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阵一人秘书处陈皓桓：不相信群众，又可相信什么？

25岁的陈皓桓发现，身边的人和事，正在不断消失。

两年前的夏天，他的身边还有社民连前辈梁国雄，同为社民连又兼民阵战友岑子杰。身前，是更多的香港人。100万、200万，在民间人权阵线的组织下，人们从维园涌上街头。人群中，他一度看见希望。

时移势易，人事全非。反修例运动的诉求被抹去，街头人潮消失。陈皓桓身边的战友，以至不同光谱的反对派，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陷囹圄。

生于1996年，4月初刚过完25岁生日，陈皓桓近年多以金毛卷发，与尔雅的眼镜示人。他身材瘦削，说话直爽，大咧咧说自己读书不多、英文不好，亦没有黄之锋的惊人口才。他多年习惯身居幕后，张罗行政和组织工作，不爱参选，亦不喜做领袖。只是转眼，身边的领袖、代议士统统没有了。

他说，已数不清身边有多少相识被捕。因“35+初选”而被捕的47名反对派人士中，大部分为其好友，岑子杰与梁国雄亦在其中，目前，二人仍被收押，不得保释。

“你身边会越来越少人。这是最不习惯的，少了很多东西。”

在无人的铜锣湾维园，陈皓桓走上球场中央。去年10月，他顶上空缺，接棒民阵召集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原本也是民阵发起香港惯例七一游行的日子。然而，陈皓桓坦承，今年一切不可知。“7月1日，我应该已经入狱了。”他身上目前有涉及五次游行集会的14项控罪，定期到警署报到。最快审讯的，是5月17日，香港法庭将就他涉嫌2019年十一组织未经批准集结而进行审判。

“坐监位”

“（民阵）秘书处只剩下我，我要思考一下怎样走下去。”3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消息报导，民阵或因违反港区国安法而遭取缔。此时香港228大搜捕的余波仍在持续，政权很快又把枪头对准多年来谋求民主派最大公约数的民阵，消息慑人，民阵成员团体纷纷退出。

最先是街工，随后是公民党、中国民主联合阵线、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等，再然后是民主党，均表示不再参与民阵的工作。

陈皓桓拒绝透露退出的团体数字，而民阵秘书处，目前只余他一人。他称，民阵秘书处通常有一名召集人，两名副召集人，加上财政以及其他职员，总共6、7人。然而，其中一名副召集人何启明，因47人案被捕，虽获保释，“没有理由叫他再做吧”。其余人等，亦因担心国安法而退出。

支联会是少数并未退出民阵的成员团体，其副主席邹幸彤感觉，民阵当下似乎已变成一个一人组织，“苟延残存”。

民阵2002年创立，由多个民间团体和民主派政治团体组成，志在以平台形式，推动香港公民社会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成立翌年，民阵发起2003年七一大游行，反对港府推动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50万市民参与，自由党田北俊倒戈，港府暂停修法。

自此每年7月1日，民阵都会举办大游行，路线同样从维园走到政府总部，主题不一，有“争取普选 改善民生”、“还我2012双普选 打倒地产霸权 曾荫权下台”，也有“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大会主题外，不同团队也有自己的旗帜和口号横额。

维园，七一游行，乃至民阵本身，慢慢成为香港温和民主抗争的象征。

不过，在后雨伞运动的时代，和平游行作为一种抗争方法，早已受到连番质疑。陈皓桓记得，当游行成为一种惯例，诉求却久不达成，人们开始怀疑一切是否只是行礼如仪。民阵每年报告的游行人数，也经常受到质疑。

召集人这个位置，一度很难找到替补。“那时没有人肯做，基本上没有人肯做。”2017年，陈皓桓开始代表社民连，出席民阵的会议。他记得当年问过各反对派政党的主席及副主席，一律拒绝做召集人，最终由大专政改关注组成员叶志衍成为召集人。

2018年，又要决定谁来补位。“岑子杰问我做不做召集人，我说不如你做，我做副召。”陈皓桓觉得，岑子杰口才好、擅长对外沟通，比自己更适合做头脸人物，没想到岑一口答应。

两人一刚一柔，甚为合拍，但对于民阵和警方的关系、和群众的关系，亦有分歧。
多年以来，民阵一直坚守合法的界线，倘若警方对于特定游行没有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民阵则不会发起游行。不过，陈皓桓则对不反对通知书抱持怀疑和反思态度。

