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陣一人秘書處陳皓桓：不相信群眾，又可相信什麼？

25歲的陳皓桓發現，身邊的人和事，正在不斷消失。

兩年前的夏天，他的身邊還有社民連前輩梁國雄，同為社民連又兼民陣戰友岑子杰。身前，是更多的香港人。100萬、200萬，在民間人權陣線的組織下，人們從維園湧上街頭。人群中，他一度看見希望。

時移勢易，人事全非。反修例運動的訴求被抹去，街頭人潮消失。陳皓桓身邊的戰友，以至不同光譜的反對派，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陷囹圄。

生於1996年，4月初剛過完25歲生日，陳皓桓近年多以金毛捲髮，與爾雅的眼鏡示人。他身材瘦削，說話直爽，大咧咧說自己讀書不多、英文不好，亦沒有黃之鋒的驚人口才。他多年習慣身居幕後，張羅行政和組織工作，不愛參選，亦不喜做領袖。只是轉眼，身邊的領袖、代議士統統沒有了。

他說，已數不清身邊有多少相識被捕。因「35+初選」而被捕的47名反對派人士中，大部分為其好友，岑子杰與梁國雄亦在其中，目前，二人仍被收押，不得保釋。

「你身邊會越來越少人。這是最不習慣的，少了很多東西。」

在無人的銅鑼灣維園，陳皓桓走上球場中央。去年10月，他頂上空缺，接棒民陣召集人。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原本也是民陣發起香港慣例七一遊行的日子。然而，陳皓桓坦承，今年一切不可知。「7月1日，我應該已經入獄了。」他身上目前有涉及五次遊行集會的14項控罪，定期到警署報到。最快審訊的，是5月17日，香港法庭將就他涉嫌2019年十一組織未經批准集結而進行審判。

「坐監位」

「（民陣）秘書處只剩下我，我要思考一下怎樣走下去。」3月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消息報導，民陣或因違反港區國安法而遭取締。此時香港228大搜捕的餘波仍在持續，政權很快又把槍頭對準多年來謀求民主派最大公約數的民陣，消息懾人，民陣成員團體紛紛退出。

最先是街工，隨後是公民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等，再然後是民主黨，均表示不再參與民陣的工作。

陳皓桓拒絕透露退出的團體數字，而民陣秘書處，目前只餘他一人。他稱，民陣秘書處通常有一名召集人，兩名副召集人，加上財政以及其他職員，總共6、7人。然而，其中一名副召集人何啟明，因47人案被捕，雖獲保釋，「沒有理由叫他再做吧」。其餘人等，亦因擔心國安法而退出。

支聯會是少數並未退出民陣的成員團體，其副主席鄒幸彤感覺，民陣當下似乎已變成一個一人組織，「苟延殘存」。

民陣2002年創立，由多個民間團體和民主派政治團體組成，志在以平台形式，推動香港公民社會和民主運動的發展。成立翌年，民陣發起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港府推動涉及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50萬市民參與，自由黨田北俊倒戈，港府暫停修法。

自此每年7月1日，民陣都會舉辦大遊行，路線同樣從維園走到政府總部，主題不一，有「爭取普選 改善民生」、「還我2012雙普選 打倒地產霸權 曾蔭權下台」，也有「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大會主題外，不同團隊也有自己的旗幟和口號橫額。

維園，七一遊行，乃至民陣本身，慢慢成為香港溫和民主抗爭的象徵。

不過，在後雨傘運動的時代，和平遊行作為一種抗爭方法，早已受到連番質疑。陳皓桓記得，當遊行成為一種慣例，訴求卻久不達成，人們開始懷疑一切是否只是行禮如儀。民陣每年報告的遊行人數，也經常受到質疑。

召集人這個位置，一度很難找到替補。「那時沒有人肯做，基本上沒有人肯做。」2017年，陳皓桓開始代表社民連，出席民陣的會議。他記得當年問過各反對派政黨的主席及副主席，一律拒絕做召集人，最終由大專政改關注組成員葉志衍成為召集人。

2018年，又要決定誰來補位。「岑子杰問我做不做召集人，我說不如你做，我做副召。」陳皓桓覺得，岑子杰口才好、擅長對外溝通，比自己更適合做頭臉人物，沒想到岑一口答應。

兩人一剛一柔，甚為合拍，但對於民陣和警方的關係、和群眾的關係，亦有分歧。
多年以來，民陣一直堅守合法的界線，倘若警方對於特定遊行沒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民陣則不會發起遊行。不過，陳皓桓則對不反對通知書抱持懷疑和反思態度。

