「夠慳皮」(省錢)。

「其實就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鬥爭,有時為了路線上的鬥爭就強加罪名下去而已。」吳國昌分析,鬥爭來到澳門又變了一個樣——政權並非動員社會及建制派攻擊,而更直接地,親自亮劍,整頓不屬意的聲音。

蘇嘉豪也認為,選管會的做法是「先射箭後畫靶」:「(他們)鎖定目標,先說你不擁護不效忠,再根據不實的結論去找資料、堆砌支持。」

就其參選名單而言,司警其中一項指控是,他們在2014年特首選舉期間發起「違法」公投,意圖破壞基本法和惡意攻擊政府。不過,當年終審法院曾指出公投不屬於「集會」性質,只是一種民意調查,並無違法——如今判詞被司警完全推翻。

「理論上,警方應以政治中立的眼光,為選管會搜集所有參選人資料,但你可以看到,(如今)充份體現到一點都不中立。」蘇嘉豪說,在合法的框架下,上訴是他們捍衛權利和名聲的唯一途徑。

最終,法院沒有為他們帶來驚喜。7月31日,終審法院判定上訴失敗,各組首兩名候選人均不合符選舉資格。判詞中,法官指出六人至少都參與支持六四、零八憲章或茉莉花活動。而「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已挑戰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追悼劉曉波也在本質上衝擊了一國兩制,實屬「不擁護」的行為。

吳區在澳門舉辦過二十多年合法的六四燭光集會,蘇嘉豪等人也曾經合法參與。未想到,三十年後的今日,說他們集會悼念,就是為了推翻中共政權。說起判詞如此演繹,吳國昌感覺有點百口莫辯,「實際上我們不是啊。」

「我們的確是期望將來建設民主中國,要求屠城者對於當日所做出的事有深切反省。這深切反省是否就等於將它完全推翻呢?」

「作為民主派,一定是最擁護基本法的」

最早感到不忿的,是區錦新。

雖然他早早決定今年不再參選,但在DQ消息公布之後,他馬上在個人臉書寫了近千字,怒斥選管會。他認為即使基本法寫得粗疏,對民主政制規劃不夠,但「因為有了基本法作為小憲法,才能保住了港澳的一國兩制,民主派才有政治活動的空間。」如今稱民主派不擁護基本法「是典型的胡說八道!」,「荒謬絕倫」。與吳國昌相比,區錦新快人快語,一雙大眼睛盤鋸瘦臉,談起時政,用詞毫不忌諱。

立法會議員區錦新。

立法會議員區錦新。攝:J. Dee/端傳媒

「作為民主派,一定是最擁護基本法的,」區錦新說。這一句,他不僅為貫穿自己政治生涯的軸心作辯護,更讓吳區從政三十年來的輪廓立即浮面。

二人從政的契機,始於六四。1989年的槍聲震響全球,但國慶前夕,澳門新馬路又再張燈結彩——自當局將事件定性,社會已然噤聲,唯獨由吳區一眾人組織的民聯會沒有靜下來。當晚區錦新舉辦完反思活動,凌晨被襲,吳國昌收到消息趕到醫院,看見他頭破血流。當時區身穿一件寫有「自由民主」的上衣,染了血。後來吳國昌太太寫下手稿,稱之為「染了血的民主自由」。

「我覺得澳門有很多東西需要改,」吳國昌憶起當年,說對澳門的未來有著很多想像。當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澳門引入民主的價值觀,既然沒有人做,「 我可以扮演這個角色。」他覺得政治是一台戲,而當下,這台戲需要他。

不過,吳國昌剛辭去中國銀行職務,一下子跳入陌生的政治大熔爐,他要先𨤳清自身的定位。然而,這個問題沒有讓他懊惱太久。當時區錦新是他的幕僚之一,共同歷經聲援六四帶來的打壓,眾人很快就有了共識:「澳門是一個小鎮,澳門沒有可能去改變整個中國。」

吳認為,六四一直是中國的心結,在澳門推動民主化,僅是希望國境之內仍然能容有民主建設,「幫助中國解開心結」,甚至想大一點——可以「建立將來的民主中國」。

2014年6月4日,澳門議事廳前地的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達至歷年來最高,有近3000人出席。

2014年6月4日,澳門議事廳前地的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達至歷年來最高,有近3000人出席。攝:崔子釗/端傳媒

當年的設想放在現今的語境下,卑微且諷刺,但對於當時三十出頭的他而言,確實是無比誠懇的反思。與香港相對成熟的民主運動與公民社會不同,澳門社會早被親北京社團壟斷,政經保守。異見聲音處在弱勢,吳國昌自覺民主派要「自律少少」,「因為力量不夠香港(民主派)大 」。

