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的中共組織

近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全球最大政黨之一，在權力結構、動員和基層組織上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伴隨着的，則是其目標和路線上的調整與改變。

近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全球最大政黨之一，在權力結構、動員和基層組織上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伴隨着的，則是其目標和路線上的調整與改變。

在2012年之前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進行了一系列黨內放權改革。一方面，在胡温時代缺少「核心」與「九龍治水」的黨內，暗含着更強烈的權力鬥爭；另一方面，黨也有將自己的流程對接到民主分權話語的考量。在中共建黨90週年大會上，胡錦濤的報告中就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和「黨內民主」。在具體實踐上，這意味着高層人事任免權力不再是僅僅掌握在黨中央手中，而是增加了很多推選和各層級的差額投票環節。

在習時代，這些嘗試被「糾正」過來。2017年10月由新華社刊發的，對十九大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產生方式的介紹中，有這樣一句話：「不搞『大會海推』『劃票打勾』——把堅持黨的領導同充分發揮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實現有質量、講實效的民主」。這段話的言下之意是，先前的黨內投票和推選模式導致「拉票、賄選等諸多弊端」，黨要回到更講紀律的人事組織模式上來，通過上級對下級的談話、審查，來確定新的高級幹部人選。

習近平時代注重突出黨的地位，並重視黨在社會各個領域的呈現。在胡温時代，黨委延續着黨政分工的傳統。人們常常發現政府主官比黨委書記亮相更多。但在習時代，黨委不僅是實質上領導，也恢復了形象上的地位。毛澤東的名言「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被再次提起，2016年被重新定為重要政治原則，隨即在2017年寫入黨章；2018年，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伴隨着這些意識形態推進的，是黨組織的不斷下沉——私營公司、社會機構都紛紛成立黨支部。黨採取更「進取」高調的姿態，滲入社會的毛細血管。

習時代對黨組織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也給黨員群體增加了更多從上至下的壓力。

反腐敗工程則打擊了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黨員團體。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許多人認為中共從一個革命政黨蜕變為了一個「既得利益群體」或「精英統治群體」，以至於「新儒家」之一的清華大學外籍教授貝淡寧（Daniel Bell）曾經建議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精英聯盟」。習上任之後發動了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反腐運動。儘管這一運動可以同時理解為對政敵的清肅，但其效果確實是令黨內的既有縱向橫向連接、抱團與利益輸送管道遭到了打擊，並被置於更多的監視之下。習時代出台的「八項規定」對用車、宴請等場合做出了各種限制。與此同時原有的官場也經歷了大規模的洗牌。根據端傳媒在2016年的梳理，中共十八大之後僅僅四年內，就有13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和10名中央委員因反腐落馬。

對黨的大規模整頓，也使得黨的權力空前集中化。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曾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提到，中共相比蘇共，擁有黨組織上的極大靈活性——中共無法用集權或分權的框架來概括，而是存在一種「游擊隊模式」，地方政府可以有靈活試驗新改革的權力。不同地方黨政機關間也相互競爭。但在習時代，更為強調的是「頂層設計」、「全國一盤棋」。具體而言，地方的很多決策權都被上收。競爭模式仍然存在，但指揮棒收歸中央。地方要競相努力去爭奪中央的認可。中央要是沒有定論的，地方就沒有積極性去做。這樣的黨政組織在2020年的疫情初期尤為明顯——在中央未有及時反應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似乎缺少了防疫工作的許多自主權。而一旦中央開始統籌，地方又格外雷厲風行層層加碼。

從基層角度看中共在習時代的變化，最醒目的是基層黨組織陡增的工作量。一邊，習時代的各種黨政命令從上到下需要大量人手執行——無論是扶貧，還是環保，又或是如今的防疫，都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以至於基層黨組織常常要超負荷運轉，「因公殉職」的猝死常見諸報導。另一邊，「黨組織建設」要求基層投入更多時間以團隊為單位碰頭、聚集——意味着更多的會議、學習會、生活會……黨的組織生活全面佔領了黨員的日常生活，身為黨員彷彿要不斷經歷員工培訓一般，考驗「忠誠」和其他各方面的能力。

