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法 深度 香港大離散 香港

民陣一人秘書處陳皓桓:不相信群眾,又可相信什麼?

他剛剛25歲,從小關心政治,但從來不想做政治領袖。轉眼,身邊領袖、代議士統統沒有了,香港風高浪急,他就在此時守在浪尖上。


民陣召集人陳皓桓目前身上有涉及五次遊行集會的14項控罪,5月17日法庭將就其2019年10月1日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控罪開始審訊。他表示,或許入獄,正好當作休息。 攝:林振東/端傳媒
民陣召集人陳皓桓目前身上有涉及五次遊行集會的14項控罪,5月17日法庭將就其2019年10月1日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控罪開始審訊。他表示,或許入獄,正好當作休息。 攝:林振東/端傳媒

25歲的陳皓桓發現,身邊的人和事,正在不斷消失。

兩年前的夏天,他的身邊還有社民連前輩梁國雄,同為社民連又兼民陣戰友岑子杰。身前,是更多的香港人。100萬、200萬,在民間人權陣線的組織下,人們從維園湧上街頭。人群中,他一度看見希望。

時移勢易,人事全非。反修例運動的訴求被抹去,街頭人潮消失。陳皓桓身邊的戰友,以至不同光譜的反對派,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陷囹圄。

生於1996年,4月初剛過完25歲生日,陳皓桓近年多以金毛捲髮,與爾雅的眼鏡示人。他身材瘦削,說話直爽,大咧咧說自己讀書不多、英文不好,亦沒有黃之鋒的驚人口才。他多年習慣身居幕後,張羅行政和組織工作,不愛參選,亦不喜做領袖。只是轉眼,身邊的領袖、代議士統統沒有了。

他說,已數不清身邊有多少相識被捕。因「35+初選」而被捕的47名反對派人士中,大部分為其好友,岑子杰與梁國雄亦在其中,目前,二人仍被收押,不得保釋。

「你身邊會越來越少人。這是最不習慣的,少了很多東西。」

在無人的銅鑼灣維園,陳皓桓走上球場中央。去年10月,他頂上空缺,接棒民陣召集人。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原本也是民陣發起香港慣例七一遊行的日子。然而,陳皓桓坦承,今年一切不可知。「7月1日,我應該已經入獄了。」他身上目前有涉及五次遊行集會的14項控罪,定期到警署報到。最快審訊的,是5月17日,香港法庭將就他涉嫌2019年十一組織未經批准集結而進行審判。

2021年4月16日,818流水式集會案判刑,民陣召集人陳皓桓於庭外向被判囚的多名民主派領袖,鞠躬致謝。

2021年4月16日,818流水式集會案判刑,民陣召集人陳皓桓於庭外向被判囚的多名民主派領袖,鞠躬致謝。攝:陳焯煇/端傳媒

「坐監位」

「(民陣)秘書處只剩下我,我要思考一下怎樣走下去。」3月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消息報導,民陣或因違反港區國安法而遭取締。此時香港228大搜捕的餘波仍在持續,政權很快又把槍頭對準多年來謀求民主派最大公約數的民陣,消息懾人,民陣成員團體紛紛退出。

最先是街工,隨後是公民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等,再然後是民主黨,均表示不再參與民陣的工作。

陳皓桓拒絕透露退出的團體數字,而民陣秘書處,目前只餘他一人。他稱,民陣秘書處通常有一名召集人,兩名副召集人,加上財政以及其他職員,總共6、7人。然而,其中一名副召集人何啟明,因47人案被捕,雖獲保釋,「沒有理由叫他再做吧」。其餘人等,亦因擔心國安法而退出。

支聯會是少數並未退出民陣的成員團體,其副主席鄒幸彤感覺,民陣當下似乎已變成一個一人組織,「苟延殘存」。

民陣2002年創立,由多個民間團體和民主派政治團體組成,志在以平台形式,推動香港公民社會和民主運動的發展。成立翌年,民陣發起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港府推動涉及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50萬市民參與,自由黨田北俊倒戈,港府暫停修法。

自此每年7月1日,民陣都會舉辦大遊行,路線同樣從維園走到政府總部,主題不一,有「爭取普選 改善民生」、「還我2012雙普選 打倒地產霸權 曾蔭權下台」,也有「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大會主題外,不同團隊也有自己的旗幟和口號橫額。