「在澳門,我們無財無勢什麼都沒有,」區錦新率直,不歸邊的民主派一窮二白,唯有議會即資源,有資源才能推動澳門民主發展。而進攻議會的核心,就是要「放棄大地,搶佔天空」:民主派不受任何資助,難以在地區服務上與資源厚實的傳統社團硬撼;既然沒有能力去做群眾連結,那麼就乾脆「搶佔天空」,站在高地論政、監督政府。

蜉蝣撼樹的部署,聽來野心完全不大。但當年主權移交在即,一段新光譜擲地出現,鮮明的民主旗幟成功擊中澳門人對未來的想像,吸納了不少民間支持。1992年立法會選舉,吳國昌終以3412票當選。

我們從走出來從政開始,都沒有想過可以奪得政權或者制衡的問題,只是覺得我們在政策上的(能夠)競爭、去刺激它進步。

區錦新

議會很「花瓶」,但我也可以有「鯰魚效應」

於是,吳國昌成為首個「攪局者」。葡文報章總愛形容吳是「與狼共舞」,又或者,是「臉上的一顆痣」,人人都看到他的存在,但總是不怎麼順眼。

即使兩屆後的2001年,吳區一同參選,以最高16000多張選票拿下兩席,議會也「只是多了一把聲」,「你不可能說多了區錦新和吳國昌並肩作戰,就會馬上改變了環境、沒有可能的啊,」區錦新不願製造假希望給自己。

在澳門南灣,不時可見立法議員吳國昌的身影。

在澳門南灣,不時可見立法議員吳國昌的身影。攝:J. Dee/端傳媒

「我覺得(我們)無能力去制衡政府,」他的回答總是非常務實。「我們從走出來從政開始,都沒有想過可以奪得政權或者制衡的問題,只是覺得我們在政策上的(能夠)競爭、去刺激它進步。」

在許多人眼中,兩派勢力的懸殊,是民主派有名無實的主因。但其實最大的制肘,更多是來自立法會職能本身——港澳的基本法內文乍看相似,但魔鬼總在細節。當中最大的分別,是澳門立法會從來沒有政府「公共開支」撥款的批准權。「議會,最惡就是給不給錢,」區錦新說。

在香港,所有涉及公共開支的建設項目,須逐筆交上立法會審批撥款。即使民主派力量不足以否決預算案,也可以發動「拉布」阻延立法程序。但相反,澳門的立法會完全沒有撥款審議的機制,區錦新形容,「政府要做什麼就完全可以自己做」,只要支出沒超出財政預算——然而即便工程超支,追加撥款議案落到議會,民主派欲憑票數撼動政府屬意的法案,可以說是完全不可能。

種種案例信手拈來。2019年,工程歷時12年的澳門輕軌氹仔段開通,先不論開通首日已出現故障,全輕軌原估算造價為42億澳門元(下同),但最後僅氹仔段已斥資高達110億;至今未有官員問責。蘇嘉豪形容,澳門重點強調「行政主導」,議會制度設計得「很精細」,「一早就剝光立法會的手手腳腳」。

不少人認為,早被奪去手腳的畸形議會,充其量只是個作廢了的花瓶,無論怎麼注入新水,終究生不出花來。但吳國昌不認同,當年自己在直選名單中以第三名擠身議會,或許說明澳門人對議會戰線仍有想像;即使獨舞,他要把這場舞跳得漂亮。

用盡規章所賦予的權力,是吳國昌一直堅持的做法。「我入到議會之後,(議程前)一定發言, 每次都發言」,「另外一招就是質詢、提出問題」。根據他自己的紀錄,由澳門回歸之後到2001年8月,議員向政府書面質詢的次數:吳國昌99次、高開賢9次、關翠杏7次......官委官員全部零次。

(編按:當年高開賢為立法會直選議員,後曾任澳門立法會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關翠杏立場親北京,當年同為直選議員。)

雖然沒有實權,但他把握住話語權,在議會內總算是多一把聲音。後來其他議員不甘,開始加入「戰場」,吵來吵去。火花擦起,傳媒開始報導,議題就衝出了議會外——温和的手法,並非全然無用。

「大概是『鯰魚效應』啦,」區錦新回談過去得失,說民主派像條躍進沙丁魚群的鯰魚,讓建制緊張沸騰。他覺得,即便整個議會的設立「很花瓶」,但是能在議會發聲、指出問題,對澳門來說是一個進步。「在當時我們是覺得有用的,」一向語速極快的他頓了一下,誠懇地說,「到今日我都是覺得有用的。」