「組織」是習時代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改變之一。也許不少人會認為，這些安排只在乎效忠和向上「看齊」，但這些變化首先是一種動員——黨的不斷出現使身在其中和其外的每個中國人都開始意識到它的特殊地位。但對黨的不斷整頓則又使得黨的形象，尤其是基層民眾眼中的黨的形象開始和「既得利益精英」拉開距離。這些年筆者碰到的很多人，尤其是內陸和鄉鎮地區的人，都認為習時代的腐敗變少了，至少那種「辦什麼事情都要錢」的時代過去了。腐敗當然存在，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在崛起。但至少在當下，習時代對黨組織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也給黨員群體增加了更多從上至下的壓力。這是中共黨組織數十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儘管它完全沒有訴諸群眾運動的毛時代模式。

中共與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並非靜止。過去十年，社會的改變是巨大的，中共的變化也是與之同步的。

中共對黨員群體的重新組織伴隨着中國社會在過去十年間的變化。論述中共鉅變時，許多論者往往將黨組織的變化動力，理解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願望或人與人之間權力鬥爭的結果，卻沒有意識到：中國社會並非靜止。過去十年，社會的改變是巨大的，中共的變化也是與之同步的。

過去十年的中國，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其變化，可稱為「中國現代性」的建立。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提升了整整十個百分點，到達60%。人均GDP也邁過了標誌着中等收入國家的1萬美元門檻。不過，現代性也不僅僅是看這些指標，中國社會近些年來的不少變化快速助推國人邁入「現代社會」。這意味着，過去十年對很多人來說有「質變」的主觀感受——儘管它也許更多是在感官層面的效果。

高鐵是這種「中國現代性」的最顯著標志。2010年底時，中國高鐵總里程還是8358公里，2020年底則已經達到了3.79萬公里。初時，高鐵被不少知識分子和媒體人認為是昂貴的大白象工程。但十年前也許不太能預見到的是：高鐵作為一種比飛機更大眾和更方便的快速交通工具，在時間和空間上改變了國人的理解。尤其是，在2010年時，高鐵還是主要連接着主幹線上的大城市；2020年的高鐵已經擴展連接起了許多中小城市和縣城。高鐵帶來的時空壓縮，全套設備的全國標準化，帶給一般人的是對國土和空間同樣的標準化理解。

和高鐵扮演着類似角色，在時間和空間上把中國國土空間「拉平」的還有過去十年的互聯網平台——這些幾乎是壟斷中國人互聯網消費生活的在線購物平台與通達各地的物流網絡同樣帶來了標準化和「現代化」的生活——如今農村居民也熱衷於通過智能手機在短視頻平台「快手」和「抖音」上接收時尚廣告——如何給村裏的房子做現代化裝修，什麼家私值得采購——然後再在淘寶或拼多多上下單，去鄉上或縣裏的快遞中轉站提貨。

中共非常敏鋭地意識到了現代化在意識形態和生活經驗上對中國人的吸引力。和單純強調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的「績效合法性」概念不同，現代化是帶有歷史神學乃至宗教效果的。在近年來的文宣中，黨非常喜歡的主題之一便是基礎設施上的那些超級工程——像紀念碑一樣在大地上崛起的巨型建築。3月底，中共頒布了一批「建黨百年紅色旅遊精品線路」，其中大量列入了新近建設的巨型工程——橫跨珠江口的港珠澳大橋、扎哈·哈迪德設計的北京大興機場、專門計劃了航天旅遊的海南衞星發射基地，乃至杭州的「未來科技城」。這些建築都是現代化工程的巨型符號，它超越了「改善生活」的層面，帶有引領、定義、展開現代性的某種神聖意味。而這些旅遊線路也帶有了對中式現代性朝聖、膜拜的潛台詞。

同時進行的，是習時代中共中央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的加強控制。通過組建各種隸屬黨中央的小組，習時代的行政權力事實上收歸了中共中央。通過權力的集中，北京的中共中央對地方行政的指揮、控制達到了新的高度，也因此得以在過去十年出台一系列的社會改造工程，從上到下予以推廣。

