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没有民主派：议会极少数的三十年与突然死亡

虽然没有实权，但他把握住话语权，在议会内总算是多一把声音。后来其他议员不甘，开始加入“战场”，吵来吵去。火花擦起，传媒开始报导，议题就冲出了议会外——温和的手法，并非全然无用。

“大概是‘鲶鱼效应’啦，”区锦新回谈过去得失，说民主派像条跃进沙丁鱼群的鲶鱼，让建制紧张沸腾。他觉得，即便整个议会的设立“很花瓶”，但是能在议会发声、指出问题，对澳门来说是一个进步。“在当时我们是觉得有用的，”一向语速极快的他顿了一下，诚恳地说，“到今日我都是觉得有用的。”

刺眼的新星，如履薄冰

不过，像吴国昌说的制度抗争，连他直言不讳，在进入议会的第二年，就“差不多用尽了”。“你再进一步改规则就要多数人同意，你怎样争取议会中多数人同意？”他知道此路已经行不通，也没有破局策略。于是，曾经的民主标杆褪成老派的象征，政治感召已经做不太到。直至，一张新面孔出现。

2009年，澳门特首换届在即，年前发生的“欧文龙贪污案”令社会震惊。当年18岁的苏嘉豪在公听会上，当面质疑候任特首崔世安的管治威信，第一次崭露头角。之后2012年通过的政改方案，因为官委人数不变被指是“假政改”。在新届立法会首次召开大会当日，苏嘉豪冲到立法会外，向间选官委议员派柿（耻），叫他们要有“收柿（羞耻）之心”。

“激进”的抗争，在澳门民间从来都不是主流，但一改以往民主派的温和作风，吸人眼球的举动，还是给苏嘉豪积攒了知名度。当年，他只有22岁。再之后2014年的“反离补”运动，就真正把他带到镁光灯下。区锦新也不否认，当年苏嘉豪在游行中表现出“一个年青人独特的魅力”，成功渲染情绪。那年，二万名市民上街抗争，最终触发特首撤回法案。

魅力后来化成支持力量一路滚存，再兑换成张张选票。2017年立法会选举，苏嘉豪以名单第一位参选，最后以九千余票夺一席，成为澳门史上最年轻议员。

然而，立法会任期刚开始，这颗新星亮不过60日，就因“扔纸飞机案”被控加重违令罪。在游行过后将请愿信折成纸飞机，扔入特首官邸的这个行动，终导致其议员职务中止；这是澳门回归后第一次。

停职当日，苏嘉豪在脸书勉励支持者，“不要放弃，继续前进”。当年，他挑选“前进”作为竞选口号，是希望取代使用“抗争”、“激进”等的字眼，他以为这样足够温和，亦符合澳门社会的接受程度。但原来当选后现实中的前进，是“如履薄冰”——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之变。

我们（民主派）只有这么多（空间），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退到哪里去。

“以前在（议会）外面叫口号，政府可以漠视你们；错误地指责政府，它也不会做些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但现在完全不同，多了权力、多了责任，“现在你继续乱叫的话，政府就会着手（处理），你要和它来来回回去交手，你需要有一个能耐。”后来，法院判他罚款4万元；停职210天后，才恢复职务。

事件打破众人印象，议员并非一个铁饭碗，作为少数异见者，更是众矢之的。凡事皆当临深履薄，在处处受限的议会坚持，值得吗？苏嘉豪说，过去四年，“寸土必争”是团队一直的信念，“我们（民主派）只有这么多（空间），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退到哪里去。”

在后雨伞时代，香港青年溺沉在一股低气压中，民主派在议会的作用，受尽狙击。同样的问题，也有人叩问澳门民主派。在当日民主派DQ联合记者会直播中，就有一名网友留言道：“苏嘉豪你这四年除了抨击政府以外、你对社会有何贡献？”

他仍然相信政治的专业，认为至少还有三个“有议席”的分别：掌握议会第一信息权、过程的影响力以及话语权。

“在那些闭门会议下，我们尽力听得多少就多少，若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对社会有威胁的事情，我们能尽早警示。”他相信自己是个哨子，个体虽然微小，但声音也可以放到很大，“从这件事来说我们是成功的，”他顷刻斟酌字眼，“或者不是成功，至少不是失败。”

