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方面，在會議前，中國通過不同場合把中美關係緊張單方面地歸咎為「美國無理打壓」，也向媒體透露，美國必須先糾正特朗普時期的「錯誤做法」，先行撤銷針對中國科技公司的限制、取消對中共黨員的簽證限制及重開休斯頓領事館 ，中國才會「考慮」取消報復措施。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有關改變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如果說這是因為人大會期的緣故而無法改變，那麼搶在人大會議前，香港警方和律政司提前高調檢控47位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政治人物「串謀顛覆國家罪」，連「保釋程序」也拖足五日四夜，就足夠破壞會談氣氛。此外，中國還宣布將閉門庭審被中國關押兩年多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邁克爾，而這兩人被捕一般被視為中國要報復加拿大根據美加引渡條約扣押華為高層孟晚舟。

在會議中，雙方的發言（至少在第一輪）都是刻意為之。雖從文字看（特別是中方發言）是火藥味十足，但從現場視頻看，雙方（特別是美國）還都保有基本的禮儀 ，不像媒體渲染得這麼火爆。如果要說誰「不守外交禮儀」，那麼楊潔篪長達超過15分鐘的長篇「戰狼式演講」可謂「始作俑者」。因為開場發言原計劃只安排兩分鐘左右，而且它本不是準備供外交家演講的場合。

中國外交部和媒體指責美方首先「嚴重超時」基本不能成立（即便超時也只超了幾十秒而已）；指責美國「發言無禮」，但至少在美國的角度看，美方代表的發言並無超出以往習慣的範圍；指責美方「破壞規矩」進行第二輪發言回應楊潔篪長篇大論也理據不足（美方不得不公開回應楊潔篪的實質性指控）；至於什麼所謂「嚴重雙標」地「要記者在中國第二輪發言前先行離開」 其實不過是溝通上的小問題（第二輪發言是因楊潔篪超時演說之故臨時加上的），而且如果有主場之利美方真的要記者離開不報導中國的發言，美方有足夠權力做到，但美方還是讓記者留下了，足以證明中方無非是找個機會小題大做而已。

至於說哪家發言更好則見仁見智。中國有備而來，楊潔篪和王毅一紅臉一白臉配合得當，在第二輪發言中也反應機智，在場面上和話語上佔了上風。美方輸在準備不足，沒有料到楊潔篪的「突襲」，但臨場發揮的回應雖顯得被動捱打，辯解的理據也可圈可點。

雙方的開場發言無疑都有針對各自國內輿論的功用。在美方，民主黨政府在共和黨的壓力及美國民眾普遍反感中國的形勢下，不能在第一場會談中表現軟弱。至於美國有右派輿論認為中國如此「羞辱美國」，兩人應立即離開中止會談；這肯定不是這兩人的風格，未免苛求。在中方，原本外交家出身的楊潔篪發表「戰狼式」的長篇大論，正是「習近平外交思想」在中美關係上的具體應用，同時也在中國人民面前展示「強大起來的中國不但『不吃美國這一套』，更能做美國的『教師爺』」這種鷹派立場，不出意外地獲得中國輿論的讚譽。如《人民日報》就發出文宣，對比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現場照片和這次同是辛丑年中國怒懟美國的照片作為對比。

然而，過分地強調這種「演戲」的功能，則顯然低估了這些開場白中更透露出「不是演戲」的實質性信息。即如筆者在拜登當選前後的分析，經過特朗普政府四年，美中關係的大勢已根本性地轉變，民主黨政府不但不能簡單地回撥到四年前，甚至可能比特朗普時代更加險惡。

而這次會談更證實，現在美中矛盾確實到了連表面上的和顔悅色也難以維持的程度。這次會面，特別是楊潔篪的發言，無疑是給拜登政府的當頭一棒。拜登政府應認識到，美中關係的挑戰性比想像中更大。

「升級版」中國

以這次楊潔篪的宣示來說，在人權、民主和國際規則這三個方面，布林肯都「享受」了中國的「面斥不雅」，讓楊潔篪當上一次「教師爺」。

從2008-2009之交起，美中關係實際上已成為國際全球事務最重要的議題，儘管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沒有如此定位。此前三任美國政府，每一任的對中主題都不同。

在奧巴馬第一任，美國認識到中國崛起的挑戰，開始「重返亞洲」或「亞太再平衡」，但主要的構想還是用「G2」讓中國成為「美治和平」體系中的「二當家」，希望中國承擔更多國際義務，不再「搭便車」。中國則以「新型大國關係」關係回應，拒絕「G2」構想。

