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仇恨、哀痛與愧疚：高壓時代，香港人如何情緒自救？

去年六四，Ray參加一個正念共修工作坊的分享時，突然崩潰大哭。他想起1989年，父母帶著年幼的自己去維園，買了一個民主女神像，現在父母已經不太關心民主進程；現在，他因為反修例運動被起訴，案件即將開庭，內心充滿憂慮。

「好像山洪爆發一樣，」Ray說。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再被警方禁止，他特意避開維園現場，在家點燃蠟燭，平靜悼念。「我現在更懂得放下執著。」過去兩年，他經歷巨大的情緒創傷，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走過一段艱辛的自救過程。

過去兩年香港大地震，反修例運動發展成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社運，觸發巨大管治危機，北京和港府隨後以通過港區國安法和全面整頓來處理民意。社會急劇轉變，不少市民情緒翻攪，卻似乎沒有一個傾倒的出口。

香港心理衛生會於2020年進行全港抑鬱指數調查，收集1366份問卷，發現23%的受訪者抑鬱情況達到需要關注級別，而首三個最讓港人受困擾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及社會動盪、疫情以及與家人關係。另外，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於2020年發表由香港大學進行的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顯示2019年9月至11月期間，22%港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遺症。

向外求索不得，有人選擇走進內心，開始一段段面對仇恨、憤怒、哀傷、悔恨的向心旅程。我們採訪了幾個平常香港人，以及數個致力於情緒健康的平台，探索在面對種種社會和個人問題的輾壓之時，人們怎樣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每日絕望之時，來一場靜觀

「你要好有意志力、好有勇氣，才可生活得比較像樣。」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時，Chloe每一天都在社交媒體上滑動，掀過一頁頁怒罵、憤恨、哀痛。當時她決定每天靜觀半小時，自拍縮時影片放上Instagram Story，挑戰維持一星期，行動雖微小，起碼讓朋友滑stories時，有一刻寧靜。

Chloe廿多歲，在大學任職文員，她的人生沒有高低跌宕的經歷，僅偶爾在個人生活上遇到小挫折，近年則因為政治氣壓而感到難過。

最近，她一個朋友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到那一刻，就覺得國安法其實好近。」Chloe說，得知消息那天，她在上班，突然陷入深沉的絕望，胸口翳悶。她嘗試做一個靜觀練習，幫自己穩住心神。

過去兩年多，靜觀作為一種修練，為她增加了一些生活勇氣。靜觀，英文為“Mindfulness”，是近年流行的心靈練習，練習者需集中注意力，留意呼吸或身體反應，培養專注力及覺察力；靜觀期間，如果偶爾分心，只須觀察腦中念頭，溫柔提醒自己再覺察呼吸或身體反應，無須批判。在靜觀界看來，現代人的身體和情緒反應，很多時候就像長期無人駕駛的汽車一樣，只是以恆常反應回饋外在刺激，不覺察自己的狀態，心神被過去和未來所佔據，忘記平靜擁抱當下。

追溯根源，靜觀跟佛教「正念」有較深淵源，「正念」是佛教脫苦達涅槃之境的「八正道」之一，意為記憶及清晰覺察，須配合另外七道方能悟道。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靜觀之父卡巴金（Jon Kabat-Zinn）在修習佛法後，把觀察呼吸及身體反應的靜觀練習從佛法抽出，應用於減壓、治療長期痛症之中，令靜觀大大普及化。目前香港大部分推廣靜觀的機構也跟循卡巴金的教學，採用「靜觀」一詞，但部份跟佛學有連繫的機構則採用「正念」一詞。

Chloe說，練習靜觀後，一些念頭仍然會縈繞不散，而且香港每日新聞不斷，刺激情緒的消息一直都在，但她覺得，不要迴避，而是要面對自己的感受，察覺它，消化它。

「靜觀的時候會有許多念頭從你腦中浮現，不須急於把它壓下去，而是note（注意）它的存在，漸漸地它會自己過去。」她說，「許多人經歷創傷後，都嘗試跟世界隔絕，什麼也不理會。但靜觀所培養的覺察力就繼續讓自己去感覺。」

Chloe不希望失去對世界的敏感度。現在的她更在意要過好每日的生活，戒掉壞習慣，栽種好習慣。為了對抗拖延症，Chloe開始戒掉睡前看手機和早上賴床的習慣。不久前，她讀到一個研究指出，「冷感跟人的情緒有關係，所以外國有心理醫生建議抑鬱症病人去沖凍水涼或跳冰湖」，於是就開始嘗試洗冷水澡。