反修例運動中，近乎每一次遊行，陳皓桓與岑子杰都出現意見分歧，有時細微如一個音響的擺放方向。

2019年6月12日，民陣在港島中信大廈外發起集會，獲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岑子杰堅持，民陣大台上音響的方向，必須朝向警察，而非群眾，表達民陣遵守不反對通知書內容，僅舉辦集會，並沒有指示群眾行動。

陳皓桓則認為，音響理應面對群眾，消息更易傳達。同日下午，警方開始集結，他和岑就「民陣應否發出聲明，呼籲群眾解散」再次爭執。「他那時覺得，我有不反對通知書，警察沒什麼（行動）的，」據陳皓桓轉述，岑子杰亦認為，在現場的群眾，可能僅有十分之一是民陣的支持者，民陣很難宣布解散一個不屬於民陣的活動。

後來，民陣多次因無法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取消原定遊行。「警方不批准，我們就不遊行，我的理念是什麼？我就跟著警察走？我跟著政府走？若果政權永遠不給我們遊行呢？」陳皓桓說。

然而他也理解，民陣堅守合法底線有自己的價值，很多時候，和平，合法，安全，才能獲得大多數市民的的支持。「民陣有牌頭，有招牌，好多老人家小朋友會信任的招牌，認為民陣號召的是安全的。」

反修例運動中，民陣一共發起9次遊行，最近的一次，已經是一年半前的元旦大遊行。往後，香港警方再沒有向民陣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2021年3月，《大公報》、《文匯報》連續兩天以頭版報導追擊，稱民陣涉違反港區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並且一直在為遊行之後的「黑暴」行動開路。陳皓桓表示，全部民陣發起遊行的路線中，基本上沒有發生暴力事件，「除非是警察衝進來」。

不過眼下，岑子杰已經入獄，民陣的副召集人都已辭任。無論面對什麼，暫時都沒有人和陳皓桓吵架、爭論，一起思考對策了。

在鄒幸彤看來，民陣召集人已經變成一個「坐監位」，即隨時引發拘捕檢控。「你出來call (號召遊行)，就要負上最大罪責，」鄒幸彤說，「很多人都退出，但figo（陳皓桓英文名）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自由身」

陳皓桓自小關心政治，但不想成為政治領袖。

他生於小康之家，住在香港屯門區，那是香港新界的最西端，出維園至少需要1.5小時。有如眾多香港青年，陳皓桓留意政治，始於社民連三子：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三人於立法會怒斥高官的激烈作風，打破了議事堂的日常，也拓闊了人們的政治想像。

「我覺得他們很型，英雄主義。」陳皓桓說，但他的中學讓他認識跟多。當時，一名老師堅持定期舉辦「六四週」，「向人說六四的情況，發生了什麼事。一代傳一代。」一次「六四週」，學校邀請黃毓民到校談六四歷史，更建議同學前往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

十多歲的陳皓桓真的響應，一個人從屯門去維園，參與了人生第一次六四晚會。

他慢慢從單純的仰慕者成為實踐者：翻看大量立法會片段，將立法會議員的名單倒背如流；他主動向校長建議，將六四翌日定為學校假期，方便大家參與六四晚會，惜未能如願；不過，他最終成功與通識科和中史科老師合作，發出家長信，號召數個年級的學生一同去參加六四晚會。

約在2008年，在辯論隊同學推薦下，他加入了「香港中學生聯盟」——一個不屬於任何黨派、旨在以中學生身份關注社會事務的政治組織。下課後常常從屯門坐車，到香港城市大學開會。2009年六四晚會，他與同學在下著傾盤大雨的維園派發紙花籌款。

從政的意志，最初早期亦未算堅定。2014年佔領中環醞釀期間，他正準備高考，並未多加留意。直到6月，一名坐在他旁邊的中學同學，叫他參與6.22民間全民投票——這是當時由戴耀廷發起的活動，以民間投票來決定運動要爭取的政改方案。

「因為他，我很留意雨傘運動。不然，畢業後我應該去了玩。」陳皓桓回憶，這位同學身患癌症，未趕及畢業，已離開人世。

中學畢業後，他原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修讀旅遊，後來決定退學，投身雨傘運動。「我也是群眾的一份子。你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做到什麼就做，」他參與防線工作，亦甘於聽從指揮，未曾想像化身領袖。

雨傘過後，2015年，時任社民連內務副主席黃浩銘看到陳皓桓接受媒體訪問，批評反水貨運動中，有示威者踢擊兩母女行李箱的行為。那年，本土思潮興起，陳皓桓卻敢於直斥其非，黃浩銘感佩其勇氣。「（接受訪問時）有理有節……是一個有社民連氣質的人，」黃浩銘回憶說，自己開始力邀他加入社民連，勸說近半年，他通通拒絕。

