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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台灣的新聞和相關臉書，都有種坐時光機之感，路上空無一人，醫護人員手持鼓勵標語自拍，出入公共場所要刷QR碼，分享在家不出門時應該幹嘛，這都是去年世界各國經歷過的事。
當然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是特殊的，其他場域的人也不必特別跑去台灣人面前說「哎呀這些我們都經歷過了啦」。
但從群體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次疫情爆發，可說是對台灣社會「特殊性」（particularism）意識形態的巨大撞擊。
因為與中國的歷史糾結，台灣的國際處境特殊，在多數的台灣人心中，這種因歷史而產生的特殊性其實是負面的，所以有許多人會說希望台灣是一個「正常」國家，「正常」，就是去除特殊性之意。
然而在過去一年多，因為防疫的成功，這種特殊性突然逆轉成一種正面的事，在全世界被疫情肆虐之際，台灣幾乎不受任何的影響，台灣社會的主流輿論認為台灣是特殊自外於世界的，（其實和台灣一樣有島國地理優勢的澳洲和紐西蘭情況也是類似），主流媒體開始彰顯這個特殊性的正面（得到國際認可，外國人來台覺得好棒，全世界看台灣的職業運動等），彷彿過去一年多這種特殊性的正面，可以將歷史的特殊性的負面撫平，任何對這種特殊性的挑戰（如要求全面普篩之類），都會受到強烈的抨擊。
吊詭的是，這種特殊性的優越意識，不只是疫情一開始對中國時存在而已，雖然台灣的實質獨立其實是靠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武力維持，但台灣社會也會對西方展現優越意識，（包括Taiwan can help），這可以說是一種後殖民或被殖民者的情結。
但也因為這種特殊性的正面，讓台灣社會對疫情的理解與世界出現巨大落差，一年多的戰備時間，只換來不到0.5%的疫苗接種率，全世界倒數，一直到一個星期之前，台灣的主流民意都還是認為，自己可以在不被感染也不用打疫苗的情況下撐到疫情結束，政治人物藝人職業球員甚至醫生公開說自己不會去打疫苗，網路也充斥「疫苗讓給其他國家的人打，台灣人不需要的言論」。
在近日疫情爆發以後，網上出現「看好了世界，台灣人只示範一次，在兩個星期內解除三級」，「自動封城是台灣奇蹟」的言論，其實也是害怕失去這種特殊性的焦慮。
法國非裔馬克思和泛非洲主義者法蘭茲·法農曾說，民族主義精英的所謂國家文化不過是特殊性的堆疊（大意）。這種特殊性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在文學藝術上，或是政治民粹上，如果走到極端，其實很容易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溫床。
台灣人常視自身（受到中國的）壓迫經驗為台灣獨有，但其實若比較以巴、庫德族、香港、甚至歷史上華人在馬印、黑人在美國的壓迫經驗，台灣的處境並不是最糟。相反地，在過去一年多的防疫成功經驗，所謂「正常」的生活，在全世界也不是台灣獨有。
民族主義者常彰顯壓迫經驗的特殊性，來凝聚團結意識，這其實並不困難，從中國的小粉紅，泰國的「國恥」論，馬來西亞的馬來右翼，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都會向群眾強調，自身的壓迫經驗很特殊，自身面對外力的「巨大威脅」。
但若縱觀世界上的每個個人，有多少人是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沒有壓迫經歷的呢？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作為一個道德普世主義（Universalism）者，我覺得疫情爆發若能讓台灣社會少些特殊性，多些普世性，對於台灣久遠的未來是好事，也是不幸中一個正面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