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仇恨、哀痛与愧疚：高压时代，香港人如何情绪自救？

去年六四，Ray参加一个正念共修工作坊的分享时，突然崩溃大哭。他想起1989年，父母带著年幼的自己去维园，买了一个民主女神像，现在父母已经不太关心民主进程；现在，他因为反修例运动被起诉，案件即将开庭，内心充满忧虑。

“好像山洪爆发一样，”Ray说。今年六四，烛光晚会再被警方禁止，他特意避开维园现场，在家点燃蜡烛，平静悼念。“我现在更懂得放下执著。”过去两年，他经历巨大的情绪创伤，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走过一段艰辛的自救过程。

过去两年香港大地震，反修例运动发展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运，触发巨大管治危机，北京和港府随后以通过港区国安法和全面整顿来处理民意。社会急剧转变，不少市民情绪翻搅，却似乎没有一个倾倒的出口。

香港心理卫生会于2020年进行全港抑郁指数调查，收集1366份问卷，发现23%的受访者抑郁情况达到需要关注级别，而首三个最让港人受困扰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及社会动荡、疫情以及与家人关系。另外，权威医学期刊《刺针》于2020年发表由香港大学进行的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9月至11月期间，22%港人疑似患有抑郁症或创伤后遗症。

向外求索不得，有人选择走进内心，开始一段段面对仇恨、愤怒、哀伤、悔恨的向心旅程。我们采访了几个平常香港人，以及数个致力于情绪健康的平台，探索在面对种种社会和个人问题的辗压之时，人们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每日绝望之时，来一场静观

“你要好有意志力、好有勇气，才可生活得比较像样。”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时，Chloe每一天都在社交媒体上滑动，掀过一页页怒骂、愤恨、哀痛。当时她决定每天静观半小时，自拍缩时影片放上Instagram Story，挑战维持一星期，行动虽微小，起码让朋友滑stories时，有一刻宁静。

Chloe廿多岁，在大学任职文员，她的人生没有高低跌宕的经历，仅偶尔在个人生活上遇到小挫折，近年则因为政治气压而感到难过。

最近，她一个朋友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到那一刻，就觉得国安法其实好近。”Chloe说，得知消息那天，她在上班，突然陷入深沉的绝望，胸口翳闷。她尝试做一个静观练习，帮自己稳住心神。

过去两年多，静观作为一种修练，为她增加了一些生活勇气。静观，英文为“Mindfulness”，是近年流行的心灵练习，练习者需集中注意力，留意呼吸或身体反应，培养专注力及觉察力；静观期间，如果偶尔分心，只须观察脑中念头，温柔提醒自己再觉察呼吸或身体反应，无须批判。在静观界看来，现代人的身体和情绪反应，很多时候就像长期无人驾驶的汽车一样，只是以恒常反应回馈外在刺激，不觉察自己的状态，心神被过去和未来所占据，忘记平静拥抱当下。

追溯根源，静观跟佛教“正念”有较深渊源，“正念”是佛教脱苦达涅槃之境的“八正道”之一，意为记忆及清晰觉察，须配合另外七道方能悟道。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静观之父卡巴金（Jon Kabat-Zinn）在修习佛法后，把观察呼吸及身体反应的静观练习从佛法抽出，应用于减压、治疗长期痛症之中，令静观大大普及化。目前香港大部分推广静观的机构也跟循卡巴金的教学，采用“静观”一词，但部份跟佛学有连系的机构则采用“正念”一词。

Chloe说，练习静观后，一些念头仍然会萦绕不散，而且香港每日新闻不断，刺激情绪的消息一直都在，但她觉得，不要回避，而是要面对自己的感受，察觉它，消化它。

“静观的时候会有许多念头从你脑中浮现，不须急于把它压下去，而是note（注意）它的存在，渐渐地它会自己过去。”她说，“许多人经历创伤后，都尝试跟世界隔绝，什么也不理会。但静观所培养的觉察力就继续让自己去感觉。”

Chloe不希望失去对世界的敏感度。现在的她更在意要过好每日的生活，戒掉坏习惯，栽种好习惯。为了对抗拖延症，Chloe开始戒掉睡前看手机和早上赖床的习惯。不久前，她读到一个研究指出，“冷感跟人的情绪有关系，所以外国有心理医生建议抑郁症病人去冲冻水凉或跳冰湖”，于是就开始尝试洗冷水澡。

