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台湾的影像史，对于原住民族的勾勒与描绘不在少数，然而摄影技术的发展，自始就与殖民主义之间有著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早期西方传教士、日本殖民时期随军摄影师、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森丑之助等人，深入台湾山林对原住民进行的测量调查与记录，留下的资料成为后世定义族群形象的基础，成为殖民者树立“他者”意象的展示政治。

这样的处境，并没有随著国民党政府来台而改变。在电影产制、媒介传播由党国掌控的戒严时期，原住民角色往往被汉人导演刻划成符合主流文化之刻板印象，被安排穿著“族服”跳著“山地歌舞”，角色被国语配音，甚或没有台词对白，新闻媒体的拍摄也时常断章取义，外来摄制团队恣意进入原乡部落，在不了解当地社会脉络、不顾族群文化差异的情况下，粗暴地以影像叙事。于那类电影或新闻报导里，原住民角色的存在乃是为了打造一种单一且刻板的族群形象，以达到统治者宣扬政策的目的，这在早期台湾剧情电影和政策宣导类的影片中相当常见。

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社会民主化的声浪伴随著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绿色小组”突破国家机器和主流媒体的信息封锁，在运动现场以方便携带的摄影机拍下各式社会议题和政治事件，并透过录影带发行、游击式放映的小众传播管道，将那些被主流媒体禁制的声音呈现出来。绿色小组可谓台湾纪录片的滥觞，也是解严前后最具代表性的独立媒体，不仅见证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更进一步呈现人民掌握影像产制方式与放映管道后，所能带出的力量。

掌握摄影机，亦即掌握诠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