到了奧巴馬第二任，中國力推「一帶一路」戰略（中國稱「倡議」），另起爐灶，打造與美國分庭抗禮的第二套體系，同時在陸地和海洋兩個方向擴張勢力。美國指責「中國改變現狀」，要求中國「遵守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美中關係明顯惡化，但奧巴馬還不放棄「美中兩國攜手可以解決世界難題」的思維。

到特朗普任內，美國早早把中國定義為（企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中修」正式成為與俄國並駕齊驅的美國大國競爭對手，而且伴隨著美中貿易戰、中國修憲、美台關係突破、香港事件、疫情擴散等大事，美中關係全面惡化。略有諷刺的是，特朗普主打民粹主義，改走「美國優先」的現實主義路線，逆轉全球化進程，以致這時「改變現狀」的反而變成美國。中國一方面看準特朗普不斷「退群」之機，在各種國際組織攻城拔寨；一方面利用美國長期經營的「全球化」、「多邊主義」、「全球共同利益」等話語，在稍加修改後為己所用，配合大外宣，拉攏其他同受特朗普欺負的西方國家。總之，中國在機構上和話語上，接手美國主導打造卻被特朗普拋開的一整套體系。套用《莊子·胠篋》篇的寓言：一個人把金銀珠寶收在箱子裏鎖得緊緊的，但當大盜來了，整個箱子打包帶走，惟恐主人鎖得不夠緊。

拜登上台後要「重返世界」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布林肯在3月3日發表上任後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說中所言，「其他國家取代了美國的領導地位」。在拜登政府看來，中國就是這個「打包美國體系」的國家。拜登政府的戰略目標就變成「重奪美國體系」，即布林肯該次演講中提出的深層次的「根本性問題」（root causes）。

在拜登政府一開始看來，這個任務未必那麼難（至少在競選中並沒有形容為多難），然而上任後經過評估，可能看法完全不同。中國經過四年經營，特別經歷全球疫情爆發的2020年，局勢已大異。現在拜登看到的是一個自信心大增的「升級版」中國。美國不但要在經濟上、科技上、地緣政治上、軍事上抗衡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就連話語上也開始受到「中國改造的話語」的挑戰。美國發現，中國不但「打包了美國體系」，還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大外宣等方式，不斷「異化」之，逐步把「美國體系」轉變為「披著美式外殼的中國體系」，意思是中國還採用了一套「西方話語詞匯」，但正改造為反映中國價值觀的版本。

以這次楊潔篪的宣示來說，在人權、民主和國際規則這三個方面，布林肯都「享受」了中國的「面斥不雅」，讓楊潔篪當上一次「教師爺」。

在人權問題上，以前中國曾承認中國人權有不足，但表示正在不斷進步。中國常用的「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向來只是自說自話，大部分西方國家民眾都嗤之以鼻。但疫情發生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傷亡慘重，在中國宣傳攻勢下，很多人也認為原來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美中交往歷史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向中國提出人權問題是常態，中國還一度很「享受」人權外交（即用釋放「政治犯」交換美國的友好政策）。布林肯等人這次提出人權問題其實延續了傳統做法而已（這就是為什麼上文提到，在美國角度看，美方發言並無超出以往範圍）。然而，這次中國罕有地面對面地用「黑人的命也是命」也指責美國也存在「人權」問題，敦促「希望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做得更好」。

在民主問題上，以前中國曾承認自己民主不足，但表示發展民主要循序漸進，經濟上去了，人民生活好了，民智開了才能搞民主。但從「鞋子合不合適，穿著的人才知道」的道路自信後，就有「中國式的民主」才更適合中國之說。同樣，「中國式民主」向來只是自說自話。然而，在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民粹主義氾濫，特別是特朗普在大選後，以「民主黨作弊」為由，煽動國會山叛亂，更令美國民主蒙塵。無論是「輸了不服輸」還是「選舉舞弊」，無論正反都可以被中國用之抨擊「西方式的民主存在嚴重問題」。現在，何止「中國式民主更適合中國」，還升級到「中國式民主比西方式民主更優越」了。最近，中國通過人大決議把香港選舉制度回撥到比幾十年前更保守，然而在中國話語中則理直氣壯地說此舉正在「完善」香港民主選舉制度。楊潔篪也可以在宣示中指責「美國國內很多人都對美國民主缺乏信心」。

更根本性的還是「國際規則」的問題。正如拜登和布林肯此前說過的，布林肯也在這次發言中所言，美國的對中政策的重點是「強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strengthe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簡單地說，拜登希望重拾奧巴馬第二任時期的要求中國「遵守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的路線。