「當大家對社會不抱什麼希望、不知道可做什麼時，其實你努力做好生活瑣碎小事，已需要好多氣力。你要好有意志力、好有勇氣，才可生活得比較像樣。」Chloe說。

一些同事正在計畫移民或出國讀書，未來大家不知會否各奔東西，但Chloe打算珍惜當下，最近和同事們一起搞運動會。

精神科醫生黃宗顯經營私人診所，擁有19年經驗，他發現，近年香港人整體精神狀態變得更差了。在2019年，他大約每天見10個病人，現在差不多每天見12個，最多試過一天見15個，每晚至少忙至十點才下班。

「現在比較多的壓力來源是因為疫情帶來的改變，以及社會整體氣氛。」黃宗顯說，有人因疫情感到焦慮，一天到晚擔心自己染病，原來得了驚恐症；有人因困在香港無法外遊，令原有的情緒症狀惡化；有病人因一天到晚在家工作，跟家人磨擦增加。

葉劍青是一名臨床心理學家，亦是民間心理諮詢組織「良心理政」的創辦人，為社運中情緒受創者服務。他亦認同近期香港人的情緒狀態變得更壞了。他舉例指，他在2021年這幾個月所接觸的求助者，無論是需要協助或轉介至私家服務的，都比2020年下半年多。其中部分人的創傷經驗直接來自反修例運動，也有不少市民因朋友被控感到不安，也有市民因移民問題與家人衝突等。

不過，考慮到義工過勞、政治因素等，良心理政已於2020年8月停止服務。「但我對香港整體精神健康心理情況仍然十分擔心，唯有希望be water，以其他方式服務大眾，照顧彼此。」葉劍青無奈道。

從抑鬱黑洞，到主動求助

「我知道我媽媽從來不信社工，有什麼事都自己吞下肚，但她竟然跟社工說，她參加了個家屬小組，學習如何跟情緒病復原人士相處。」

2019年於Ray來說，是最紛擾可怖的一年。他本來是專業人士，在一機構工作8年後，感覺晉升空間有限，毅然辭職，卻在找新工時碰壁。「當時把自己看得好低，情緒太差，沒能力從事本來工作。」不久後，反修例運動席捲全港，Ray幾乎每星期都參與遊行。

Ray自言個性多愁善感，情緒隨著社運起伏，卻沒有分享和宣洩的出口。他形容自己當時社交圈狹小，跟同事從不談政治，身邊幾乎沒有政見相同的朋友。2019年11月，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在將軍澳衝突現場附近的停車場墮樓不治，Ray悲痛欲絕。

當時他正為12月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做義工，惟候選人擔心大家情緒，後來取消助選活動，Ray突然失去寄託，情緒崩潰。最後他在街頭參與周梓樂悼念活動時，被警方拘捕。「被捕當刻我其實是自毀的……我腦裏只想：『不如你一槍打死我啦！』」Ray最終中了一臉胡椒噴霧，到翌日提堂時眼睛仍無法張開。

不久，他找到新工作，卻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目睹一個男子上吊自殺，死者的電話鈴聲剛巧響起，是象徵反修例支持者的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當時一大隊防暴警察接報上門，他整個人呆住。

兩天後，他決心辭職並約見精神科醫生，確診焦慮症及抑鬱症，吃了四、五多個月後停藥。後來，他開始見社工，在「一起靜」等機構定期參加靜觀共修，嘗試穩住自己。

Ray說，靜觀讓他開始爬梳內心，覺察自己情緒背後的因果。「我從小就是一個好多行為問題的小孩，會常亂發脾氣、打人。現在才明白背後有情緒需要疏導，但父母都不會懂，只會糾正你的行為，不准這樣那樣。」

他也開始察覺，自己和父母的關係，是情緒問題的一個根源。「6月15日梁凌杰在太古廣場墮樓，我好傷心，沒想過自己會這麼難過……」Ray深吸一口氣，「第二天我一早去太古廣場悼念，接受傳媒訪問，我媽媽知道後話我高調、多事，問『你都不認識他為什麼會這麼傷心？』」Ray說，當母親知道他被起訴後，很快就叫他認罪，從沒有探詢他的想法。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我的情緒長年不被接納，然後我又老是期望媽媽可以接納我的情緒。我們都知道大家互相在意對方，但又不斷互相傷害。」Ray說時，眼眶有淚。

他託社工跟媽媽說：「因為我太想媽媽明白我，太在意你的每一句話。」媽媽後來回覆，只要兒子快樂，不見面也可以。

在社工調解下，Ray開始更理解母親的成長、背景、世界觀，以至她很多行為模式不得不如此的原因。Ray現在明白，母親一輩子「所有事都靠自己一手處理」，一直習慣逆來順受，因此近年不明白Ray對社會的投入及參與。

