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盛世假面:雙重危機下中國勞工的困境

資本之所以能夠肆意掠奪,反映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勞動價值問題上的後退與「反動」,從而加劇了當前勞工的困境。


2020年7月5日中國浙江,勞工在翻新一個大廈的外牆。 攝:Chen Yongjian/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7月5日中國浙江,勞工在翻新一個大廈的外牆。 攝:Chen Yongjian/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中國的勞動問題破圈而出,在國內和國際兩個輿論場引起震盪。在國內,無論是在深圳三和做日結的「掛逼」大神,還是受到算法控制的外賣騎手,以及在互聯網大廠加班的白領程序員,他們在工作中所遭受的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剝削正前所未有地引起全社會的共鳴;在國際,一場針對新疆「再教育營」裏強迫勞動問題的全球倡議已經啟動,試圖給供應鏈企業涉及強迫勞動的跨國品牌公司造成道德壓力和消費者抵制,而且中國的勞動權利問題正成為歐洲公民社會反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重要憑據。

這些問題反映出自2010年富士康工人自殺、本田工人罷工以來,不管是在傳統的製造業、服務業,還是新興的互聯網和平台經濟,中國勞工的工作環境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尤其在「996是福報」的鼓吹下,曾經是社會主義者主張和爭取的「八小時工作制」在中國很多企業中已經成為一紙空文,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的「奮鬥者協議」,這一轉變產生的後果顯而易見:勞工疲於奔命,加速內卷,不斷被困在系統裏。

勞動價值是社會主義的元問題,但是各種類型的資本之所以能夠不受規制、肆意掠奪,背後反映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勞動價值問題上目的性的後退與「反動」,從而加劇了當前勞工的困境。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從資本變遷與國家後退兩個層面闡述中國勞動問題惡化的結構性原因,以此呼喚波蘭尼意義上的社會「反向運動」。

2021年1月6日中國大連,外賣騎手在暴風雪期間工作。
2021年1月6日中國大連,外賣騎手在暴風雪期間工作。攝:Wang Hua/VCG via Getty Images

第一重危機:越來越不穩定的勞動

無論是製造業還是平台經濟,勞動的「去穩定化」看起來是不可阻擋的趨勢,這是當前勞工面臨的一個重大危機。

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得益於全球化背景下跨國資本的「逐底競爭」,在改革開放初期,港資、台資企業先後登陸珠三角,帶動中國出口加工業發展;而在加入WTO之後,中國與世界市場進一步接軌,在全球價值鏈的底端打造世界工廠。在此過程中,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所依賴的,也是全球資本所需要的正是豐沛而廉價的勞工,以及為控制勞工而形成的一整套剝削體制:包括專制主義工廠政體、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以及基於戶籍的公民身份差序等。這是製造業的勞工長期處於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的境地的根本原因。

但是隨着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農村勞動力轉移殆盡,沿海地區多次出現用工荒,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過去十年不斷上升,促使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新一輪全球「逐底競爭」,特別是珠三角的紡織、服裝、製鞋、玩具等產業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加快了向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國家轉移的速度。除了所謂的低端落後製造業外,大中型的先進製造企業也出現「關停並轉」趨勢,比如《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業發展情況報告》顯示,2016-2018年間,37.5%的外遷企業集中出現在電子信息製造業領域。而且,在疫情的衝擊之下,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智能手機廠商正在越南、印度等國建立一套平行供應鏈,帶動富士康、緯創、立訊等台資、中資企業投資設廠。

全球供應鏈加快重組這一結構性的變化,必將對中國製造業的勞工狀況帶來嚴重影響。首先,工廠搬遷或解散涉及到安置賠償問題。2014年廣州番禺利得鞋廠工潮就是由搬遷引發,廠方為了規避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而刻意減少工人的計件收入,逼迫工人自動離職。儘管絕大部分工廠在關停並轉前都會採用變更工作內容、零加班等方式變相裁員,但是2020年解散的史丹利百得深圳工廠給出的賠償方案就高於法律規定的標準。頗為諷刺的是,這一做法竟然在網上被質疑可能會給其他國內工廠帶來壓力,而要求勞動監察部門宣布多賠付的部分無效。這一論調並非神經錯亂,而是其來有自,深圳確實發生過某知名代工廠因加薪過多而被勞動部分糾正的事。

其次,製造業的轉移必然帶來失業問題。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8月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6%,但就農民工而言,一般認為這一統計口徑並不能真實反映他們的失業問題。由於2020年第一季度農民工外出務工人數同比減少超過5000萬,中泰證券在4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裏測算的失業率為20.5%,即新增失業人數可能已經超過7000萬。儘管無法給出大致準確的數據,但是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可以從政策導向和就業現象中窺見一斑。一方面,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於宏觀政策層面」,另一方面,越來越多人去做日結工。