“当大家对社会不抱什么希望、不知道可做什么时，其实你努力做好生活琐碎小事，已需要好多气力。你要好有意志力、好有勇气，才可生活得比较像样。”Chloe说。

一些同事正在计划移民或出国读书，未来大家不知会否各奔东西，但Chloe打算珍惜当下，最近和同事们一起搞运动会。

精神科医生黄宗显经营私人诊所，拥有19年经验，他发现，近年香港人整体精神状态变得更差了。在2019年，他大约每天见10个病人，现在差不多每天见12个，最多试过一天见15个，每晚至少忙至十点才下班。

“现在比较多的压力来源是因为疫情带来的改变，以及社会整体气氛。”黄宗显说，有人因疫情感到焦虑，一天到晚担心自己染病，原来得了惊恐症；有人因困在香港无法外游，令原有的情绪症状恶化；有病人因一天到晚在家工作，跟家人磨擦增加。

叶剑青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亦是民间心理咨询组织“良心理政”的创办人，为社运中情绪受创者服务。他亦认同近期香港人的情绪状态变得更坏了。他举例指，他在2021年这几个月所接触的求助者，无论是需要协助或转介至私家服务的，都比2020年下半年多。其中部分人的创伤经验直接来自反修例运动，也有不少市民因朋友被控感到不安，也有市民因移民问题与家人冲突等。

不过，考虑到义工过劳、政治因素等，良心理政已于2020年8月停止服务。“但我对香港整体精神健康心理情况仍然十分担心，唯有希望be water，以其他方式服务大众，照顾彼此。”叶剑青无奈道。

从抑郁黑洞，到主动求助

“我知道我妈妈从来不信社工，有什么事都自己吞下肚，但她竟然跟社工说，她参加了个家属小组，学习如何跟情绪病复原人士相处。”

2019年于Ray来说，是最纷扰可怖的一年。他本来是专业人士，在一机构工作8年后，感觉晋升空间有限，毅然辞职，却在找新工时碰壁。“当时把自己看得好低，情绪太差，没能力从事本来工作。”不久后，反修例运动席卷全港，Ray几乎每星期都参与游行。

Ray自言个性多愁善感，情绪随著社运起伏，却没有分享和宣泄的出口。他形容自己当时社交圈狭小，跟同事从不谈政治，身边几乎没有政见相同的朋友。2019年11月，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在将军澳冲突现场附近的停车场堕楼不治，Ray悲痛欲绝。

当时他正为12月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做义工，惟候选人担心大家情绪，后来取消助选活动，Ray突然失去寄托，情绪崩溃。最后他在街头参与周梓乐悼念活动时，被警方拘捕。“被捕当刻我其实是自毁的……我脑里只想：‘不如你一枪打死我啦！’”Ray最终中了一脸胡椒喷雾，到翌日提堂时眼睛仍无法张开。

不久，他找到新工作，却在毫无心理准备下，目睹一个男子上吊自杀，死者的电话铃声刚巧响起，是象征反修例支持者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当时一大队防暴警察接报上门，他整个人呆住。

两天后，他决心辞职并约见精神科医生，确诊焦虑症及抑郁症，吃了四、五多个月后停药。后来，他开始见社工，在“一起静”等机构定期参加静观共修，尝试稳住自己。

Ray说，静观让他开始爬梳内心，觉察自己情绪背后的因果。“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多行为问题的小孩，会常乱发脾气、打人。现在才明白背后有情绪需要疏导，但父母都不会懂，只会纠正你的行为，不准这样那样。”

他也开始察觉，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是情绪问题的一个根源。“6月15日梁凌杰在太古广场堕楼，我好伤心，没想过自己会这么难过......”Ray深吸一口气，“第二天我一早去太古广场悼念，接受传媒访问，我妈妈知道后话我高调、多事，问‘你都不认识他为什么会这么伤心？’”Ray说，当母亲知道他被起诉后，很快就叫他认罪，从没有探询他的想法。

“我觉得最大问题是我的情绪长年不被接纳，然后我又老是期望妈妈可以接纳我的情绪。我们都知道大家互相在意对方，但又不断互相伤害。”Ray说时，眼眶有泪。

他托社工跟妈妈说：“因为我太想妈妈明白我，太在意你的每一句话。”妈妈后来回复，只要儿子快乐，不见面也可以。

在社工调解下，Ray开始更理解母亲的成长、背景、世界观，以至她很多行为模式不得不如此的原因。Ray现在明白，母亲一辈子“所有事都靠自己一手处理”，一直习惯逆来顺受，因此近年不明白Ray对社会的投入及参与。

“我知道我妈妈从来不信社工，有什么事都自己吞下肚，”Ray眼睛红了。

“但她竟然跟社工说，她参加了个家属小组，学习如何跟情绪病复原人士相处。”