「我知道我媽媽從來不信社工，有什麼事都自己吞下肚，」Ray眼睛紅了。

「但她竟然跟社工說，她參加了個家屬小組，學習如何跟情緒病復原人士相處。」

跟母親一樣，Ray也明白了主動求助、建立自己社群的重要性。今年7月1日，銅鑼灣發生刺警然後自殺的事件，Ray的情緒也受到影響，決定約朋友吃飯傾訴。「雖然那位朋友沒有空，約不成，我起碼懂得向會明白及了解我的人求助。」

「我用最幼稚的方法療癒自己」

「我覺得大家應該繼續有希望，覺得自己可以自主。即使環境惡劣、社會由一小撮人控制，我們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為了弄清楚自己想做什麼，怎麼處理自己的壓力來源，阿苗花了好幾年時間。

她今年近30歲，表面來看充滿童真，無厘頭，興致來了的話，即席拿起結他，用朋友的名字作一首兒歌。童真背後，阿苗心裏踽踽獨行。她跟家人關係一直頗差，其中一個家人確診精神病，她身邊也缺乏支援陪伴，同時承受著龐大的工作壓力。

2017年7月，阿苗開始出現思緒混亂的徵狀，玩Facebook玩上癮，一度以為所有內容都指向自己。阿苗形容，當時自己不斷努力，也得到當時男友支持，接觸靜觀和放鬆技巧，最後症狀完全消失。不過家人不斷勸她見精神科醫生，醫生最終確認阿苗患上思覺失調（Schizophrenia，以前被稱為精神分裂）。

在醫生建議下，阿苗開始了漫長而痛苦的服藥之路。她發現，藥物的副作用令自己停經、雙臂緊如石頭；眼部肌肉更受影響，在白天無法張開眼睛、晚上又無法合眼睡覺；早上她也難以起床，上班經常遲到，以至收到公司警告信。剛確診時，精神科醫生對阿苗說，藥吃兩年就好。兩年後阿苗問怎麼停藥，醫生取出一份科學研究，說假如停藥的話，有八成機會會復發。

阿苗唯有繼續服藥。除了應付藥物的副作用，生活、工作以至社會的壓力接踵而來。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跟身邊人政見上的分歧，更讓阿苗情緒受到不少困擾。

阿苗身邊不少親友是跟她政見不同的「藍絲」（政府和建制陣營的支持者），同時間，她也不認同不顧一切衝上前線的策略。

阿苗記得，曾經跟一個在運動衝得「好前」的朋友爭辯。「他問我為甚麼現在不是全香港人一起衝出去？為什麼得他們這班『手足』在出面？」阿苗說，自己認為「前線」朋友不顧慮全局，對政治有不符現實的想像，只會白白犧牲；網絡上許多KOL「煽風點火」，鼓勵年輕人衝，也讓她憤怒。

她在一家社會企業工作，公司老闆常常罵示威者激進、不理智，指公司才能真正改變社會。惟當阿苗向上司坦承自己因服用精神科藥物而導致上班遲到，上司說：「你這樣對其他同事不公平。難道其他同事也稱自己有精神病，我們也容許他遲到嗎？」

「我要尋回自己的人生，」經歷數年浮沉，阿苗於去年六月約滿離職，決心贏回人生自主。她決定停服精神科藥物，試試先處理生活上壓力來源，如辭掉工作、投入創作，嘗試解決情緒問題。

阿苗說，過去半年是自己逐步做到「自主生活」的時光。工作方面，她現在主要靠補習兼職賺錢，尚可維持生活，其餘時間花在寫小說及攝影創作。「創作對我來說好重要，就像留下遺言一樣，在這世界表達我自己想講的。」阿苗正自學攝影，並在參與一個鼓勵公眾跟精神病者同行的攝影計劃。

現在，若遇到負面想法來襲，阿苗會隨時隨地來一場靜觀。把手放在肩膀，感受自己所感：「我的手現在放在肩上，我聽到後面的聲浪，感受到現在很熱，太陽曬下來。」

「不用去淘寶、不用去深水埗，隨時隨地可以做，先stop負面想法。」阿苗笑著說。

一步一腳印，阿苗覺得此刻活在香港，可以從一件件改善自己狀態的小事開始做起。2021年6月12日，尚未停運的《蘋果日報》印上全版廣告——「我會留喺香港，繼續___」，讓讀者自由在空白處填寫。

阿苗最後填上兩個字——「自主」。「我覺得大家應該繼續有希望，覺得自己可以自主。即使環境惡劣、社會由一小撮人控制，我們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創傷之中，如何發展集體抗逆力？

「你所深愛的會拯救你」

「我們現在正經歷的情緒是集體情緒，是集體創傷的一部分……我們需要集體的力量去支持，」阿池對端傳媒表示。阿池今年35歲，是非暴力溝通導師，亦是「創傷同學會」創辦人之一，這個組織致力幫助香港人轉化集體創傷。