中共的歷史論述邏輯也類似：它褒揚中共作為執政黨提供的「中式現代化」圖景和公共服務。這些圖景的背後也藴含着對社會中各種異質性力量的嚴格壓制。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程大多數都圍繞着現代性問題展開。比如供給側改革，就是大力偏向城市中產的經濟調整手法，旨在將整個經濟結構調整到以中產和內需的動力為驅動——儘管其效果值得商榷。精準扶貧也是類似的全國動員，很多人將之理解為某種「躍進」式的形象工程。但細看各地的具體執行，精準扶貧尤為強調讓農民成為現代的工人、小業主或城鎮居民，希望將農村的人和其他生產要素納入到城市中產驅動的整個經濟機器中。環境整治運動也是一樣：中產對「藍天」的需要在2010年前後的種種街頭環境運動中達到了頂點，這部分的需求則在過去十年中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形式成為了最高指示。2017年發生在北京和許多其他城市的「低端人口清退」也並非外在於這個範疇，對城市的「美化」和「消費升級」，既是政治目標，也藴含在扶持更「高級」中產階級經濟的命題之內。

2020年至今被熱議的老齡化、少子化、產業升級、金融整頓和內卷化的經濟形勢，乃至國內國外「雙循環」，其實都是對中產社會和中式現代性的焦慮。這些焦慮既有對中國社會是否能真正進入現代，加入乃至自行成為「國際標準」的疑問，也包括了「現代」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所引起的慌亂。應對這些，中共的做法也非常明顯：一方面，執政黨繼續提供大量的基建類公共產品，另一方面，中共用「正規化」對傳統中國社會施加爭議巨大的改造——社會徵信系統和失信執行系統是讓社會更加規矩和「現代」的法治武器。而對傳統的「社會中的社會」——如少數民族群體、灰色的「江湖中國」的規訓和管理，則不僅僅是從政治考慮出發，也包含了為「中式現代化」掃平語言、族群和地域障礙的邏輯。在這一點上，經濟專家和鐵腕官員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市場，同一群工作者和消費者，同一種現代化。

曾經在冷戰結束時提出「歷史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在近年的著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提到，威權國家不一定就不能回應民眾的訴求。政府對社會負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這包括了基礎設施、公共衞生、再分配，以及阻止政府權力的衰敗——福山將衰敗理解為人類本性中關懷親友的部分天性介入政治，把政治導向裙帶分肥。而「現代」意味着政府有相對於這種裙帶分肥的獨立性，並能夠阻止這種趨勢影響政府提供基本服務。福山認為這樣的政府恰恰容易是戰爭體制的產物——如19世紀的普魯士在戰爭中為今日的德國高效官僚體系奠定了基礎。

從「中式現代化」的角度觀察，中共過去十年的一些邏輯，和福山的觀察是類似的：它大力打擊已有的社會網絡，把社會進一步帶向均質化的現代化。中共的歷史論述邏輯也類似：它褒揚中共作為執政黨提供的「中式現代化」圖景和公共服務。這些圖景的背後也藴含着對社會中各種異質性力量的嚴格壓制。

中共版本的「輝格史」

無論是毛和鄧，還是江和胡的時代，都為今天的時代服務，這才是百年大慶時代黨史論述中的歷史哲學，一種中共版本的「歷史的輝格解釋」。

相比改革開放時代的「績效合法性」，習時代的中共更注重結合「現代性」，創造出屬於中共的歷史哲學，尤其是注重「信仰」——在黨和社會，執政者和群眾的關係中，注入某種超越性價值。

在論述中共歷史時，毛派和自由派各自從「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中提煉出了一套超越性的價值。對前者而言，超越性是平等主義和宗教意味式的共產主義；對後者而言，超越性是要加入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潮流，令中國社會實現「普世價值」。習時代的中共甫一上台就表示「前後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放到今日，我們會看得更清楚一些：十年來意識形態和社會建構的結果是，習時代的中共在創造自己時代的超越性價值，而毛時代和鄧時代生長出的兩種超越性都被放在一邊，雙重架空了。

我們不妨對比如今出版的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和2001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舊版本相比。「百年大慶」版本的黨史明顯在歷史哲學，尤其是歷史和今天的關係定義上產生了新的變化。在舊版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僅僅在改革開放一章的標題中出現。相比當年的版本，2021年的版本則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新整理了歷史線索。毛時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最終定性是「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相應地，鄧小平時代的定性是「偉大歷史轉折」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江澤民時代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推向21世紀」；胡錦濤時代的一章標題則是「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歷史最終達到習時代的一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換句話說，我們會發現，在習版本的歷史哲學中，整個中共的發展都被歸納為了從歷史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歷史上的一切都在哲學層面上有了主次的區分和邏輯上的勾連——歷史是為了今天的局面，歷史是今天現實的台階，而今天的現實則是中國現代史的最高階段。無論是毛和鄧，還是江和胡的時代，都為今天的時代服務，這才是百年大慶時代黨史論述中的歷史哲學，一種中共版本的「歷史的輝格解釋」。

