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台灣的影像史，對於原住民族的勾勒與描繪不在少數，然而攝影技術的發展，自始就與殖民主義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從早期西方傳教士、日本殖民時期隨軍攝影師、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深入台灣山林對原住民進行的測量調查與記錄，留下的資料成為後世定義族群形象的基礎，成為殖民者樹立「他者」意象的展示政治。
這樣的處境，並沒有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而改變。在電影產製、媒介傳播由黨國掌控的戒嚴時期，原住民角色往往被漢人導演刻劃成符合主流文化之刻板印象，被安排穿著「族服」跳著「山地歌舞」，角色被國語配音，甚或沒有台詞對白，新聞媒體的拍攝也時常斷章取義，外來攝製團隊恣意進入原鄉部落，在不了解當地社會脈絡、不顧族群文化差異的情況下，粗暴地以影像敘事。於那類電影或新聞報導裡，原住民角色的存在乃是為了打造一種單一且刻板的族群形象，以達到統治者宣揚政策的目的，這在早期台灣劇情電影和政策宣導類的影片中相當常見。
1980年代中後期，台灣社會民主化的聲浪伴隨著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綠色小組」突破國家機器和主流媒體的資訊封鎖，在運動現場以方便攜帶的攝影機拍下各式社會議題和政治事件，並透過錄影帶發行、游擊式放映的小眾傳播管道，將那些被主流媒體禁制的聲音呈現出來。綠色小組可謂台灣紀錄片的濫觴，也是解嚴前後最具代表性的獨立媒體，不僅見證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更進一步呈現人民掌握影像產製方式與放映管道後，所能帶出的力量。
掌握攝影機，亦即掌握詮釋的權力。
第十二屆（2021）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台灣切片」單元：「如是原民，如是紀錄：1994-2000年的原住民族紀錄片」，選映了17部由台灣原住民導演拍攝的紀錄片。這一波完成於1990年代中後期的影片，展現了自綠色小組以降，由人民掌握影像產製工具的延續，且於族群轉型正義的層面上意義重大。掌握攝影機，亦即掌握詮釋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