刺眼的新星,如履薄冰

不過,像吳國昌說的制度抗爭,連他直言不諱,在進入議會的第二年,就「差不多用盡了」。「你再進一步改規則就要多數人同意,你怎樣爭取議會中多數人同意?」他知道此路已經行不通,也沒有破局策略。於是,曾經的民主標桿褪成老派的象徵,政治感召已經做不太到。直至,一張新面孔出現。

2009年,澳門特首換屆在即,年前發生的「歐文龍貪污案」令社會震驚。當年18歲的蘇嘉豪在公聽會上,當面質疑候任特首崔世安的管治威信,第一次嶄露頭角。之後2012年通過的政改方案,因為官委人數不變被指是「假政改」。在新屆立法會首次召開大會當日,蘇嘉豪衝到立法會外,向間選官委議員派柿(恥),叫他們要有「收柿(羞恥)之心」。

立法議員蘇嘉豪在他的辦事處門外。

立法議員蘇嘉豪在他的辦事處門外。攝:J. Dee/端傳媒

「激進」的抗爭,在澳門民間從來都不是主流,但一改以往民主派的温和作風,吸人眼球的舉動,還是給蘇嘉豪積攢了知名度。當年,他只有22歲。再之後2014年的「反離補」運動,就真正把他帶到鎂光燈下。區錦新也不否認,當年蘇嘉豪在遊行中表現出「一個年青人獨特的魅力」,成功渲染情緒。那年,二萬名市民上街抗爭,最終觸發特首撤回法案。

魅力後來化成支持力量一路滾存,再兌換成張張選票。2017年立法會選舉,蘇嘉豪以名單第一位參選,最後以九千餘票奪一席,成為澳門史上最年輕議員。

然而,立法會任期剛開始,這顆新星亮不過60日,就因「扔紙飛機案」被控加重違令罪。在遊行過後將請願信摺成紙飛機,扔入特首官邸的這個行動,終導致其議員職務中止;這是澳門回歸後第一次。

停職當日,蘇嘉豪在臉書勉勵支持者,「不要放棄,繼續前進」。當年,他挑選「前進」作為競選口號,是希望取代使用「抗爭」、「激進」等的字眼,他以為這樣足夠温和,亦符合澳門社會的接受程度。但原來當選後現實中的前進,是「如履薄冰」——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之變。

我們(民主派)只有這麼多(空間),如果我們連這些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退到哪裏去。

蘇嘉豪

「以前在(議會)外面叫口號,政府可以漠視你們;錯誤地指責政府,它也不會做些什麼,因為你什麼都不是。」但現在完全不同,多了權力、多了責任,「現在你繼續亂叫的話,政府就會着手(處理),你要和它來來回回去交手,你需要有一個能耐。」後來,法院判他罰款4萬元;停職210天後,才恢復職務。

事件打破眾人印象,議員並非一個鐵飯碗,作為少數異見者,更是眾矢之的。凡事皆當臨深履薄,在處處受限的議會堅持,值得嗎?蘇嘉豪說,過去四年,「寸土必爭」是團隊一直的信念,「我們(民主派)只有這麼多(空間),如果我們連這些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退到哪裏去。」

在後雨傘時代,香港青年溺沉在一股低氣壓中,民主派在議會的作用,受盡狙擊。同樣的問題,也有人叩問澳門民主派。在當日民主派DQ聯合記者會直播中,就有一名網友留言道:「蘇嘉豪你這四年除了抨擊政府以外、你對社會有何貢獻?」

他仍然相信政治的專業,認為至少還有三個「有議席」的分別:掌握議會第一資訊權、過程的影響力以及話語權。

「在那些閉門會議下,我們盡力聽得多少就多少,若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對社會有威脅的事情,我們能盡早警示。」他相信自己是個哨子,個體雖然微小,但聲音也可以放到很大,「從這件事來說我們是成功的,」他頃刻斟酌字眼,「或者不是成功,至少不是失敗。」

2020年6月5日,澳門團體舉辦活動支持港區國安法。

2020年6月5日,澳門團體舉辦活動支持港區國安法。攝:J. Dee/端傳媒

但人們最重視的,永遠都只是結果——從二十三條,到謠言罪,再到網絡安全法、秘密警察和天眼法,無論社會反應多大,最終無一刹停。民主派猶像以卵擊石,但蘇嘉豪也相當清𥇦自己能擊中的位置:從法案出爐,到最後通過生效,「中間的過程,是我們發揮影響力的時間。」