跟母亲一样，Ray也明白了主动求助、建立自己社群的重要性。今年7月1日，铜锣湾发生刺警然后自杀的事件，Ray的情绪也受到影响，决定约朋友吃饭倾诉。“虽然那位朋友没有空，约不成，我起码懂得向会明白及了解我的人求助。”

“我用最幼稚的方法疗愈自己”

“我觉得大家应该继续有希望，觉得自己可以自主。即使环境恶劣、社会由一小撮人控制，我们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为了弄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怎么处理自己的压力来源，阿苗花了好几年时间。

她今年近30岁，表面来看充满童真，无厘头，兴致来了的话，即席拿起结他，用朋友的名字作一首儿歌。童真背后，阿苗心里踽踽独行。她跟家人关系一直颇差，其中一个家人确诊精神病，她身边也缺乏支援陪伴，同时承受著庞大的工作压力。

2017年7月，阿苗开始出现思绪混乱的征状，玩Facebook玩上瘾，一度以为所有内容都指向自己。阿苗形容，当时自己不断努力，也得到当时男友支持，接触静观和放松技巧，最后症状完全消失。不过家人不断劝她见精神科医生，医生最终确认阿苗患上思觉失调（Schizophrenia，以前被称为精神分裂）。

在医生建议下，阿苗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服药之路。她发现，药物的副作用令自己停经、双臂紧如石头；眼部肌肉更受影响，在白天无法张开眼睛、晚上又无法合眼睡觉；早上她也难以起床，上班经常迟到，以至收到公司警告信。刚确诊时，精神科医生对阿苗说，药吃两年就好。两年后阿苗问怎么停药，医生取出一份科学研究，说假如停药的话，有八成机会会复发。

阿苗唯有继续服药。除了应付药物的副作用，生活、工作以至社会的压力接踵而来。在反修例运动期间，跟身边人政见上的分歧，更让阿苗情绪受到不少困扰。

阿苗身边不少亲友是跟她政见不同的“蓝丝”（政府和建制阵营的支持者），同时间，她也不认同不顾一切冲上前线的策略。

阿苗记得，曾经跟一个在运动冲得“好前”的朋友争辩。“他问我为甚么现在不是全香港人一起冲出去？为什么得他们这班‘手足’在出面？”阿苗说，自己认为“前线”朋友不顾虑全局，对政治有不符现实的想像，只会白白牺牲；网络上许多KOL“煽风点火”，鼓励年轻人冲，也让她愤怒。

她在一家社会企业工作，公司老板常常骂示威者激进、不理智，指公司才能真正改变社会。惟当阿苗向上司坦承自己因服用精神科药物而导致上班迟到，上司说：“你这样对其他同事不公平。难道其他同事也称自己有精神病，我们也容许他迟到吗？”

“我要寻回自己的人生，”经历数年浮沉，阿苗于去年六月约满离职，决心赢回人生自主。她决定停服精神科药物，试试先处理生活上压力来源，如辞掉工作、投入创作，尝试解决情绪问题。

阿苗说，过去半年是自己逐步做到“自主生活”的时光。工作方面，她现在主要靠补习兼职赚钱，尚可维持生活，其余时间花在写小说及摄影创作。“创作对我来说好重要，就像留下遗言一样，在这世界表达我自己想讲的。”阿苗正自学摄影，并在参与一个鼓励公众跟精神病者同行的摄影计划。

现在，若遇到负面想法来袭，阿苗会随时随地来一场静观。把手放在肩膀，感受自己所感：“我的手现在放在肩上，我听到后面的声浪，感受到现在很热，太阳晒下来。”

“不用去淘宝、不用去深水埗，随时随地可以做，先stop负面想法。”阿苗笑著说。

一步一脚印，阿苗觉得此刻活在香港，可以从一件件改善自己状态的小事开始做起。2021年6月12日，尚未停运的《苹果日报》印上全版广告——“我会留喺香港，继续___”，让读者自由在空白处填写。

阿苗最后填上两个字——“自主”。“我觉得大家应该继续有希望，觉得自己可以自主。即使环境恶劣、社会由一小撮人控制，我们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创伤之中，如何发展集体抗逆力？

“你所深爱的会拯救你”

“我们现在正经历的情绪是集体情绪，是集体创伤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集体的力量去支持，”阿池对端传媒表示。阿池今年35岁，是非暴力沟通导师，亦是“创伤同学会”创办人之一，这个组织致力帮助香港人转化集体创伤。