維園,七一遊行,乃至民陣本身,慢慢成為香港溫和民主抗爭的象徵。

不過,在後雨傘運動的時代,和平遊行作為一種抗爭方法,早已受到連番質疑。陳皓桓記得,當遊行成為一種慣例,訴求卻久不達成,人們開始懷疑一切是否只是行禮如儀。民陣每年報告的遊行人數,也經常受到質疑。

召集人這個位置,一度很難找到替補。「那時沒有人肯做,基本上沒有人肯做。」2017年,陳皓桓開始代表社民連,出席民陣的會議。他記得當年問過各反對派政黨的主席及副主席,一律拒絕做召集人,最終由大專政改關注組成員葉志衍成為召集人。

2018年,又要決定誰來補位。「岑子杰問我做不做召集人,我說不如你做,我做副召。」陳皓桓覺得,岑子杰口才好、擅長對外溝通,比自己更適合做頭臉人物,沒想到岑一口答應。

兩人一剛一柔,甚為合拍,但對於民陣和警方的關係、和群眾的關係,亦有分歧。 多年以來,民陣一直堅守合法的界線,倘若警方對於特定遊行沒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民陣則不會發起遊行。不過,陳皓桓則對不反對通知書抱持懷疑和反思態度。

反修例運動中,近乎每一次遊行,陳皓桓與岑子杰都出現意見分歧,有時細微如一個音響的擺放方向。

2019年6月12日,民陣在港島中信大廈外發起集會,獲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岑子杰堅持,民陣大台上音響的方向,必須朝向警察,而非群眾,表達民陣遵守不反對通知書內容,僅舉辦集會,並沒有指示群眾行動。

陳皓桓則認為,音響理應面對群眾,消息更易傳達。同日下午,警方開始集結,他和岑就「民陣應否發出聲明,呼籲群眾解散」再次爭執。「他那時覺得,我有不反對通知書,警察沒什麼(行動)的,」據陳皓桓轉述,岑子杰亦認為,在現場的群眾,可能僅有十分之一是民陣的支持者,民陣很難宣布解散一個不屬於民陣的活動。

後來,民陣多次因無法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取消原定遊行。「警方不批准,我們就不遊行,我的理念是什麼?我就跟著警察走?我跟著政府走?若果政權永遠不給我們遊行呢?」陳皓桓說。

然而他也理解,民陣堅守合法底線有自己的價值,很多時候,和平,合法,安全,才能獲得大多數市民的的支持。「民陣有牌頭,有招牌,好多老人家小朋友會信任的招牌,認為民陣號召的是安全的。」

2020年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元旦大遊行」,遊行獲不反對通知書,民陣呼籲不要沿途破壞建築物或店舖。遊行開始兩小時後,警方與遊行人士在灣仔爆發零星衝突,於5時半提前終止遊行。警方夜晚出動水炮車清場,於多區進行拘捕,人數多達400人。

2020年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元旦大遊行」,遊行獲不反對通知書,民陣呼籲不要沿途破壞建築物或店舖。遊行開始兩小時後,警方與遊行人士在灣仔爆發零星衝突,於5時半提前終止遊行。警方夜晚出動水炮車清場,於多區進行拘捕,人數多達400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反修例運動中,民陣一共發起9次遊行,最近的一次,已經是一年半前的元旦大遊行。往後,香港警方再沒有向民陣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2021年3月,《大公報》、《文匯報》連續兩天以頭版報導追擊,稱民陣涉違反港區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並且一直在為遊行之後的「黑暴」行動開路。陳皓桓表示,全部民陣發起遊行的路線中,基本上沒有發生暴力事件,「除非是警察衝進來」。

不過眼下,岑子杰已經入獄,民陣的副召集人都已辭任。無論面對什麼,暫時都沒有人和陳皓桓吵架、爭論,一起思考對策了。

在鄒幸彤看來,民陣召集人已經變成一個「坐監位」,即隨時引發拘捕檢控。「你出來call (號召遊行),就要負上最大罪責,」鄒幸彤說,「很多人都退出,但figo(陳皓桓英文名)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自由身」