「說老實話，我讀書沒有別人多，經驗多。然後之鋒哥真的是之鋒哥，把口呯呯嘭嘭就可以射死一個人，個腦咁勁（這麼厲害），然後有些策略性的（想法）又這麼多。但我不是這樣。」陳皓桓說，自己當時年僅18歲，曾想像未來就和許多年輕人一樣，讀書，工作，看Marvel，同朋友飲酒，賺錢去旅行，「不想入政治組織……因為我自由身，我做什麼也可以。還有後路可以走。」

適逢黃浩銘將參與2016年的區議會選舉，在一家酒吧裏，陳皓桓終於在入黨申請書上簽署。入黨以後，黃浩銘旋即委以重任，著他擔當其選舉代理人。
黃浩銘表示，當時黨內對此任命，曾有不同聲音，但他信任陳皓桓，因認為陳有熱誠。他坦言，陳皓桓當時年紀尚輕，難免有疏漏，其整理資料的能力，亦不能說是完美無瑕：「例如整理資料，要用Excel，Figo不一定有有很好技巧，但是他有心，做出來的東西亦有條理。」

當時，香港的區議會選舉不如2019年般備受關注，社民連資源不多，由組織義工助選團，組織街站，設計文宣，通通由陳皓桓協調組織。岑子杰曾在網台表示，香港社運界最缺乏陳皓桓這種行政人才。

比起幕前，陳皓桓更享受幕後。

聯絡各界、統籌組織，是其所好，亦其所長。來到民陣，舉辦七一遊行就需要他。通常情況下，每年三四月，民陣就會開始籌辦七一遊行。先是召集成員團體開會，磋商主題口號，再和警方反覆開會，正式申請舉辦遊行。

一個數百人至上百萬市民參加的遊行，需要安排音響、舞台、遊行路線、人潮管理、危機管理，老人小孩殘障人士等不同需求的人如何參與，上述會議，亦需和警方在會議上巨細無遺的溝通。

「他們會和我們商量，糾察如何去處理，輪椅人士如何去處理，老人家如何處理，旅遊巴士如何落客，人們如何去加入，沿路的人如何去加入，」陳皓桓說，雙方也會溝通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對方。

所謂糾察，即現場管理秩序的義工。陳皓桓說，一般超過一兩萬人的遊行，要安排100個糾察，上百萬人的遊行，就要上千個糾察，如此龐大的義工人數，則需政黨協助召集，而一個政黨，亦不可只聯絡一人：「例如公民黨，你不可只聯絡郭家麒，其他人會不開心。民主黨也是，你不可只找尹兆堅，因為他不能推動整個黨做事。」陳皓桓更要將內容傳遞至各政黨職員，其通話數目亦以幾何級數上升。

當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後，繁重的工作才真正開始。一切宣傳手段，報紙廣告、單張設計、邀請知名人士、安排街站宣傳，通通要在這個階段完成。尤其是街站，陳皓桓認為是眾多工作最辛苦的，「這麼多街站，這麼多政黨……（宣傳期）一星期有過百個街站。連續3、4個星期，就是整整300個街站。」

「所以連登（香港網上討論區）經常說，民陣沒有（經常）搞遊行，我心想，你搞呀。」不過，其實這也是他一直喜歡的工作。

他不習慣的，反而是面對快速變幻的形勢，他突然要從幕後走上幕前，承擔召集、發言、思考策略的角色。去年10月，因為岑子杰已連任一屆，根據民陣規定不能再連任，思考一個月多月後，陳皓桓決定走上幕前，接棒成為民陣召集人。

但很快，幕布之前，只剩他一人。

「我都是補位，補到現在的位置」

陳皓桓交友甚廣。早年與學民思潮等人相熟，雨傘運動中結識了日後頗為激進的社運人士，於社民連工作中又與老泛民陣營建立關係，47人案中多名被告亦是其知心好友。他可以與民主黨胡志偉等人一起游水食飯，又與曾於運動期間批評他妨礙衝擊的人，如方仲賢等一同喝酒。而以前，要商討對策走向，抗爭派可找朱凱迪，公民黨可找郭家麒，民主黨可找尹兆堅，工黨可找李卓人。

「有什麼事也有成班人一齊陪，」陳皓桓說。此刻，上述眾人全在牢獄之中。

監獄高牆之外，也頹垣敗瓦。接棒新一屆民陣召集人後，過去半年陳皓桓未能正式發起任何遊行集會。2021年1月1日，他本想發起商量已久的汽車遊行，因未能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最終改為汽車巡遊。