在澳門的語境之下,民主派極其量只能在「收回法案」和「維持不變」中間不斷周旋,迫使政府「減辣」。他舉例,像年前謠言罪一樣,雖然最後刹停不了,但現在法案已與最初的版本差很遠,「(這些功夫)很難以三言兩語解釋給市民聽,大家只會看到法律都通過了,」他深明這些事情只能默默地做,因為「如果我們不存在,就不會(有議員)講。」

「變的是他們、他們的龍門、紅線」

未來,還會不會有人講「反對」,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派將不會存在。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原本吳國昌不再當第一候選人,區錦新則想「把時間留給自己」,早早已宣布不再參選。老泛民一心退下來,懸空的議席原本令潛伏在各板塊的較量浮出水面,一爭天下,但突如其來的一句「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民主派的未竟之路,突然來到了盡頭。

當日,有記者趕到新澳門學社進行訪問,形容裏面氣氛「像死了人一樣」。蘇嘉豪曾經相信,時間會站在他身邊,因為年輕是自己的優勢——因為年輕,所以獲得年輕人的支持;也因為年輕,時間多一點,「還有一些彈性、還有空間」。

然而,空間是奢侈的。

當有一日,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對一件事對一個訴求,導致觸動到某些(人)神經時,而對我們民主派的議員生存空間有威脅,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蘇嘉豪

澳門是中國的「乖孩子」。民主派可耕耘的空間與不斷變幻的外圍環境掛鈎,風吹草動,他們的身位無法經得起波動。這種感覺吳國昌最清楚。回歸後的十年間,對港澳走向,他感覺中央仍未有清𥇦的計劃,但後來歷經過香港抗爭,「似乎中央政府就有一些新定向。」

DQ之後,澳門選管會公布審核參選人的「七大準則」,當中包括有否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澳」、發表言論或參與活動意圖推翻中央等。特首賀一誠之後見傳媒,先表示尊重選管會決定,又指「七大準則」是結合中國憲法修改,澳門需要在「愛國者治澳」的大原則,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權」下加強工作。

他強調作為中國人,必須要遵守憲法,而澳門,一定要落實。

2019年10月1日,澳門議事亭前地直播國慶六十週年的慶典,引來途人圍觀。

2019年10月1日,澳門議事亭前地直播國慶六十週年的慶典,引來途人圍觀。攝:J. Dee/端傳媒

「『尊重選管會的判斷』,即是講到不像是他(特首)決定這樣。那究竟誰判定呢?」對於此次判決,外界素有猜測,吳國昌用自己一貫的話語調侃,「這個是國家機密,等你估囉(讓你猜)。」但他又忍不住,憑自己在政界打滾多年的觀察推論形勢:「澳門官僚過去完全不會有這些膽量去做這些政治鬥爭。你說(這次)沒有中央的吩咐,他敢不敢做呢?除非(自己)很高級啦。」加上終院最後對上訴的駁回,DQ到底是誰的旨意,其實他早看得通透。

但澳門民主派一直温和,廿三條也早早立法且從未動用,中央到底在想什麼?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分析,經歷香港問題,北京原望以一國兩制作為一統台灣的示範已然失效,還看現實的政治需要,乾脆落實「全面管治權」——先肅清反對力量,再全面滲入特區的管治。

他分析,在未來,當局管治的重點已經不在研判澳門的形勢如何,而是「視乎北京需要什麼」。如是者,民意如何反彈,已經不再重要。

一直如履薄冰的澳門民主派碰上國家安全、愛國這些燙手的時代命題,他們還沒來得切回答,轉眼間已經滅頂。

關於被取消資格,蘇嘉豪向記者連說了好幾遍:「覺得沒什麼好說、都不知道還可以說什麼了。」這四年來,他不斷反問自己,我的原則底線是什麼?不改其志,是他貫徹始終的堅持。因為處在朝夕令改的政治裏,他形容,民主派永遠是被動的、裹挾其中的。

直到這一次,澳門再也沒有民主派,蘇嘉豪認為並不是他的錯:「當有一日,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對一件事對一個訴求,導致觸動到某些(人)神經時,而對我們民主派的議員生存空間有威脅,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變的是他們、變的是他們的龍門、紅線。」

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

澳門電台每早有一烽煙時事節目(phone-in)叫「澳門講場」。當日民主派被連根拔起,十多名市民憤憤然打了電話上去抱不平。其中有一名聽眾誠懇地說:「澳門這麼乖,乖到這個程度了,還要這樣做?大家都很不安。」