2020年11月，“创伤同学会”开始不定期举办一个名为“一白故事”的流动展览，收集100个香港平常人在社会运动期间所经历的故事，分享展出，同时设有聆听和分享的机会。

另一位创办人山地说，她去访问和写作一个个个体故事时，无法想像这些碎片故事最终会拼凑成一幅怎样什么图像，又有什么意义。“当我在展览里看到一班人坐在一起，有人分享时流泪，我就感到人与人间的紧密连结。”

100个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并列一起，原来有不少交叠之处：不少人出生于中港家庭、在对待人如砖头的教育制度里吃苦等等。创伤同学会相信，透过这种分享和连结，市民可以从创伤中发展出一种“集体抗逆力”（collective resilience）

“讲什么抗逆力、连系好像好抽象，但其实是好简单的，就是共鸣，当你见到别人跟你经历相似的事情，共同承担痛苦、共同支持。”山地说。

阿池记得，他们曾经举办一个转化仇恨情绪的工作坊。一个参加者分享他对执法人员的仇恨，当他尝试连结内心、跟仇恨对话时，情感如一片片剥开洋葱，参加者发现，他的仇恨其实是为了保护他的，因为面前的敌人在他看来太可怕，所以要用妖魔化的方式去跟他们保持距离。

再往深处探索，他发现愤怒背后是恐惧，而埋在恐惧底下的是悲伤，而悲伤源自他对香港的，想保护身边人的渴望——亦即是爱。

“就像 Rumi (十三世纪波斯诗人) 所讲，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 (原文为：this turning toward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你所深爱的会拯救你，当我们了解自己情绪背后真正重视的是什么，就会跟所珍重的建立连系，然后那种内在爱的力量会把我们疗愈。”阿池说。

面对难以承受的苦难，创伤同学会主张从中寻找一个“有意义并且连贯的故事”，让自己更理解苦难背后的意味。“如果我们面对逆境时把它视为威胁，其实我们受伤程度会增加；但如果我们有多点方法或能力把它视为挑战，虽然我未必拥有应付挑战的能力，但我可以去增强它，帮我去回应及度过这种挑战。”创伤同学会另一创办人小曹说。

不过，在太多情绪和压力的时候，谈转化和理解也不容易。由正念导师阿乐创办的“一起静”，正提供一个让市民放下手机和纷扰，共同修习正念的平台。

“当我们训练这颗心不被判断影响，不被偏见带走，其实你看世界的方式会更广阔，因为手上多了方法及角度让我们检视现时的状况。”阿乐说，当我们停下来，回到呼吸，“我们可深刻地留意历史上有没有任何一种好或是坏的处境能千秋万代，内在智慧会为你说明，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有了这份智慧，我们即使面对再坏的处境，也能抱持改变的信心。”

不久前，法庭裁决Ray无罪释放，令他终于放下心头大石。现在他决定先好好照顾自己，虽然很重视母亲，但他还是打算暂时断绝跟妈妈的联系，只通过一个社工当中间人传话，有需要时向好友寻求支援。

“现在我对自己的信心回来了，起码我知道就算找不到全职，也可养活自己。我明白我是有选择的，不像以前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很绝望。”Ray说。

阿苗亦在微小的事情上投入心力。最近，她开始了一个自称无厘头的计划：写一篇小说。她一头栽入想像，若果这个世界不以货币交易的话，可以什么方式运作？世界会更温暖吗？生产会更有价值吗？起初朋友笑她白痴，但也有人开始跟她一起认真臆想——没有货币，通胀通缩怎么处理？还可以有工厂流水式生产吗？ 阿苗越写越认真。

“其实我不是幼稚，我是绝望。你问我怎样疗愈自己？我想这个是一个方法，我找一个答案给自己。当这个世界无法给你答案，我怎能继续在这个社会自处，继续走下去？或许这听来幼稚（指小说），但为什么不行呢？”

“我想我们都需要重新诠释，什么叫做活得真实。”阿池说，他认为，当下香港人的命题，是首先要活得真实，与自己内在连结，诚实的面对恐惧、麻木、悲伤等情绪。

阿池的拍档小曹说，美国学者Joanna Macy所提倡的让他深受启发。Joanna Macy是一名佛教学者，长年参与保护生态及反核的社会运动；她在见证伙伴因未能促成社会改变而感绝望后，为行动者整合一套学说及实践方法，助他们回复心志，其中一个建议是，“试试从小事上经历自己是行动的主体，是有影响力的，无论多小也好。”

一切可以从小事开始。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Ray, Chloe, 阿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