反修例运动中，近乎每一次游行，陈皓桓与岑子杰都出现意见分歧，有时细微如一个音响的摆放方向。

2019年6月12日，民阵在港岛中信大厦外发起集会，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岑子杰坚持，民阵大台上音响的方向，必须朝向警察，而非群众，表达民阵遵守不反对通知书内容，仅举办集会，并没有指示群众行动。

陈皓桓则认为，音响理应面对群众，消息更易传达。同日下午，警方开始集结，他和岑就“民阵应否发出声明，呼吁群众解散”再次争执。“他那时觉得，我有不反对通知书，警察没什么（行动）的，”据陈皓桓转述，岑子杰亦认为，在现场的群众，可能仅有十分之一是民阵的支持者，民阵很难宣布解散一个不属于民阵的活动。

后来，民阵多次因无法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取消原定游行。“警方不批准，我们就不游行，我的理念是什么？我就跟著警察走？我跟著政府走？若果政权永远不给我们游行呢？”陈皓桓说。

然而他也理解，民阵坚守合法底线有自己的价值，很多时候，和平，合法，安全，才能获得大多数市民的的支持。“民阵有牌头，有招牌，好多老人家小朋友会信任的招牌，认为民阵号召的是安全的。”

反修例运动中，民阵一共发起9次游行，最近的一次，已经是一年半前的元旦大游行。往后，香港警方再没有向民阵批出不反对通知书。

2021年3月，《大公报》、《文汇报》连续两天以头版报导追击，称民阵涉违反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并且一直在为游行之后的“黑暴”行动开路。陈皓桓表示，全部民阵发起游行的路线中，基本上没有发生暴力事件，“除非是警察冲进来”。

不过眼下，岑子杰已经入狱，民阵的副召集人都已辞任。无论面对什么，暂时都没有人和陈皓桓吵架、争论，一起思考对策了。

在邹幸彤看来，民阵召集人已经变成一个“坐监位”，即随时引发拘捕检控。“你出来call (号召游行)，就要负上最大罪责，”邹幸彤说，“很多人都退出，但figo（陈皓桓英文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自由身”

陈皓桓自小关心政治，但不想成为政治领袖。

他生于小康之家，住在香港屯门区，那是香港新界的最西端，出维园至少需要1.5小时。有如众多香港青年，陈皓桓留意政治，始于社民连三子：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三人于立法会怒斥高官的激烈作风，打破了议事堂的日常，也拓阔了人们的政治想像。

“我觉得他们很型，英雄主义。”陈皓桓说，但他的中学让他认识跟多。当时，一名老师坚持定期举办“六四周”，“向人说六四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一代传一代。”一次“六四周”，学校邀请黄毓民到校谈六四历史，更建议同学前往支联会举办的六四晚会。

十多岁的陈皓桓真的响应，一个人从屯门去维园，参与了人生第一次六四晚会。

他慢慢从单纯的仰慕者成为实践者：翻看大量立法会片段，将立法会议员的名单倒背如流；他主动向校长建议，将六四翌日定为学校假期，方便大家参与六四晚会，惜未能如愿；不过，他最终成功与通识科和中史科老师合作，发出家长信，号召数个年级的学生一同去参加六四晚会。

约在2008年，在辩论队同学推荐下，他加入了“香港中学生联盟”——一个不属于任何党派、旨在以中学生身份关注社会事务的政治组织。下课后常常从屯门坐车，到香港城市大学开会。2009年六四晚会，他与同学在下著倾盘大雨的维园派发纸花筹款。

从政的意志，最初早期亦未算坚定。2014年占领中环酝酿期间，他正准备高考，并未多加留意。直到6月，一名坐在他旁边的中学同学，叫他参与6.22民间全民投票——这是当时由戴耀廷发起的活动，以民间投票来决定运动要争取的政改方案。

“因为他，我很留意雨伞运动。不然，毕业后我应该去了玩。”陈皓桓回忆，这位同学身患癌症，未赶及毕业，已离开人世。

中学毕业后，他原于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修读旅游，后来决定退学，投身雨伞运动。“我也是群众的一份子。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到什么就做，”他参与防线工作，亦甘于听从指挥，未曾想像化身领袖。

雨伞过后，2015年，时任社民连内务副主席黄浩铭看到陈皓桓接受媒体访问，批评反水货运动中，有示威者踢击两母女行李箱的行为。那年，本土思潮兴起，陈皓桓却敢于直斥其非，黄浩铭感佩其勇气。“（接受访问时）有理有节……是一个有社民连气质的人，”黄浩铭回忆说，自己开始力邀他加入社民连，劝说近半年，他通通拒绝。