陳皓桓自小關心政治,但不想成為政治領袖。

他生於小康之家,住在香港屯門區,那是香港新界的最西端,出維園至少需要1.5小時。有如眾多香港青年,陳皓桓留意政治,始於社民連三子: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三人於立法會怒斥高官的激烈作風,打破了議事堂的日常,也拓闊了人們的政治想像。

「我覺得他們很型,英雄主義。」陳皓桓說,但他的中學讓他認識跟多。當時,一名老師堅持定期舉辦「六四週」,「向人說六四的情況,發生了什麼事。一代傳一代。」一次「六四週」,學校邀請黃毓民到校談六四歷史,更建議同學前往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

十多歲的陳皓桓真的響應,一個人從屯門去維園,參與了人生第一次六四晚會。

他慢慢從單純的仰慕者成為實踐者:翻看大量立法會片段,將立法會議員的名單倒背如流;他主動向校長建議,將六四翌日定為學校假期,方便大家參與六四晚會,惜未能如願;不過,他最終成功與通識科和中史科老師合作,發出家長信,號召數個年級的學生一同去參加六四晚會。

約在2008年,在辯論隊同學推薦下,他加入了「香港中學生聯盟」——一個不屬於任何黨派、旨在以中學生身份關注社會事務的政治組織。下課後常常從屯門坐車,到香港城市大學開會。2009年六四晚會,他與同學在下著傾盤大雨的維園派發紙花籌款。

從政的意志,最初早期亦未算堅定。2014年佔領中環醞釀期間,他正準備高考,並未多加留意。直到6月,一名坐在他旁邊的中學同學,叫他參與6.22民間全民投票——這是當時由戴耀廷發起的活動,以民間投票來決定運動要爭取的政改方案。

「因為他,我很留意雨傘運動。不然,畢業後我應該去了玩。」陳皓桓回憶,這位同學身患癌症,未趕及畢業,已離開人世。

中學畢業後,他原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修讀旅遊,後來決定退學,投身雨傘運動。「我也是群眾的一份子。你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做到什麼就做,」他參與防線工作,亦甘於聽從指揮,未曾想像化身領袖。

陳皓桓在社民連總部接受訪問。

陳皓桓在社民連總部接受訪問。攝:林振東/端傳媒

雨傘過後,2015年,時任社民連內務副主席黃浩銘看到陳皓桓接受媒體訪問,批評反水貨運動中,有示威者踢擊兩母女行李箱的行為。那年,本土思潮興起,陳皓桓卻敢於直斥其非,黃浩銘感佩其勇氣。「(接受訪問時)有理有節……是一個有社民連氣質的人,」黃浩銘回憶說,自己開始力邀他加入社民連,勸說近半年,他通通拒絕。

「說老實話,我讀書沒有別人多,經驗多。然後之鋒哥真的是之鋒哥,把口呯呯嘭嘭就可以射死一個人,個腦咁勁(這麼厲害),然後有些策略性的(想法)又這麼多。但我不是這樣。」陳皓桓說,自己當時年僅18歲,曾想像未來就和許多年輕人一樣,讀書,工作,看Marvel,同朋友飲酒,賺錢去旅行,「不想入政治組織……因為我自由身,我做什麼也可以。還有後路可以走。」

適逢黃浩銘將參與2016年的區議會選舉,在一家酒吧裏,陳皓桓終於在入黨申請書上簽署。入黨以後,黃浩銘旋即委以重任,著他擔當其選舉代理人。 黃浩銘表示,當時黨內對此任命,曾有不同聲音,但他信任陳皓桓,因認為陳有熱誠。他坦言,陳皓桓當時年紀尚輕,難免有疏漏,其整理資料的能力,亦不能說是完美無瑕:「例如整理資料,要用Excel,Figo不一定有有很好技巧,但是他有心,做出來的東西亦有條理。」

當時,香港的區議會選舉不如2019年般備受關注,社民連資源不多,由組織義工助選團,組織街站,設計文宣,通通由陳皓桓協調組織。岑子杰曾在網台表示,香港社運界最缺乏陳皓桓這種行政人才。