但人们最重视的，永远都只是结果——从二十三条，到谣言罪，再到网络安全法、秘密警察和天眼法，无论社会反应多大，最终无一刹停。民主派犹像以卵击石，但苏嘉豪也相当清𥇦自己能击中的位置：从法案出炉，到最后通过生效，“中间的过程，是我们发挥影响力的时间。”

在澳门的语境之下，民主派极其量只能在“收回法案”和“维持不变”中间不断周旋，迫使政府“减辣”。他举例，像年前谣言罪一样，虽然最后刹停不了，但现在法案已与最初的版本差很远，“（这些功夫）很难以三言两语解释给市民听，大家只会看到法律都通过了，”他深明这些事情只能默默地做，因为“如果我们不存在，就不会（有议员）讲。”

“变的是他们、他们的龙门、红线”

未来，还会不会有人讲“反对”，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派将不会存在。

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原本吴国昌不再当第一候选人，区锦新则想“把时间留给自己”，早早已宣布不再参选。老泛民一心退下来，悬空的议席原本令潜伏在各板块的较量浮出水面，一争天下，但突如其来的一句“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或特区”，民主派的未竟之路，突然来到了尽头。

当日，有记者赶到新澳门学社进行访问，形容里面气氛“像死了人一样”。苏嘉豪曾经相信，时间会站在他身边，因为年轻是自己的优势——因为年轻，所以获得年轻人的支持；也因为年轻，时间多一点，“还有一些弹性、还有空间”。

然而，空间是奢侈的。

当有一日，如果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对一件事对一个诉求，导致触动到某些（人）神经时，而对我们民主派的议员生存空间有威胁，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澳门是中国的“乖孩子”。民主派可耕耘的空间与不断变幻的外围环境挂钩，风吹草动，他们的身位无法经得起波动。这种感觉吴国昌最清楚。回归后的十年间，对港澳走向，他感觉中央仍未有清𥇦的计划，但后来历经过香港抗争，“似乎中央政府就有一些新定向。”

DQ之后，澳门选管会公布审核参选人的“七大准则”，当中包括有否勾结外国势力“反中乱澳”、发表言论或参与活动意图推翻中央等。特首贺一诚之后见传媒，先表示尊重选管会决定，又指“七大准则”是结合中国宪法修改，澳门需要在“爱国者治澳”的大原则，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权”下加强工作。

他强调作为中国人，必须要遵守宪法，而澳门，一定要落实。

“‘尊重选管会的判断’，即是讲到不像是他（特首）决定这样。那究竟谁判定呢？”对于此次判决，外界素有猜测，吴国昌用自己一贯的话语调侃，“这个是国家机密，等你估啰（让你猜）。”但他又忍不住，凭自己在政界打滚多年的观察推论形势：“澳门官僚过去完全不会有这些胆量去做这些政治斗争。你说（这次）没有中央的吩咐，他敢不敢做呢？除非（自己）很高级啦。”加上终院最后对上诉的驳回，DQ到底是谁的旨意，其实他早看得通透。

但澳门民主派一直温和，廿三条也早早立法且从未动用，中央到底在想什么？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曾分析，经历香港问题，北京原望以一国两制作为一统台湾的示范已然失效，还看现实的政治需要，干脆落实“全面管治权”——先肃清反对力量，再全面渗入特区的管治。

他分析，在未来，当局管治的重点已经不在研判澳门的形势如何，而是“视乎北京需要什么”。如是者，民意如何反弹，已经不再重要。

一直如履薄冰的澳门民主派碰上国家安全、爱国这些烫手的时代命题，他们还没来得切回答，转眼间已经灭顶。

关于被取消资格，苏嘉豪向记者连说了好几遍：“觉得没什么好说、都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了。”这四年来，他不断反问自己，我的原则底线是什么？不改其志，是他贯彻始终的坚持。因为处在朝夕令改的政治里，他形容，民主派永远是被动的、裹挟其中的。

直到这一次，澳门再也没有民主派，苏嘉豪认为并不是他的错：“当有一日，如果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对一件事对一个诉求，导致触动到某些（人）神经时，而对我们民主派的议员生存空间有威胁，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变的是他们、变的是他们的龙门、红线。”