“说老实话，我读书没有别人多，经验多。然后之锋哥真的是之锋哥，把口呯呯嘭嘭就可以射死一个人，个脑咁劲（这么厉害），然后有些策略性的（想法）又这么多。但我不是这样。”陈皓桓说，自己当时年仅18岁，曾想像未来就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读书，工作，看Marvel，同朋友饮酒，赚钱去旅行，“不想入政治组织……因为我自由身，我做什么也可以。还有后路可以走。”

适逢黄浩铭将参与2016年的区议会选举，在一家酒吧里，陈皓桓终于在入党申请书上签署。入党以后，黄浩铭旋即委以重任，著他担当其选举代理人。
黄浩铭表示，当时党内对此任命，曾有不同声音，但他信任陈皓桓，因认为陈有热诚。他坦言，陈皓桓当时年纪尚轻，难免有疏漏，其整理资料的能力，亦不能说是完美无瑕：“例如整理资料，要用Excel，Figo不一定有有很好技巧，但是他有心，做出来的东西亦有条理。”

当时，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不如2019年般备受关注，社民连资源不多，由组织义工助选团，组织街站，设计文宣，通通由陈皓桓协调组织。岑子杰曾在网台表示，香港社运界最缺乏陈皓桓这种行政人才。

比起幕前，陈皓桓更享受幕后。

联络各界、统筹组织，是其所好，亦其所长。来到民阵，举办七一游行就需要他。通常情况下，每年三四月，民阵就会开始筹办七一游行。先是召集成员团体开会，磋商主题口号，再和警方反复开会，正式申请举办游行。

一个数百人至上百万市民参加的游行，需要安排音响、舞台、游行路线、人潮管理、危机管理，老人小孩残障人士等不同需求的人如何参与，上述会议，亦需和警方在会议上巨细无遗的沟通。

“他们会和我们商量，纠察如何去处理，轮椅人士如何去处理，老人家如何处理，旅游巴士如何落客，人们如何去加入，沿路的人如何去加入，”陈皓桓说，双方也会沟通紧急情况如何联络对方。

所谓纠察，即现场管理秩序的义工。陈皓桓说，一般超过一两万人的游行，要安排100个纠察，上百万人的游行，就要上千个纠察，如此庞大的义工人数，则需政党协助召集，而一个政党，亦不可只联络一人：“例如公民党，你不可只联络郭家麒，其他人会不开心。民主党也是，你不可只找尹兆坚，因为他不能推动整个党做事。”陈皓桓更要将内容传递至各政党职员，其通话数目亦以几何级数上升。

当警方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后，繁重的工作才真正开始。一切宣传手段，报纸广告、单张设计、邀请知名人士、安排街站宣传，通通要在这个阶段完成。尤其是街站，陈皓桓认为是众多工作最辛苦的，“这么多街站，这么多政党……（宣传期）一星期有过百个街站。连续3、4个星期，就是整整300个街站。”

“所以连登（香港网上讨论区）经常说，民阵没有（经常）搞游行，我心想，你搞呀。”不过，其实这也是他一直喜欢的工作。

他不习惯的，反而是面对快速变幻的形势，他突然要从幕后走上幕前，承担召集、发言、思考策略的角色。去年10月，因为岑子杰已连任一届，根据民阵规定不能再连任，思考一个月多月后，陈皓桓决定走上幕前，接棒成为民阵召集人。

但很快，幕布之前，只剩他一人。

“我都是补位，补到现在的位置”

陈皓桓交友甚广。早年与学民思潮等人相熟，雨伞运动中结识了日后颇为激进的社运人士，于社民连工作中又与老泛民阵营建立关系，47人案中多名被告亦是其知心好友。他可以与民主党胡志伟等人一起游水食饭，又与曾于运动期间批评他妨碍冲击的人，如方仲贤等一同喝酒。而以前，要商讨对策走向，抗争派可找朱凯迪，公民党可找郭家麒，民主党可找尹兆坚，工党可找李卓人。

“有什么事也有成班人一齐陪，”陈皓桓说。此刻，上述众人全在牢狱之中。

监狱高墙之外，也颓垣败瓦。接棒新一届民阵召集人后，过去半年陈皓桓未能正式发起任何游行集会。2021年1月1日，他本想发起商量已久的汽车游行，因未能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最终改为汽车巡游。