比起幕前,陳皓桓更享受幕後。

聯絡各界、統籌組織,是其所好,亦其所長。來到民陣,舉辦七一遊行就需要他。通常情況下,每年三四月,民陣就會開始籌辦七一遊行。先是召集成員團體開會,磋商主題口號,再和警方反覆開會,正式申請舉辦遊行。

一個數百人至上百萬市民參加的遊行,需要安排音響、舞台、遊行路線、人潮管理、危機管理,老人小孩殘障人士等不同需求的人如何參與,上述會議,亦需和警方在會議上巨細無遺的溝通。

「他們會和我們商量,糾察如何去處理,輪椅人士如何去處理,老人家如何處理,旅遊巴士如何落客,人們如何去加入,沿路的人如何去加入,」陳皓桓說,雙方也會溝通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對方。

所謂糾察,即現場管理秩序的義工。陳皓桓說,一般超過一兩萬人的遊行,要安排100個糾察,上百萬人的遊行,就要上千個糾察,如此龐大的義工人數,則需政黨協助召集,而一個政黨,亦不可只聯絡一人:「例如公民黨,你不可只聯絡郭家麒,其他人會不開心。民主黨也是,你不可只找尹兆堅,因為他不能推動整個黨做事。」陳皓桓更要將內容傳遞至各政黨職員,其通話數目亦以幾何級數上升。

當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後,繁重的工作才真正開始。一切宣傳手段,報紙廣告、單張設計、邀請知名人士、安排街站宣傳,通通要在這個階段完成。尤其是街站,陳皓桓認為是眾多工作最辛苦的,「這麼多街站,這麼多政黨……(宣傳期)一星期有過百個街站。連續3、4個星期,就是整整300個街站。」

「所以連登(香港網上討論區)經常說,民陣沒有(經常)搞遊行,我心想,你搞呀。」不過,其實這也是他一直喜歡的工作。

他不習慣的,反而是面對快速變幻的形勢,他突然要從幕後走上幕前,承擔召集、發言、思考策略的角色。去年10月,因為岑子杰已連任一屆,根據民陣規定不能再連任,思考一個月多月後,陳皓桓決定走上幕前,接棒成為民陣召集人。

但很快,幕布之前,只剩他一人。

2021年4月15日,天下著微雨,那天是「國家安全日」,民陣召集人陳皓桓站在佑大空無一人的維園足球場上。

2021年4月15日,天下著微雨,那天是「國家安全日」,民陣召集人陳皓桓站在空無一人的維園足球場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都是補位,補到現在的位置」

陳皓桓交友甚廣。早年與學民思潮等人相熟,雨傘運動中結識了日後頗為激進的社運人士,於社民連工作中又與老泛民陣營建立關係,47人案中多名被告亦是其知心好友。他可以與民主黨胡志偉等人一起游水食飯,又與曾於運動期間批評他妨礙衝擊的人,如方仲賢等一同喝酒。而以前,要商討對策走向,抗爭派可找朱凱迪,公民黨可找郭家麒,民主黨可找尹兆堅,工黨可找李卓人。

「有什麼事也有成班人一齊陪,」陳皓桓說。此刻,上述眾人全在牢獄之中。

監獄高牆之外,也頹垣敗瓦。接棒新一屆民陣召集人後,過去半年陳皓桓未能正式發起任何遊行集會。2021年1月1日,他本想發起商量已久的汽車遊行,因未能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最終改為汽車巡遊。

陳皓桓和副召集人葉錦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等一同坐在貨車上,連番拿麥克風發言,呼籲「釋放政治犯」。這輛貨車從荔枝角收押所出發,駛經尖沙嘴、銅鑼灣等,最終到達金鐘立法會一帶。媒體拍到的一幕是,陳皓桓一邊發言,一邊從窗邊伸出五隻手指,坐後排的葉錦龍則伸出一隻手指,兩人形成反修例運動中常見的「5+1」手勢,代表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民陣被建制追擊之後,葉錦龍和另一副召集人何啟明分別辭任。在此之前,47人提堂現場,陳皓桓又呼籲市民到裁判法院外排隊聲援,最終法院外連日湧現長達數百米的長龍,一度形成壓抑氣氛下的另類集會。

