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早前選映美籍德裔名導德格拉斯薛克 （Douglas Sirk） 的荷里活名作，更特意一併放映1934年尊史多露 （John Stahl） 執導的《春風秋雨》（Imitation of Life） 與薛克的1959年重拍版。兩部電影均取材自上世紀初美國猶太女作家 Fannie Hurst 的同名小說，以兩對母女的相依聚散、成長與衝突，側寫當時的家庭、種族和世代矛盾。
兩部《春風秋雨》同被收入美國國家電影名冊，各有其劃時代的進步意義：1934年版從改編到選角都力求忠於原著精神，過程中亦不畏挑戰審查制度，成就了荷里活當時極少數平實刻劃非裔角色與種族主題的電影，其公映更吸引跨種族觀眾蜂擁而至，成為了美國影視文化的歷史性盛事（註：有關此電影的製作背景，在南部的廣告文案與營銷發行策略以至觀眾的反響等深入分析，詳見 Bernstein, M., & White, D.F. (2007). Imitation of Life in a segregated Atlanta: its promotion,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 Film Histor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2), 152-178. https://www.muse.jhu.edu/article/219010.）；1959年版則在戲劇層次與影像風格上推陳出新，改寫了通俗劇類型片的範式，成為薛克光榮引退的收山之作。逾半個世紀過後，在 #BlackLivesMatter 席捲歐美一年後的今天，兩部作品的相互輝映，恰合時宜地超越了一般經典重映的觀影體驗。
銀幕改編的前世今生
1934年版《春風秋雨》（Imitation of Life） 公映時，片商和地方電影院線以不同的宣傳、發行與場次安排策略，成功在全國吸引大批白人和非裔觀眾。入場觀賞的非裔觀眾也不分男女，顛覆了家庭通俗劇針對女觀眾的假設。除了票房，電影亦在針對非裔讀者群的報章 Atlanta Daily World 贏得口碑，引來當時有名的非裔知識份子投稿爭論。
原著小說的情節是這樣的：白人女主角 Bea 偶然巧遇同為單親母親的非裔女子 Delilah，兩對母女同住簷下相互扶持，後者以出眾廚藝和家傳秘方助 Bea 成功創業。然而 Delilah 膚色白皙的女兒 Peola 多年來一直受種族身份所困，冒充白人在市內工作並因而與母親不和，最後毅然遠走南美定居，令母親含鬱病逝；而 Bea 則忙於營商冷落身邊人，決定再婚安定之時卻發現男友與已然亭亭玉立的女兒 Jessie 相愛，勞碌養家多年終與幸福失諸交臂。
小說問世後一紙風行，翌年首次被史多露搬上大銀幕，卻恰好碰上美國電影審查制度的全面實施——俗稱「海斯法典」（Hays Code） 的電影製作守則明文限制跨種族男女關係的指涉，Peola 的混血設定一度被標籤「有傷風化」。《春風秋雨》原著並非唯一一本以非裔冒充白人為主題的小說作品，而冒充現象於非裔社群之間亦不罕見，但在大眾文化仍被視作不能公開議論的社會禁忌（註：上述研究引用了一份於1932年由哈佛學者 Caroline Bond Day 發表的論文，紀錄了南部346個非裔混血家庭，其中35個家庭有一個或以上的家庭成員在長期或暫時性地冒充白人，意味這現象可能比當時社會的想像中更普遍。Day 同樣有混血背景，是美國第一批少數取得人類學學位的非裔學者。）。在電影前半部， Delilah 在客廳中一邊為 Bea 按摩足部一邊暢談心事，這一幕也曾被質疑有宣導女同性戀傾向之嫌。
以今日標準回望，這些「爭議」固然荒謬，但在當時，美國蓄奴制度廢除才不過70年，這種跨種族的身體接觸與親密情誼極少在銀幕呈現，在種族隔離法律與暴力私刑現象尚盛行的美國南部，更是難以想像的事。
除了主題與角色塑造，史多露版在選角上也開創了先河。飾演 Delilah 的 Louise Beaver，成為了美國第一位在大製片廠商作品中擔綱要角的非裔女演員；片方也選了名副其實是「白皮膚黑人」的歌舞劇演員 Fredi Washington 來飾演 Peola 一角。《春風秋雨》票房口碑雙收之後，她本可憑藉美貌和演技繼續留在荷里活發展，可是她不屑被定性及負上冒充之嫌，毅然回到紐約舞台劇界，並積極組織非裔演員爭取平等機會，成為演藝界平權先驅，這也是電影無心造就的歷史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