國際規則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顯而易見地定義國家之間的交往準則外，它還是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重要法理支柱。正如布林肯所言「（包括）中國在新疆、香港和台灣的行動，正因它們威脅到維持全球穩定的基於規則的秩序，這些問題都不是內政問題」，美國也因此「有義務」提出這些問題。

這裏解釋一下。根據《聯合國憲章》和一系列有關國際人權公約，人權不完全是內政。《聯合國憲章》規定「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其他國際人權公約乃至《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更指出國際社會有權因此而「採取適當之行動」，即干預他國內政。在英美等國看來，中國視為「歷史文件」的《中英聯合聲明》在「五十年不變」的條款下，依然是處於有效期內的國際條約。關鍵之處就是，中國認為這些問題都是「主權」和「內政」，但美國的觀點是，即便認為這些事務是中國內部發生的，基於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國際都有權干預。

此前，中美打交道無論如何爭議激烈，大都有「遵守國際規則」的共識。放在五六年前的奧巴馬時代，中國的應對方式是沿用「西方的話語」和「西方的規則」，爭辯「中國的做法沒有違反國際法」。正如在南海仲裁案這個例子中，中國儘管強調仲裁案是「一張廢紙」，但會爭辯為何「不遵守仲裁庭仲裁才是遵守國際法」。然而，換到現在，中國的立場「進化」為「美國所說的規則是『一小部分國家所倡導』的規則」。楊潔篪自己代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提出「三個不承認」：「不承認美國所倡導的普世價值，不承認美國的意見可以代表國際輿論，不承認少數人制定的規則將成為國際秩序的基礎」。

這一下，相當於雙方連最基本的共識也不復存在，這更令拜登政府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的話語完全落空。或許這才是令布林肯和沙利文措手不及和無言以對之處。確實，在兩人的回應中，不諱言美國面對「挑戰」和存在「缺點」（指中國指責美國的人權民主等事項），他們相對容易地找到反擊的方法（如強調美國不會試圖忽視和掩蓋問題，也善於解決問題）；但兩人都無法回應中國「不承認少數國家制定的國際規則」的這個棘手的難題。

本次會談的「歷史性意義」？

儘管中國政府不可能承認，但中國確實長期「仰視」美國。

這次會談「沒有成果」，但絕非「沒有意義」。

對中國而言，這次是中國首次「平視美國」的對話，具有歷史性意義。

儘管中國政府不可能承認，但中國確實長期「仰視」美國。經過多年經營，中國實力大增。特別在2020年，在中國武漢首先爆發的COVID-19疫情傳遍世界，中國控制住病毒在國內的傳播，全國大部分地方恢復正常活動，經濟還繼續增長。反觀西方國家則無一倖免，不但死傷慘重，多國至今還在封城和重開中掙扎，經濟全是負增長。中國敘事中把應對疫情視為中西制度的大比拼，認為西方國家「連抄作業也不會抄」，加上現在預料中國GDP總值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時間將大幅提前，中國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是故，雖然國際環境大幅變差，但也足以讓中國領導人做出「時和勢都在中國一方」、「東升西降大趨勢」的判斷。

正如習近平近日在全國政協聯組會議上說，「中國已經可以平視世界了」 。楊潔篪在會議中所言：美國不能「居高臨下的姿態與中國對話」、「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與中國談判」，正表達了這種「平視美國」（甚至有點中國居高臨下俯視美國）的心態。難怪在會議之後，儘管毫無成果，中國輿論也一片熱烈歡騰。

對美國而言意義更重大，它徹底打碎了拜登或民主黨對中國的期望（或幻想），將會迫使民主黨政府重新思考應對中國的總路線。

作為一種外交策略，中國長期對美國虛與委蛇，慣用宏大卻不清晰的話語模糊意圖，擅長以談判換時間，總而言之就是「忽悠美國人」（這裏作為策略的「忽悠」不應視為貶義詞）。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就經常抱怨中國「不夠坦誠」，用諸如「太平洋很大，可以容納兩國」之類的話語，讓美國對中國的目標不知伊於胡底。

儘管有這些抱怨，在全球化思維、美國人傳統的對中國人友好的思想、及政商界利益等驅動下，民主黨一向較傾向受商界和「擁抱熊貓派」影響，對中國心存脱離現實的想像。特朗普政府中的戰略鷹派主張對中國的強硬政策之初也受不少非議。雖經過貿易戰、修憲、香港、疫情後，美國輿論對美中關係態度也全面逆轉，不少人也分析拜登政府將延續對中強硬政策，但拜登政府如何看待中國始終不清晰，重新「中美一家親」還是一個很實際的可能選項。