「我理解大家的決定,現在風高浪急,民陣站在浪尖上,你們要從浪中心退下去,我沒有所謂,只要不會離開浪就行。」暫時守在浪尖,陳皓桓也只能見步行步,未能形成通盤策略,「我們有什麼可以保障到香港市民可以發聲,或者成員團體都可以發聲……再想想方法吧。我未想到。」

25歲的民陣召集人陳皓桓。

25歲的民陣召集人陳皓桓。攝:林振東/端傳媒

自3月5日起始,截至出稿前,陳皓桓還未召開本來每月一次的民陣成員大會。「太早召開,大家也沒什麼好說……等各主要組織的成員處理好逐個組織的方向、未來,我們才開。」面對政權反撲和選舉改制,反對派政黨本身前路渺茫,民主黨正商討未來是否還參選,而公民黨更存在解散危機。

而陳皓桓也擔心,目前連是否開會都存在風險。

相識多年的黃浩銘明白,陳皓桓擔心會牽連其他成員團體,或想一個人承受所有風險。他以漫威(Marvel)電影寄語陳皓桓:「奇異博士是好有心,但他都不是一個人,是要一班人去做。」

陳皓桓承認,自己也感到疲憊。他甚至想,或許入獄,正是另一種休息。他最近想起,長毛以前曾經私下對他說,或許香港泛民要在監獄裏才會達成大和解。

3月14日,他正處理各路團體退出民陣的事宜,突然收到風聲,說港警國安處將會上門拘捕他。想到那一晚可能是最後的自由,他到朋友家飲酒過夜。

最終,國安沒有來,翌日他平安回家,一打開家門,陪伴他3年,幾近相依為命的柴犬「細佬」去世了。

「太誇張,太累了。」他推掉早已安排的一些訪問和日程,躲起來數天。

度過噩夢般的3月,也度過了25歲生日,第二次見面,他清爽了一些,剪短了頭髮。站在無人的維園球場,他一時唏噓,不知今年六四,可會也這樣空無一人。他隨即又想起,自己中學時參加的那一場六四晚會,群眾為避豪雨,一時退走,而隨著雨勢漸細,人群又如潮水般湧回來。

「你做群眾運動,不相信群眾,又可相信什麼?」他坦言,要相信群眾,但也要理解香港群眾的侷限。

2019年10月1日,民陣遊行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工黨李卓人、民主黨何俊仁、社民連梁國雄和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宣佈以個人名義,承接 10.1 國殤遊行。

2019年10月1日,民陣遊行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工黨李卓人、民主黨何俊仁、社民連梁國雄和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宣佈以個人名義,承接 10.1 國殤遊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民陣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的日子,陳皓桓分別於10月1日及20日發起公民抗命,以個人身份號召市民大眾出來遊行發聲。據他觀察,沒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最高遊行人數約為35萬人。

「本來香港人就不熱衷投票,也不太想出來遊行,是反修例運動之後,大家才更關注這些事,」他指出,香港暫時不可能像緬甸一般,在高壓之下仍自發抗爭,最可行的還是透過和平合法的遊行,慢慢改變大家的心態,況且過去兩年,「香港人已經進步了很多。」

他說,自己每逢酒酣,在海邊大叫口號,仍有人和應。「現在很多旁聽師、寫信師,以前都要政黨發起,現在市民都會自己做。」

他希望,市民可如他一般,補上不同空缺。「我好希望大家補位。當我們看到一批民主政治領袖坐監,希望大家可以補上他們的位置。我都是補位,補到現在的位置。」

2021年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日,港區國安法落地將近一年後,港府史無前例大規模以不同活動推廣國家安全的概念和教育。歌舞昇平中,陳皓桓與社民連及支聯會發起只有4人的示威,要求政府立刻廢除國安惡法、釋於政治犯等。當日他穿有一身黑衣,上面寫有香港民主派多年以來常常高喊的口號——「結束一黨專政」。

數天之後,他到警署報到。警方突然說國安有事找他。等了一會,警察打了幾個電話之後,又表示今天先不處理。又換來一天自由。他在臉書專頁上分享了這段經歷,最後道:「既然係咁(既然這樣)有需要就打我電話啦,最好先whatsapp(笑臉)。」

(端傳媒實習記者林詠祺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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