曾經,大多澳門人被視為政治冷感、一直待在沉默之中。像前年反警暴靜默集會被禁、六四集會連續兩年被拒,社會間雖偶有市民獨自發起行動,但迴響平平。區錦新形容,這是因為澳門人「很乖、很聽話、不要和中央撐(對抗)之類的觀念,是深深建基於腦海入邊。」

2020年1月,澳門多個社團舉辦慶祝回歸二十週年活動。

2020年1月,澳門多個社團舉辦慶祝回歸二十週年活動。攝:J. Dee/端傳媒

人人暗忖:只要乖,就會有糖食。吳區也曾經天真地想像,澳門地方小、可以「慢慢行」,中國或者會率先讓這裏實現民主,以作為香港的一個示範。「那它信不信(澳門)啊?擺明是不信啦。」吳國昌半開玩笑地說。

如今,夢切實的破了。余永逸在之前的訪問中也不諱言,這裏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市民認為(DQ)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問題啦,大家一定看得出有問題的。但看得出有問題,是否(代表這是)一個要動手反抗的時機呢?」吳國昌反問。

六月那次訪問的尾聲,當時還沒有DQ事件,沒有接班人的區錦新早已決定隻身退下火線。記者問到有關傳承的問題,他先是一嘴輕鬆,「這個世界、書看完了就要蓋上了啦!我不覺得說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接班人。」但再追問下去,他深深吸了口氣,說四年前的那一屆,「太太已經叫我不要選......結果我終於(還是)選了。」

他放不下,心底裏,他還是希望能夠做到傳承。他希望在最後的四年時間裏,能夠培養一些對政治、政策領域比較熟悉的年青人,也許不一定成為議員,但至少能夠在社會構成一些意見壓力、成為意見領袖,「結果全部都做不到。」

區錦新曾嘗試梳理原由。他自省,「到今時今日六十幾(歲)了」,也許是年紀大了,沒有辦法再吸引年青人。後來又覺得,或許跟澳門環境不無關係——這裏年輕人參政的「階梯太窄」了,不像香港,沒有區議會的踏腳石,也不是所有人都像蘇嘉豪一樣,有一定的論政能力,那「你要走到什麼時候才能走到出來啊?」關於傳承,今年63歲的他,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了。

在自由空間急速倒退的時代,未來還會不會有年輕人願意為這裏的民主出力,沒有人能夠回答。至於頭髮已經花白的吳國昌,三十年來的從政生涯由自己一手開創,雖然結束得突然,也經已佔盡了人生的一半,回看自身對澳門民主的推動,「是啊, 我覺得都算盡了綿力了。」沒有民主派的議會未來,很多澳門人不敢想像,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真誠,寄望留下的建制派做多一點點。

作為最年輕的民主派,蘇嘉豪倒沒有這麼樂觀。「排除了民主派,太陽照常升起,不用拖慢進度,就可以重新出發......這種發展是否完全好呢?我覺得不是囉。」「沒有所謂阻頭阻勢的人,去提出『忠言』,當權者一定會有盲點的。」他說。

澳門半島地標大三巴牌坊夜景。

澳門半島地標大三巴牌坊夜景。攝:J. Dee/端傳媒

被DQ之後,蘇嘉豪那雙像發光一樣的眼神,也無法不漸漸變得渙散。這一個月以來,他日程都排得滿滿,兼顧研判上訴書與日常議員職務,連接受媒體訪問也要卡在深夜進行。在纏身的工作隙縫中回頭一看,距離其任期完結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留給他前進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到這一刻,我仍然很肉緊這個地方發生的事。」蘇嘉豪說,當年參選是因為不忍心看到立法會裏全部都是「保皇黨清一色」。「講真如果你整個議會都是這樣,我覺得包括我在內的年輕人,都會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在澳門投放全部青春、全部精力、時間......」他陷入半頃沉思。

蘇嘉豪記得有一次,有人跟他說:「多謝你付出了你的青春。」他之後驀然回想,是喔,自己用了十年的青春,去參與澳門的社會和政治,雖然大多時間也許是渾沌與笨拙,但這十年是「佔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時間」。他在澳門土生土長,這十年,他自言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從未減弱。

惟經過此次事件,他兀然覺得,「這個地方某些部份變得很陌生」,「這是令人很難過的一件事......究竟澳門還是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社會)呢?」

從加入學社、帶領社運、被稱為「澳獨」份子,再到擠身議會,被中止職務、復職,最後到今日被取消參選資格,當日的少年已成人。但此刻,澳門已經不是曾經熟悉的樣子。

「現在我回答你,我沒有信心澳門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端傳媒實習記者高煒瑋、張清雯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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