直到拜登在給習近平的電話中，他還強調雙方應「坦誠」地交換意見，拜登還真心地希望找一個答案，再決定應對中國的政策。布林肯在3月3日的演說中把中國定義為「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並提出新型的「競合敵」關係，即「三個的」：「應該競爭的就競爭，可能合作的就合作，必須敵對的就敵對」。但什麼是應該競爭的，什麼是可能合作的，什麼是必須敵對的，可能當時在他心中也舉棋不定。

在筆者看來，這次中國的表態足夠坦誠，如果還聽不懂，看不清，那只能說民主黨「太蠢」。布林肯在3月3日的演說中說，美國「重返世界，為價值而起立」。所謂價值，無非就是上面所提的民主自由人權規則之類。現在他知道了，中國不但在做法上不理會美國的特別是民主黨更看重的價值觀，就連這些「價值」的定義為何都正在挑戰美國權威，這意味著民主黨也沒有了退路。

中國把美中矛盾表述為「美國不尊重中國的主權」，把責任完全歸咎於特朗普政府「極端錯誤的反華政策」 ，看似中國是「被動防守」的一方。但事實上是美國從戰略攻勢轉變為戰略守勢，美中關係確實已出現轉折點。在以蓬佩奧最後作總結的「對中政策四篇演說」中 ，共和黨政府已指出「中國嚴重威脅美國本土」。不少人也認為，現在不是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問題，而是美國會否被中國和平演變的問題。現在民主黨政府也終於體會到，再也不能用舊思維想像中國。中國明確向美國發出挑戰。民主黨政府的任務不是簡單地「重奪美國體系」，而是在一場劇烈的「美國體系」和「美式外殼下的中國體系」的競爭中，守住代表「美國價值」的體系。

現在美中關係與當年的美蘇關係當然有很多不同，但這種危機是可以類比的。在中國實力越來越接近甚至要超過美國的時候，美國的焦慮會更大。

這有點類似上世紀七十年代美蘇對峙時期的格局。當時美國在越戰中失敗，美國和自由世界陣營陷於低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各項指標比拼中看似佔了上風，美國真切地感到「東風壓倒西風」的危機。現在美中關係與當年的美蘇關係當然有很多不同，但這種危機是可以類比的。在中國實力越來越接近甚至要超過美國的時候，美國的焦慮會更大。

可以預期，在地緣政治和經濟科技較量之外，美中在話語權方面的較量將會是激烈和直接的。這既是中國要攻佔的最重要的山頭，也是美國霸權是否會倒塌的關鍵。這也導致了美中競爭不光是地緣政治性的，而是全局性的問題，是全球既有規則與中國提倡的規則之爭的問題。它會把相當多的國家捲進去，在中國眼裏，這是「絕大多數國家」和「少數國家」之爭，但實際上，誰才是「大多數」尚待觀察。

把地緣政治問題變成全局性問題，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更不利於中國。第一，這比單純的地緣對抗更有利美國「拉幫結派」，把地緣不相關的國家也推向美國一方，特別是容易把對局勢舉足輕重的歐洲推到美國一方，歐洲最近也陸續推出因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實體的決議，英國表示「重返亞洲」，德國和法國也都表示會派戰艦到南海航行。第二，對涉及地緣政治的國家而言，這更有利它們把合作擴展到除地緣政治外的方面。比如在四國安全會議上，各方除了討論如何調整供應鏈之外，還提出支持印度生產疫苗以對抗中國「疫苗外交」的計劃。這不禁令人想起1970年代，美國看準中蘇交惡而啟動「聯中制蘇」大戰略的例子。

此外，中國要「平視美國」，最直接的後果大概是美國將放下身段，更嚴格地採用「完全對等」的準則與中國打交道，不再因為中國「發展中國家」或中美規則不同（通常是美國寬鬆），而給予中國寬鬆的待遇。舉例說，在電信行業准入方面，中國不允許美國投資中國的基礎電信產業，美國也或將不允許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的相應產業；中國不允許美國媒體進入中國，美國也或將禁止中國媒體進入美國。諸如此類。

美中關係不應是零和遊戲，但不幸地，在被想像為「新興大國要急於取代衰落中的大國」的思維中，它就會塑造為零和遊戲。可以預料，在美中「競合敵」關係中，能合作的方面只會越來越少，競爭乃至敵對的方面只會越來越多。這雖然不符合雙方的期望，但大勢如此，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民主黨政府不想走特朗普時代的現實主義路線，但看來很難有其他選擇。或許這就是「大國競爭的悲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