從勞動就業的角度看,三和大神現象既反映出年輕一代的農民工不願意進辛苦的工廠,又顯示出在製造業,除了「黑廠」之外,他們確實無處可去,只能處於「做一天玩三天」的失業狀態。這一矛盾在那些仍然留在中國的製造工廠裏同樣存在,雖然存在極大的用工缺口,但是利潤率危機使它們無法改掉「黑廠」的本色。因此,近年來學生工、派遣工、共享工大行其道,引發了很多問題。

比如一些電子代工廠,在生產旺季時會通過中介公司以高額返費的方式吸引工人,工期從1-4個月不等,工價不斷變化,為了拿到返費,工人往往會盡量多待。但是2020年11月和12月,成都富士康和上海昌碩的工人就因為拿不到中介公司承諾的返費而大規模抗議維權。此外,上海昌碩和崑山世碩兩家工廠由於存在違規使用學生工的問題,蘋果公司去年還暫時終止與其母公司和碩的新業務合作。

新興的互聯網平台經濟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靈活用工的特徵,導致傳統的勞動法律框架難以為平台勞工提供相應的權利保障。

如果說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僱傭模式正在從穩定性向不穩定性快速轉變,那麼新興的互聯網平台經濟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靈活用工的特徵,導致傳統的勞動法律框架難以為平台勞工提供相應的權利保障。因為平台不會跟騎手建立受《勞動法》規制的僱傭關係、即簽訂勞動合同、購買社會保險,並提供帶薪休假、加班工資和就業保護等權利。

相反,平台通常是讓騎手與第三方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或是自己註冊成個體工商戶,這樣就能規避繳納社保和工傷賠償的法律責任。現實中已經發生多起騎手在工作中發生交通意外或猝死,但由於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和社保而無法獲得工傷賠償的案例。即使在少數個案中法院判決平台和騎手存在事實勞動關係,騎手走法律途徑維權的過程也異常艱難。

儘管存在勞動關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問題,中國平台經濟從業者的規模仍然在增加,相關數據顯示外賣騎手的數量已經突破700萬人,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年輕一代農民工逃離製造業帶來的失業問題。對他們來說,平台工作似乎讓他們獲得了在流水線上難以想像的「自由」,相比於不停地打螺絲或者塗膠水,他們可以自由決定工作的時間,地點和休息休假,每天可以在手機APP裏看到到賬的收入,這樣的體驗看起來是很爽的。

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雖然騎手在日常的工作中看不到有形的管理者,但是隱形的算法控制為他們劃定了一條數字流水線,機械地規劃好配送的時間、路線,騎手哪怕是闖紅燈、逆行也要不停加速。而且,店主和顧客是騎手在整個勞動過程中接觸、溝通的唯二的實實在在人,導致騎手經常要承擔因平台計算失誤或意外因素而帶來的與店主和消費者發生衝突的風險,這種勞資矛盾的轉嫁進一步淡化了平台的責任。

總的來說,無論是製造業還是平台經濟,勞動的「去穩定化」看起來是不可阻擋的趨勢,這是當前勞工面臨的一個重大危機。資本對此的說辭是這是勞工的自我選擇,但是這種「製造同意」反映的並不是國家通過立法干預勞動過程,反而是國家退出勞動過程造成勞工的別無選擇。

2019年4月12日中國深圳,一名華為員工在午休時間觀看智能手機。

2019年4月12日中國深圳,一名華為員工在午休時間觀看智能手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第二重危機:「反動」的國家

從根本上說,法律吸納並不是中國政府解決勞資衝突問題的首要選擇,而左手調解、右手打壓這一胡蘿蔔加大棒的組合才是常用的機制。

當前包括日結工、學生工、外賣騎手和996程序員在內的廣義勞工面臨的勞動困境,共同指向一個問題,即中國的勞動法律法規還能在何種程度上保護勞工的合法權利?特別是2008年頒布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一度被認為在條文上向勞動者傾斜,極大地限制了企業的用人靈活性,但是為何這部法律實際上未能阻擋大規模靈活用工的勢頭,以至於勞工的不穩定化愈演愈烈呢?從根本上說,法律吸納並不是中國政府解決勞資衝突問題的首要選擇,而左手調解、右手打壓這一胡蘿蔔加大棒的組合才是常用的機制。

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初,中國的勞動爭議案件不斷攀升,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勞動仲裁部門受理的案件有684379件,而到2012年的數量翻倍,高達151.2萬件。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勞動權利長期被侵害的製造業農民工,開始援引相關的法律來爭取被拖欠的工資、加班費以及工傷賠償。曾經活躍在珠三角的公民代理和勞工NGO為農民工的依法維權行動提供了相當多的支持,以致於經常遭受地方政府的打壓。