2020年11月，「創傷同學會」開始不定期舉辦一個名為「一白故事」的流動展覽，收集100個香港平常人在社會運動期間所經歷的故事，分享展出，同時設有聆聽和分享的機會。

另一位創辦人山地說，她去訪問和寫作一個個個體故事時，無法想像這些碎片故事最終會拼湊成一幅怎樣什麼圖像，又有什麼意義。「當我在展覽裏看到一班人坐在一起，有人分享時流淚，我就感到人與人間的緊密連結。」

100個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並列一起，原來有不少交疊之處：不少人出生於中港家庭、在對待人如磚頭的教育制度裏吃苦等等。創傷同學會相信，透過這種分享和連結，市民可以從創傷中發展出一種「集體抗逆力」（collective resilience）

「講什麼抗逆力、連繫好像好抽象，但其實是好簡單的，就是共鳴，當你見到別人跟你經歷相似的事情，共同承擔痛苦、共同支持。」山地說。

阿池記得，他們曾經舉辦一個轉化仇恨情緒的工作坊。一個參加者分享他對執法人員的仇恨，當他嘗試連結內心、跟仇恨對話時，情感如一片片剝開洋蔥，參加者發現，他的仇恨其實是為了保護他的，因為面前的敵人在他看來太可怕，所以要用妖魔化的方式去跟他們保持距離。

再往深處探索，他發現憤怒背後是恐懼，而埋在恐懼底下的是悲傷，而悲傷源自他對香港的，想保護身邊人的渴望——亦即是愛。

「就像 Rumi (十三世紀波斯詩人) 所講，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 (原文為：this turning toward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你所深愛的會拯救你，當我們了解自己情緒背後真正重視的是什麼，就會跟所珍重的建立連繫，然後那種內在愛的力量會把我們療癒。」阿池說。

面對難以承受的苦難，創傷同學會主張從中尋找一個「有意義並且連貫的故事」，讓自己更理解苦難背後的意味。「如果我們面對逆境時把它視為威脅，其實我們受傷程度會增加；但如果我們有多點方法或能力把它視為挑戰，雖然我未必擁有應付挑戰的能力，但我可以去增強它，幫我去回應及度過這種挑戰。」創傷同學會另一創辦人小曹說。

不過，在太多情緒和壓力的時候，談轉化和理解也不容易。由正念導師阿樂創辦的「一起靜」，正提供一個讓市民放下手機和紛擾，共同修習正念的平台。

「當我們訓練這顆心不被判斷影響，不被偏見帶走，其實你看世界的方式會更廣闊，因為手上多了方法及角度讓我們檢視現時的狀況。」阿樂說，當我們停下來，回到呼吸，「我們可深刻地留意歷史上有沒有任何一種好或是壞的處境能千秋萬代，內在智慧會為你說明，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有了這份智慧，我們即使面對再壞的處境，也能抱持改變的信心。」

不久前，法庭裁決Ray無罪釋放，令他終於放下心頭大石。現在他決定先好好照顧自己，雖然很重視母親，但他還是打算暫時斷絕跟媽媽的聯繫，只通過一個社工當中間人傳話，有需要時向好友尋求支援。

「現在我對自己的信心回來了，起碼我知道就算找不到全職，也可養活自己。我明白我是有選擇的，不像以前覺得自己沒有選擇，很絕望。」Ray說。

阿苗亦在微小的事情上投入心力。最近，她開始了一個自稱無厘頭的計劃：寫一篇小說。她一頭栽入想像，若果這個世界不以貨幣交易的話，可以什麼方式運作？世界會更溫暖嗎？生產會更有價值嗎？起初朋友笑她白痴，但也有人開始跟她一起認真臆想——沒有貨幣，通脹通縮怎麼處理？還可以有工廠流水式生產嗎？ 阿苗越寫越認真。

「其實我不是幼稚，我是絕望。你問我怎樣療癒自己？我想這個是一個方法，我找一個答案給自己。當這個世界無法給你答案，我怎能繼續在這個社會自處，繼續走下去？或許這聽來幼稚（指小說），但為什麼不行呢？」

「我想我們都需要重新詮釋，什麼叫做活得真實。」阿池說，他認為，當下香港人的命題，是首先要活得真實，與自己內在連結，誠實的面對恐懼、麻木、悲傷等情緒。

阿池的拍檔小曹說，美國學者Joanna Macy所提倡的讓他深受啟發。Joanna Macy是一名佛教學者，長年參與保護生態及反核的社會運動；她在見証伙伴因未能促成社會改變而感絕望後，為行動者整合一套學說及實踐方法，助他們回復心志，其中一個建議是，「試試從小事上經歷自己是行動的主體，是有影響力的，無論多小也好。」

一切可以從小事開始。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Ray, Chloe, 阿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