一个“乖孩子”也没有糖吃的时代

澳门电台每早有一烽烟时事节目（phone-in）叫“澳门讲场”。当日民主派被连根拔起，十多名市民愤愤然打了电话上去抱不平。其中有一名听众诚恳地说：“澳门这么乖，乖到这个程度了，还要这样做？大家都很不安。”

曾经，大多澳门人被视为政治冷感、一直待在沉默之中。像前年反警暴静默集会被禁、六四集会连续两年被拒，社会间虽偶有市民独自发起行动，但回响平平。区锦新形容，这是因为澳门人“很乖、很听话、不要和中央撑（对抗）之类的观念，是深深建基于脑海入边。”

人人暗忖：只要乖，就会有糖食。吴区也曾经天真地想像，澳门地方小、可以“慢慢行”，中国或者会率先让这里实现民主，以作为香港的一个示范。“那它信不信（澳门）啊？摆明是不信啦。”吴国昌半开玩笑地说。

如今，梦切实的破了。余永逸在之前的访问中也不讳言，这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乖孩子”也没有糖吃的时代。“市民认为（DQ）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啦，大家一定看得出有问题的。但看得出有问题，是否（代表这是）一个要动手反抗的时机呢？”吴国昌反问。

六月那次访问的尾声，当时还没有DQ事件，没有接班人的区锦新早已决定只身退下火线。记者问到有关传承的问题，他先是一嘴轻松，“这个世界、书看完了就要盖上了啦！我不觉得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接班人。”但再追问下去，他深深吸了口气，说四年前的那一届，“太太已经叫我不要选......结果我终于（还是）选了。”

他放不下，心底里，他还是希望能够做到传承。他希望在最后的四年时间里，能够培养一些对政治、政策领域比较熟悉的年青人，也许不一定成为议员，但至少能够在社会构成一些意见压力、成为意见领袖，“结果全部都做不到。”

区锦新曾尝试梳理原由。他自省，“到今时今日六十几（岁）了”，也许是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再吸引年青人。后来又觉得，或许跟澳门环境不无关系——这里年轻人参政的“阶梯太窄”了，不像香港，没有区议会的踏脚石，也不是所有人都像苏嘉豪一样，有一定的论政能力，那“你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出来啊？”关于传承，今年63岁的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

在自由空间急速倒退的时代，未来还会不会有年轻人愿意为这里的民主出力，没有人能够回答。至于头发已经花白的吴国昌，三十年来的从政生涯由自己一手开创，虽然结束得突然，也经已占尽了人生的一半，回看自身对澳门民主的推动，“是啊， 我觉得都算尽了绵力了。”没有民主派的议会未来，很多澳门人不敢想像，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真诚，寄望留下的建制派做多一点点。

作为最年轻的民主派，苏嘉豪倒没有这么乐观。“排除了民主派，太阳照常升起，不用拖慢进度，就可以重新出发......这种发展是否完全好呢？我觉得不是啰。”“没有所谓阻头阻势的人，去提出‘忠言’，当权者一定会有盲点的。”他说。

被DQ之后，苏嘉豪那双像发光一样的眼神，也无法不渐渐变得涣散。这一个月以来，他日程都排得满满，兼顾研判上诉书与日常议员职务，连接受媒体访问也要卡在深夜进行。在缠身的工作隙缝中回头一看，距离其任期完结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留给他前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到这一刻，我仍然很肉紧这个地方发生的事。”苏嘉豪说，当年参选是因为不忍心看到立法会里全部都是“保皇党清一色”。“讲真如果你整个议会都是这样，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都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在澳门投放全部青春、全部精力、时间......”他陷入半顷沉思。

苏嘉豪记得有一次，有人跟他说：“多谢你付出了你的青春。”他之后蓦然回想，是喔，自己用了十年的青春，去参与澳门的社会和政治，虽然大多时间也许是浑沌与笨拙，但这十年是“占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间”。他在澳门土生土长，这十年，他自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减弱。

惟经过此次事件，他兀然觉得，“这个地方某些部份变得很陌生”，“这是令人很难过的一件事......究竟澳门还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社会）呢？”

从加入学社、带领社运、被称为“澳独”份子，再到挤身议会，被中止职务、复职，最后到今日被取消参选资格，当日的少年已成人。但此刻，澳门已经不是曾经熟悉的样子。

“现在我回答你，我没有信心澳门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端传媒实习记者高炜玮、张清雯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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