通過把自己定義為現代性的代表，把當下定義為歷史進程的高階段，當今的中共歷史敘事就達到了繞開歷史而定論現實的效果：既然強調的是當下，歷史到底是什麼，就變成了一個次要的問題。

這種史觀和十年之前的眾多歷史討論形成了鮮明的區別。在那些歷史討論或者敘事（無論是毛派的還是自由派的）中，人們更多討論的是過去歷史的正義性問題。毛派認為改革開放背叛了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自由派認為毛時代的政治暴力乃至1989年的暴力鎮壓是背逆了人性。習時代的中共歷史敘事恰恰不依循這樣追求「歷史正義」的哲學來編織。通過把自己定義為現代性的代表，把當下定義為歷史進程的高階段，當今的中共歷史敘事就達到了繞開歷史而定論現實的效果：既然強調的是當下，歷史到底是什麼，就變成了一個次要的問題。

這種做法讓毛派和自由派都陷入了兩難：只要人們相信今天足夠好，那麼歷史正義與否就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況且，歷史的複雜性和衝突性足夠令絕大多數人厭倦、不耐煩，人們和自由派與毛派一樣追求為歷史「定論」，但卻並不那麼在意「正義」的問題，畢竟，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重新編織和整頓歷史，最終是為了輕裝前行。在這種境況下，越是強調歷史對當下負有的責任，人們就越快遺忘，越想遺忘。

這樣一種歷史建構，倒是耐人尋味地和冷戰結束時自由派建構的美國史有相似之處。在1990年冷戰結束時，美國其實不再是冷戰開始的美國。羅斯福時代的「新政體制」已經整個被新自由主義的「里根革命」所顛覆。這種演變正巧配合着蘇聯的解體，形成了「里根模式勝利」的假象。冷戰的結束也就成為了冷戰史（尤其是蘇聯史和新政時代的美國史）被遺忘和藏入冷宮的過程。我們可以說，冷戰結束是里根模式的「入關學」時刻。「入關學」是中國內地一部分國家主義網民發明的一個術語，把中國崛起比喻為滿清入關，意味着先不要管合法性論述，只要「攻佔中原」，自然能有「博學大儒」為自己辯護。如今，以「今天」和「現代」為聚焦的中共黨史論述，也帶上了一層「入關學」的味道。也許，人類天然就喜愛「歷史終結」——無論終結的是什麼歷史。

這一切並不意味着中共就不會面對危機與挑戰了。儘管我們可以想見，在新冷戰的態勢下，外界壓力越大，對中共就越有利，這是因為雖然中國中產對習時代有許多批評，但習時代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顧及與扶持着作為一個抽象整體的中國中產階級對現代性的需要。對時代的觀察者們來說，還有一個更困難的問題：無論說它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威權主義也好，過去十年發生在中國的這種帶着全面現代化乃至創造一種新的現代化模式野心的統治傾向，的確是可以在其中幾個側面被解讀為「進步」和「現代性」的，而這些「進步」與現代性，又和威權、壓制、父權家長制的統治風格緊密結合。未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一種極為矛盾的現象？

儘管福山常常預測錯誤，但在這裏不妨借用他的一個解釋框架，也許在未來，和許多其他國家相同的問題也會同樣發生在中共治下：福山認為現代社會藴含着一個基本的矛盾——原子化的現代社會中，傳統的小共同體關係崩解，大眾動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大眾動員會賦予普通人極大的政治參與熱情，當現代政府無法完全消化這些熱情的時候，整個系統就會出現危機。

過去十年，中國共產黨一面在組織和實務上證明自己和其他政黨不同，這個過程本身卻又極為依賴龐大的宣傳動員系統來傳播。這個傳播雖然有着明顯的壓制性，卻也對許多年輕一代和普通人都起到了動員政治熱情的效果。這意味着「講故事」和「做事情」正在慢慢形成微妙的緊張。隨着中國現代性被抬上歷史哲學的位置，隨着中國社會越來越「現代」，這其中的張力乃至危險，在未來會如何發展下去？

（黃暉，中國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