持續增加的勞動爭議案件,給資源本就不多的地方勞動仲裁委和法院帶來日益嚴峻的挑戰。對此,中國政府在2010年開始推行一套整合了工會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和司法調解在內的大調解機制來減少正式的法律訴訟案件。大調解的本質在於「去司法化」,將勞動爭議的處理權交由非司法機構和基層組織,賦予他們相當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力求快速有效解決問題。但是這一機制將維穩置於農民工的利益之上,忽略了法律權利的完整性,處置結果經常讓農民工感到不公正。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狀況對勞動法律法規的執行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每當經濟下行時期,要求大幅修改《勞動合同法》來降低企業用工負擔的聲音總會出現,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對這一主張頗為堅持。由於贊成與反對的意見都很強烈,《勞動合同法》的條文短期內難有改動,但是在實際執行中,政府基本是以優先發展經濟的立場站在企業一邊,對一般性的勞動違法行為輕輕放下,反而對勞工的維權行動進行打壓。

只要工人的要求提得稍微高一些,勞動局就會把這些信息發給轄區內的企業,提醒各家企業這些人員鬧過勞務糾紛,結果就是這些提出過勞動仲裁的人在當地找不到正常的工作。

網上曾有消息指出2019年浙江有企業要求政府建立「勞務徵信」,即勞動局把所有申請勞動仲裁的工人名單列出來,只要工人的要求提得稍微高一些,勞動局就會把這些信息發給轄區內的企業,提醒各家企業這些人員鬧過勞務糾紛,謹慎錄用,據說這份名單更新的速度相當快,結果就是這些提出過勞動仲裁的人在當地找不到正常的工作。2020年湖州市南太湖新區人民法院、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勞動保障監察支隊聯合發布的一份《關於建立「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的實施意見》從官方的角度證實了勞工維權黑名單的存在。

在建築行業,這幾年很多基建項目的發包人實際上是地方政府,使得農民工討薪付出的代價更大。數據顯示2020年有新聞報導和消息記錄的建築工人維權行動近300起,在層層轉包的用工體制下,建築工人無法建立清楚的勞動關係,導致他們被欠薪時根本無法通過合法的途徑維權,因此爬塔吊、舉着「還我血汗錢」的牌子遊行等看起來「極端」的方式就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同時近期多個地方的建築工人因為維權行動被定性「惡意討薪」而遭到行政拘留。

深圳三和大神的處境同樣不妙,受到疫情的影響,日結工作機會大量減少。他們似乎被視為城市的膿瘡,不但之前寄居的「海信大酒店」被清理掉,而且最近每晚被龍華街道辦和大浪街道辦的人互相趕到對方的轄區,防止他們「搞大事」。為了阻止勞工力量的動員和組織,國家在過去幾年還對各種NGO和行動者進行了嚴酷的打壓,使得勞工集體抗爭的經驗和知識無法積累、傳播和實踐。當個體的依法維權被阻礙,集體的街頭抗爭被壓制,留給勞工的出路真的不多了,那位為了5000塊被扣的工資而引火自焚的騎手可能是最悲劇的註腳。

這些現象表明,國家在勞動權利領域後退是勞工面臨的另一個危機,但是這一後退對國家來說並非是有利的,比如勞動爭議處理的「非司法化」只是暫時性壓制了爭議而不是真正化解爭議,反而會引發更多的街頭抗爭;以及企業不給大量的靈活就業人員交社保,不但會減少現在社保基金的規模,而且他們未來的養老問題會轉嫁給全社會。

2020年1月24日武漢,兩名工人在修建一所新的醫院。

2020年1月24日武漢,兩名工人在修建一所新的醫院。圖:Getty Images

結語

扭轉中國勞工的困境需要每一個「打工人」的參與,情感共鳴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更需要意識啟蒙與階級團結。

韓國裔社會學家海根在最近的一個採訪中說,「我無法在勞工困境中讚揚韓國經濟奇蹟」,同樣,我們也無法在勞工困境中讚揚中國經濟奇蹟。

資本奉行利潤至上,政府以發展獲取績效合法性,但由此創造的經濟奇蹟背後是被遮蔽的普通人的血汗。中國跨行業乃至跨階層的三和大神、平台零工、996白領現在都困在各自的系統裏,疲於奔命,加速內卷,這是關乎每個所謂「打工人」的系統性危機,因此迫切需要一場社會革命來反抗格雷伯所說的Bullshit工作對生活世界的殖民。

儘管中國各行業的勞工處在結構性的弱勢地位,但是他們身上仍然潛藏着挑戰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能量,即使在制度上沒有正式的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他們也會創造出各種形式的抗爭行動。

國家可以嚴酷打擊勞工NGO和工人領袖,但消滅不了勞工運動本身。因此,扭轉中國勞工的困境需要每一個「打工人」的參與,情感共鳴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更需要意識啟蒙與階級團結,而在行動層面,法律倡議、組織工會、消費者運動等都是值得嘗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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