陈皓桓和副召集人叶锦龙、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一同坐在货车上，连番拿麦克风发言，呼吁“释放政治犯”。这辆货车从荔枝角收押所出发，驶经尖沙嘴、铜锣湾等，最终到达金钟立法会一带。媒体拍到的一幕是，陈皓桓一边发言，一边从窗边伸出五只手指，坐后排的叶锦龙则伸出一只手指，两人形成反修例运动中常见的“5+1”手势，代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民阵被建制追击之后，叶锦龙和另一副召集人何启明分别辞任。在此之前，47人提堂现场，陈皓桓又呼吁市民到裁判法院外排队声援，最终法院外连日涌现长达数百米的长龙，一度形成压抑气氛下的另类集会。

“我理解大家的决定，现在风高浪急，民阵站在浪尖上，你们要从浪中心退下去，我没有所谓，只要不会离开浪就行。”暂时守在浪尖，陈皓桓也只能见步行步，未能形成通盘策略，“我们有什么可以保障到香港市民可以发声，或者成员团体都可以发声……再想想方法吧。我未想到。”

自3月5日起始，截至出稿前，陈皓桓还未召开本来每月一次的民阵成员大会。“太早召开，大家也没什么好说……等各主要组织的成员处理好逐个组织的方向、未来，我们才开。”面对政权反扑和选举改制，反对派政党本身前路渺茫，民主党正商讨未来是否还参选，而公民党更存在解散危机。

而陈皓桓也担心，目前连是否开会都存在风险。

相识多年的黄浩铭明白，陈皓桓担心会牵连其他成员团体，或想一个人承受所有风险。他以漫威（Marvel）电影寄语陈皓桓：“奇异博士是好有心，但他都不是一个人，是要一班人去做。”

陈皓桓承认，自己也感到疲惫。他甚至想，或许入狱，正是另一种休息。他最近想起，长毛以前曾经私下对他说，或许香港泛民要在监狱里才会达成大和解。

3月14日，他正处理各路团体退出民阵的事宜，突然收到风声，说港警国安处将会上门拘捕他。想到那一晚可能是最后的自由，他到朋友家饮酒过夜。

最终，国安没有来，翌日他平安回家，一打开家门，陪伴他3年，几近相依为命的柴犬“细佬”去世了。

“太夸张，太累了。”他推掉早已安排的一些访问和日程，躲起来数天。

度过噩梦般的3月，也度过了25岁生日，第二次见面，他清爽了一些，剪短了头发。站在无人的维园球场，他一时唏嘘，不知今年六四，可会也这样空无一人。他随即又想起，自己中学时参加的那一场六四晚会，群众为避豪雨，一时退走，而随著雨势渐细，人群又如潮水般涌回来。

“你做群众运动，不相信群众，又可相信什么？”他坦言，要相信群众，但也要理解香港群众的局限。

在民阵未能得到不反对通知书的日子，陈皓桓分别于10月1日及20日发起公民抗命，以个人身份号召市民大众出来游行发声。据他观察，没有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最高游行人数约为35万人。

“本来香港人就不热衷投票，也不太想出来游行，是反修例运动之后，大家才更关注这些事，”他指出，香港暂时不可能像缅甸一般，在高压之下仍自发抗争，最可行的还是透过和平合法的游行，慢慢改变大家的心态，况且过去两年，“香港人已经进步了很多。”

他说，自己每逢酒酣，在海边大叫口号，仍有人和应。“现在很多旁听师、写信师，以前都要政党发起，现在市民都会自己做。”

他希望，市民可如他一般，补上不同空缺。“我好希望大家补位。当我们看到一批民主政治领袖坐监，希望大家可以补上他们的位置。我都是补位，补到现在的位置。”

2021年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日，港区国安法落地将近一年后，港府史无前例大规模以不同活动推广国家安全的概念和教育。歌舞升平中，陈皓桓与社民连及支联会发起只有4人的示威，要求政府立刻废除国安恶法、释于政治犯等。当日他穿有一身黑衣，上面写有香港民主派多年以来常常高喊的口号——“结束一党专政”。

数天之后，他到警署报到。警方突然说国安有事找他。等了一会，警察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又表示今天先不处理。又换来一天自由。他在脸书专页上分享了这段经历，最后道：“既然系咁（既然这样）有需要就打我电话啦，最好先whatsapp（笑脸）。”

（端传媒实习记者林咏祺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