陳皓桓和副召集人葉錦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等一同坐在貨車上，連番拿麥克風發言，呼籲「釋放政治犯」。這輛貨車從荔枝角收押所出發，駛經尖沙嘴、銅鑼灣等，最終到達金鐘立法會一帶。媒體拍到的一幕是，陳皓桓一邊發言，一邊從窗邊伸出五隻手指，坐後排的葉錦龍則伸出一隻手指，兩人形成反修例運動中常見的「5+1」手勢，代表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民陣被建制追擊之後，葉錦龍和另一副召集人何啟明分別辭任。在此之前，47人提堂現場，陳皓桓又呼籲市民到裁判法院外排隊聲援，最終法院外連日湧現長達數百米的長龍，一度形成壓抑氣氛下的另類集會。

「我理解大家的決定，現在風高浪急，民陣站在浪尖上，你們要從浪中心退下去，我沒有所謂，只要不會離開浪就行。」暫時守在浪尖，陳皓桓也只能見步行步，未能形成通盤策略，「我們有什麼可以保障到香港市民可以發聲，或者成員團體都可以發聲……再想想方法吧。我未想到。」

自3月5日起始，截至出稿前，陳皓桓還未召開本來每月一次的民陣成員大會。「太早召開，大家也沒什麼好說……等各主要組織的成員處理好逐個組織的方向、未來，我們才開。」面對政權反撲和選舉改制，反對派政黨本身前路渺茫，民主黨正商討未來是否還參選，而公民黨更存在解散危機。

而陳皓桓也擔心，目前連是否開會都存在風險。

相識多年的黃浩銘明白，陳皓桓擔心會牽連其他成員團體，或想一個人承受所有風險。他以漫威（Marvel）電影寄語陳皓桓：「奇異博士是好有心，但他都不是一個人，是要一班人去做。」

陳皓桓承認，自己也感到疲憊。他甚至想，或許入獄，正是另一種休息。他最近想起，長毛以前曾經私下對他說，或許香港泛民要在監獄裏才會達成大和解。

3月14日，他正處理各路團體退出民陣的事宜，突然收到風聲，說港警國安處將會上門拘捕他。想到那一晚可能是最後的自由，他到朋友家飲酒過夜。

最終，國安沒有來，翌日他平安回家，一打開家門，陪伴他3年，幾近相依為命的柴犬「細佬」去世了。

「太誇張，太累了。」他推掉早已安排的一些訪問和日程，躲起來數天。

度過噩夢般的3月，也度過了25歲生日，第二次見面，他清爽了一些，剪短了頭髮。站在無人的維園球場，他一時唏噓，不知今年六四，可會也這樣空無一人。他隨即又想起，自己中學時參加的那一場六四晚會，群眾為避豪雨，一時退走，而隨著雨勢漸細，人群又如潮水般湧回來。

「你做群眾運動，不相信群眾，又可相信什麼？」他坦言，要相信群眾，但也要理解香港群眾的侷限。

在民陣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的日子，陳皓桓分別於10月1日及20日發起公民抗命，以個人身份號召市民大眾出來遊行發聲。據他觀察，沒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最高遊行人數約為35萬人。

「本來香港人就不熱衷投票，也不太想出來遊行，是反修例運動之後，大家才更關注這些事，」他指出，香港暫時不可能像緬甸一般，在高壓之下仍自發抗爭，最可行的還是透過和平合法的遊行，慢慢改變大家的心態，況且過去兩年，「香港人已經進步了很多。」

他說，自己每逢酒酣，在海邊大叫口號，仍有人和應。「現在很多旁聽師、寫信師，以前都要政黨發起，現在市民都會自己做。」

他希望，市民可如他一般，補上不同空缺。「我好希望大家補位。當我們看到一批民主政治領袖坐監，希望大家可以補上他們的位置。我都是補位，補到現在的位置。」

2021年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日，港區國安法落地將近一年後，港府史無前例大規模以不同活動推廣國家安全的概念和教育。歌舞昇平中，陳皓桓與社民連及支聯會發起只有4人的示威，要求政府立刻廢除國安惡法、釋於政治犯等。當日他穿有一身黑衣，上面寫有香港民主派多年以來常常高喊的口號——「結束一黨專政」。

數天之後，他到警署報到。警方突然說國安有事找他。等了一會，警察打了幾個電話之後，又表示今天先不處理。又換來一天自由。他在臉書專頁上分享了這段經歷，最後道：「既然係咁（既然這樣）有需要就打我電話啦，最好先whatsapp（笑臉）。」

（端傳媒實習記者林詠祺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